“最可惜”的浙江绍兴，有浙东第一古镇之称，但鲜为人知(中国大运河（2014年）)

“最可惜”的浙江绍兴，有浙东第一古镇之称，但鲜为人知

绍兴是一座拥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的古城，虽然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但和浙江省的其他城市相比，却显得有些冷清，来浙江旅游的人，大部分都会选择杭州，不过绍兴的风景和人文景观并不差，绍兴上虞，有一座古老的古城，已经存在了数千年，虽然已经过去了上千年，但依然屹立不倒，被誉为浙东最古老的古城，因为风景优美，所以被称之为“画中古镇”，但这座古城，却是活灵活现。

这座古城名为丰惠古镇，古镇四周环绕着青山，蔚蓝色的天空中飘荡着白云，偶尔还能听到几声清脆悦耳的鸟鸣。古城的房屋周围，栽种着许多细细的竹子和古老的树木。在每一条街道上，都有一座石桥，河水从城墙上流淌下来，让这座如画的古城充满了生机。街河的河水不仅是古镇居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而且还极大地便利了交通。古镇中，到处都是古老的建筑，参差不齐的青石板、古巷、雕栏玉砌的城墙。

这条小溪的河水，既为古镇的居民提供了生活必需品，也为当地的居民提供了便利。街河的河水，除运河外，还从三溪港和南门流出两条小溪。丰惠古镇有八街四十巷，西大街就是其中一条。从丰惠桥到县前街三百多米的地方，一共有七十三家店铺，每一家都是宁绍有名的老字号，在古镇都是赫赫有名的，每一家都有很多寓意深远的对联。

走进老巷，老藤缠绕的墙壁映入眼帘，就像是在看一部历史小说，看着别致的府邸，看着雕花的墙壁，走进院子，青石砌成的走廊，宽大的地砖，让人心旷神怡。古城里的很多人家里都保存着一些古老的家具，比如长凳、长椅、靠背、梳妆台等。

有些人家还挂着老旧的屏风，有些人家的内部装修更像是明清时代的文人墨客。让来这里的游人感受到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感受古代的家具。当然，丰惠古镇的历史悠久，也有很多古老的传说，从几千年前一直流传到现在，都是被人挖掘出来的。

丰惠古镇由老街深巷、古屋、街河石桥、名人故居等构成。尽管经过了几个王朝的更迭，但这里的历史和文化依然保存了下来，游客们走进这里就会感觉到这里的历史气息。丰惠古镇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传统，古老的街道见证了漫长的历史。

丰惠古镇因“天之福，益我百姓”而得名，这里景色秀丽，春秋末年，越国医范蠡也来此钓鱼。夕阳古桥，古老的街道，让人有一种久违的感觉，让人有一种久违的感觉。现在的这条老街，就像一幅水墨画，时隔数千年，又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只可惜，它的名气并不大，很少有人知道，这座浙东最大的古城，你可知道？你要不要来参观一下这个古老的城市？感谢您的阅读！

中国大运河（2014年）

一、大地史诗

按语：中国大运河，这条世界上里程最长、最古老、工程最大的人工运河，是苏伊士运河的16倍，巴拿马运河的33倍。2014年6月22日，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其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此次申遗的大运河项目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及浙东运河沿线杭州、北京等27个城市的58个遗产点，河道总长1011公里。八集大型人文纪录片《中国大运河》，于2014年7月8日至16日，由中央电视台十套播出。根据视频，记录解说词。

这是地球上对自然地理面貌改变最大的人类工程，亚洲大陆东部的天然大河，都被它联络贯穿，支流多到无法计算，这是中国人用了两千五百年时间，与自然共同完成的壮丽奇观。京杭运河，只是人们最熟悉的那部分，中国大运河还包括隋唐运河，浙东运河在内的数千公里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内，可以看到无数智慧、勇气、决心，还有温情。今天，超过三亿中国人，生活在大河两岸。在漫长的时光里，这条河流支撑生活，激发灵感，启迪心智并指引末来。这就是中国人和一条伟大河流间共同的故事，故事的起点在中原，转折在燕赵，终点在江南。古往今来，这部书写在大地上的史诗故事，已经被讲述了许多遍。此刻，当我们再次审视这条河流的时候发现，故事的迷人之处就在于，故事还在继续。

第一集 大地史诗

2013年春天，在琼花的故乡扬州，一个建筑工地里，无意间发现了两处墓葬。其中一处包括墓室、耳室和甬道。这样的墓室，在有经验的考古人员眼里，只能算是中小规模的古代墓室，但同时出土的墓志石碑，却爆出了一个惊天的秘密！在这个荒落寒酸的墓室里，掩埋的，正是中国大运河的最初缔造者，隋炀帝杨广！2013年11月16日，中国国家文物局和中国考古学会，确认了这个千古之谜。

“历史上有名的叫‘旱地行舟’，就是隋炀帝杨广。据说扬州出琼花，隋炀帝杨广要到扬州去看琼花……”三十年沿着运河跑码头演出，朱建平常用的开场段，就是那运河工程起源的传说，这是一个已经流传了一千多年的传说。在这个广泛流传的版本里，下令开挖一条浩瀚大河的动机，竟然是为了扬州的琼花和美女，事实当然不可能是这样。人们更愿意相信，他是一位伟大的皇帝。作为古老的民间演绎，不断叠加的岁月，让它的形象愈发神秘。

回望历史风云，有些帝王的功绩，仅仅属于一个王朝，而有的，则属于一个民族的千秋万代。隋炀帝杨广开创了科举制度，之后的一千多年，这一直是国家选拔人才的准则。隋炀帝开挖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工水道工程，中国人也由此开始了跨越千年的宏大工程。这是一个帝王的魄力与眼界

山东济宁森达美港（京杭大运河山东段），即使已经是三月底，这里的一早一晚温度，有时候还会在零度上下，上过机油，起了锚，马达声一响，刘园松的这趟船运的活计，就算开始了。刘园松的船是平底拖船，总共八条，首尾用这种钢筋部件相连，保证船与船之间不会碰撞。他说：“我们这一趟呢，是济宁森达美装的焦炭到常州的。我们这个船别的地方也可以去，像浙江、安徽啦都可以去。其他的地方，小地方名字也记不住，反正大多数去的地方很多，像浙江钱塘江那边，还有宁波吧，像这个船都可以到达的。”刘园松从小就在运河上长大，祖辈都是跑船的，从木船、水泥船到现在的铁驳船，对刘园松而言，运河不只是一条线，还是一张网，在这张庞大的水网里，他的船队可以从山东济宁到达浙江宁波数百个城市乡村的任何一个港口。（江苏扬州邵伯船闸）在今天的运河上，像刘园松这样的跑船人还有很多，运河几乎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

今天的中国东部，已是世界上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网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但鲜为人知的是，即便像苏州这样现代化的城市，仍然有一半的货运量，是通过运河水网完成的。（京杭大运河江苏苏州段）每天有超过六千艘船只，从苏州城边的大运河通过。这个古老的工程，仍然维系着现代都市的运转，而且不可或缺。

李宏辉1998年大学毕业后，就一直从事运河疏浚工作，迄今为止，他工作的范围，就从来没有离开过一千五百年前隋炀帝开凿的那条运河线路。（江苏徐州湖西航道）2014年3月，这条从江苏徐州到山东的湖西航道，已经基本疏通完成，施工队正在抓紧代替渡口的桥梁工期。航道工程师李宏辉说：“我们是从2011年11月23日开始的，全线27公里，都是按照二级航道标准。”在今天的技术支持下，仅疏通这二十七公里，李宏辉的团队，就需要三年多的时间，而在一千五百年前，古人建造它的时间，施工周期不过四年。

公元六世纪末，隋炀帝着手开始一项过去从未有人做过的超级工程。隋炀帝先后动员征调了五百多万民工开赴运河工地，多年以后，人们称这条运河为隋唐大运河，虽然工程持续了二十多年，但如果除去停歇的时间，而把真正的施工时间连缀起来，仅有四年！这条运河全长超过二千七百公里，就算用今天的施工手段，想这么短的时间建成也非常困难，隋炀帝是怎么做到的呢？这需要逐段了解隋唐运河工程。

隋唐运河大体上分五段：广通渠、通济渠、邗沟（山阳渎）、永济渠和江南运河。公元584年，从大兴城东到潼关开广通渠；公元587年，沿用春秋吴国开凿的邗沟，开山阳渎，公元605年，又开邗沟；同年，利用战国的鸿沟、汉代的汴渠，开通济渠；公元608年，利用曹操开凿的白沟，开永济渠；公元610年，沿用吴国在江南开凿的五条运河，继开江南运河。加上沿途利用的自然河道，至此，全长两千七百多公里的隋唐大运河竣工。

（鸿沟开凿于约两千四百年前）实际上，当隋唐运河第一次全线贯通时，中国人开凿运河的历史，已经超过了一千年。（古邗沟，开凿于约两千五百年前）在中国的历史上，运河的最初起点，是两千五百年前春秋时代吴国开凿的邗沟。（汴渠开凿于约两千年前）从此，那些用简陋工具挖掘出的大大小小运河，就像无数文明的碎片，也永远改变了这片土地。（白沟开凿于一千八百年前）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运河的存在，隋炀帝才得以用最短的时间，建成隋唐大运河这样一个古代超级工程。这条隋唐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连接起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经济圈，这正是帝国的使命所在。

（河南郑州惠济桥遗址）这个隋唐大运河的挖掘现场，令人惊讶。桥墩、桥身，甚至连车辙都清晰可见，但唯一无迹可寻的却是运河本身。据考古学家推测，它的河床至少都在十几二十米的地下。南宋末年，因部分河道淤塞不通，运转了五百多年的隋唐运河，逐步荒废。中国大运河需要新的开拓者，他们来自草原。公元十三世纪，当大帝忽必烈，率领他蒙古铁骑，把都城确定在北京的时候，隋唐运河曾经显示出的运输效率，让他无比惊讶。草原民族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同样惊人。庞大的元帝国必须要有一条运河，而且，它必须更方便，更快捷。由此，中国人的运河工程再度启动，横贯中国东部。

元帝国在隋唐大运河的基础上，不再转向洛阳、西安，而是将北京与杭州间的水路通道，尽量拉成直线。公元1281年，开济州河，打通山东济宁到东平；公元1289年，开会通河，打通山东枣庄到临清；公元1292年，开通惠河，打通北京昌平到通州。加上同样利用的自然河道，以及隋唐运河的大量遗产，一条新的路线应运而生，这就是京杭大运河。今天，人们一提起大运河，指的就是这条由忽必烈开凿的运河。京杭大运河全长约一千八百公里，从杭州直达北京，比隋唐大运河要少走九百多公里。

（京杭大运河浙江杭州段）假若探寻挖掘运河的直接动机，那么，纵观历史，历朝历代的皇帝们，开凿的初衷几乎都是一致的：运河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他们最想要的东西。这些用箬叶包裹着的散发着清香的米肉，这些热气腾腾的由稻米蒸熟了的米糕，这一颗颗沾田野露水的米粒，在封闭的空间里被发酵，变成了另一种香气弥漫的美味。这就是历代帝王最为看重的东西——江南的稻米。江南是水稻的发源地，这里的水稻种植历史，已经超过六千年。今天，人们用稻米创造着美食的艺术与市场，而在古代，一个国家有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将直接决定这个国家的生死存亡。而对于民间来说，运河带来的最直接变化就是流通。漕河之上商船密集，南方出产的丝绸、茶叶、竹、木、漆、陶瓷等物资，源源流入北方；北方的松木、皮货、煤炭等，亦纷纷运往南方，南北贸易盛极一时。流通让人们有了更多的机会，更多的选择。

（江苏扬州）渐渐地，在聚散与流通之间，带来的是财富的积累。从最早的邗沟开始，（江苏扬州古邗沟）到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两千多年运河的聚散流通，共同塑造了一座座繁华城市，其中的一座是扬州，财富，是这个城市的关键词。五亭桥，今日扬州的标志，从空中俯视这座桥，如同浮在瘦西湖上的五朵莲花一般，人们更愿意相信，它寓意着运河带来的五谷丰登。在扬州财富快速聚集的三四百年间，一种特殊的商品，通过流动的运河让这座城市登峰造极，这就是盐。

（陶艺，扬州盐商后裔）今年五十岁的陶艺，他的祖先就是专门从事这种特殊商品交易的商人。他介绍：“我们家外曾祖父他们家里面，世代都是做官和做盐商的。有了运河才有经济的发展，如果光生产盐，没有运河怎么把盐运出去？我们把盐运出去，回来要压舱，带来的就是瓷器，带来的就是木头。扬州这些盐商过去都很富有，你想想看，他们要吃鸡蛋，都是用糠，用珍珠粉，用人参和起来，给鸡做饲料。（江苏扬州盐商会馆）因为做了盐商，有了钱，才有在文化上面的内容。（江苏扬州东关街）整个文化都是以盐和运河围绕着脉系，来做这些事情的。”

运河上的南来北往，滋养了扬州城的富足豪奢，扬州人也从这流动的运河上，开始了梦想照进现实的追求：扬州人喜欢清新雅致，于是就在靠近运河的地方，建起玲珑剔透的园林；扬州人喜欢灯红酒绿，于是就有了云集南腔北调、轻歌曼舞的大小戏院；扬州人喜欢山珍海味，于是融合各地食材口味的淮扬菜应运而生；扬州人喜欢休闲享受，于是，运河边的街市，就出现了一家家挤满人头的茶馆和澡堂。曾经，这座城市在扬州人财富疯狂膨胀的过程中，形成了特有的市民文化和消费市场；今天，这座财富之城仍旧充满活力，新修复的东关古渡旁，两千多年的运河还在流淌。在这座城市古老的符号背后，是现代城市映照下的流光溢彩。

（浙江宁波镇海港）跑船，是个凭经验吃饭的行当。（陈良韦，港通一号船长）二十年时间，陈良韦从水手成为船长，大多数时候，他的船在宁波与嘉兴的海港间往返。陈良韦现在驶入的是宁波镇海港，这座港口曾是中国大运河唯一的出海口，从这里往陆地延伸的水路，就是中国大运河的一部分——（浙江宁波三江口）浙东运河。

相比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的知名度尽管不高，但历史同样悠久，（浙东运河）甚至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浙东多山多石材，浙东运河为石材的开采与运输提供了可能。（浙江绍兴东湖）绍兴的东湖就是千百年来，先民们劈山采石留下的人工湖泊。运出去的石料铺就道路，垫起房基，砌成宫殿，而剩下来的，造成今天的美景。

对于中国浙东运河最大的意义还在于，它连接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宁波，使得海上丝路与陆上丝路终于圆满对接，一个更加宏伟壮阔的运输网络得以形成。

几天后，陈良韦拜过妈祖，再度上货启程。在河与海之间，中国人正在将应对河水的智慧，应用到海上航行之中。

（京杭大运河江苏高邮段）十五世纪以后，一再延伸拓宽的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江杭州段）开始带来结构性改变。一座全球最辉煌的宫殿，在运河的北端出现，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由此基本固定。这条运河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南北交通线，在上千年的时间里，始终关乎国家经略，被形容为“国之命脉”。在大运河流经的地方，（北京、天津、沧州、德州、聊城、济宁、枣庄、宿迁、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湖州、杭州）培育一个个富贵的城市，创造了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史的神话。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运河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此时，整个世界也在因为运河而重构。

（荷兰阿姆斯特丹运河）因为市内运河纵横交错，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重要的港口和贸易都市。十七世纪，这里一度成为世界金融、贸易和文化中心。

德国现代化工业区鲁尔，因为有了四条人工运河，将七十四个河港与莱茵河联成一体，（德国基尔运河）七千吨海轮由此可以直达北海。

（美国伊利运河）1825年，美国开通伊利运河，五大湖的水运得以与纽约港连通，当时比费城和波士顿小得多的纽约，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港口和都市。伊利运河的通航，开启了纽约的曼哈顿时代。

（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而扼守世界脉搏的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它们的开通和争夺，甚至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

毫毛疑问，世界运河发展史，为人们呈现出这样一幅清晰的景象：无论中外，运河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劲引擎。有人以此为通道，有人视它为纽带，甚至脐带。

对于中国人来说，运河不仅与国家发展、历史进程密切相关，甚至深刻浸润并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这首几乎和运河同龄的古琴曲《流水》，（马维衡，古琴演奏家）马维衡已经弹了三十年，他同时也是斫琴师。他介绍：“像这个琴的材料，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因为过去没有大的交通工具，都是靠把木头扎成木筏，在江水里面漂动，通过运河把它运到我们扬州来的。水有点点滴滴的，平静的，有到秋天以后水位大的，也有疾浪奔腾的感觉。所以，一个琴曲也是千锤百炼，一个琴曲不弹到一千遍，也弹不出味道来。”1977年，这首在水面上河流了两千多年的琴曲，被送上了太空，凭借着人类对于水的理解与诗意的表达，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探索者，奔向浩渺星空，寻找天外邻水而居的生命。

（费国瑾，中医）每天上午，费国瑾医生都会按时走进她的诊所，她是中医世家。在中国，人们相信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整体理论，以疏通经络为主的针灸疗法，非常盛行。她介绍：“其实针灸就是，我们讲究的是经络，经络就像河流一样，里面的血液，里面的体液在流通。所以流通那是正常的，流通得只要不畅就会生病。（京杭大运河江苏苏州段）就像我们运河是一个大的河流，如果运河不通畅，其他小的河流也不通畅，不通畅交通就阻塞了。”“通”与“塞”，是中医对人体的理解，他们将血脉视为人体上的一条条河流，中医说“通则不痛”，而在帝王的视野里，运河畅通则意味着国富民强。运用中医针灸疏通，这些源自于中国古代的智慧，与当年先民治理河流的智慧，一脉相承。

在京杭大运河的南端，一种行云流水般的拳术——太极，（周英，太极馆助教）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为此痴迷的年轻人。（金晖，太极馆馆长）这种从水的流动中，领悟的古老拳术，可以令练习者在对抗中，感受动静、强弱、阴阳，体会宇宙最原始的秩序状态。太极，既是武学，更是哲学。金晖指导着说：“上下要连贯，不能这样乱动。就跟水一样，是一种的整体的一种运动，刚柔并济。不是像这样，突然冲上来一样。跟水一样自然，在暗中的力量，对对对。”

琴艺、医术、武学，都是中国人在水的流动中，所获得的智慧，“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一条大运河，映照着多少情怀。几千年岁月长河川流不息，我们的先民用流动与变化的哲思，指引生活，丰富内心。

（江苏窑湾）江苏窑湾至邳州的运河段，船上的鱼鹰正在认真工作，生活在这里的渔夫，因为船上的鱼鹰，每天能有一百多斤的捕鱼量，使得渔夫和鱼鹰，能在穿梭如织的机动船间缝隙里，让千年以来的生活方式得以延续。和绝大多数出现在景点的鱼鹰不同，这不是表演给游客看的。今天的运河像一面镜子，漫长的历史与鲜活的现实并存，我们如何面对现实以及未来，往往取决于我们如何传承历史。与目前中国很多水环境面临严峻挑战一样，运河的困境也无法避免。几天以后，这个由五条船、五十只鱼鹰组成的团队，还将迁徙到下一个河段。虽然水质彻底恢复还需要时间，但可供渔猎的河段正在增多。

（浙江绍兴古纤道）相对于正在逐步复苏的自然环境，罗关洲所关心的事情则更为迫切。他说：“浙东运河上，保存着中国古代桥梁的一人完整的系统，里面有梁桥、五折边拱桥、七折边拱桥、半圆拱桥、马碲形拱桥。这些世界上的主要的石桥的种类，在大运河上面都存着一个系列，完整地保存着。”罗关洲用了五十年时间，研究中国运河上的古桥，他最担心的就是，镜头下的古桥，将来只存在于照片与档案里。他说：“那时，茅以升估计，在解放初的时候，有四百多万座石桥，现在我估计，只有一万座左右古桥了。”

正在逐渐消失的，还不仅仅是风格迥异的古桥，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码头密集，老屋比邻，商铺连绵，深巷交错的运河风光，也渐渐成为记忆，地方戏曲，民间传说，民俗风情等非物质遗产，也在悄悄消失。因为有了运河，河岸上的生活就有了牵系，心灵才有了栖息的场所，浪漫与情怀才有依托。

历史只走一遍，时间只会向前，在未来的岁月中，这条大河依旧充满变数，人类永远无法避免留住过往和创造未来之间的矛盾，任何当下的取舍和主张，都必须谨慎。幸运的是，面对大运河，中国人的行动从未停止。

（今天三亿中国人依然生活在大运河两岸）2014年甲午马年正月，（北京什刹海）京杭运河的最北端，北京人正赶在化冻前，享受着后海冰面上的快乐；（浙江杭州香积寺）京杭运河最南端，杭州人在香积寺，祈求来年继续走运；（浙江宁波镇海港）浙东运河最东端，宁波人的集装箱货轮，开始转往更多的内河港；隋唐运河最西端，洛阳人积攒了十三朝古都的文明，开启了新的城市繁华（河南洛阳周王城广场）。由这四个端点连接的广阔大地上，春天已经启程。

这条古老的运河深藏着中国巨大繁荣的神秘信息，埋藏着中国和世界文明沟通的奇妙代码。它身上所印刻和折射的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痕迹，它对其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们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蕴涵在天地之间的生命的力量，令人感动！人们也更愿意把运河视为，中国人勤劳勇敢，智慧创造，乐观向上的象征！

面对未来，中国要做的，就是继续书写这首镌刻在苍茫大地上的史诗！

二、运河上的帝国

镜头一北京城举行一年一度的祭天仪式2014年大年初一。喧闹的北京城里,一年一度的祭天仪式再次举行。人们穿上古装行头,模拟古代皇帝和大臣举行祭祀仪式,保佑国家全年都能风调雨顺、粮食丰收。虽然只是表演,但折射出的,却是几千年来帝国统治者对于国计民生的强烈关注,更形象地反映了中国悠久历史的农耕文明与江山社稷的关系。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而在一个国家级的宏大粮食战略体系建设中,不仅包括了产粮,还有运粮和囤粮。对于帝国统治者,粮食的产量除了农民的努力,更多的要靠天气决定。但是,运粮和囤粮,则可以通过强大的运河体系来实现。一条运河,连接着帝国的命脉。

镜头二考古发现运河沿线历史遗存古代粮仓在洛阳的隋唐大运河博物馆里,有一堆已经完全碳化的谷子。它们被密封在玻璃器皿中。这些谷粒来自一千多年前的遥远岁月。它们在河南洛阳一个巨大的仓窖之中被发现。这个仓窖就属于被喻为隋唐时期“天下第一仓”的含嘉仓。

方孝廉,洛阳当地的文物专家,退休前在洛阳博物馆工作。他亲历了1969年那次令人震惊的考古发现。方孝廉在节目中称:“这是在1971年,秋季,八九月份……160号窖东北过铁路,它在铁路北,160号窖在铁路南。” 这些珍贵的碳化谷子,被尘封了一千多年,直到30多年前的那次考古挖掘,才得以重见天日。自隋唐运河修筑完成后,对于帝国最重要战略物资——粮食的运输就放弃了艰辛辗转的陆上交通,开始通过大运河进行输送。含嘉仓里的谷子想必就是经过运河,最终汇集到这里。但是,这些谷子究竟是来自哪里?为什么要囤积在含嘉仓呢?

在洛阳博物馆,我们找到了一块含嘉仓出土的最为完整的铭砖,这上面清晰记录了粮食的来源是苏州。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铭砖记录了粮食分别来自于邢州、德州、沧州等地。南北各地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到洛阳,仅仅含嘉仓的一个窖中就有50万斤谷子。那么,这个被称为隋唐天下第一粮仓的含嘉仓规模究竟有多大呢?

就在距离含嘉仓五公里的洛阳郊外,还有一处同时期的粮仓——回洛仓,它的大小、规模与含嘉仓非常接近。或许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粮仓来领略一下当年含嘉仓的风采。我们现在看到的每一个花圃下面都有一个仓窖。整个回洛仓东西长1000米、南北宽355米,一共有700多座仓窖。

2013年11月,回洛仓遗址正在进行新一轮的考古发掘,这是隋唐时期运河上的另一处巨型粮仓。这些规模惊人的古代粮仓,或许是隋唐大运河沿线最为珍贵的历史遗存。除此之外,仅在洛阳、商丘、西安一带,已经发现的古代粮仓还有七八处。这些规模宏大、形制整齐划一的粮仓告诉人们,大运河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一条简单的运输通道,而是加强南北交通,巩固帝国统治的工具。当运河水不再流淌,这些守候千年但再也不会被填满的粮仓,忠实记录了运河曾经的繁忙。

出洛阳往西400公里,就是曾经历经十三朝的古都西安。开车四五个小时可以到达, 坐最快的高铁只要一个半小时。今天的人们或许很难想象,在大唐盛世,长安城里的皇帝居然因为没有饭吃,而要在西安和洛阳两个都城之间来回奔波——史称“东都就食”。“东都”指的是洛阳,“就食”就是靠近吃饭。西安博物馆导游田继伟称:“关中地区地狭人稠,一旦发展到王朝中后期的时候,(人口)何止百万,那么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它怎么解决饮食的问题呢?那么当时裴耀卿这个人就受玄宗的委托进行相对应的治理。” 身为江淮河南转运都使的裴耀卿没有辜负皇帝的信任。他在运河漕运中使用了新的转搬法进行运输。简单地说,就是在不同的河段,使用当地的船工、船舶;在不同河段之间设立中小型粮仓,方便粮食的转运。犹如工业流水线作业,不仅提高了运输效率,也极大地降低了航行的风险。运河上的粮仓自此被填得满满的,含嘉仓也达到了它辉煌的顶点。公元749年,含嘉仓的储粮规模达到583万石,足够中央政府一年之用。运河发挥的效能显然超出了设计者最初的想象。唐帝国的粮仓里,各地州县运来的粮食开始堆积如山,而这条帝国的动脉一经打通,澎湃的血液将流至帝国的全身。

今天,我们再来到含嘉仓的遗址,当年挖掘现场的青年已经两鬓斑白。洛阳文物专家方孝廉在节目中称:“这个照片就是当年发掘的工作现场,距今已经四十多年了。所以说岁月不饶人,真是这样。四十多年后的今天,那我现在就已经变成老头子了。” 岁月流逝,沉淀了一个考古人的回忆。而古老、巨大的超级粮仓早已失去了它本来的作用,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作为历史地标活在当下。但是,那个将粮仓填满、维系帝国生命的隋唐大运河又在哪里呢?

镜头三各种梭子成为运河给帝国提供军事支持的一个佐证新疆,吐鲁番市,古代高昌王国故都。唐太宗时期,被纳入大唐帝国的版图。它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一千多年前,大量的布匹和粮食被源源不断地运到这里。二十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发掘高昌王国的阿斯塔那古墓群时,发现了一些来自南方的粗布。这匹布是来自一千三百多年前的浙江。那么为什么它会出现在吐鲁番?又是如何运往吐鲁番的呢?

手工织布技艺传承人郑芬兰称:“因为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交通,所有的(运输)都要通过运河来完成。其实以前很多纺纱厂都是沿着运河而建的。布匹,还有棉花,都通过运河来运走。” 郑芬兰,浙江金华人,手工织布技艺的传承人,家中三代从事古老的粗布制作。她还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就是收藏梭子。郑芬兰说:“我十一年的收藏了,这个梭,大大小小。像这种比较小的,是西安那边的,饺子梭。像我们江南的是船梭,两头空的。每个地方的梭都不一样。” 其实对于这个梭来讲,布亲近的地方就像一个河的床面。梭子两头尖像船一样的话,穿梭得更快。所以日月如梭这个词就是由此而来的。因为船在走的时候也是走得非常快,你看每个船都是尖尖的。

在隋唐大运河运行的六百多年间,正是这些在河面上穿梭的漕船,将江淮一带的物资送到关中地区,再由关中转运到西北前线。根据史书记载,唐玄宗李隆基执政的后期,唐朝政府每年用于西北地区军事开支的布匹就将近一千万匹。不仅仅是西北,在河北方向,为了防御契丹和其他外族的入侵,同样驻扎着大量军队。

镜头带领观众到河北清河古贝州城,一千多年前,这里曾是大唐帝国最重要的布匹仓库。满载着军用布匹的漕船正是从这里驶过,继续北上,为守卫边疆的唐朝将士准备越冬的寒衣。

公元684年,农历十一月,湿冷的南方已经不适宜再做手工活。一户姓祝的人家,正在赶制用于上缴官府的租布。祝家或许是最早的一批被允许用租布代替粮食的百姓。越来越多的布匹将取代粮食,成为运河上由南方运往北方的主要物资。在大唐帝国不断开疆拓土的过程中,隋唐大运河无疑是最重要的补给线。而当国家动荡、政局不稳的时候,大运河立刻成为战争双方争夺的焦点。因为谁都明白,只要控制住运河,就控制住了帝国的命脉。

安史之乱后,各方势力对汴水的争夺,为人们生动呈现了运河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此时,河北地区已落入藩镇之手,不再向中央政府缴纳税赋,永济渠段的运河形同断流。政府的财赋来源只剩下江南八道,连接江南与北方的汴水也就成为中央政府的命脉所在。然而,奉命把守运河沿线各重要关口的军事将领并不安分。拥兵自重的地方将领,常常摇身一变,又成为一股新的叛军势力。被扼住经济命脉的大唐帝国,正一步步走向它命运的终点。与此同时,运河上的汴州城越来越热闹。对真正的野心家来说,这里才是值得注目的焦点,而不是遥远的长安城。

公元970年,一个叫赵匡胤的军官在这里称帝,国号:“宋”。在王朝的更替下,围绕着战争与抢夺,布匹的使用和运输的方式也都发生了改变。但古老的织布法没有随着时间消失。它通过那些各式各样的梭子流传了下来,并成为运河给帝国提供军事支持的一个佐证。

镜头四不朽名作《清明上河图》的前世今生不是每个城市都有开封这样的幸运。不朽名作《清明上河图》为世代中国人留下了一个活色生香的北宋都城:开封。但是,北宋开封城的活力来自哪里呢?仔细观察《清明上河图》,人们不难发现,汴河才是这幅画的主体。它是隋唐大运河的一部分,也是整个城市的生机和活力所在。张择端刻意安排的情节高潮,是画中的“虹桥抢险”,惊恐紧张的气氛,险象环生的场景,令人拍案叫绝。

2008年,这幅图被制作成动态版,在世博会中国馆内面向世界展出。当年完成这个项目的正是于正和他的同事。《清明上河图》动态版制作者于正说:“其实《清明上河图》这个素材被认定说,要让它成为中国馆的一个组成部分已经很早了。因为之前大家都觉得中国馆需要一个镇馆之宝,那么到底是什么,选来选去还是觉得《清明上河图》比较有代表性。我们觉得虹桥这一段是一个重头戏,在它的构图当中有这样一个视觉中心在。所以如果去中国馆参观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虹桥就是在这一百米长的布道中间,当然它也一定是视觉中心。” 无论是张择端,还是于正,都是紧紧抓住这条主线,来铺陈长河上下、城门内外的大都市繁华。但,熙攘繁华的《清明上河图》已随烽烟岁月远去,当年的汴河,如今还有迹可循吗?

这里是开封唐宋时期的州桥遗址。从这里往下4.3米,就是被黄河泥沙淹没的州桥。1984年,开封市政公司在施工时发现了这处遗址。被发现时,这座砖石结构的拱形桥,南北长17米、东西宽30米,保存基本完好。受当时环境和时间的限制,考古人员在初步清理完州桥之后,又重新将它填埋起来。而州桥再往下,就是大运河汴河段故道,也就是张择端笔下的“上河”。不仅仅是汴河,连同整个的开封古城,都早已被时间的洪流掩埋在黄土之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北宋开封外城、内城、皇城三道城墙、部分城门以及城内汴河、蔡河、古州桥等大批重要遗址的陆续出土,一个气势恢宏的国际大都会轮廓越来越清晰。

河南博物院小志愿者魏莱说:“这是河南博物院复原的宋代开封城全景,以开封为中心,一个庞大的运河系统呈放射状向外分布。首要的当然是汴河,它一路流向东南,连接淮河,并通过真楚运河、江南运河、浙东运河与长江、松江、钱塘江沟通。广济河则流向东北,与济水沟通。” 在河南省博物院,精心复原的宋代开封城全景模型,向今天的参观者生动展现了一千年前的那座超级城市是如何依靠一张庞大的水路运输网络高效运转的。

今天开封市区人口约100万,正好与当年开封城人口数量相当。而城内外的一些交通主干道甚至与当年的河道重合。正因为有了运河,来自中国各地的物产,才源源不断地汇集到开封城。这里店铺林立:商店、旅馆、酒楼、茶社,还有香药铺和绸缎店鳞次栉比。

北宋时期,政府积极鼓励商业贸易。开封城里,仅较大规模的店铺就有6400多家,另外还有小商小贩八九千名。在一贯重农轻商的中国古代,实属难得。这也让运河的效能发挥到极致。而到了夜晚,宋代开封城的街上华灯璀璨、人声喧哗。连宋徽宗本人也抵御不住这夜晚的诱惑,跑出宫来,和李师师约会。大运河不仅成就了开封城的繁华,更提振了整个北宋帝国的活力。

今天,虽然我们无法真实地去领略当年的盛世,但还是可以通过张择端留下的画作去追寻历史。在这个完全参照《清明上河图》而建造的主题公园里,人们可以近距离感受当年北宋帝国的繁华气象。在那遥远的开封城里,洋溢着的不仅是巍峨庄严的帝国气象,更有生趣盎然的市井风情。粮仓、布匹、名画,一切与唐宋帝国息息相关的元素,都指向了隋唐大运河。那么今天,我们是否还能寻找到可见的运河故道,去直面那曾经的帝国动脉呢?

镜头五漂洋过海的中国瓷器最初的航程很多是从运河开始在淮北濉溪县城西南约25公里处的柳孜镇上,这里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朴素恬静。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淮北平原上一个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战略要塞。

1999年的一次考古挖掘,让这个小镇一跃成为中国关注的焦点。这次发掘出土了唐宋时期南、北方十几个窑口的大批瓷器,还发现唐代沉船八艘,出土三艘,清理出一座完整的宋代石构建筑。淮北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就是在1999年的那次考古挖掘后建立的。在柳孜出土的大部分文物都收藏在这个馆内。这些唐代木船,在历经千年的叠压之后,浮出水面。专家推测,这可能就是当年隋唐大运河通济渠上漕运的主打船型。比沉船更令历史学家感兴趣的,是船上装载的货物,从柳孜出土的瓷器,几乎涵盖了唐宋时期的数十个窑口。既有精美绝伦的唐三彩、生趣盎然的摆件,也有造型、材质都很一般的酒馆的定制餐具。

如此众多的瓷器为什么汇集到柳孜这样一个小镇?这些瓷器本来应该运往何处呢?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试图理清脉络。这些瓷器是随着运输的漕船出现在大运河上,然后,又随着漕船的撞毁而停留在运河底。其中,一些粗糙的瓷器,佐证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那就是早在唐代,中国就开始出现大量的“外销瓷”。这些漂洋过海的中国瓷器,最初的航程,很多是从运河上开始的。来自遥远东方的瓷器,形成了很多国家对于中国的第一个印象。他们甚至开始用瓷器来给那个国度命名:CHINA。CHINA并不是世界第一次给中国命名。在秦汉时期,西方人把中国称为“丝国”,那是因为中国最早对外输出的主要商品丝绸。而到了唐宋时期,世界开始用瓷器来为中国命名。

公元7世纪初,隋唐大运河贯通。公元8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瓷器开始大量向外输出。难道这仅仅是一个巧合吗?秦汉时期,丝绸的国际贸易,主要依赖陆上丝绸之路。但如果要依赖这条通道运输瓷器,是不可想象的。与丝绸相比,瓷器要沉得多。而且最致命的问题是,瓷器极易破碎,根本无法克服陆路运输的颠簸。即使通过海上贸易通道,瓷器在国内的运输问题也无法解决。显然,水路运输更适合瓷器。南北大运河的贯通,使得中国南北各地生产的瓷器都可以通过水路运送到宁波、泉州等港口城市出海。

那么,瓷器贸易又是如何开始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杨桂梅说:“瓷器在所有外销货物当中,重量比较大,主要是放在舱底,作为一种压舱的货物。它有一定的分量,能够保持船的重量,以及保持它的平衡。” 瓷器作为压舱的货物开始了最早的贸易,虽然只是学术界的一种推断,但是这样的推断也不全无道理。至少在唐宋时期,瓷器在国内的大量运输是离不开隋唐大运河的。而这些瓷器的外销不仅仅为帝国带来了庞大的经济效益,也让西方社会对于东方帝国有了新的认识。

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杨桂梅说:“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认识很多都是从瓷器上来了解到的,包括中国人的装扮,中国的风光、建筑,以及中国的装饰纹样,这些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具有异域风情的装饰风格,给他们带来了丰富的想象力,他们通过这个可以想象遥远的中国、遥远的东方是一个什么样子。

三、巧夺天工

（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2014年春天，一幅绘制于公元1790年的九米山水长卷展现在眼前。在这幅长卷中，中国大运河沿线的水利情形，（《九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图》）第一次被完整地描绘，泉源、引水、堰坝、船闸，记录了运河水利，在盛清时期的真实面貌，为人们探寻已经消失的遗迹，提供了形象生动的历史依据。绵延千里的运河，从江南一路上行到北方，我们的先民，究竟是如何克服重重险阻，在看似不可能的地方巧夺天工，实现航道的流畅贯通。

第三集巧夺天工

（江苏扬州古邗沟）以邗沟为起点，大运河从扬州向北方的开凿，在到达淮安以后，就变得困难重重了。由于淮安以北地区，年平均降雨量，只有南方的六、七成，缺水的自然河流，便难以供给运河水源。水源，成为了运河贯通的首要问题。为通州到北京的运河寻找水源地，成为工程成败的关键。每天早上，王师傅起来的头一件事，就是烧开水、泡茶，老北京人爱喝的花茶，一贯是得用滚开的水湖出来的。六十年的老习惯，如果缺这口茶，一天心里都不舒坦。供水一直是北京城的难题，有这样一个说法，北京市民日常饮用的三杯水中，就有两杯是通过京密引水渠输送。

（北京昌平京密引水渠）2014年2月，北京市昌平区境内的京密引水渠，因为修建地铁正在进行截流改造。这段延伸至昆明湖的引水渠道，在实地勘查与精密仪器测绘下，确定了一条如月牙状的弧形施工线。然而，当工程人员着手设计引水路线时，却意外发现，早在七百年前，此地就曾经有一条引水渠，为北京城提供了水源。而且和京密引水渠路线几乎是重合的，这让所有参加施工的工程师们惊叹不已。

当时的北京城还叫做元大都，是元朝选定的国都，元朝政府先后开凿了三段河道，修筑成以大都为终点，南下直达杭州的南北纵向大运河，这就是京杭大运河。但就在大运河修到通州之。后，看似离京城只差一步之遥，却因为没有合适的水源，迟迟无法贯通。大批从南方运来的货物，只好在通州上岸，再转由陆路运输。这不仅仅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而且，效率远远赶不上水路运输的方便快捷。为此，北京城的码头，决不能止步于通州，最后的二十公里水路必须打通。这关键的最后二十公里水路，就是后来的通惠河。而全权负责此项工程的，正是当时的都水监，元代最为杰出的科学家郭守敬。于是，在北京周边地区寻找水源，就成为郭守敬的当务之急。

从通州穿过北京城，再向北走约四十四公里，是昌平龙山的白浮泉遗址。（北京昌平龙山白浮泉遗址）白浮泉，水质清激，流量稳定，一经发现，郭守敬立即确定，这里为通惠河水源。然而，通州至北京，二十公里陆路尚且艰难，郭守敬为何不在附近寻找源泉，却要跑到四十四公里外开凿引水渠呢？原来北京地形西北高，东南低，白浮泉正好位于北京城北面的高点，可以自流流向东南面的北京城和通州。

（蔡蕃水利工程师）“你要修一个渠道引水，最好的方案就是让水自己流，水从高处往低处流。所以这个流呢，第一个要保证流向，但是又不能太陡了，水流太急了也不行。"水利工程师蔡蕃，从1987年就开始了对北京运河，以及郭守敬引水路线的研究。“这是一张当年郭守敬通过白浮瓮山河引水到昆明湖，当时的瓮山泊的路线。这个地方是昌平东南十五里的白浮泉，从这个地方修了个渠道，一直到瓮山泊（昆明湖），六十二里的路程，再往下，就是一直供给大都城和京杭运河用水。

从白浮泉到昆明湖仅有两米高差，却相距数十公里，面对高低起伏的地形，如何确定一条呈递降趋势的引水路线，郭守敬需要精确的测量与调查。由此，他想到一个重要的概念，设定一个测量高度的基准点、零点，以海平面为零点，测量物体的绝对高度，这就是海拔的概念，郭守敬首先从海拔五十三米处的白浮泉，修一条弯曲的渠道，连接海拔五十一米的昆明湖，再从这里自流到海拔四十八点八米的北京城，和二十七米的通州，接入运河。

为什么不能走直线直线距离呢？原因就是，在直线距离上有两条自然河流，地势已低于北京城，如果水到了这里，将汇入河流，永远不会流向北京城了。（蔡蕃水利工程师）“只有相对高程是不行的，所以他就想起来，用海平面作为基准面，来相比汴京和大都，和各个点的高程的差是多少，这个差就是绝对差。”在郭守敬之前的时代，中国人只有相对高度的概念，但是，当远距离比较时，常常出现计算误差。然而，郭守敬对于这个零的确定，是以海平面为零点，测出每一处地点的绝对高度，是非常准确的。这人概念的提出，早于西方海拔理论的提出五百年。

让我们重新把目光聚焦在这幅古地图上，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运河上的这些引水工程。很难想象，承载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大运河，在很多关节之处，就是凭借了当时工程师们独到的眼光和智慧的思考，最终将千泉汇成万水，实现全线贯通。只是，这种引水方式，在山东境内并不奏效。千里大运河的贯通，遇到了新的致命障碍。

1289年，元世祖忽必烈，要求郭守敬开通会通河，这就是京杭大运河贯通最为关键的会通河山东段运河。这段运河工程的难点在于，山东境内连绵的丘陵高地，挡住了运河北上的去路。令人棘手的麻烦是，假如要绕过这些丘陵地带，沿途找不到合适的水源供给，而更重要的是这样做也违背了忽必烈的决心。开凿一条最为快捷省力，直通首都的运河水路，身为水利专家的郭守敬深知，如果要运河穿越丘陵高地，就必须找到海拔更高的水源地，实现水的自流。他率领自己的团队，翻山越岭，四处寻访调查，最终，把目标锁定在距离山东济宁三十公里之外的大汶河。他们测定大汉河的海拔是五十米，接着他们又测出运河穿越的济宁地区最高点海拔是三十四米，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汶河水引入济宁运河，贯通将最终实现。但，在波澜起伏的元代，会通河却总是时断时续，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贯通，那么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

（山东汶上南旺分水枢纽龙王庙遗址）公元1411年，明代永乐九年，运河遇到了解开迷题的人，正是他，缔造了运河上最杰出的水利工程-南旺水利枢纽。（明初著名农民水利家白英）史书称这位民间水利专家为“汶上老人家”，他的治水之策史料记载，只有八十四个字，首句即是：“南旺者，南北之水脊也。”水脊，运河的最高点。原来，会通河穿越的真正高点，在海拔三十九米的南旺，而不是三十四米的济宁。如何让大运河穿越这个最高点，成为工程全线的最大挑战。白英在冥思苦想之际，忽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在汶河的最高点，修建戴村坝拦截水源，接着从戴村坝开凿一条可以自流的引水渠，通到下游的运河水脊--南旺，从这里进入运河，左右分流，贯通水脊。

（山东汶上小汶河<引水渠>遗址）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轮廊分明的南旺分水枢纽工程遗迹，而且，它不是一次建成的。（南旺水利枢纽龙王庙遗址群）在汶上老人白英，做好基础规划并开始动工之后，建造与完善却经历了从明朝到清朝的数百年光阴。（山东汶上小汶河十八湾遗迹）这座集古人的奇思妙想和鬼斧神工的庞大水利系统，占据着中国大运河全线最为显赫的工程技术地位。正是在这幅古地图上，我们看到了南旺枢纽最后的完整记录。清朝末年，运河停运，南旺分水系统也逐渐停止了运转。

（山东东平戴村坝<南旺水利枢纽>）今天，仍然嘉立在汶河上的戴村坝，已经不需要向运河输送水源了，但是，它的另一个功能一排水，依旧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每当夏季汛期来临，汶河通过的洪峰流量，可以达到每秒一千零五十立方。但是，经过戴村坝的洪水，并不会冲入运河冲坏河道，而是流回原来的汶河故道，这其中的奥妙就在于，戴村坝是由三段不同高度的坝体组成的，南边滚水坝最低，高度与运河水量安全界线相平。汶河水位上涨后，多余的水会从坝顶漫过，流回汶河故道。北面玲珑坝比南面仅高出零点一米，中间乱石坝又高出零点三米。经水利部门测量，通过三段坝段体分级漫水，无论水位如何变化，始终保证了进入运河的合适水量。供水和排水的有效统一，仅仅通过调节坝体高度和宽度，就可以完成。这种设计，在没有精密测绘仪器的年代，是十分惊人的。

戴村坝屹立百年，不仅源于设计的巧妙，还归功于其内部结构的稳固。通过现代模型的解构，我们可以看出，这四百七十三米长的主坝体，底部用梅花桩做基，秀实三合土后，再镶砌百万斤的巨大条石。石与石之间，用铁扣相连，再灌注一种类似现代水泥的物质，将大坝紧紧锁为一体。这种类似水泥的物质，是一种听上去很神奇的材料 一三合混凝土。

（山东德州四女寺镇）1958年夏天，距德州西南约十二公里处的四女寺，出土了一座清代滚水坝遗址。当年还是孩童的王和平，曾经就在工地上捡到了宝贝，“我是在1958年，我放学以后，上那个滚水大坝那玩要，（看到）有几个长者在那坐着，他们说这叫三合混凝土"。石灰、桐油、糯米汁，将这些看似毫无关系的物质，混合搅拌，再凝固成形，糯米汁、桐油的加入，可以增加凝固后的黏合度和韧性，而石灰在胶质物质的帮助下，具有极大的抗压强度，据说凝固后和花岗岩一样坚。这种技术在很早的时候，就用于堤坝、石桥等运河水利工程的修建，从运河上第一座水利工程的建筑开始，中国特色的混凝土技术，已经令西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望尘莫及。

（江苏淮安河下镇）邗沟的北端，是一个叫河下的古镇。倘若追溯它的年纪，应该有整整两千五百岁了，它与中国大运河同龄。河下的古末口，曾经是邗沟与淮河交会之处。（苟德麟淮安文史专家）“淮河水低，运河水高，所以在末口筑有北神堰，往来舟船必须通过北神堰，才能通行”。作为人工河道，运河由于没有像长江、黄河般的源头，通过人工补给的水量是有限的。在河下的古末口，运河与淮河交会处，相当于运河上的一处缺口，如果没有阻挡，运河水会源源不断地进入地势较低的淮河，直至断流。所以，人们用一种分段筑坝的方式，堵住缺口，将水逐段保留在运河中，这种拦河坝式建筑也称为堰埭。

保存足够的水是为了保证通航。在今天江浙一带，我们常常看到用堰埭命名的乡镇、村落、河段。可以想象的是，在古时，堰埭这样的工程，（京杭大运河浙江湖州段）在江南是多么普遍。这些遗留下来的地名，透露给今天的人们，在水运作为重要交通手段的地区，堰埭曾经是保驾护航必不可少的水利设施。但河道里的水足够行船了，那船又该如何翻越这些堰埭呢？这是现代游乐园里的海盗船，当年船只通过运河堰埭时，比之更为刺激，而且伴随着的是真正的危险。1793年到访中国的英国马夏尔使团副使斯当东，用日记和速写留下了生动的过球记录。首先是盘坝的艰难，一百人的力量，才能拖动一个大船。民夫背着绳子，转动绞盘，将平底船拖上堰埭斜坡，过了制高点，船在自重作用下滑入另一侧河道。（浙江上虞曹娥堰）给这位英国使臣留下深刻印象的地点，正是这座位于浙江上虞的曹娥堰。令人惊讶的是，它的使用，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从这些遗留下来的钢筋混凝土中，已经看不出往昔人力过球的痕迹，但正是由于这种不便和危险，中国人再次利用水的规律，催生了一种更为便捷的发明-单闸。

单闻，现代船闸的雏形。打开闻门之后，船只可以轻易通过。但是在缺水的河段，单扇闸门一旦打开，会在瞬间流失大量的水。如果两侧水位落差大，打开闻门还会造成湍急的水流。由单闸向复闻的进化，可以形成一个水位稳定的封闭闸室。第一扇门开启放水，水位持平后，船只进入闸室；闸门关闭，第二扇门开启，水位再次持平，船只就可以稳稳当当地进入另一侧的河道。同时，将走泻的水量控制在最低。

（法国南运河）法国1681年，连接地中海和大西洋的法国南运河开凿成功，高卢人的梦想实现了。最初，法国国王的船队，沿着运河航行时，曾经穿过了九个船闸。（法国卡尔卡松船闸）今天的卡尔卡松船闸，仍然保持了建成原貌。借助卡尔卡松船闸，今天的人们或许可以推测出，中国北宋帝国船队，通过运河上第一座复闻时的情景。

为了确保运河的通航，中国人为了运河设计了各种水利设施，它们的成立，源于对自然规律的顺应和依赖。（山东德州四女寺水利枢纽）但是，在水资源或地形不具备水运条件之处，又必须克服自然因素，重建非自然力营造的水系。（江苏扬州邵伯船闸）这种地方往往演变发展成为，各种水利设施高度集中重香的枢纽地区。（江苏淮安淮安水利枢细工程水上立交）2003年的中国淮安，诞生了一新的工程奇观，由空中望去，京杭大运河与淮河，形如一个巨大的“十"字，这里是亚洲规模最大的“上槽下洞”的水上立交。运输船队从上行的运河穿越，淮河从下方隧道中静静流过。在现代工程技术的支撑下，一切都变得简单了。

沿运河往西北去三十公里，有一个被称为清口的地方。百年前，这里曾经是运河上水利工程设施，最为复杂和密集的枢纽地区。自宋代初期，黄河改道清口，再到1855年黄河再次北徙离开，共七个多世纪里，（江苏淮安古清口区域位置）清口一直是运河、淮河、黄河三河交会的中心。打开清康熙到咸丰年间清口地区的舆图，可以看见仅仅在一百八十年间，这片大约四十平方公里地区，修筑的水利工程不断叠加，以至到最末一张舆图上，堤、坝、闸、堰，已经交错密布，令人眼花缭乱。古人曾经形象地比喻，黄河水里六成都是沙子，黄河泥沙不断垫高清口，倒灌进运河和淮河，造成河道堵塞，难以通航。直到明朝万历年间，主持治理清口的水利官员潘季驯，想到以水治水的办法。先用堤坝夹紧黄河河道，使其水流加速，泥沙难以沉淀再用堤坝抬高上方洪泽湖水位，使湖水冲下清口，冲开被黄河淤积的河道。经过明朝到清朝数百年的治理，作为附属工程的水库 洪泽湖，也由曾经零星的水面，演变成为今天中国的第四大淡水湖。

重新回到第一张舆图，可以看出有一个坐标点从未改变--淮安马头镇。它的南面有一处叫天妃庙（惠济祠）的古迹。曾经出土的很多瓷片碎瓦，足以证明，当时水运枢纽的繁荣光景。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从图中清晰分辨出一处重要石工堤防，（江苏淮安码头镇天妃坝遗址）今天，在它的原址出土了。（祁小东淮安市博物馆考古部副主任）“石工只是一部分，也就是二米二高一点。根据我们2008年在南面发掘出来一段的经验，它是高度六米六高。下面的条石，它不止我们看到的三层，下面还有十到十二层条石。条石下面是木桩，所以如果把它们全部揭示出来的话，还是非常壮观的"

中国大运河，堪称世界上工程最复杂，付出人力物力最多的运河。据统计，仅仅在清口地区，像天妃坝这样的水利工程遗迹，还有一百二十二处，那是智慧与创造精神的彰显，（洪泽湖大堤）大运河在这里，完成了自然系统人工化的改造。但，顺应时势的变化，才是大运河不变的常态。

小马来宁波水文站工作，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了。每天清晨，从收集水位、水量数据，实时观测水情变化，再进行数据的分析处理，组成了他每一天的工作内容。（马群宁波水文站工作人员）“古人每当遇到洪水的时候，就会在水则碑上画一条线，来记录当时的水位情况。我们在河道中有几个水尺，每天记录水尺上的读数和它的高程相加，得到当天的水位。这是每天早上八点必须做的事情”。（浙江宁波水则碑）八百年前，宁波城里的人，为了能够及时得知城外四乡的水情，创造了中国最早的水文观测站。传说创造水则碑的官员，首先在石碑上刻画下历史上的洪水水位，代表放水；再画出历史低水位，代表蓄水；最后将安全水位线画于中间。得意之余，又在三横中信手一笔，竟然就成了一个“平"字。需要一个汉字，水就会告诉你一切。

（浙江杭州 拱宸桥）2013年11月的一个周末，杭州拱宸桥上最是热闹的时候，人们都被一阵声响聚焦到了桥头。目光的聚焦点，正是缓缓被吊出水面的一尊石雕神兽。

（霍家福杭州市民）"一个空船过桥孔的时候，船身姿态没有调整过来，就把神兽撞下去了。还好撞了这个神兽，没有撞坏桥。”拱宸桥边的石雕神兽，是为了保护桥体而设计的，然而这似龙非龙的神兽，究竟是什么来历？

让我们追溯运河的历史，找到最早的石雕神兽，是在北京的万宁桥。（北京万宁桥）万宁桥坐落在皇城后门的中轴线上，所以人们都管它叫后门桥。据说，它从建成以来，就有镇水兽相伴。（李永福北京什刹海居民）“我们家算是什刹海的老户，在这快一百年了吧，已经好几代人了。小时候，我们就经常来这里玩。”在什刹海一带生活的老北京，都知道万宁桥镇水兽的传说，说：北京城里没发过大水，全是托镇水兽的福。在悠久的中国民间传说体系中，龙生了九子，其中一个擅长水性，能降水妖，头生特角，身披龙鳞，面如狮，尾似虎，（镇水兽趴复）它便是大运河畔常见的镇水兽一趴蝮。

在大运河许多处桥梁、码头、堤坝、闸口，各种恣态的镇水兽成对蹲守，这些百姓信奉的镇水神兽，仅仅是迷信之物吗？（李永福北京什刹海居民）“万宁桥的镇水兽呢，（一共）是六个，咱们现在看到两个，桥那边还有两个，在水里面还有两个，就在这个岸的壁上，下面两个呢，只有一个头，你们看这两个呢，是歪着脑袋往下看，而下面两个呢，是抬着头往上看。当这水要高过上面两个镇水兽的时候，那么就会发洪水了：水位低，又不能低过下面这两个。在上下两个避水兽中间的水位，是正好行船的水位。

从祈福平安，警示水位，再到今天的保护桥体功能，趴蝮千年来始终守护在运河两岸，它的作用也随着中国人，对运河需求的变化而变化。作为运河管理工程的一部分，冰冷冷的石头建筑，就这样注入了人们当下，易于理解的时尚审美情趣。

很久以来，运河就成为中国水系的一部分，也自然而然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再次聚焦这幅三百年前古地图，中国人利用水的自然规律，所创造的人工运输系统清晰呈现。在运河的系列工程中，它与自然江河沟通交会，所经地区地形高低起伏，水源丰枯不一，这其中涉及的工程技术问题，异常复杂，人工与自然，利用与改造，运河承载着人类无穷的智慧。为了水的流动，航线的贯通，中国人努力了上千年。

四、千年漕运

1842年盛夏的一个早晨，还在沉睡中的镇江百姓，被一声炮响惊醒，镇江西门，英军四个旅分乘登陆艇上岸。与其说英军要攻占镇江，不如说他们是要切断运河。显然，英国人对这个国家已经了如指掌，特别是提及运河，英国人听到最多的就是两个字——“漕运”。漕，就是以水运粮，如果占领了运河要地，就意味着截断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一切都在英国人的掌控中，九天后，镇江被攻陷，一个月后，清政府要求议和，《南京条约》签订。明清帝国，疆域辽阔，一条贯穿南北的运河，与河上的漕运，为什么能和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画上等号？

第四集 千年漕运

中国南方的秋天，最初是金色的，这是稻谷的色彩。（江苏昆山）十一月中旬，苏州昆山，（张炳道）张炳道迎来了一年中收稻的日子，今年最晚的一季水稻，要赶在下雨前收好，还有两天，任务着实有些艰巨。从2008年的十多亩，到今天的一百多亩，张炳道也算得上是江南一带的水稻种植大户。然而，江南地区像这样大面积种植水稻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

自隋唐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悄然南移，政治与军事的重心却仍旧留在北方。从某种程度上说，战争拼的就是一个国家的后勤保障能力。盛唐时期发生的“安史之乱”，对北方经济以毁灭性的打击，依赖江淮漕运，已成定局。对中国历代皇帝来说，盛产水稻的江南地区，无疑是最好的征粮地。从江南收上来的粮食，有一个专门的称呼——漕粮。（完纳漕粮执照）“游客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张完纳漕粮执照，上面记载了这样的信息，在光绪元年十月，一名叫杨文亮的佃户，向朝廷缴纳了六勺二撮的漕粮”。

（江苏淮安 中国漕运博物馆）漕粮征收并非易事，帝国的统治者深知，有证可依和赏罚分明的制度，都会让证收事半功倍。（浙江杭州塘栖镇）浙江杭州塘栖古镇，矗立着这样一块大碑，（浙江杭州乾隆御碑）这是清乾隆年间，皇帝免除浙江三十万两地丁银的“圣谕”。当时，江苏、浙江、安徽等地，作为上缴漕粮的主要省份，（“其浙江一省，虽额赋略小于江苏，而积年以来，并无积欠，岂犬牙交错之地，不齐乃至与？”）每年运往京师的漕粮，达四百万石（den）左右，相当于今天的二点四亿公斤。然而，各地拖欠漕粮的现象时有发生。乾隆年间，浙江除了每年要上缴六十万石，相当于今天三千六百万公斤的漕粮，还要上缴二百八十万两地丁银，如此重的任务却丝毫未有拖欠。为了表彰浙江臣民，（京杭大运河浙江杭州段）同时也给其他省做一个表率，乾隆帝特免地丁银三十万两。

今年的收成不错，再加上难得的艳阳天，刚收割的稻子经过几天的曝晒，就已经颗粒饱满了。谷物在晾晒之后半个月，农户们就将大部分粮食，送往当地粮库，（江苏昆山正仪粮库）再由地方粮库转运到国家粮库。过秤、验粮、收粮，一系列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今天，中国农民已经不需要再向国家缴纳公粮了，相反，向农民收购粮食，却成为国家的义务。

明清时代，漕粮征收，是一件容不得丝毫差错的大事，粮食如果分量不足或者霉坏，州县官员就会被革职，连同监督漕粮征收的官员，也会官降一级。漕粮征收，只是漕运的第一步，在农户和官员的共同努力下，在明细的制度保障下，才能够保质保量地完成。

入库后，张炳道的这些粮食，就要沿着这运河水路，踏上运往四方的航程。（京杭大运河江苏徐州段）如果大运河有记忆，这样的场景，它一定不会觉得陌生。（京杭大运河江苏淮安段）上千的来，南方的粮食不就是像这样，被征收上船，然后，沿着运河一路北上的吗？

今天，运河沿岸还有着大大小小的运粮船。陈红粉，长年生活在运粮船上，每年都要随着船，奔走在运河沿岸的各个角落。每一次，她都是采用最简单的方式，来统计粮食数量，（陈红粉）这种计粮方式需要竹签来帮忙，一根竹签代表十二包大米，（江苏泰州姜堰）一千多根竹签，就代表这一船装载一万两千多包大米。

运米的路途极其漫长，密实的遮盖，粮食免受风吹雨淋。运米船踏上南运的航程。从江苏泰州到苏州，开车只需三个小时，（李祥飞）运米船却至少要走上半个多月。陈红粉和她的丈夫李祥飞，已经在河上漂了二十一个年头了。从九月份开始，他们一直辗转于运河沿岸的各个米厂，算一算，已经三个月没有回家了。（陈红粉）“反正一年回家一个月都没有，平时都在船上，我们是以船为家，在船上多，在家里面少”。船驶到京杭运河无锡段，江阴船闸前，上百艘大船，停靠在岸边动弹不得。对李祥飞夫妇来说，这意味着在江阴闸这里，可能要多待上十几天。“直开，不要拐弯，不要拐”。水闸边这段狭窄的小道，陈红粉已经算不清这是第几次走了，登记、领过闸牌，这是必经之路。堵船的日子显得格外的漫长，而他们现在能做的，只有安静地等待。堵船，等待，从古至今，对于运河上的跑船人来说，这是常态。

然而，明清两朝，最南方的浙江省的漕粮，运到京城要花上五个月的时间，一旦搁浅，遥遥无期。那么，当年怎样才能确保粮食在规定期限内到达京师呢？从明朝隆庆六年开始，明朝政府就统一明确了漕运的行程日限。各省的漕粮在每年的十月开仓，十一月各运粮船队装载完成，十二月开始北上，第二年二月过淮安，三月过徐州进入山东，四月到达通州。当漕粮北运的时限，以法令的形式确定了下来，漕船北上便更加日夜兼程。

“船舶开始进闸”。今天的人们，面对堵船，也自有他的一套方法，（船闸调度员刘海荣）调度室内，刘海荣也加班加点地连续工作了好几天了。这位在船闸上工作了将近二十年的老调度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利用涨潮的机会，他加快了放船速度。合理的调度是保证船队，顺利过闸的关键所在。今天，运载电煤、成品油等重要物资的船舶，在过闸时需要优先放行。（船闸调度员何四新）“进闸的单船朝前上，把档位上足，请你们把档位上足”。六百年前，享受同样优待的是运河上的漕船，在通过河道的重要节点时，漕船必须首先保证通行。

（京杭大运河 江苏无锡段）十天过去了，李祥飞的船顺利地通过江阴船闸，一百公里的水路，这才刚刚开始。离交货期只剩下不到两天，他必须连夜赶路，（陈红粉）“慢一点呀，慢点，慢点”。（李祥飞）“她在船上当然要踏实很多，所以有时候晚上，我都不让她到前面去，晚上你跑的话怕危险，但是她不放心，她非要到前面去，她到前面拿手电筒照一照，她也放心一点，两个人默契好了，她手动一下，你就知道什么意思，哦，叫你慢下来，叫你加快一点，你就知道了”。（陈红粉）“有的时候装货又不睡觉，又是通宵，开船又是通宵，有的时候能甚至于三天，都不上床睡觉”。

在漕运的河道上，被记住的也许只有像隋炀帝、忽必烈这样的帝王，而这些普普通通的跑船人，一直是被忽略的存在。今天，运河上的跑船人，依然像过去一样辛劳却平凡，他们像候鸟一样，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土地上，为了生计不停地迁徙。大运河上的跑船人，一年有三百天在船上度过，他们奔走在运河沿岸的各个码头，（京杭大运河江苏苏州段）装货、卸货、等待、航行，日复一日，甚至淡忘了时间的概念。他们称自己为“船上人”，称在陆地上营生的人为“岸上人”，在他们眼中，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江苏高邮 陈总兵庄）2014年4月6日，清明后一天，江苏高邮陈总兵庄，迎来了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清明节大祭，陈氏后人在这一天，都要回到这座家族祠堂。祠堂有另外一个名字，“陈瑄治水纪念馆”。陈瑄，明代第一任漕运总兵官。公元1415年，明成祖朱棣任命陈瑄为漕运总兵官，总督漕运。从此之后，陈瑄致力于治理运河，督运漕粮，建立漕运管理制度，这一做就是三十年，当时的故事陈家代代相传。（陈瑄第十七世裔孙）“德缵禹功，禹是夏朝的，瑄公像禹王治水一样的精神。陈瑄是我们的老祖宗，老祖宗的功劳很大，治运河，就是西北边那个运河，京杭运河，南边通杭州，北边到北京，所以叫京杭运河。”陈瑄任上，明帝国每年的漕粮运量，达到了五百万石，相当于今天的四点五亿公斤。

陈业余，陈瑄第十七世裔孙，每次大祭前，他总会拿出家中的这本宗谱，这会提醒他不忘祖先的荣耀，像这样的宗谱在陈总兵庄，家家户户都有一本。（陈瑄第十七世裔孙）“那时候叫清江，现在才叫淮阴的。没有陈瑄，就没有清江浦，那是他的功劳很大的，而且那个地方还有五道闸，仁义礼智信，他所规划的，所设计的，所建造的，举无遗策。”对于陈氏后人来说，（江苏淮安信坝）陈瑄不仅是他们引以为豪的老祖宗，更是国家的功臣。

（京杭大运河江苏淮安段）陈瑄重新疏通会通河，大运河全线贯通，开启了明清两朝六百年运河漕运的历史。（江苏淮安二河闸）在他的任上，建造的各种水利工程，更是不可胜数。自陈瑄开始，以漕运总督为中心，（江苏淮安 总督漕运部院）还形成了一套庞大而系统的漕运管理体系。在中央设户部，在地方设漕运总督总理漕政事务，各省设粮道衙门，分掌各地漕政，（江苏淮安镇淮楼）各州县专设机构负责征收漕粮。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按职权分别负责。就是这样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漕运管理体系，（江苏淮安 淮安府衙）漕运变得更加地高效和有章法。从陈瑄开始，明清两朝全国漕运指挥中心，驻淮安长达六百余年。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漕运总督设在京师，（江苏淮安水上立交）不是能更方便地控制漕运吗？历朝皇帝为何不约而同地选择远在一千二百公里外的淮安呢？

（江苏淮安 中国漕运博物馆）今天，漕运博物馆内，从这座淮安古城模型中，我们依稀能够看到，当年淮安城的繁华，在这里，商贾云集，百业兴旺，钱庄、酒肆、清溪馆、药肆、铜铺，鳞次栉比。淮安，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从隋唐到明清，这里一直是南北漕运的枢纽。明清时期，由于漕运总督河道总督驻节于此，这里成为中央政府的漕运指挥中心，漕船制造中心，漕粮储备中心。其实，只要看一下淮安的地形图，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家漕运指挥中心要设在这里。

淮安，北有古淮河，西南有白马湖，东南有射阳湖，大运河临城而过，水运大动脉始终没有绕过淮安。（江苏淮安南船北马 舍舟登陆 碑）今天的淮安，漕运的时代虽然早已成为过去，但运河文化，却已经深入到淮安人生活的点点滴滴。（江苏淮安 清江浦）清江浦，（江苏淮安 丰济仓）丰济仓，（江苏淮安清江大闸）陈瑄当年留下的这些工程，依然向人们讲述着当年忧喜交集的故事。距淮安一百二十公里的陈总兵庄，陈瑄的故事，在数百年的口口相传中，渐渐被演绎成一段传奇，成为一个家族的荣耀。

2014年2月28日，今天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好日子，六十三岁的刘国安像往常一样，（江苏徐州运河镇）骑着自行车，来到运河边的这座小船厂，对于他来说，今天格外重要。这艘刚造好的大船即将下水试航。今年是刘国安造船的第四十个年头，六个月前，刘国安接到今年的第一笔订单，一艘载重两千吨的大船，六个月来，刘国安每天都要到船厂，看看这艘新船的建造进度。（刘国安）“生产周期在五到六个月，我们要雇佣二十五名左右的工人，工人工资呢，占用到二十五万元左右，总计算一下呢，这种船造价还是很高的”。

明朝，京杭大运河行驶的漕船，达到一万多艘，（京杭大运河江苏徐州段）每年单单在漕船修造上，就要花费一百万两白银，而更大的花销，在运河河道的维护上，每年高达一千万两的白银，占到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七分之一。为了维护航道的畅通，政府还雇佣了大量河工，这些河工的工食银，又是一笔庞大的支出。公元1776年，清乾隆四十一年，光山东省境内，就有三千二百一十二名河工，他们的工食银，花费了朝廷三万八千多两白银。这个时候，整个运河沿岸河工的数量，常年多达四万七千人。为了确保漕运的畅通无阻，帝国的统治者，几乎是不计成本地给予保障。然而，国家的财政收入是有限的，造漕船，修河道，河工的工食银，这些钱又从哪里来呢？

远离京师一千二百公里，这里有全国最大的钞关——淮安榷关。（江苏淮安淮安榷关）榷关即钞关，钞关，朝廷在内河航线上设立的，征收船税的机构，征收的对象，全部都是沿河南来北往的商船。据记载，公元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户部从全国所收定额税银四百万两，其中近三分之一，收自运河上往来的商船，税款大部分用于赈济灾民，修建河堤、漕船等。像淮安榷关这样的钞关，在运河沿线共有七个，北京崇文门钞关，天津河西务钞关，临清钞关，扬州钞关，苏州浒墅钞关，杭州北新钞关等。如今，运河边的这些古钞关，走过六百年风云岁月，最终成为记忆的坐标。

鞭炮声中，新船顺利地下水了，完成了第一次试航任务。“在下水的时候，说实在话从我们心里，对它是很疼爱，这个船在建造时候，是自己用一块板一块板拼装起来，给它焊接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在漫长的时光里，这些铿锵回荡的敲击声，和着运河水声，成为运河和谐的伴奏。

（北京 通州码头）北京通州胡各庄的大营村，这里是远近闻名的通州码头，在通惠河没有开通之前，曾经是漕粮北运的终点。从南方沿大运河，源源不断运来的漕粮，经过一千八百公里的长途跋涉，终将在这里卸下。公元1901年的一天，当地老百姓在通州码头上，再也没有看到漕船的身影，人们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漕船没有如期到达呢？是因为运河又淤塞了吗？

公元1821年，黄河不断决口，淤塞运河河道，这种情况几乎每年都会发生，运河已经千疮百孔，漕运举步维艰。五年后，公元1826年，道光五年的春天，清帝国的紫禁城内，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就是大运河。如何解决漕运危机，朝堂上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声音——试行海运。又过了一年，公元1827年，道光六年二月，第一批海运漕船从上海出发，（天津港）一个半月之后，第一艘海运漕船，出现在了天津港的海面上，（京杭大运河江苏宿迁段）虽然部分漕粮改走海运，但由于海上运输风险很大，帝国的统治者仍然每年投入巨资疏通运河，大部分漕粮还是走运河。然而，更大的隐患在于日益腐败的河政。

乾隆中期以后，封建统治由盛转衰，政治日益腐败，河政也迅速败坏，河官们纷纷视运河水患为发财的机会，河工费用激增，河防却越来越松弛。康熙年间，河工费用不过几十万两，到嘉庆年间，河工费用竟已多达八百万两。八百万两白银中，用于治理运河的不到八十万两，其余都被大小官员纳为己有，运河淤塞的状况长年得不到缓解。嘉庆之后，连年战乱，清政府已经无力支付巨额的河工费用。河患不止，河政腐败，运河的衰败已无可逆转。

（北京 故宫）1902年，清廷颁布政令，漕粮全部改征钱币，漕运终于画上句号。然而，作为运输大通道，运河依然发挥着部分交通运输功能。（天津西站老站房）1911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此时的运河载运能力已大不如前，当古老的运河运输，遇上新型交通运输方式，运河通道的优势渐失颜色。事实上，当蒸汽机刚刚冒出浓烟的时候，运河运输的功能就被部分取代了。两千多年来，运河不仅掌握着，历代王朝的兴衰命运，还掌握着无数靠运河维生的人的命运。但是，面对工业时代的迅猛到来，运河自身的命运又靠谁来掌握呢？

（天津 三岔河口）在今天这个铁轨和飞机盛行的时代，年轻人已经很难想象当年漕运的盛景。（天津三岔河口老居民）“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往这河边一站以后，不像现在人都穿得多，都是一小裤衩，光着膀子，光着肩，直接上去扒着那个大漕船，很费劲，六十年了，一晃，光阴似箭，七十岁了现在”。田恩祥，天津人，自小就住在三岔河口，运河带给他最亲切的记忆，就是这河上大大小小的船了。田恩祥迷恋十九世纪大运河上的“对漕船”，“对漕船”是当时在河北、天津、山东一带的常用货船，它不仅具有平底浅舱的优势，而且前后可以截然分开。（对漕船）“这个船太大，太长，过桥，过闸，河的大拐弯，它得分开，短哪，好过”。绞关，划船，船上的每一个部件，每一个细节，都深深地扎根在田恩祥的记忆中。

现代化的运输方式，由于它方便快捷，一度成为人们的第一选择，而古老的大运河，由于它原始缓慢，似乎正在慢慢淡出人们的生活。今天，当人们在超市、菜场，买粮买菜的时候，或许很少会去想，这些食物是怎么运来的，对于一个有着上百万人口的城市来说，食物的短缺是不可想象的。

（新闻资料）2008年，中国南方遭遇五十年不遇的大雪，暴雪使得航空、铁路、公路全部封闭，生活物资供应顿时紧张起来，就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候，古老的运河，再一次肩负起为城市运输粮食等生活物资的责任。当灾难突然降临，运河因其依托于自然的运输方式，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向人们证明着，它的不可替代和蓬勃的生命力。

曾经，这人国家的漕运，就像是一台运转良好的机器，农民、跑船人、造船人、官吏，都不过是庞大系统中的一个个小部件，可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才有了漕运的高效运转。漕运，成就了一人民族行走在水上的传奇。今天，漕起漕落越千年，和我们渐行渐远，而漕运历史，也已经沉淀在岁月的年轮中。漕运不再，但只要运河还在流淌，人们内心的澎湃动力便不会消散，我们正在重新出发。

五、南来北往

又是一年清明时，这是个万物滋长的节气，也是中国人祭祀祖宗的日子。阳澄湖畔的渔民，准备去祭拜水上人家的保护神--刘王。（浙江嘉兴）刘王庙位于嘉兴运河边莲泗荡，时至今日，流传于运河上的船帮习俗，依稀可见，每年赶赴网船会的各地会社组织，有六十多个。对于这些常年漂泊在水上的人家来说，祭祀过刘王，就意味着一年平平安安，财源广进。

对于大运河沿岸的百姓来说，河与水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这条绵延千里的运河，在改变了这个国家经济的同时，也在改变着无数人的命运，还有文化与习俗。

第五集南来北往

江南水乡历来有“苏湖熟，天下足”的美称，（太湖）水和财富，在江南这块土地上画上了等号。很难想像，一千四百年前的江南，却是地广人稀，水患频繁，究竟是什么造就了历史上江南“天下粮仓”的美名？

（浙江湖州练市）从高空看今天的湖州，网状的河道体系，在今天依然保持通畅，（京杭大，运河浙江湖州段）它的骨干是明清运河主河道，分支是各个历史阶段的运河支流，在河道之间的是一块块良田。对于这样河田交错的水网布局，七十四岁的水利专家陆鼎言，从史料中找到了一个专有名词-“浏港圩田”。“浏”指的是天然小河，“港”指的是人工大河，“圩"指的是人工堤坝，“浏港圩田”，就是以大运河贯穿自然河道，在流经的地方，设置必要的闸口来调节水位。它不仅为江南的农田带来了水源，也带走了洪水。

“浏港圩田”系统的核心，就是大运河。隋唐以前，江南农田都是靠自然河流灌溉，因降水量分布不均，旱涝灾害频繁发生。（湖州市水利协会秘书长）“在汛期的时候，每年大致就是排涝的洪水啊，大概在二十一亿立方左右吧。但是每年枯水季节，从太湖引水大概有也有二十一亿立方左右，这样以后呢，就给平原河网地区啊，提供了充沛的渔业用水，灌溉用水和航运用水。”通过庞大而精致的“浏港圩田”工程，原本满目荒夷的水乡泽国，渐渐成为万亩良田。

而这套水利系统，直到今天，仍旧是湖州地区农业生产的基础。

大运河的缔造者隋场帝，一定没有想到，原本因为漕运而开凿的大运河，竟然给了江南如此丰富的馈赠。大运河开凿之前，（唐代到宋代农业区域变化图）中国的经济呈现北重南轻的局面，仅仅是黄河岸边的关中平原，就供应着帝国粮食的十分之六。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粮食就意味着财富。而大运河的开通，带来了北方的人才和先进的农业技术。丰收的江南，成为帝国新的财富之源，江南在农业经济上，迅速赶上并超过了北方，中唐时期，实现了经济重心的南移。（江苏兴化八卦田）宋帝国初年，国家漕粮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京杭大运河江苏扬州段）来自江淮地区，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中国南方最终成为帝国的经济重心，（京杭大运，河江苏邳州段）而将它与北方政治中心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毫无疑问，就是大运河。

（山东济宁竹竿巷）山东省济宁市竹竿巷，这条大运河边的胡同，依然保留着七百年前的名字，依然居住着以制作竹器为生的老匠人，依然经营着各种竹器买卖。张步财，济宁最后一个竹匠，（张步财竹匠）“北方不产竹子，都从南方运，以前卖竹器从南方从河里头过来，在河里搭上大筏子，再用大船向这运”。竹编作坊后面，运河延续着千百年的节奏穿行而过。穿过济宁的竹竿巷，也穿过杭州、天津和开封的竹竿巷。

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河流是人们远距离贸易的自然通道。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河流都是由西向东流向大海。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这五大水系之间并不相交，沿着这些自然河流，形成了各自的贸易带，这些东西方向的贸易带，都分布在相同的纬度区域，由于气候的原因，河流上下游的物产近似，贸易活动并不繁荣，但一条精心设计的人工河流，从南北方向，贯穿东西分布的五大水系，这正是大运河。

（杭州大运河博物馆）2013年在杭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一幅巨幅的壁画即将完成，穿城而过的运河，构成了画面的主线，往来穿梭的商船是画面的重点，画家谢煌，正以他对这座城市的理解和想象，描绘着十二世纪杭州的繁华。（谢煌画家）“当时明朝的时候呢，每年的收银有十一万两这么多，相当于现在的高速公路的收费点。我们杭州的米啊，纺织啊，瓷器啊，纸啊都往北方运过去，很多北方的，像河南的棉花，天津的枣，山东的梨，都是通过运河到了这里。”大运河成为南北交流的最重要通道，贸易格局的改变，加速了财富的流通，财富的流通产生了新的财富，财富在运河两岸积累和聚集的速度是惊人的。连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国胤也感慨，天下的财富十之六七，都是来自运河。在他的眼里，这是一条财富的河流。

中国大运河进入山东，从地理上便接近了儒家的发源地。公元前一世纪，产生于土地与农业的儒家文化，提倡“以农为本”。（山东曲阜）源远流长的儒家文明，作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影响了中国近三千年的历史。但大运河的开通，却带来了实用主义的商业文化，一个“轻商重义"，一个“通商重利”，冲突不可避免。这种冲突，又将对中国人的生活形态，思想观念乃至社会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十二世纪的运河沿岸，（运河城市分布图）嘉立着当时全世界最大的三个城市：开封、扬州、杭州，它们是构成运河城市群的骨架。随之而来的，是城市人口比例迅速增长，而构成人口增长的，主要是商人和城市手工业者，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中国最早的中产阶级。（河南开封）宋代的中国无疑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经济发达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贸易，来自工商业的税收，第一次超过了农业，占到了百分之七十，其中的一半，都是由大运河所贡献的。其中海外贸易的关税，达到了国库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这个比例甚至远远超过现代。

公元十二世纪的中国，与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十分相似，海外贸易膨胀，整个社会商，业化、城市化的特征，日益显著。人口结构的改变，财富向商业的集中，甚至影响到农业文明的根本。商业上的成功，再一次吸引了帝国统治者对大运河的注意。与之前的隋场帝不同，宋帝国的统治者，更愿意把大运河看作是一条传播财富的河流。

在今天的中国，关于这条财富河流的影响继续存在，人们能看到的是，在当代中国的三大经济圈中，长三角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都在运河的沿线。原本因为战争和政治，而开凿的运河，在诞生后的一千四百年时间里，却再次成了拉动中国经济的引擎。2011年6月，苏州乐桥，一口藏有二十万枚古钱币的古井，在深埋一千年之后，重见天日。出土的古钱币重达四吨左右，包含了四十七个品种，相当于今天二百多万元人民币。直到今天，考古队长张铁军，仍旧在对这些古钱币进行仔细整理和分析。（张铁军苏州市文物局考古队长）“我们想，这户人家啊，他们一个工作内容就是钱币啊，所以才会有这么多钱。我们推测啊，这个钱而可能是一个用于兑换的这样的机构所有者吧。

（宋代平江图）钱币的发现地乐桥，是宋代商户最集中的地区。当时苏州全城人口不过十七万户，仅登记在册的商户，就超过了一万户，这个比例超过了著名的大唐盛世。在唐代还属于“贱民”的商人，到了宋代却成为拥有特权的市民。在短短的一百年间，商人地位的快速提高，是否隐藏着某种价值观的悄然转变？对于财富的看法，商业文明与儒家文明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儒家认为，农业为本，商业为末，金钱是羞于被谈论的。观念的变化，往往取决于最基本的需求。经商获得的利润高出务农许多倍。北宋首都开封的一个普通商户，家产就可以达到百万以上，这相当于当时二十户农民的家产。现实让人们意识到，创造财富的不仅仅是土地，流通和贸易一样是财富的来源。从认识财富，到追求财富，人们的价值观悄然发生了改变，对财富的正确评价，使得经济成为社会发展的准绳。从农业文明到商业文明，从小农经济到市场经济，这个古老国家的变革，即将从大运河开始。

（浙江南浔）浙东运河边的南浔，又到了一年一次蚕茧收购季节，蚕茧的收购期十分短促，只有短短一周时间。在这一周的时间里，每天都有几十万斤蚕茧，在这里交易。用不了一个月，由这批蚕茧做成的丝绸，就会摆在大洋彼岸的柜台上。丝绸的生产与加工，是这个古老国家发生经济变革线索之一。在十六世纪的白话小说《醒世恒言》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苏州盛泽，施复夫妇最初仅有一张织机，由于精于养蚕、纺织，规模不断扩大，他们开始雇佣一些工人织绸，并采用计时或计件的方式，给工人报酬。不到十年，他们就拥有了三四十张织机。结果，没有任何悬念，施复夫妇也成为当地有名的大织户。据说，明清时期的江南，最动听的不是婉转悠扬的昆曲声，而是沿街遍地的机杼声。当时的苏州城内，有一半的人口从事丝绸纺织，拥有上百张织机的工场，有三四千户，由这些工场出产的丝绸，占到了全国市场的百分之八十。

财富大量向运河的南方集中，资本的力量开始显露出来。（薛家柱历史小说《胡雪岩》）“因运河而发家的，最近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胡雪岩，他最初就是靠漕粮发家。这个时候，他的眼光又转向丝绸，他联合了当地的丝绸商人，再联合了上海的一些大的丝绸商人，把整个丝绸市场控制起来。光在丝绸这一方面，他就一下子可以控制三千四百万两银子”。财富膨胀的商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贸易，凭借资本的力量，他们开始雇佣工人，支配生产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预示着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

（京杭大运河江苏苏州段）依托着运河，世界上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大运河的南方悄然诞生。（张书恒大运河申遗专家）“太湖的南岸和东南岸，形成了三十几个相当规模的古镇、市镇，所以这个地区在史学界，一直都有在明清的时候，最早孕育资本主义萌芽的区域"。（京杭大运河浙江绍兴段）今天的中国，大运河的沿岸是外向型经济，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当年《醒世恒言》中提到的盛泽，现在，已经是中国最大的纺织工业基地，八千多家民营工厂，二百多家亿元级企业，五家百亿级企业，共同延续着“东方绸都”的传奇。

大运河在空间的广度，和时间的维度里，改变着这个国家的经济，（京杭大运河江苏高邮段）

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文化传承的方向。

扬州的早晨，古运河边的冶春茶社，一如既往的热闹。大煮干丝，蟹黄汤包，千层油糕，再来上一壶香浓的“绿杨春”，扬州人一天的生活就此开始。在扬州有一句俗话，“早晨皮包水，下午水包皮”，指的分别是早茶和澡堂。这是一个安逸而且享受的城市。大运河开通以后，天下财富汇聚扬州，正是商人改变了这座城市，南来北往的商人，带来了四面八方的美食、戏曲和园林，把扬州打造成“天下一二等宝贵风流之地”。明清时期的扬州，是大运河城市社会的缩影。全国近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近三分之二的财富，集中在京杭大运河的两岸，共同创造出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这将给文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与改变呢？

（浙江新市镇）这里是位于湖州运河边的新市刘王庙，2007年，刘王庙戏台的一次偶然发现，揭开了中国戏曲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之谜。一面七八平米的墙壁上，密密麻麻布满了一个世纪前的墨迹，这些墨迹是戏班的名称，和他们所演出的曲目。根据墙上保留的墨迹记载，十九世纪下半叶二十多年间，到此演出的戏班共有三十多个，清晰可辨的剧目约有一千多出。（施剑清新市镇文管所原所长）“演出的节目呢，照现在的戏码看，基本上以京剧为主，昆曲是有，但是不多”。昆曲，有着六百年的历史，而京剧的历史只有二百多年。为什么有着

“百戏之祖”美称的昆曲，会让位于京剧？这其中又预示着怎样的文化变革？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这是昆曲《牡丹亭》中的一个场景，1589年的春天，明朝前礼部官员汤显祖，在家乡的草堂里，进入了《牡丹亭》中的世界。昆曲，曲调婉转，唱词高雅，很符合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意趣。在中国，戏曲历来有水路传播的传统，发源于江南的昆曲，借由大运河所构建的交通网络，很快扩散到全国各地。十六世纪中叶，昆曲，通过大运河北上京师，成为整个中国最流行的戏曲。牡丹花盛开在牡丹亭边，昆曲盛开在文人的精神后院。

1790年，乾隆八十寿辰，天下戏曲应诏赴京演出，站在扬州的运河码头上，徽剧“三庆班”

的台柱子，高朗亭没有想到，这次的北京之行，将会影响到中国戏曲的发展进程。沿着大运河进京的路途是遥远而漫长的，从1789年春天到1790年秋天，“三庆班”边走边演，在济宁见识了柳琴戏，在临清碰到了汉剧，在德州和柳子腔同台演出，异彩丰呈的其他戏曲，给了高朗亭前所未有的启发。锣鼓铿锵，旌旗招展，出身草葬的徽剧，在风雅的北京登台亮相。原本只是来祝寿的徽剧“三庆班”，就此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十八世纪的北京城，由于运河带来的商业，已经是一个消费型社会，上戏园子成了老北京最大的爱好。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每个人都会哼一几句，出身江湖的高朗亭目光看得很远，他知道，要想在京城发扬光大，光靠皇上的认可是不够的，皇宫外的老百姓，才是戏曲的衣食父母。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徽剧广泛借鉴其他戏曲的曲目、唱腔、表演，经过不断的碰撞融合，最终在大运河的最北端，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剧种一一京剧。因为有了运河，才有了戏曲的传播，因为有了运河上的商业文明，中国的舞台更加多姿多彩，更因为有了观众，戏曲才能从民间走向庙堂，从庙堂走向民间。

大运河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延展空间，从而使整个华夏文化呈现出丰富、多元、交融的格局，中原文化，江南文化，齐鲁文化，楚汉文化，岭南文化，甚至巴蜀文化等等，在大运河的流波中聚汇融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衣被天下的丝绸，名闻遐迩的陶瓷，香飘万里的茶叶，四大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都诞于运河沿线。天津杨柳青年画，沧州铁狮子，吴桥杂技，淮扬菜，扬州八怪，枫桥夜泊，（京杭大运河江苏扬州段）都是来自运河的文化记忆。

（北京）有人说，历史上的北京有两个，一部分是以皇城为中心的帝国的北京，一部分是由天桥为代表的平民的北京。“我来一个脍炙人口的，所以，那就来一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注意呀”。平民百姓的娱乐分成几个档次，高档的去戏园子，中档的去茶馆，最普通的就是逛天桥。看看宝三的摔跤，捧捧候宝林的相声，甚至于陪着“大兵黄”骂街，更是有滋有味儿。地外北京中轴线上的老天桥，曾经是会馆和商铺的集中之地，繁荣火爆的运河贸易，带来了五湖四海的三教九流。那时候的天桥，是一片民间艺术的海洋。

从北京旧天桥到杭州拱震桥，运河上的码头，每天都在上演不同的戏码，正是运河城市的消费型社会，为码头文化的滋生提供了土壤。来自各个地域的民间艺术，才有了传播和交流的机当铁路和公路取代了古老的运河，码头不再是城市生活的中心，在令人眼光缭乱的现代时尚中，码头文化的魅力已经不再。但是由此而生的大众审美，却成为了现代文化的发展基础，这不仅仅是一条财富的河流，更是浸润着民俗文化的河流。而许多城市的命运，与大运河的兴衰，（京杭大运河江苏苏州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大运河改变了这些城市的风貌乃至品格，而这些城市，也与大运河一起改变了中国文化。

2014年的春天如期到来，湖州的农民正在“浏港圩田”里，插上第一批秧苗，南浔也开始了今年第一季养蚕，蚕刚刚破卵而出，济宁竹竿巷，张步财又像往常一样，准时六点开门。大运河依旧按照它千百年来的节奏，缓缓地从身边流过，帝王的龙舟驶过，渔民的木船摇过，文人墨客的画笔描绘过。而在它身边，上演了二十四个世纪的悲欢，却从未落幕。经过时间的洗礼，沉淀与变迁，（运河长江交汇处）真切地存在着并且耐人寻味，在这悠远漫长的时光里

（京杭大运河江苏苏州段）它安静但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变革，文化的传播，思想的交流，社会的发展，大运河包容的人间况味，比世界上任何一条河流，更为丰富和厚重。

大运河延续在我们的血肉和生活中，它让我们感到时光的流逝，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激情和力量，在河流的两岸积蓄生长。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继承传统，创造未来，始终是南来北往的大运河，呈现出的动人主题。

六、城市脐带

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京杭大运河山东济宁段）对于中国大运河沿岸的城市来说，（京杭大运河浙江杭州段）这条人工大河，就是这座城市与生俱来的一部，分，哺育了这座城市，（京杭大运河天津段）也是这座城市的灵魂，（京杭大运河江苏苏州段）也许连它的缔造者都没有想到，在上千年的漫长岁月中，（京杭大运河江苏常州段）运河孕育出了二十多座风采卓然的伟大城市。在周围城镇村落的拱卫下，一条一千八百公里长的巨型城市带，在运河岸边质拔地而起，它的影响力甚至延续到一千年后。全世界最快的高速铁路，追寻着运河城市的脚步疾驰向前，（京杭大运河江苏无锡段）大运河滋养了城市，城市与运河如影随形。

第六集 城市脐带

燕山山脉南麓，中国大运河最北端，（北京）作为皇家都城，北京已经存在八百多年，四十来岁的任正贤，是一名三轮车夫，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人，在烟袋斜街，到后海一带的热闹街区，他很愿意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分享他的老北京故事，“这个水啊，实际上就是京杭运河当年积水潭那港，就是京杭运河南北，它这是最北端。当年这是什么呢，（北京什刹海）是一个码头，所有南方物资都在这个地方，往北京周边地区去集散的，这么一个地方”。什刹海旁边这条古老的街巷，（北京鼓楼）向东延伸到钟鼓楼。

（北京银锭桥）向西到银锭桥，七百多年前，这里人来船往，商家林立，正是元大都积水潭码头最繁盛的地方。“哎，这就进入老北京胡同了，这就是四合院的门，门脸，门脸。门墩圆的是武官呀，方的是文人呀，印章样式的文官呀，它都有表示，都是那种胡同文化的积淀”。踩着三轮车游什刹海，串胡同，看风景，任正贤的这条观光线路，总能让外来的游客过足京城瘤。蒙古人围绕水井建立了街巷，而今天人们熟知的“胡同”，正是蒙古语水井的发音。

（北京元大都遗址公园）公元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正式决定，将这座运河最北端的城市，定为庞大元帝国的都城。当时的北京，还是经济并不发达的苦寒之地，蒙古人定都北京的信心，来自于那条正在筹划中的京杭大运河。二十年后，京杭运河贯通，（北京京密引水渠）北京成了漕运新的目的地。作为中国最后三个封建帝国的都城，这座运河最北端的城市在波谲云诡的历史风云中，吃立了八百年。当蒙古人在隋唐运河的最北端，昭告一个新王朝诞生的时候，一条全新的大运河即将开挖。

而千里之外，偏安江南的南宋王朝，还在梦想着有朝一日，重新把隋唐运河纳入自己的版图，他们以临安为都城，（浙江杭州）依托短短的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开创了一个经济极度繁荣的时代。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就像许多杭州人一样，（画家吴理人）杭州画家吴理人，对运河的感情仿佛是与生俱来的，三十多年来，他一直把运河作为自己表现的题材。这条至今生机勃勃的运河，总能给他的创作带来一些灵感。“我经常给他们讲，杭州如果没有运河，南宋可能就不会在这里建都，杭州就是一个小城市，（京杭大运河浙江杭州段）可能是个小县城”，早在唐代，地处大运河南端起点的杭州，就是一座著名的大城市，（浙江杭州拱震桥京杭运河南端起点）但是，它真正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却是二百多年后的南宋。

公元1127年，（河南开封）北宋都城汴京被金朝铁骑攻破，这座依托运河而繁华了一百六十七年的都城，宣告沦陷。早在建都之初，宋朝的统治者们就已经意识到，沐京无山川之险可守的危险境地，然而便利的运河漕运，却在定都的过程中，起到了更为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北宋灭亡后，宋朝王室一路仓皇南逃，直到十一年后的1138年，他们才在运河南端的杭州安定了下来，把这里作为都城，建立了南宋。（浙江杭州南宋御街）十万移民注入的活力，让这座中国最南方的古都，迅速繁华了起来，杭州很快就有了天堂的美誉。（京杭大运河浙江杭州段）在这之后的一个半世纪内，南宋王朝依托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的便利交通，开，启了一个辉煌的时代。

大运河开通后，从隋唐的洛阳，到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再到元、明、清的北京，历经沧海桑田，王朝更替，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都城，再也没有离开过运河，都城依运河而建，固定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格局。（北京故宫）这座占地四十万平方米的巨大宫殿，也许最能让今天的人们，直观感受到至高无上的皇权。“故宫的城墙，或者地上铺的一部分砖，全部都是来自山东临清烧的青砖，室内咱们说金砖漫地，前三大殿内铺的叫金砖了，是来自太湖底的淤泥烧出来的。木料的话，明朝刚刚开始修建的时候，用的是南方的楠木，比如说来自云南呀，广州，贵州那一边”。穷尽天下奢华，一直是帝王们执着的欲念，而运河让欲念，成了触手可及的现实。通过这条人工的水道，全国各地的建材、工匠，被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城，不仅魏峨的故宫，甚至整座北京城，都被称为“运河上漂来的城市"

今天，漫步在故宫的人们，也许很难想象，他们脚下的广场，是一个厚达十五层的青砖堆砌层，据说，这是为了防止有人通过地洞进入紫禁城。整个皇宫青砖数量高达一亿块，而整个北京城的用砖量，更是难以计数。这些青砖全部来自同一个地方，四百公里外的山东临清。（山东临清景氏砖窑）古老的砖窑已经燃烧了六百多年，七十五岁的景永祥老人，世代经营着这座位于运河岸边的景氏砖窑，砖窑传到他手里已经是第四代了。明清两代，临清是皇家钦定的贡砖烧造基地，最鼎盛时，砖窑数量达到上万座，绵延运河两岸三十公里。（景永祥临清贡砖非遗传承人）“说起咱临清的砖来，很有名声，从明清两代左右繁荣，从记载上论证，临清的贡砖漂起了北京城。用的是大运河两岸的淤积土，临清的记载称为五花土，创开以后红白蓝，跟个花似的。所以说，用这个淤积的好土，才能做出临清的好的贡砖”

（京杭大运河山东临清段）从临清段运往京城的除了贡砖，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物资，那就是粮食。临清有一句俗语，“先有临清仓，后有临清城”。临清，原来只是鲁西平原一个小小的村庄，因为会通河的开通，这里成了重要的漕粮转运中心，与淮安、济宁、德州、天津，并称为运河上著名的五大粮仓。公元1450年，出于漕运安全的考虑，明朝政府开始在临清仓所在的高地，筑造了一座城池，周长九里，全部用青砖筑成，称为砖城。后来，人们开始在更靠近运河的地方，以整头矶为中心，筑屋造房，建造起了新的城区，并不断向四周扩大。仅仅过了九十二年后，明朝政府就不得不在砖城的外围，又修建了一座完全围绕运河而建的周长二十多里的土城。临清就这样迅速地从一个荒僻的村庄，发展成了北方运河上的著名城市。

（山东临清）明清时期，临清是华北最大的棉布、绸缎和粮食等商品集散和贸易中心。

临清往北到天津，是全长五百公里的南运河，古城沧州正好位于南运河的中间。

（河北沧州旧城遗址）借助高空摄影，我们拍下了这些绵延七公里长的土墙，土墙框起的五平方公里范围，就是沧州的旧城，这里曾经有一座繁华的城市，在明朝初年的靖难之役中被毁。在这之后，南运河接通了沧州，成为城市新的萌生之地。眼前这条冰封的运河，曾经热闹非凡，几十万沧州武师以镖师的身份，在河边的码头间来回奔波，他们见证了沧州从码头演变成都市的沧海桑田。（京杭大运河河北沧州段）因为地势平缓，南运河在沧州境内，蜿蜓曲折地行走了二百五十三公里，沧州因此成了京杭运河流程最长的城市。对于靠人力和风力的船舶来说，要想穿越南运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每天前行的路程只有五六十公里，于是，弯弯曲曲的南运河两岸，出现了十几座大大小小的码头。越来越多的漕粮和货物，开始在码头休整、流转，保护货物安全的镖行兴起了，码头也越来越热闹，开始孕育城市生长的种子。

（京杭大运河河北沧州段）在今天的沧州地图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从青县开始，沧州、泊头、南皮、东光到吴桥，几乎每隔五六十公里，就会出现一座城市，均匀地散布在运河两岸，形成了一条呈轴线分布的带状城市群。（河北沧州）当年的运河码头，在船舶停靠的岁月里，演变成了一座座城市。对于很多人来说，运河不过是一条河流，而对于北方的这些运河城市，却是一个时代。当运河不再通航，曾经的辉煌也被时间冲刷得只剩下了回忆，“咱们说临清，唱临清，风雨沧桑话繁荣，想当年，运河通航商船过，（京杭大运河山东临清段）咱们临清迎来了多少财富和文明"

纵观运河城市的历史，没有哪座城市的格局变化是与运河无关的，从常州城的演变

（江苏常州 青果巷）我们看到了它同运河的关系是如此密切。潘再生自称是青果巷的山寨街长，十年前北漂回到家乡，他便住进了这条古老的街巷。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他才发现，这条有些残破的古巷，竟然是常州古城的市中心。（江苏常州南市河）紧挨着青果巷的，这条窄窄的水道名叫南市河，水面平静，不通任何船只。很难想象，这条不起眼的小水沟，承载的却是这座城市萌发时的历史。“这就是常州的第一代古运河，当年苏东坡到常州来，都从这个运河古道里面走的。现在我们看窄窄的，为什么它这么窄呢？以前它是漕运，运送这个贡品应该很繁华的，因为它早在明代的时候就改道了"

常州的历史，是在运河与城市的交合中，（京杭大运河江苏常州段）不断衍生的，历史上，常州曾经发生过三次大的运河改道。元代至正元年，京杭大运河贯通仅仅四十八年后，常州便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运河改道，一条全新的运河城南渠，在春秋古代运河的南面开凿了出来。这条又被称为西兴河的新运河，与古运河形成两股水流，并行东进。直到一百八十年后，西兴河拓宽，古运河才停止通航。然而，仅仅过了六十年，到了明朝万历年间，西兴河两岸已经显得过于拥挤，于是在它的南面，又开浚了一条新的运河，这就是常州人熟知的明运河。随着运河改道南移，常州城区一再由北向东南扩展，在城市肢体的飞速延伸中，一个大大的“纺锤形”的城市格局形成了。时间进入二十一世纪，常州开始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运河改道，一条二十六公里长，九十米宽的新运河，绕过城区在城南的荒郊外流过，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楼盘，被吸引到新运河边。常州的城市框架，被一下子拉大了二十公里。

（京杭大运河江苏无锡段）逐水而居，随运河形成居民、集市、城市，继而形成运河文化，运河民俗，一部水上文明史就此打开。（江苏无锡黄埠墩）这座只有二百二十平方米的河中小鸟，叫“黄埠墩”，这里是运河进入无锡城区的初始点，运河流过黄埠墩后，便一分为二，一股水流绕过无锡城外，另一股则直穿城区，一直到南门外的清名桥，形成一段6公里长的直河，将菱形的城区均匀地一分为二，因为形似弓弦，直河又被称为弦河，护城河便被称为弓河。人们再从弓河里，引出九条较大的水浜贯穿城区，形似弓上的九支箭，无锡城因此形成了"一弓九箭”的独特格局。五十多条的水道，二百多座桥梁，五十多个渡口，无锡就仿佛建在了水上，人家依水而建，街道依水分布，无锡成了名副其实的江南水城。（京杭大运河江苏无锡段）而运河就是城里最繁忙的运输水道，也是人们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江苏无锡中山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直河被填，几经改建，变成了今天无锡最繁华的中山路，而曾经熟悉的九箭河和其他河流，也在城市填河筑路的运动中，逐渐消失。一千年来，大运河润泽下的城市，肢体生长，血脉喷张，城市固有的规模与格局，被一次次打破，（京杭大运河江苏无锡段）也最终开始改变城市的职能。

从北京往南流淌了一千多公里后，大运河在扬州汇入长江，扬州也就成了运河在江北的最后一站。

（运河长江交汇处）两千五百年前，试图北上争霸的吴王夫差，开挖了邗沟，（江苏扬州）为了保卫邗沟，一座防卫性的城市，被筑于蜀冈之上，这便是最早的扬州城。

（唐代扬州城模型）“唐代扬州非常地富庶，也是吸引了很多西亚人，来扬州做生意赚钱，留下了许多关于他们的文化。（扬州博物馆）我们这边可以了解到的，就是唐代扬州与西亚的交流，首先我们看到的第一件，（唐代灰陶骆驼俑）是灰陶的骆驼俑，骆驼也是丝绸之路上面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唐代长沙窑背水壶）旁边还有一件长沙窑炼制的背水壶，但是仔细看可以发现，壶身却写着阿拉伯文”。

唐代的扬州，是全国的漕运和盐运中心，也是国际交流的舞台，七十多个国家的使节，借道扬州沿运河北上长安、洛阳，（唐代灰陶文吏俑）那时的扬州城里，长期居住着五千多名阿拉伯商人，经营各种贸易，他们和波斯商人，一起从遥远的国度，带来了珠宝、香料、药材，又从扬州运回瓷器、铜镜。

美国学者爱德华：谢弗，在《唐代的外来文明》写道，八世纪时，扬州是中国的一颗明扬州的富庶与壮美，首先要归功于，（江苏扬州瓜洲古渡）它处于长江与大运河的接合部的优越地理位置。长江是中国中部众水所归的一条大江，而大运河则是将全世界的物产，

（京杭大运河江苏扬州段）运往北方各大城市的一条运河。而东西方化在扬州的交融碰撞，开始萌发一种全新的商业文明。

唐朝之前的中国，坊、市分立的制度，已经延续了一千多年。白天，人们只能在四面包围起的市场内，进行有限的贸易，夜晚，严格的宵禁，让城市变得毫无生气。大运河开通半个多世纪后，唐朝开元年间，坊市制度率先在扬州出现了松动，扬州城里的商人们，开始在更便捷的运河沿岸，进行商品交易，越来越多的店铺，突破市的格局在河岸边开门营业，坊市的格局被打破了，一街一河式的城市商业区形成了。随后，宵禁被打破，灯火辉煌的夜市出现了，扬州的夜晚从此呈现出了一派迷人的色彩。唐朝中后期，扬州终于崛起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以商业闻名的超级大都市，迥异于严肃的政治都市，成了富足和繁华的代名词。

在唐王朝统治的七至九世纪，这里是全亚洲最大的国际商贸港。

（江苏扬州东关街）今天的东关街，因为旅游而被人熟知，但大多数人可能并不知道的是，一千多年前，这里正是唐朝扬州最繁华的商业街区。

老街尽头的东关渡口，（江苏扬州东关古渡）普经是南来北往的商客、货品，舍舟登陆的地方。以这里为起点，他们迫不及待地加入到了扬州繁华的商业浪潮中。

（江苏扬州御码头）因为王朝更替带来的战乱，曾经让扬州几度兼条，但每一次运河都会给这座城市带来新生的力量。

（江苏扬州白塔）以至于在后来每一个朝代的（江苏扬州瘦西湖）商业重镇排行榜上，扬州没有一次缺席，（江苏扬州大明寺塔）。

（陕西西安）在大运河开通前，（河南开封）中国的中心城市，主要分布在西北和中原地区，大运河开通后，这种格局开始发生改变，随着运河漕运和商贸的日益兴盛，唐代扬州，两宋杭州，明清苏州先后崛起，一起把中国的经济重心，拉到了湿润的南方。（京杭大运河浙江杭州段）（山东聊城）近半个世纪以来，被国内外许多学者，一致认同的一个推论是，（山东临清）九至十三世纪，（山东济宁）是中华帝国史上的“城市革命期"，一千八公里的运河沿岸，（山东台儿庄）一大批工商业城市纷纷崛起，（江苏淮安）明清时期，在运河水道最繁忙的江南，（江苏无锡）城市以群体的形式生长了起来（江苏苏州）。

沿运河一路南下，在太湖平原的密集水网中，坐落着一座被人们赞誉为（江苏苏州闾门）天堂般的城市--苏州。（江苏苏州盘门）（江苏苏州平江河）（平江路船夫刘师傅）“这个是内城河，解放以前有五十公里，现在还有三十五公里，这些河都是连通的，通卫城河，卫城河通京杭大运河，以前出门出路就是靠这个船。那么通了京杭大运河，什么河都通了，无锡，常州，这个京杭大运河可以通到北京城"

（京杭大运河江苏苏州段）七百的前，马可，波罗来到苏州，城市纵横交错的水道，像极了他的家乡威尼斯，而让这位见多识广的意大利旅行家惊叹不已的是，这座城市的富庶和繁华。他在那本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这样写道：“苏州城方圆三十二公里，附近有十六个富庶的大城市和城镇，属于苏州管辖的范围，商业和手工艺十分繁荣兴盛。”马可，波罗说的不错，大运河贯通了蜘蛛网般的江南水系，如同今天的高速公路，迅速拉近了苏州府与周边集镇的空间距离，城市从府城内扩大到城厢附郭和郊区市镇，形成了一个以府城为中心，以水网连接交区“卫星城镇”的城市群。运河钞关浒堅关，水陆码头枫桥，手工艺之乡木渎，香山帮匠人聚集的胥口，绸都盛泽，（江苏苏州周庄）这些被飘带一般的运河水道串连起来的市镇，遥相呼应，（江苏苏州山塘街）纳入了以苏州大都市为中心的市镇群。

在江南，因为运河而繁荣起来的城市，不只苏州。（江苏苏州同里）因为京杭运河带来了一个更广阔的全国市场，（江苏苏州锦溪）产品可以行销到更远的地方，在长途贸易的刺激下，（京杭大运河江苏苏州段）江南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了出来。明清时期，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六府的城镇数量，从宋代的七十一个，猛增到了四百七十九个，几乎遍地开花。市镇内商贾云集，人口急剧增加。当时，全国最大的三十三个商业城市中，江南地区占了十四个，超过三分之一，仅苏州一府七县，每年上缴国库的赋税，就达到了全国的十分之一。几百年后的今天，江南运河流经的长江三角洲，已经是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京杭大运河江苏无锡段）这里也成为全球第六大都市带。繁忙的江南运河上，能源与建材，已经取代了丝绸、布匹，成了新的最大宗的货物。（京杭大运河江苏无锡段）因为城市的不断扩张，驾船驶过这里的人们，已经很难分清乡村和城镇的区别。

从遥远太空拍下的夜景图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被运河水道串连起来的江南城市群，放射出了中国最璀珠的亮光。

站在二十一世纪的河岸上，重新审视这条流消千年的人工河流，（京杭大运河江苏高邮段）人们会发现，它的面貌每一年都在发生不可思议的巨大变化。一座又一座运河城市，迅速实现了从沉寂到崛起，从闭塞到开放，从贫乏到繁荣的历史变革。中国大运河穿越时间隧道将沿岸的城市群，带入新世纪的风景。

一百年前，中国最早的津浦铁路，追寻着运河城市的脚步一路南下；一百年后，全世界最快的高速铁路，同样没能跳出这条路线。弹指间，千帆过境，运河城市群的影响，链接时空，傲视古今。

七、世界的大运河

“在我最早关于亚洲的地理课上，一个想象力丰富的老师，将中国形容成一大片黄色的土地，这片土地上大运河纵跨而过，长城横穿而过。从那以后，提到中国，我就想起这样的画面，一艘艘巨大的货船，在高耸壮丽的城墙倒影下，沿着波澜壮阔的水道顺流而下”。这是1937年4月，刊登在《美国国家地理》上的一篇有关中国大运河所道的开头，作者威勒德·普赖斯，描述了自己少年时代，对于遥远中国以及那条大河的绚丽想象。1937年，他来到中国，迫不及待地要看到运河，对于中国大运河的关注，他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长久以来，西方人是如何看待中国大运河的呢？他们有过哪些探寻？当代中国人又是怎样向世界呈现自己的运河？在中国与世界之间，这条波澜壮阔的大运河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第七集 世界的大运河

（意大利 威尼斯）2013年5月至11月，在欧洲著名运河城市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教区博物馆里，正在举办第五十五届威尼斯年展的平行展，展览的团队来自中国。（章燕紫作品《炁》）十三位现代艺术家，（石青作品《1794公里：与京杭大运河有关地能源地理》）用各自的方式表达着同一个主题，（黄锐作品《女人》）中国大运河。艺术家徐冰参展的（徐冰作品《大运河》）英文书法《大运河》，用运河水在宣纸上，写出“大运河”的“英文方块字”，水干了，字迹渐渐消失，却留下曾有过的痕迹，和皱巴巴的质感。（徐冰艺术家）“我希望它是写的时候，是一种很湿润的感觉，但是它最后慢慢干了，它干了以后你会有一种紧张感，有一个湿润到干枯的关系，它确实让人束手无策，是你必须面对的，人们一定会意识到，今天的水和我们人类的关系”。（邱志杰作品《漕运》）大运河是活态的遗产，它无时无刻不在反映着时代的变迁和文化的流动。（肖戈策划人）肖戈是这场展览的策展人，“大部分艺术家都是经过自己反思，并不是直接一个写生的大运河，而是大运河传统文化的一个概念，经过当代艺术家，他是一个反思之后，再有他的创新性，（高洁作品《失控》）再表达出来”。（无关小作品《共生》）穿越两千年的时光隧道，这条伟大河流，依旧给人带来了惊鸿一瞥。肖戈希望，在威尼斯的展览结束后，他们能在巴黎再办一场。今天，中国的运河，进入国际视野的样子，是现代艺术家的表达。回溯往事，中国的大运河，在外来者的眼里，是感性的，生动的，也是直接的。

（山东 德州）山东德州北营村，安砚春如同往常一样骑上三轮车，穿过运河去德州市里，在大街小巷出售新鲜牛奶。（安砚春）安砚春所在的北营村看起来，与一般城郊的村子并无差别，但每户房门上的特殊符号，表明着他们的信仰，他们是穆斯林。北营村的穆斯林，基本上不是姓安就是姓温，这也是村子里最早的姓氏。六百年前的明朝，他们就已经落户在这里。为什么安砚春的祖先，会在明朝来到德州，他们又从哪儿来？当我们从高处，俯视整个北营村时就会发现，整个村子都是围绕一个中心点建造的，这个中心点是一座六百年前的王陵，（苏禄国东王墓）王陵的碑文直接指向一场六百年前中国人的远洋事件。（江苏南京宝船公园）这场远洋事件的痕迹，今天还能在南京的一座公园里看到，这座公园曾是当年的船厂。六百年前的1405年，船厂造出了一支由六十多艘远洋航船组成的舰队，舰队里最大的船，超过一百五十米长，六十米宽，一个标准足球场都容纳不下。

这是十五世纪中国皇帝的世界巡礼，郑和下西洋。舰队一度停泊在今天菲律宾苏禄群岛一带，当年苏禄王国的海港里。十二年后，曾经目睹了郑和船队的苏禄国王，带着亲属、臣民数百人，漂洋过海，历尽艰辛地来了。他们一定要来见识一下创造郑和舰队的国家。这一次，（江苏无锡清名桥）皇帝特意安排他们，沿着刚刚疏通的大运河北上，（京杭大运河江苏苏州段）在此后的几百年里，这条线路一直是历代中国皇帝，安排外宾参观浏览的标准线路，哪怕是改朝换代也从来没有变过。（京杭大运河江苏扬州段）如果说，郑和船队是中国国力的巡展，（浙江绍兴东湖）那么，中国大运河才是这场宏大展览的真正中心，（浙江绍兴 运河园）。从某种意义上看，郑和下西洋更像是，（京杭大运河浙江塘栖段）中国运河的一次品牌延伸。公元1417年，苏禄王意外病逝在运河边的德州，他的家人在德州居住六年后，曾经回过苏禄，但最终又回到德州，并在之后的岁月里定居下来，传宗接代，直到今天。他们曾是运河的旁观者，如今，他们已是运河历史的一部分。

在中国与世界之间，运河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在世界认识中国的过程中，运河又有着怎样的影响？作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孝聪一直将古地图与地图史，作为重要研究方向。这些由外国人绘制的中国地图，不仅表现出古代西方世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孝聪）对中国的好奇，也传达着他们在某一阶段对中国的认识与理解。也许，从地理、地图的线索出发，厘清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会比其他形式更直观，也更具说服力。（1618年荷兰人绘制的中国地图）四百年前，荷兰人绘制的一幅地图，引起了李孝聪的浓厚兴趣，这是西方制图师最早表现中国的地图之一。他惊讶地发现，在这幅地图里，中国所有的水系都是相通的，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荷兰人的错觉呢？“马可·波罗就写过，有两条大河，一个是黄河，一个是长江，那他就把这两条河，他以为中间有很多水是通的。那么马可·波罗也提到，中间有一些大的湖泊，他（荷兰人）都放到（地图）里面去了。这些信息传递回去，他（荷兰人）画了这个图，但这个图是不准确的”。在十七世纪中国人绘制的地图，传入欧洲之前，欧洲人对于中国的了解，几乎都源自于《马可·波罗游记》，事实上，马可·波罗的描述并没有错，他的记忆力也很清晰，中国的确是有一条河流，连通了黄河和长江，这条河流正是大运河，但遗憾的是，他的描述太过笼统，这使得远在万里之外的荷兰的制图师，必须借助更多的想象才能完成地图。“这件事情才引出了，他们的一些对中国运河的一些真的关注，而且把运河的真实情况带回去了，运河在他们了解中国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是起到了一个承载（的作用）”。此后的几百年间，西方人绘制的中国地图，（1601年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越来越接近真实的中国，（1606年麦卡托地图）但是，（1625年普哈《皇明一统方舆备临览图》）不管在什么版本的地图里，（1636年布劳地图）描绘大运河的曲线，总是显得一目了然，其准确度甚至超过黄河、长江，这是根深蒂固的东方运河的文明印象。

（辽宁 锦州港）现在是早春二月，位于渤海湾的辽宁省锦州港，开始进入一年中最忙的工作期，如今，这个北方港口，每年有超过百万的集装箱吞吐量。蔡更长师傅跑的是，锦州到宁波的专线。“我在这个行业里面，是做了三十四年了，（蔡更长大唐一号大副）那一直以来都是在搞海运这一块。这次任务我们就从锦州，把这箱子拉到宁波，单程就三天，差不多就三天三夜，七百三十海里”。“大唐一号在2095装货完毕，可以备车离泊了吗？”“可以离呀，注意观察航道上的工程船，离泊时注意安全。”“好的，谢谢港调！”对蔡师傅来说，往返于辽宁锦州与浙江宁波的航程，就像是循环了很多遍的长途散步，只要不遇上特殊天气，他甚至已经不需要使用导航。

仅仅三百五十年前，在这条紧邻大陆架的航路上，还几乎看不到多少中国船，这让当时航海盛行的西方人极为不解。随着对东方世界认知的加深，质疑开始取代错觉，质疑甚至指向了大运河。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从一个西方学者的视角，欣赏这个东方国家，毕生致力于将中国文化介绍西方，但作为一位科学家，看不明白的问题他还是要提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利玛窦难题”。对于在中国备受重视的大运河，利玛窦直言不讳，他不能认同运河的存在价值。他认为，无论从地图上，还是实际航行的角度判断，人们完全可以采取一条，距离更近，花费更少的海上路线。在他看来，维持这条运河通航的费用，每年达到国库总收入的一半，这对欧洲人来说根本无法理解。“利玛窦难题”，不只是利玛窦对中国运河的质疑，更是两大明之间，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话。中国人维护运河，绝不仅仅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这其中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众多缘故，利玛窦也许无法理解其中更多的深意。如今，“利玛窦难题”，已经不是问题，沟通南北的运输，早已呈现多通道的方式。同时，中国人也始终没有停止过疏浚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江苏宿迁段）虽然曾经付出过巨大的经济代价，（京杭大运河江苏镇江段）但哪怕仅仅是经济层面的遗产，也让今天的中国享用不尽，（山东微山湖）。（浙江宁波 镇海港）蔡师傅的船三天之后，到达宁波镇海港，从海上货轮卸下来的货物，就算是集装箱，相当一部分，依然还要转由运河运输。“重箱十三个，空箱十个，这里二舱，这里三舱。”（浙江嘉兴七星港）运河的载运量依然巨大，只是动力从人力与风力，变成了燃油与马达，今天，假如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重新解读“利玛窦难题”，它依旧是合理的，但试想如果没有运河，全用陆路和航空，今天中国的运输成本，肯定要达到一个惊人的数字。

这里是加拿大蒙特利尔，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口，都是法国后裔，（加拿大蒙特利尔中国市）但是这里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却是“中国”。一百多年前，这个小镇被命名为“中国市”，这是因为三百多年前，这里挖通了一条“中国运河”，（加拿大蒙特利尔中国运河）为什么这个华人寥寥无几的城市，却广泛使用着包含“中国”在内的许多名词呢？这条“中国运河”，与真正的中国大运河有关系吗？关于这条小镇运河的由来，有多个版本，但流行的说法就是，当年法国人渴望，开辟蒙特利尔通往遥远富庶的中国的贸易航线，他们设想开挖一条运河，把这里的丰富物产，方便快速运到蒙特利尔港口，然后就可以从那里直达中国，于是，他们便把这条短短的运河，命名为“中国运河”。（摩恩·阿迈勒蒙特利尔中国市居民）“我们现在在蒙特利尔的‘中国市’旧码头，这里曾经是‘中国运河’的尽头，从前船只经过这条运河继续航行，最多十三至十四公里，就可以从这里到蒙特利尔。”遗憾的是，这条运河建成后，法国人并没有沿着这条河流，驶向太平洋，前往中国。而地球的另一边，却有两个国家先后在一百多年间，扬起了去往中国的风帆，前进的方向，直指真正的中国大运河。

那个时候正值康熙年间，中国依旧是世界上的头号经济大国。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这时候的西方人，已不再质疑大运河的存在价值，他们更关注流淌在这条黄金商道上的利益。1655年，一群红头发的外来者，出现在运河上，他们兴奋地欣赏着沿岸的风景，并且认真画下了眼前的一切，最终这些荷兰人出版了一本书《荷使初访中国记》，（《荷使初访中国记》）这本图文并茂的旅行记，详尽描述了十七世纪中叶的中国运河，（莫妮卡荷兰国家图书馆管理员）并配以一百五十幅素描，在位于海牙的荷兰国家图书馆，荷兰人还精心保存着那次记忆。“很久以前，一条河和一个水闸，这里你看到一条长桥，这桥有三十六拱。”（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在这座安静的国家博物馆里，几百年前荷兰人，对东方世界的贸易渴望到处可见，荷兰人希望能将自己的海船，与中国运河上的帆船连接起来，他们想象着或许这样，就能掌控整个世界，他们把这个激动人心的想法，告诉了清帝国的顺治皇帝，但顺治皇帝委婉地告诉他们，考虑到中途遥远，风险难测，舟车劳顿，十分辛劳，以后就八年来一次吧。（荷兰阿姆斯特丹运河）荷兰人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但1657年，也就是使团回国两年后，荷兰开凿了莱顿拖船运河，而此后的三百年间，荷兰人一直都在挖掘阿姆斯特丹运河，对于运河的理解，他们似乎在中国找到灵感与共鸣。

在荷兰使团出访中国一百多年后，1793年，一海之隔的英国人马戛尔尼，带着同样的目的来到中国，他们同样按照清帝国的规定，沿运河北上，同样留下了大量的日记和素描。不过，这个来自日不落帝国的使者心态，已不同于谨言慎行，彬彬有礼的荷兰人，马戛尔毫不掩饰，对东方白银帝国的垂涎。（《乾隆英使觐见记》）他坦率而直接地向乾隆皇帝提出请求，能不能把舟山作为英国的通商口岸，如果能在附近的小岛修建设施，供英国商人暂住，和存放货物就更好，乾隆的回答是否定的。又过了五十年，英国人已经把宁波作为通商口岸的想法，写在了《南京条约》里，英国人对于中国大运河了如指掌，他们甚至精确地知道，清政府在运河税收上的具体数字，于是他们在第十条规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从此，亿万两白银，沿着运河流进了英国人的船舱。

（英国 伦敦）两百年后，马戛尔尼的同胞林杰，同样对中国大运河充满兴趣，但他不是来签约的，（林杰英国学者）也没有经营贸易的念头，他是一个英国70后，也是位汉学家，出于对历史的痴迷，林杰希望实地看到那条让马戛尔动心的中国河流。但当他沿着大运河走完全程后，对于这条河流有了全新的感受，并且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2006年，当我在中国游历大运河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件事，不仅仅是在大运河上的人们，而是中国各处的人们，通过大运河这个媒介，开始对理解他们自己的文化，国家自豪感，变得越来越有兴趣，马戛尔尼伯爵对大运河是有误解的。我在中国，我每天都会改变对中国的看法，真的是，每一天，我所需要做的，就是展现大运河，然后解释给英国人听，大运河是一种可以向英国人解释中国文化的途径。”2014年2月，林杰前往伯明翰，在当地的运河协会，林杰将为来自英国各地的听众，作今年第四场有关中国运河的演讲。（英国伯明翰运河协会）“那个是‘大运河’的中文，如果你想学，或是记住任何的中文字，那么，中间的那个最容易记住，它是中文‘大’的写法。中国人认为长城和大运河，是一对的，如果你从中国文化的阴阳来考虑，它们是彼此相反的另一半。如果非要说，反而大运河，对中国的文明开化更重要。”林杰的观点形象生动，与众不同，他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有关大运河的新颖而独特的表达。“我2009年开始做这些演讲，所以是五年前，而且我已经给大约一百五十个团体、组织做过这个演讲了。大运河一直在变，一直在参与，在发展，所有的城市感觉上，它们都有一个很光明的未来。（林杰作品《御河》）我希望这本书成功，书里很多内容不是我在说，是人们在说，大运河在说，历史在说”。

柯蓉，研究中国历史的法国学者，2002年，她在里昂教皇传教会的资料库查找资料时，（柯蓉 法国学者）意外地邂逅了1932年的中国，留下这些影像记忆的是，法国神父卫德骥。（法国神父卫德骥）1932年，卫德骥携带着当时最先进的摄影器材来到中国，他本是为了拍摄教会在中国的工作情景而来，可后来人们发现，在他留下的四千多张照片里，（卫德骥拍摄的照片）教会的内容几乎可以被忽略，运河以及靠运河为生的人，反倒成了卫德骥最热衷记录的对象，卫德骥的镜头，大量对准了那些他遇到的撑船人。运河上放木排者，挑夫，搬运工，孩童们，地里干活的男人和女人，捕鱼者等运河边形形色色的普通人，记录下他们劳作和生活的真实场景。作为同样对中国充满好奇的柯蓉，决定来中国探寻神父的足迹。“我感觉到和（照片里的）人很接近，我们可以想象在1932年，拍肖像，拍在船上生活的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我觉得不应该仅仅是看，应该懂得解读。”从2005年开始，柯蓉陆续在北京、上海和苏州，举办了卫德骥的照片展，她给展览取名为《水上人家》。“当观众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水上人家》照片展）所有人都想把照片翻拍下来，一边说着‘啊！这里啊，对，曾经是，我认识，我祖父，我曾祖父曾住在这里，我们小的时候，就在这里跑来跑去’。唤醒了所有曾住在大运河畔的人们丰富的回忆。我还觉得，在展示照片的时候，这是他们的突显了他们自己的故事，关于他们的家族，他们的祖先的故事，一个深入的持久的故事，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份遗产，几乎是一份人文遗产，同时也是物质遗产。我想在讲述这些故事的同时，我们真的碰触到了。”柯蓉甚至还有一个更为浪漫的想法，在运河航道上，租一条船，张起白色的帆，把影像投影到帆上，让人物的后代，隔岸眺望，或许他们能从中找到自己祖先的身影，或者是自己的印痕。也许在今天与昨天的对视里，我们更能读懂历史的变迁与不变，卫德骥带走了百年前的中国运河，柯蓉又把它还给了这个时代的中国人。

随着历史越加久远，西方人以各种方式，记录下的中国运河，又回馈给我们，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与文化遗产。这是中国大运河的幸运，而它的命运又总是会牵动大河两岸的人们，以及中国、世界的关切目光。

此时，距离巴黎展览还有四个月，肖戈和艺术家们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他们反复思量着每一件展品，将要传达给世界的心情。在中国先锋艺术家们，从当代艺术的角度，来表达大运河，表达中国文化特质的同时，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们，也在审视与思索，中国大运河究竟带给世界怎样的启迪，（邱志杰艺术家）“很多中国人也都能体会到，那里面非常微妙的情感，包括那些板凳的感情，筷子的感情。我们说人情世故，就是这种微妙性，那么多零散的板凳，大家一起凑成一条河流，是这种凝聚和整合。”（章燕紫艺术家）“我觉得大运河的存在，就像人体的经络一样，经络是找不到的，但是它是存在的，运河看上去是实际的一条河，但它有一种隐形的文化传递的东西，可能你看不见，但是它也是存在的。”（黄锐艺术家）“其实水是一种自然里面的状态，一种物质，可是水就和我们的精神哲学，和我们中国人现在还可以继续发展一样，也就是说和我们的生活关系很深。”

1937年，那个曾经梦到一艘艘巨大的货船，在高耸壮丽的城墙倒影下，沿着波澜壮阔的水道顺流而下的孩子，威勒德·普赖斯，已经成为一个博物学家，他终于来到中国，并且如愿以偿地沿着运河顺流而下。此时的中国，已经从鸦片战争开始，积贫积弱了近百年。但我们在威勒德·普赖斯的文章里读到了这样的文字，“在这片无法想象的古老土地上，如今正发生着巨大的改变，这有着政治、社会和工业方面的重大意义，在它们下面，古老的中国，仍在平静而持续不断地继续着，带着一种生命的本能。”

如果我们能转世来到新的千年，再乘船游历一次，我想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仍要将它视作中国的标志。

八、未完的工程

时间，并没有让运河成为冰冷的遗迹，也没有阻断人与运河的关联，（舞蹈剧场《遇见大运河》排练现场）毫无疑问，它是中国人心中敬畏的历史，也是激励我们想象和关注的民族情怀，这部有关大运河的舞台剧，已经筹备三年。总导演崔巍，（崔巍舞蹈剧场《遇见大运河》

总导演）邀请好莱坞配乐师克劳斯，加入自己的创作团队，克劳斯很兴奋，他想依托这个剧目，（克劳斯，巴德尔特舞蹈剧《遇见大运河》作曲设计）表达自己眼中的中国文化，崔巍打算以全新的形式，演绎运河故事，她希望通过这个舞台剧的演出，推动中国大运河保护，和文化遗产传播的世界行动。中国大运河，是这个国家记载历史的独特方式，也是这人民族相生相伴的生命之河。千年的历史有它，相信未来的千年，我们还会和它一路同行。人与运河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这条运河在未来的岁月中，又将承载怎样的使命？

第八集未完的工程

（2013年9月21日北京）“王老师，你好，找你求援来了。我们最近正在做大运河遗产小道看北京段，北京段比我们以前走得更复杂，（齐欣《人民日报》记者）所以现在我大概说了，来找你求援了。”今天是中秋，刚刚从报社抽身出来的齐钦，又开始投入另一项工作。现在齐欣的身份，不再是《人民日报》的主任编辑，而是大运河遗产保护志愿者，齐欣和学生们有一个名为404的公益团体，最近的主要活动就是运河保护。"'大运河遗产小道”，我给孩子们提出了三条标准，第一，只准步行和骑行；第二，这条小道必须位于遗产的保护范围之内；第三，就是设计这条路线，而不是强调说你到那儿去建一条路，这是对文化遗产的破坏。”大家都称齐欣“老齐”，但这位年过五十的资深记者，一投入大运河与遗产小道，总有用不完的精力，说不完的创想。齐欣希望在运河沿岸，开辟出供人们步行，和骑行的绿色遗产小道，以最近的距离感受和体验大运河，这一活态文化遗产。“今天，我们骑了一天，非常自豪，终于用自己的实际的骑，来验证了这条路是可以走通的，真的是能在地图上可以描绘出来，这是今天最大的收获。这条路是京杭大运河的最北的起点，我们骑了这一路，风貌也好水利遗产点也好，郭守敬的白浮泉的真实性也非常好，所以，这一路上骑，是特别值得跟大家来推荐的。

“从我自己来讲，我几乎经历了从2005年到现在为止，大运河这一轮申遗的全部过程，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大运河申遗，可不是现在刚刚提起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一直鼓吹和鼓动大运河，能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但是它有点难，（北京京密引水渠）它还活着，就是它还在用我和大运河在一起，有两个重要的节点，时间节点是2005年，人物的节点就是我的老师，罗哲文老先生。

“喂，听见啦，师母。”“没骑车啊？”“没骑车，今天有客人来。”齐欣与运河的结缘在2005年，对于运河的关注，（杨静华罗哲文妻子）来自于文物古建专家罗哲文的影响，当时，罗老正在为运河申遗奔走呼吁，齐欣以媒体人的角色成为助手，推动文化遗产保护的全民参与。八年来，齐欣骑行了两千公里，完成了运河沿线大部分城市的遗产考察。如今，罗哲文老先生逝世已经两年，他家里的摆设，和前些年没有任何变化。妻子杨静华，完整地保存着所有资料，这是罗老奔忙一辈子，堆积出来的个人博物馆，每半个月，来自中国文物学会，全国政协文史委的书刊，也还是会寄送到这里，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罗老一直倾力于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这也成为老人家生前最后的牵挂，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罗哲文就提出长城与运河，同时申报世界遗产，1987年，长城项目顺利通过，但运河项目却被搁置下来，以罗哲文为代表的老一辈文物专家们，没有因此停止申报工作，他们继续为运河整理资料，考察现状积极呼吁政府和公众加入进来。

2005年，罗哲文已经八十二岁了，这一年，他再次提出，运河申遗的构想。在他的身边还有两位志同道合的人，时年九十岁，曾参与过平遥古城、卢沟桥保护的郑孝變教授，和六十一岁的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他们被尊称为“运河三老”。就在这一年，他们写下了中国大运河，正式申报世界遗产的第一笔，“运河三老”联合署名，联名致信十八个运河城市的市长，呼吁加快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的工作：“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中国大运河的价值和风貌，千万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断流。”随即“运河三老”身体力行，走访调研运河沿线，推动了，2006的全国政协的大规模考察行动，2006年3月4日，中国大运河申遗工程正式启动。转眼间，从提出运河申选到今天，（京杭大运河江苏苏州段）时光匆匆掠过九年，从中原大地古老运河的开挖到今天，岁月已丈量过两千五百年，（山东台儿庄）运河沿岸的古墩、古庙、古塔、古桥，（京杭大运河江苏无锡段）老街、老店、老厂、老密，（京杭大运河北京段）以及街市的繁华景象，市民的生活习俗，犹如《清明上河图》的升幅画卷，展示在人们面前。如今，当古老的运河再次进入公众视野的时候，我们将以怎样的姿态，面对运河的未来。

（2013年11月15日江苏骆马湖）上午十点，王兆山夫妇，即将开始新一天的工作，王兆山采砂的骆马湖，是京杭大运河的一部分，他将从骆马湖出发，行走整条运河，输送砂石，带来回报，这几天的采砂量都不太理想，王兆山夫妇有些焦虑，他们期待着今天能有不错的成果。五十岁的王兆山自小靠水为生，回顾半辈子，所有的记忆，都和船有关，和水有关。跑过运输捕过鱼，也组过船队。说起微山湖、洪泽湖、骆马湖，都是王兆山养家糊口，尝试过的出路。（王兆山采砂人）“我们祖祖辈辈都是捕鱼出身，等于说都在船上生活，很少上陆地，我哥哥也是个旱沙船，也跟我一样的旱沙船。我自个儿在运输船上跑，大运河，装煤炭。”如果不是在水上，王兆山还可以去其他很多地方讨生活，但是，祖祖辈辈的水上经历，养成了他对于传统生存方式的坚守，在王兆山看来，这样的日子虽说漂泊不定，却是自己最适应，也最舒服的活法。“在水上做生意，像我们习惯了，不管蹲、站、走，上哪去，感觉很方便。”但最近这几年，在运河上采砂的前景越来越黯淡，这个行当，还能依靠多久，如果不采砂，是继续捕鱼，还是继续跑运输，又有哪一项能长久维持生计呢？王兆山有些纠结，如果继续加大采砂量，短期内会有可观的报酬，但对于河床的破坏也更为严重，湖底的砂石量也将越来越少，最后的结果必定是，采不到砂，赚不到钱，甚至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江苏宿迁洪泽湖）骆马湖之外，同属于京杭大运河的洪泽湖、微山湖，也面临同样的困境。虽然当地政府对骆马湖的采砂区域和采砂总量有严格限制，了明确规定了洪泽湖、微山湖的休渔期，但膨胀的利益，驱使船民宁可承担更大的风险。这不只是船民拿生活与收入做赌博，更，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博弈，而人们还在不断增加赌注。

（2013年11月21日江苏扬州）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厚重历史，让我们这个民族习惯了以史为鉴。今天，当我们努力为运河申遗时，最重要的，或许不是复原昔日运河曾经的风景，而是探寻如何为它注入更多的生命活力，作为考古专家，顾风对此颇有感悟。（顾风原大运河联合申报世界遗产办公室主任）“我长期以来是搞隋唐城市考古，那么在过去研究城，当然会研究到水系，研究到水系，就研究到运河，对于运河这样的遗产，我们重新来认识它，不仅是认识它过去的价值，也认识到这样一种活态的遗产，对于今天和未来的作用和影响。”（江苏邵伯）退休之后的顾风，还没有适应突然清闲下来的生活，从事了几十年文物研究工作，顾风了解扬州，和它每一处遗产的故事。这是一座与运河兴衰同步的城市，水已经渗透进当地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遍布运河流域的水调，最能代表扬州的性情。“作为我们从小生活在运河城市，那么我们是运河水哺育出来的，反过来，我们觉得我们的申遗，（江苏扬州邵伯船闸）是对运河这人母亲的一种反哺之举，我们关注千百年来，孕育我们运河城市人民伟大母亲的一种敬畏种情感，这种情感要变成一种实际的行动，而且这种行动要影响到子孙后代。

（1958年伊文思作品《早春》片段）“全中国每天有一亿人，在兴修水利的战线上，古老的中国，正在一天一天地起着变化。”这是荷兰著名导演，伊文思眼中的1958年的中国，成干上万人正在兴修水利，就在伊文思记录的这个早春，这样的场景在中国运河沿岸，正被如火如茶地复制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个涅槃重生的国家，开始满怀信心地重整山河，大运河的整治，也是从那时候，成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大运河两千多年的沧桑，或许只是短暂一瞬，但正是这短短的几十年，中国大运河完成了一次次华丽转身，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从事水利工作五十多年的徐炳顺，正是这一段历史的亲历者，而扬州作为大运河的中心，最能代表运河，在这半个世纪中的变迁。（徐炳顺扬州市水利局原副局长）“新中国成立以后，扬州大运河整治，主要有三次比较大的规模。第一次是1956年，把高邮到界首的一段新东堤向东移，第二次是从1958年到1961年，这次整治以后，底宽就是七十米，第三次是从宝应到邵伯，把中梗这部分切除掉。从此，扬州的运河，从邵伯到宝应，达到二级航道标准。”徐炳顺与运河，打了一辈子交道，这个年近八十的老人，也见证了有关运河的一次次重大行动。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将大运河列为重点发展的内河航运主干线之一。1953、1957年，分别兴建江阴船闸，和杨柳青、宿迁千吨级船闸，开始了运河的部分恢复与扩建工程；1988年，完成苏北运河徐州至扬州四百多公里扩建，达到两千吨级船舶标准；1995年，运河再次被列为国家内河航运“两横一纵两网”的发展规划；1997年底，江苏境内二百零八公里的苏南运河，完成建设任务；山东济宁到台儿庄，一百六十八公里三级航道扩建工程，也在2000年完成验收并正式通航；今天，中国大运河最繁忙的苏北段，已全线达到二级航道标准，其他河段也正在或已经升级为三级航道，确保运河运输能力，与现代需求的匹配。（影视资料）千百年来，在对运河的使用、维护和整治中，人们对运河的认识也不断更新，从历史上的南粮北运、盐运通道，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北煤南运、防洪灌溉，古老的运河始终在时代的变换中，焕发出新的活力。自然水源，为人类提供了最早的情感依托，作为人工河流的运河，则寄托着更多互动的情感。

这是国家水利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项目--南水北调。东、中、西三条调水线路，与长江、黄河、淮河和海河，构成了以“四横三纵”为主体的总体布局，其中的东线，正是利用了京杭大运河线路，作为输水通道展开施工的。这个工程彰显了中国人征服自然的勇气和魄力。

（2013年11月30日浙江绍兴）2013年11月30日，一个重要论坛在绍兴举办，这是国家开展运河申遗以来，第一次大规模专家学术讨论，也是这个时代对于运河的全新态度。（伍萧尔努尔丁新疆坎儿井研究会副理事长）“我们的祖先利用的这些东西，给我们留下了大运河，这样的一个优秀的水文化遗产，那么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要是没有了，将来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了，那势必变成我们这些人，就是对我们祖先的这些东西是不屑一顾的。”（张印忠中国水文化学会会长）“运河不仅仅是航运，不仅仅是防洪，实际上促进了南方、北方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吴志强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长）“如果没有大运河，中国还是中国，但是就和有大运河的中国，会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经济，我们的交通，我们的运输，我们的人民，现在已经离不开大运河了。”在这一天的这个论坛上，人们的表达将被载入两千年来的运河历史档案

（京杭大运河江苏无锡段）而有关这条大河未来的命运，就掌握在普通中国人手中。

自公元前486年以来，运河上大大小小的修护工程一直在延续，（京杭大运河江苏苏州段）每一次修护与改造，都是一次重新审视，今天，运河已经成为，现代城市建设中不可忽视的元素，人们在保护与利用的双重命题下，构建运河新貌。在中国曾经最繁荣的商业城市苏州，新世纪的运河规划，是从2005年开始的，苏州投资三十五亿，（江苏苏州间门北码头）对十五公里的护城河沿岸进行整治，间门北码头，是整个环古城风貌保护工程的后期项目。今天，类似苏州间门北码头的修缮工程，几乎每个城市都有，我们在保护过去的记忆，也在更新记忆中的过去。

如果历史进程是一幅无限延展的长卷，那么，运河则是其中不变的景致。但现代交通工具突飞猛进的发展，似乎令这条曾经承担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大河，渐渐星光暗淡。事实上，在公路、铁路遍布的今天，历史赋予了运河更加丰富而特别的意义。如今，每年约有十万多艘船舶，常年在大运河繁忙的河道上航行。在富庶的江南，（京杭大运河江苏苏州段）只要运河水不枯竭，人们对运河航运的需求，就不会停止，强劲的运输功能就不会消失。这条大河，还是构成中国“北煤南运”和长江三角洲物流，与外向型经济的运输大通道。而且，它还是相对最能优化沿途生态的运输方式，仅仅京杭运河江苏段的年运输量，就高达五亿吨，这相当于十四条京沪高速公路，或二十一条京沪铁路的满载运输量。

伴随着绵延不断的运河史，那些有关运河的故事，也和我们的生活如影随形。（田恩富天津三岔河口老居民）“这是咱们原来的老院，咱们没拆迁以前过去的老房子，老辛庄，就是北运河边二十多米远，咱们原来就在这院儿住。这相片的话，拍了有四十年了。咱们家祖祖辈辈，到我这四代，到你这六代了，就生长在北运河边，北运河养育了整个从北仓开始一直到三岔河口。"老田家之前的房子，就在今天的三岔河口，几年前，在以海河、北运河、子牙河为中心的城市建设中，（天津三岔河口）老天津人都搬离了这里，田恩富就是其中的一个。田老爷子印象中的北运河，如今已经不通航了，而成为现代都市的水利风景区。在天津城市规划中，有关两岸的建筑高度控制，土地利用性质，以及公共开放空间的建造，文物价值的保护与发挥都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其实运河，只是流通千年的水，因为人附加了情感，而成为过去的记忆，生存的依靠，以及表达的缘由。不同的历史时期，因为政治、经济地位的不断转变，（京杭大运河江苏无锡段）运河所承载的功能，也在悄然变化着。

一壶茶，就是新的一天，生活在运河边的人，只有喝了运河水冲泡的茶，才觉得这一天真正开始了。（沈梦圻陶艺师）“我是清明桥茶楼的陶艺茶艺总监，土、水、火结合在一起，给我带来很多的惊喜，我一直觉得陶艺，是可以让我真正安静下来的东西，我希望能用一碗清河水去做出更加有味道的陶艺。”生长在水乡的沈梦圻，小时候在运河里游泳嬉戏，长大后还在运河边的茶楼工作，三十二年来，运河没有离开过他的生活，沈梦圻也目睹了这条河流的变化。当年玩水的孩子，成为陶艺师，坚持着水和泥，还有火的创作，当年的门前小河，也成为今天的活态文化。

（浙江杭州）在杭州，一个老人也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护心中的运河。年过八十的陈华泉，在运河边住了六十年。十年前，陈老开始用DV记录运河，并为它创作歌曲，如今，身体没那么硬朗了，老人家就在家里，看看运河，唱唱运河。（陈华泉杭州拱宸桥老居民）“我从十八岁，也就是1951年到运河边来，就住在拱震桥这儿，我纯粹是一个草根，但是，我在唱运河，大家叫我运河老人，我非常高兴。”“大运河，长又长，运河处处好风光，千里桑园绿呀，万顷稻花香."今天的大多数人，都习惯了运河的存在，习惯，甚至让人们对它熟视无睹，（京杭大运河浙江杭州段）但戛然回首，总有鲜活的回忆，和永不枯竭的灵感。

（2014年4月13日杭州歌剧舞剧院）杭州歌剧舞剧院里，一场有关运河的想象，正在寻求音乐与肢体的激情呈现。今天距离首演还有一个月，崔巍和她的学生们，迎来了第一批观众，这是三年多来，这场艺术盛宴的首次公开亮相，也是大运河第一次以艺术形象，与普通人相遇。（崔巍舞蹈剧场《遇见大运河》总导演）“我觉得其实作为每一个人来说，对自然，对环境对我们生存的空间，以及对传统，对文化，都是有一份情感，只是说怎么去引导他。这出戏我们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走进剧场的，因为我们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文化遗产传播的剧。”我们与运河的相遇，是美好的久别重逢，不同的时代里，不同的人与运河相遇，也遇见着不同的运河，一个月后，舞蹈剧场《遇见大运河》，正式首演，崔巍将带着她的团队由此出发，让运河沿岸二十七个省市的普通人，重新遇见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江苏苏州段）对于驶向未来的航程，今天永远是起点，（江苏扬州邵伯船闸）2014年6月，（安徽淮北柳孜隋唐大运河遗址）第三十八届世界遗产大会，（江苏扬州御码头）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中国大运河项目，（山东临清山陕会馆）在这次会议上被正式提交表决，这是自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世界遗产名录》以来体量最大的一个项目，世界将如何定义中国大运河，令人关切的不只是申遗结果，更是世界对于运河的态度。不同于被完全保护的传统文化遗产，即便经历了2500年岁月年轮，每个时代的运河都还是新的。从一项超级工程到大一统王朝的生命线，从滋养这个国家的生命脐带到中华文明的展示长廊，它带来了最早的交通运输管理体系，也激发了中国人对于水的与生俱来的情感。当全新的运输方式扑面而来，运河依旧波光闪耀，依然是这个民族历史的百科全书和精神家园。在这条纵横交织的大河上，我们的先民经历着太多的喜怒哀乐，生生不息。运河是世代中国人的作品，也是中国人的相册，见证着世代中国的变迁，也承载着一代代中国人的深厚情感。我们有理由期待这条伟大河流会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那个未来，会让我们的子孙同样感到骄傲和自豪。

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布宫号》提醒您：民俗信仰仅供参考，请勿过度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