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兴安岭的资料小兴安岭的简介(风雪兴安岭)

关于小兴安岭的资料小兴安岭的简介

1、小兴安岭，亚洲东北部兴安岭山系西北－东南走向山脉之一。是东北地区东北部的低山丘陵山地，是松花江以北的山地总称。位于中国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县中北部和嘉荫县的西南部交界处。西与大兴安岭对峙，又称“东兴安岭”，亦名“布伦山”。山脉西北接大兴安岭支脉伊勒呼里山，东南到松花江畔张广才岭北端，黑龙江与松花江的分水岭。南北长约450公里（一说500公里），东西宽约210公里，面积77725平方公里。

2、小兴安岭地区，是中国重点用材林基地。林区面积1206万公顷，其中森林面积500多万公顷，林木蓄积量约4.5亿立方米，红松蓄积量4300多万立方米，占全国红松总蓄积量的一半以上，素有“红松故乡”之美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对小兴安岭进行了全面开发，先后建立了24个林业局，并在小兴安岭腹地建立了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林业城市－伊春市。在五营一带建立了以保护红松为主要目的的国家级“丰林自然保护区”，为国家建设提供了大量木材。区内矿产资源也比较丰富，比较著名的有山脉东部的鹤岗煤田。

风雪兴安岭

－－作者：裴毅然

进山（之一）

进山

每人总有几个终生难忘的日子。1970年12月25日，便是我们那一列车杭州知青的“日子”。几个月前，刚在钱塘江边白塔车站送走一位伙伴，他插队于乌苏里江边的饶河农村，当了反修前线的农民兼民兵，拍了挎枪照寄回来。现在，轮到全家来送我。刚满16周岁的我坐在闹哄哄的知青专列上，胸佩“上山下乡”光荣证，硬没有一丝丝光荣感。这车知青之所以“走到一起来了”，除了上山下乡大气候，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国家编制工人，初薪45块！

后来，偶然得知这列火车大都是“可教育好子女”－－家庭出身大多为佳，不是伪军官、伪职员，便是地主、右派、走资派。包括后任杭州市委书记的王国平。其父王平夷乃文革前杭州市委第一书记，文革一起，打为走资派。1967年初，省人民大会堂开批斗“二王”大会。那会儿，学校停课，闲来无事，家离大会堂又近，批斗大会大概嫌与会“革命群众”不够多，敞门迎客，本人小萝卜头跑进去看热闹。只见这位前杭州“刺史”穿着军棉大衣，与市长王子达一起低头站在台上。没想到，他儿子竟也落难与我为伍。本人小学三年级就半懂不懂开始看“封资修”古典小说，心里瞬转一念：会不会又是一齣落难公子的故事？

“阳光之下无新事”，老话一点不错。这位落难的“红色贵族”公子，文革尚未结束，就已度过难期。1972年2月21～28日尼克松访华，周恩来陪同游览杭州西湖。是晚，周恩来接见浙江省市领导，点名要见王平夷遗孀肖冰。这位《杭州日报》前总编还蹲在牛棚，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匆匆赶到杭州饭店（周恩来下榻处）。周恩来问肖冰有何要求，肖冰说有一子在大兴安岭，身边无子女照顾。周恩来当场写条，着令浙江省内务局（即人事局）解决王国平调杭。尽管落实周恩来手令遭遇浙江文革派的一些阻力，王国平1973年还是办回杭州。此时，他已入党、提干－－大兴安岭呼中区筑路一处二连副连长。能从气候恶劣、伙食极差的原始森林调回杭州，“地狱”升入天堂，我辈寒门子弟那个艳羡！用杭州话来说：“人家种草（出身）不一样！”王回杭后，不是组织安排工作，而是问他想干什么？他说要读书。于是，先进厂，后上学－－合肥工大。1983年组建“第三梯队”，33岁的王国平首批入选，从桐庐县团委书记一直升至杭州市委书记，真正子承父业。

再说“知青专列”，一路得避让所有常班列车，足足走了五天五夜。一车知青在硬木椅上坐得东倒西歪鬼哭狼嚎。此前，一车小嘎子大多没坐过火车，对出远门还充满玫瑰幻想。这回，一个个对火车可是有了深刻的“本质认识”。后来，每年探亲回杭，一再领教“中国特色”火车——超员满满的车厢、扒窗式上下车、憋尿憋屎的必备硬功。从大兴安岭腹地碧水小站至杭州，倒车四～五次，四天三夜。从浪漫向往到见火车就怕，成了赴疆知青的集体病。本人至今仍一见火车就犯怵，一长串“恐怖记忆”。每次经过上海老北站，都会浮起知青扛包拎袋赶车的场景，本人至少二十次在这里北上南下。

过了嫩江，大兴安岭渐渐逼近，车厢里空气逐渐凝重，笑闹打趣声渐弱渐停，一张张青春稚气的脸庞肃穆紧张起来，窗外越来越荒凉了。过了大杨树，过了加格达奇，过了林海，荒凉寂静的大兴安岭终于一览无余肃立窗外，我一下子明白了王维名句“空山不见人”。终点到了，火车再也无法开了。碧水－－大兴安岭南麓最尽头的森林小站。天空中飞舞着雪花，才下午三点多，太阳就下山了。女生们再也忍不住了，集体放声痛哭，男生们一片沉默。大家心里都明白：这就是我们接受再教育的“广阔天地”。这时候，大家才明白会给我们这些小嘎子45块初薪！

旅行还未结束，从车站到筑路二连的驻地还远着呢。拉人的“大板有限”，只得用拉货的“翻斗”拉人。要命的是跑了一半没公路了，翻斗车一起一伏歪歪扭扭开在冻白道上。冻白道乃林中伐去树木的冬季便道，未有任何修筑，车开多了，便成了道。从筑路一处到二连驻地，不到10公里，翻斗起伏折腾了近两个小时。因颠簸过大，我连粮袋带人一起滑落车下。司机急忙停车：“咋掉下来了？妈呀，吓死我了！”我一点没事，跳起身帮着往车上掀回粮袋，再爬上车后找地方坐稳。驶抵二连，已20点多了。密林深处几幢鬼火隐隐的帐篷，老工人都睡了。摸黑中胡乱吃了第一顿高粱米土豆干，未洗未涮，两人并用一条老工人腾出来的被窝（行李还在车站），和衣躺下。刚拉过棉被，一股扑鼻的黑酸臭味，无奈睏乏之至，啥啥都顾不得了，妈妈的立即睡去。第二天起来，天哪，什么被子哟，被头黑得可刮下一层腻子，起码一年没洗了。原来人可以睡在这么脏的被子里，这条被子成为印象最深的“接受再教育第一课”。

我在筑路二连干了四年半，几乎干遍所有工种：跑腿的通信员、修桥涵的小木工、上土方的大力工、上夜班的烧炉工，还做过豆腐倌。“师傅”只教我一遍点卤水，第二遍便“满师”了。几天豆腐做下来，竟琢磨出点卤水的门道，拿捏住最关键的分寸。筑路队整年蹲老林子，没路的地方我们去，筑完路自己可无法享用，立即搬场。因交通不便，全年基本吃不上新鲜蔬菜，夏天就指着豆腐“撑市面”。本人做的那爿豆腐，乃是食堂卖得最快的菜。全连都说我的豆腐不老不嫩，十分可口，南方还吃不上纯黄豆做的豆腐呢！拉磨的小毛驴与我特亲，每天清晨，它会在帐篷外十分准确地轻叩本人铺头，要我起床喂它。因无保温豆腐房，冬天一上冻，豆腐就做不成了。一则冬天要靠刨挖河冰取水，做豆腐用水量太大，供不起；二则没有暖房，磨出的豆浆立即冻在磨上了。冬天，全连人只能啃吃土豆干、脱水菜，吃得北方汉叫，南方娃跳，没有一个不想家的。筑路队冬天活少，俗称“猫冬”，轻闲赚工资，但大家还是盼着开春，活路虽重，毕竟能吃上豆腐，偶而还能吃上山外运进来的新鲜菜！没有任何其他副食，顿顿大馇子、窝窝头，高粱米就算好东西了，一个月才一斤大米。真正叫吃得“鬼哭狼嚎”。

1971年，全国大备战。冬晨六点半，天还墨墨黑呢，连长就钻进帐篷掀被窝催床，招呼出操。偏偏烧炉工小魏技术不行，炉子经常熄火。帐篷易建，便于筑路队搬家，但保暖性极差，炉子一熄火，室温骤降，一个个蜷在被窝里当“团长”，连长还来掀被窝，真当恨不得一脚踢过去！介介早爬起来寻死啊！每天干活都已经吃力煞嘞，定额都完不成，大清老早还不放过我们？！啥格基干民兵训练，又没枪的啰！黑咕咙咚围着巴掌大的空地跑步，一二一！一二三四！有啥用场？苏联佬儿真当打过来，我们又刮不着碰不到，人家坦克难道会傻乎乎开到大兴安岭腹地来？就算真当开过来，一枝枪都没有，拿什么去跟老毛子打？

1973年后，劳命伤体的晨操终于停止，大概干部们也觉得呒啥意思，实属白搭精力的瞎起蹦，也可能上面有指示，总算饶了我们。我那会儿想：如果我是老毛子司令官，只消派一支部队拿下加格达奇或大杨树，掐住这条惟一交通线，根本不用进山清剿，山沟里这点中国人就全给收拾了。我打定小九九：战争一爆发，不管三七二十一，丢下铺盖，跳上火车逃到山外再说。就是不通车，步行也要走出加格达奇，揣张地图沿甘河逃出绝地。甘河直通嫩江。只要到了四通八达的嫩江，就什么都好办了。

深山里的政治

阶级斗争是最重要的第一课。第一次全连大会，认识了两位“现反”－－上海知青顾逸波、佳木斯知青孙刚。他俩臂膀上佩戴着“人尽可斗”的白箍箍。我至今也没弄明白他们“反”在何处？2000年12月25日，“筑路一处知青30周年”杭州聚会，顾逸波从上海赶来，我问起案由，他仍不好意思，说是中学里犯了点事，校方便将材料寄给筑路一处，从此罪名缠身。前些年，顾逸波作古，佳木斯孙刚更如断云飞絮，久失联系，已无法真正了解两人冤案成因了。幸好，本人从未对他俩采取任何“革命行动”。一则自己成份不佳，背脊骨本身不硬，出于“阶级本能”有所同情；二则人类本性，人家都那么可怜了，何忍再去加踢一脚？本人一直觉得文革怪怪的，打心里就不认同他俩的“反革命”。

顾逸波与我一起住后勤帐篷，关系不错，与孙刚则称得上朋友。他们是连里的“免费出气筒”，任何一位革命群众都可以向他们发泄“阶级怒火”。革命群众又都是20岁上下的楞头青，经文革薰陶，毫无人权意识，不打白不打，白打谁不打？“九·一三”后，气氛松缓下来，对他俩的歧视趋弱。

我的第一份差事是通信员，因普通话还可以，看起来还灵俐。每天上筑路一处求信，独自钻林往返三十余里。如有顺风车，自然“工作轻松”。筑路队活路繁重，每天穿得干干净净的通信员，绝对俏活，八大员（计统调、施工员、卫生员、炊事员、材料员（仓库保管员）、通信员、理发员、饲养员）之一。半年以后，莫名其妙被“撤职”，下了工班。原来嫌我成份不佳，担心泄密。天晓得！深山老林一支小小筑路队，有什么机密？但阶级路线必须贯彻呀。力工班每天定额至少一个立方，土质稍松的地段，3～4立方，实在吃勿消。

为挣表现，一位沪青大冬天出工前上河边学《毛选》。零下近50多度呵，太阳都还躲在被窝里，戴着皮手套都冷煞，居然还有这样的“学毛选积极分子”。真当学进去，算佩服他！如求清静，哪儿不能去？四周都是只有白雪没有声音的森林，干嘛专来河边采冰点？还不是全连早上洗脸都要到河边取冰，能被人看见！瞧他那双骨碌碌的眼睛－－直朝连部帐篷看呢！

1971年国庆节后，佳木斯知青孙塌鼻子探家归来，捎来惊人消息：林彪叛国了！孙塌鼻子还未走到连队，路上遇到我们木工班，他实在憋熬不住，或为显摆，他向我们“广播”了这则惊天新闻。木工班几个人都被震晕了，思维足足停顿十秒！不知谁喊了一声：“抓住这个反革命！”我跳将上去摁脖子扭胳膊，押着孙塌鼻子回连部。他指天划地：“真的！这是真的！佳木斯到处都是林彪叛国的大字报！山沟沟里就是啥啥不知道！”饶是他一再辩解，连首长仍认定他不是犯了精神病，就是故意散布“反革命谣言”，先关禁闭，以防“反谣”扩散。指导员警告我们几位：“不许瞎放‘小喇叭’！”几天后，来了官方消息，孙塌鼻子走出禁闭室，一脸冤枉：“还不信呢！林彪就是叛国了嘛！”可他不想想，“最最亲密战友”林副统帅，陡然说他叛国，山里人谁能转过这个弯子？后来传达文件，知道“571工程”，大家都觉得毛主席那么英明，怎么会看错人？打倒一个刘少奇，又出一个林秃子，这文化大革命咋整的？咋越整越稀泞呢？

1972年5月，力工八班放炮炸树墩，不慎引燃山火，整面山坡都烧起来了。全连急赴十多里外的火场。快到时，一位苏北籍女工排长学英雄状，奔上坡抱住一棵树，回身呼喊：“同志们！战友们！祖国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像电影里一样。不久，她真拿到了党票。

奔向火场的路上，我竖起耳朵听老工人传授经验：注意风向，不要被火包围；不能轻易撒尿，关键时刻“自来水”能派大用场。八班长“老久”乃第一肇事者，是他带领全班点的炮。“老久”乃小兴安岭老林工，深知森林火灾的利害，这把火真烧大了，要判刑的。快到火场时，“老久”跪地求雨，一副大难临头的样子。真巧，天黑之前还真来了一场雨夹雪，火势旋得控制，只烧了一面山坡。我们全身浇得稀透，工作服、毛衣线裤、内衣内裤，从外到里彻底浇透。下午心急火燎赶上山，用力打火，全身汗湿，一场降雪又淋得浑身冰冷，还不能立即回驻地取暖，得听指挥部命令。晚上八时，才来撤退令。全连又冷又饿，但一路庆幸这场及时雪“赦免”了我们，否则山下增援队伍上来之前，至少还得坚持十多个小时。回程漆黑一片，走的是根本没路的“道影”（林中伐树后的道路初影），尖尖树茬不时戳穿胶鞋底，一脚高一脚低走了二个多小时，才回到驻地。第二天，全连90%发烧，停工一周。这把火烧得我对森林火灾有了感性认识，亲尝扑灭山火的艰苦。

大兴安岭降雨量特少，每年不足400毫米，春秋季节极干燥，易燃点甚低，一旦起燃，扑灭难度甚大。1987年“五·六”大火，连烧27天，烧得那位前碧水林场场长高保兴（时任漠河县长）扬名全国，因为全城被烧，就高县长家那幢红砖房像珍贵文物一般矗立（县消防队重点保护），深深刺痛漠河全县人民。当年在碧水，和这位东北汉子喝过酒，至今还记得他长相。

吃·拉·性（之二）

最要命的“吃”

大兴安岭只有90天无霜期（植物生长期），很难搞开垦耕植，夏季只能种点土豆、白菜。可我们进山时，尚属开发初期，筑路队又是开路先锋，所有的开垦耕植都得由我们去挖第一锄，隆冬季节全山冻得像一块硬石，一切后勤给养只能靠山外运进去。而所有进山食品必须防冻，鲜菜水果等不抗冻的东西便不可能“支援大兴安岭建设”。

对南方知青来说，最大的问题便是餐餐顿顿都得吃粗粮，每月仅30%细粮，其中仅一斤大米，其余都是面粉；70%粗粮中，小米、高粱都算好东西了，“三年陈”的苞米面，那才叫吃得苦相摆出，真正鬼哭狼嚎。主食如此，副食更糟，南京干菜厂出的脱水白菜、土豆干是“主打部队”，餐餐顿顿，都是这两样老面孔。烧煮时又不起油锅，靠水硬煮，仅起锅时泼洒一点豆油，若遇油荒，连这点油都泼洒不上。几顿下来，没有不求饶的。但不吃东西怎么行？每天的活又那么重，再怎么也得硬撑着咽下几口。最初，还有家里带来的食物，一两周后，不得不完全与老工人“同吃”，真正体验“林区生活”。每次上食堂打饭时的复杂心情，至今丝丝清晰。夏天，偶而运来几筐黄瓜、茄子、鸡蛋，虽然最后几公里得大家去抬进来（筑路队永远享受不到公路的好处），全连仍然一片欢腾，那种喜悦才是真正从心底冒出来，盛大节日呵！

这一段“兴安岭伙食”使我终身对“吃”特别敏感。四十岁后，我读了大量人物传记，“饮食”永远是我关注重点之一，尤其囚犯伙食。因为切身体验告诉我：第一需求的“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物的情绪起伏，甚至直接影响人物对社会对世界的判断。

1934年10月22日，团中央局宣传部长黄药眠（1903～1987）在上海被捕，获刑十年，投入南京“中央军人第一监狱。他详述狱中伙食：“早上吃稀饭，两条很短的咸菜；午饭同晚饭是吃米饭，那些米要嘛是很多沙子、谷粒，很粗糙，有时还有些发霉的气味，气色很难看，好象它也很不愿意给犯人们吃似的。菜，一年吃四种菜。冬天过了，天气转暖的时候，吃黄豆芽煮汤－－清火；入夏以后，吃萝卜－－解毒；秋天以后，就吃蚕豆－－补气；到了冬天以后，就是吃烂白菜－－准备过年。一个星期吃一次肉，每人只分给两块，其大小厚薄就象刮胡子的刀片，连吹口气都会起飞。”按规定，这所监狱的囚犯伙食等同于士兵。（黄药眠《经历∶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页338、392）黄药眠对牢饭充满怨恨，详述食谱意在说明对犯人的虐待。但实话实说，比之我大兴安岭筑路队的伙食，实在可称上品。不说餐餐米饭，单单能吃上豆芽、萝卜、蚕豆、白菜，就掼我们好几条横马路了！一礼拜还有两片鲜肉，还不馋死美死？看来，比较总是相对的，得看参照的基点呵！

后来，再得知纽伦堡纳粹战犯的伙食，更失衡了。这些纳粹顶级战犯，早餐热腾腾的咖啡、麦片粥，中午有肉菜、晚上炖土豆、面包和茶。（萧乾：《纽伦堡审战犯》，《萧乾全集》第三卷，第351页）。就是秦城监狱，林彪集团四虎将－－黄吴李邱，中晚两餐两菜一汤，午餐米饭、晚餐面食，每周一顿菜肉饺子，半月一次小油饼；1977年春节后鸡蛋加青菜或煮菠菜的两菜一汤，就算“伙食质量明显下降”。1981年1月25日李作鹏领刑17年，“流放”太原，伙食标准每天一元，外加一磅牛奶，远远超过当年国民的平均水准。（《李作鹏回忆录》，北星出版社（香港）2010年版，下册，页744、801。）

在山里，罐头敞开供应，但价昂味次，1～3元/听。初食尚可，再吃无味，三吃必腻。本人至今见“罐”仍怵。原来，防腐剂虽防了腐也败坏了鲜度。那会儿，“嘴里淡出鸟来”，个个犹如饿虎。每年探亲，来不及到家，到了哈尔滨或天津，就有狠撮一顿的强烈愿望。1972年初，首次探家，我们碧水筑路二连一帮杭州知青在天津“登瀛楼”大吃一顿：天津对虾，拔丝桔子……外加啤酒。回家后，母亲见我饭量陡增，筷划带风，心疼万分：“饿狼一条，真饿坏了！”

最无法接受的是不让南方知青“做小锅”。知青们从南方扛点大米咸肉，改善一下生活，谁都不妨不碍，差啥不让？我们本来就不是那儿人，有自己的饮食习惯呀？可那会儿就偏偏不让，说是资产阶级作风，差啥不能和老工人“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做小锅就是搞特殊，嫌弃工人阶级，看不起俺们“肇州土垃垃”。所谓老工人，均为黑龙江“三肇”（肇州、肇东、肇源三县）民工，比我们早几年进山。于是，有一专用词：踢小锅。连排干部见了知青“做小锅”，像见了阶级敌人一样起恨。后来，南方知青集体抗暴－－发出愤怒的吼声，头头们一则欺软怕硬，二则想想何必去管人家“吃什么”？

集体生活，二三十人一顶帐篷，谁也无法暗吃独食。“三肇“老工人看到我们的“小锅”，再看看自己饭盒里的大馇子、窝窝头，心生不平也很正常。但你们吃不上大米咸肉，就要禁止我们吃嘛？这样的平均主义，不是很阴暗的“红眼病”么？南方娃已在此吃大苦，何苦再去管人家吃什么？

也要命的“拉”

在山里，排泄也甚令人挠头，类乎一项工程。冬天是屁股挨冻。先小心翼翼走进有边无顶的高脚茅棚，再仔细瞅一眼下面增速很快的屎柱，得防着戳顶屁股。夏天更麻烦，大得吓人的长腿蚊、一咬一大包的小咬、比扎针还痛的瞎儿蠓，原始森林的“基本特色”。办事得戴上蚊帽，必须速战速决，耽误不起的，谁都不敢慢工出细活。这方面养成的军人素质，自然天成，不用教不用练，环境是“最好的老师”。

山里人都知道，林区最苦的是筑路队。采伐队好赖紧挨公路，交通便利，一猫腰搭个顺风车就可哧溜去山下火车站，家里托送一点食物十分方便。筑路队就惨了，专往没路的林子里钻，辛辛苦苦筑好路，只能留给采伐队享用。刚刚住习惯一个点，秋天就到了，年年搬家，一年比一年往山里搬，交通线越拉越长。林场采伐队能住木壳楞或马架子，年年抹泥，保暖多了，炉子灭了一下子还冷不下来。筑路队只能住易拆易搭的帐篷，炉子一灭立马成冰窖。森林调查队也钻林子住帐篷，但他们每年就几个月的夏活，整冬在山下猫着。有家属的老工人，家都安在山下，双层玻璃的砖房，火墙火坑，一个冬天都暖暖和和的。

整体上，二连两位主要领导－－于世福、王思信（后均升任区委书记），还算不错。老于头1998年7月24日病逝哈尔滨，闻讯在心里悼念过他。老于头有一则经典笑话：他明明不能生育，硬给整个全区“计划生育标兵”，大幅照片挂在区委楼前橱窗里。老于头没有孩子，但是不是一定不会生，还是故意编排他，无法考辨。但“计划生育标兵”则是真的，亲眼见到那排照片。王思信现居河南老家，曾电话“拜访”，寄去一些作品向他汇报。1978年10月离山前，最后一次回筑路一处，王思信时任一处书记，早晨邀我上家喝了一顿送行酒，炒了最高档的鸡蛋，感念至今。

兴安岭的“性”

一开始，筑路一处防患于未然，专门成立“尼姑连”－－女子一连，驻地交通最方便，最靠近大队部。分开男女，意在防止麻烦的男女问题。可仅仅一年，“尼姑连”就撑不下去了。筑路队的放树、抬木、上楞、上土方，男人都不一定顶得下来，娇嫩的女学生怎么行呢？理论上的“半边天”，终究只能与男人同酬，无法与男性同工。无奈，只得打散女子连，分别插入“和尚连”。我们二连分到一个排（多为上海女知青）。女工排来的那天，全连男工一起出帐篷行注目礼，不时起哄一二、怪叫三四。

女工排的到来，很怪的，男工们的言语文明起来，往日的粗野相对收敛。吃饭时都端着饭碗走出帐篷，有意无意往女帐篷瞟上几眼。尤其与女工们一起干活，前所未见的那个热乎劲儿。本人那时十七八岁，受的又是文革“无性教育”，尚不知人事，不知男女合编不仅符合生理结构，也吻合心理需要。干活上，女工可干一些轻俏活，如铺路面、搞检测、拾柴禾、帮帮厨、种种地、辅助男工上土方等。生活中，调节连队气氛，收效神奇。后来才知道：“男女搭配，工作不累”，还是重要原则呢。

1972年，我们后勤班来了一位“犯错误干部”－－三连长袁珍，生活错误，搞了人家东北女知青“唐大裤衩”。据说那晚他与“唐大裤衩”有约，可他摸黑进了女宿舍，因不熟悉地形摸错了床，那位姑娘惊叫起来，电灯一拉亮－－东窗事发。那儿的条件也忒太艰苦，干点风流韵事，竟要如此冒险－－只能在集体宿舍里进行。后勤班木工常朋久、大锯匠老孙头等与老袁头乃肇州老乡，常常拿他的错误打趣。某晚，这位前连长坐在坑上拍着裆部：“都他妈怨你！这个臭老二，都他妈是你惹的祸！你要是消停一点，不啥事儿都没了？”一帐篷人爆棚笑翻。我与这位“犯错误干部”相处甚洽，他好像很喜欢我，老说：“你这小伙儿咋长得这水灵！”“南方嘎子就他妈比咱北边强那么一疙瘩。”

那时，本人对性十分陌生，感觉既丑又脏。1977年春，23周岁了，此时已“下山”，进了呼中镇第二小学。全校春游上山采果子，出校门不远，见一狗趴在另一条狗身上，随口问身边小蓝老师：“它们在干什么？”小蓝是东北姑娘，一脸嗔怪：“唉呀！你！” 她大概认为我在调戏她。其实，我真不知道两只狗在干什么。

最有趣的是连里四位家属入岭寻夫，后勤班木工老常、大锯匠小田，瓦匠老孙头、卫生员陈广仁（佳木斯知青），四人媳妇先后上山，数小田媳妇最俊最年轻。当时，筑路一处尚未在山下建房，密林深处的二连里更没有“招待所”，四位家属只能合住一顶1／3帐篷，即长度只有正常帐篷的1／3。每家领地只有两床铺盖的宽度，中间用竹席遮挡一下，晚上绝对无法说悄悄话，这边喘一口气，隔席都听得煞煞灵清，什么都得“悄悄的，打枪的不要”。每天晚上，全连其他九幢帐篷近百号老少爷们儿，最得趣的话题就是：小帐篷里现在哪样？在干什么？四家八口，脸对脸、隔壁隔，咋整？起夜回来上错床，咋整？尽咸吃萝卜淡操心，操人家的心，解自己的馋。没想到，本人最初的“性教育”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完成的，总算知道男女在一起，会发生一点事，好像还不是什么好事。

山里流谚：“一有权二有钱，三有听诊器，四有方向盘。”山里家家都得积攒过冬柴禾，非得靠车运输。司机决非一般意义上的“活俏”－－穿得干净，又有技术，关键是“点头是票，刹车是站”。山里人可以不巴结区委书记、不在乎区长，但非得巴结司机，至少每年得靠他们往家里拉几趟柴禾。对知青来说，与司机相熟，可搭顺风车，那个感觉也很爽呵。如此这般，青年司机自然最得姑娘青睐。“四有”之中，南方知青一有勿有，靠什么去吸引人家姑娘？当然，如果那会儿知道我们能回城，行情肯定勿一样，但谁能有这样的先知先觉呢？那些年，南方知青在岭中整体行情甚低，加上南北隔阂，一般都是南方人找南方人。二连那排上海女知青，很快被“订购”一空，各花有主，几无剩留，最后还真出了好几对“二连夫妇”。

1975年春，本人因杭州蔬菜公司党委书记（好友之父）的一封信，从山上筑路连队调至山下文宣队、呼中第二小学，由力工转为“文化人”。那几年，几位东北姑娘先后示好，几位大嫂一本正经要当“介绍人”，我小心躲闪摒挡。南方知青谁不想“孔雀东南飞”？谁愿在山里扎根一辈子？进山后，饶是“上山下乡积极分子”，也不敢在知青群中再散布“扎根论”，那几个“积极分子”也十分后悔了。本人如在山里成家，岂非永远回不来了？二小一位女青年教师半嗔半怪：“小裴，只要你想回去，就一定回得去！”

工伤·酗酒·赌博·干仗（之三）

特大工伤事故

刘江湾乃连里“第二高干”，父母均为十三级，仅低于王国平的老爸老妈。1972年5月，他刚从杭州探家回来。那天，我们木工班与他们六班同车上山，颠簸的翻斗车里，他兴高采烈说着不久就要调回杭州，还说刚刚在杭州看了朝鲜影片《鲜花盛开的村庄》，里面一位从没见的胖姑娘——“六百个工分”。林彪事件后，老干部逐渐复出，刘江湾的父母官复原职。当时，有权没权，只要看看其子女在那里，便一目了然。

中午，接我们回连吃饭的翻斗开上去了，木工班收拾好家伙在等车。突然，那辆翻斗急速开来，司机一脸惊惶失措，杭州知青楼大良在车上向我们急切摇手，示意不停车。等我们走了两公里回到驻地，指导员王思信脸色都变了，没头苍蝇一样在操场上跑来转去，六班出大事了！

那天，六班的活儿是为翻斗取土场磞树桩，用炸药松开树根，以便推土机起草皮，然后才能用下面的土去铺垫路面。放完炸药点完捻，全班八人躲进下面涵洞数炮，数着数着，少了一炮。按林业部安全规定，24小时后才能排除哑炮。六班长佳木斯知青张俊峰，小兴安岭南岔来的老林工，不知怎么想的，说了一句“上去看看”，刘江湾、王栋樑及刚刚就业的一名东北小知青冲在最前面，嘴里还喊着“冲啊！杀啊！”一阵山风吹来，导火索复燃，哑炮骤响！刘江湾被飞石击穿腹肠，当场归西；小东北一条腿炸飞，无法止血死在下山的车上；上海知青王栋樑送到呼源区医院，截腿后因破伤风死去。当天下午，我参加现场拣拾遗物，一片血腥气，我从树梢上勾下小东北的“一只脚”－－一只旧球鞋裹着的肉足。我真切感受到死亡之近。

办丧事时，我奉命到“七公里半”大队部陪上海来的王栋樑父母。失子之痛，自不必说，王母哭着：“要是晓得这里介苦，随便哪能都勿会放伊来！侬介小，哪能也到这里来吃格种苦头？”十八岁的我不知如何回答王家妈妈。

追悼会上，三位知青被追认“共青团员”。整理刘江湾遗物，他箱子里竟有几只避孕套。藏有这种东西，不但非常不革命，看来这小子已提前“做过人”了。知青们心情复杂，既有一点“那个”，又似乎为刘江湾高兴点什么。刘江湾等人的墓在大队部附近，那儿有一公墓群，虽然捞到土葬，但至少20年无人去祭扫了。抚恤金很低的，好像只有三五百块。2006年夏，我携妻儿与“魔鬼”、茂林、陈小荣等二连山友重回兴安岭，再去碧水筑路一处“七公里半”。完全不认识了，家属区的房舍都没有了，若无老主任王思信指点，根本无法辨认了。2004年筑路一处被裁撤，全区筑路队合并，驻扎呼源。全区山上已无正式居民点，区政府要求除少数检查站与自然保护区工作点，全体下山，上山干活专车送达，当天往返，毋须在山上设点。集居山下，既提高林区工人的生活质量，亦为防火。“七公里半”尚有几户不肯搬迁的“钉子户”，因了各种各样原委，拒迁山下，已断了电，还熬守山上。至于刘江湾等人的坟墓，荡然无存。据浙江老知青、区人大严副主任（女）介绍：1998年呼玛河发大水，冲走了“七公里半”的全部坟墓。刘江湾是真正“青山埋忠骨”了。

工伤频发之因

工伤频发，根源在于不遵守操作规定。林业部规定采伐必须间隔 70米，连里缩短至35米。实际采伐时，为赶进度，且刚入林区的新手根本就不知道树倒砸人的厉害，尤其不知大树还能刮带下小树，两名采伐手之间的距离往往不过10米。筑路一处年年都有工伤死人事件，以伐树砸人为主。老工人说这是山神要的祭品，每年少不了的。1970年底刚到那会儿，就听说一年还没出工伤，还没给山神“上供”，老工人心里都悬着，不知会轮到哪个晦气鬼儿？几天后，听说三连砸死一个女工，大家这才松一口气。这次发生这么一起特大事故，一次死仨，提前“超额完成任务”，估计山神今年不会再要我们“上供”了。

大伤年年有，小伤三六九。一天，“小姑娘”邹一飞就差点被树压着，只差半米就让树梢给“拍”进去。不远处同时开锯的小吴子，所伐的那棵树没有“顺山倒”而是“横山倒”，等到那边叫起来，“小姑娘”撒腿再跑，已经来不及。幸好只是树梢刮了一下。不过，就这一下，已使他终身带伤，每逢阴湿天气，腰部的酸疼都会让他想起“那一下”。本人也有类似危险经历，也是只差几十厘米就光荣负伤了。

工伤对男人来说是硬的，搁在明处；对女人来说，有可能是软的，掖着藏着在暗处。新林区女子架桥连许多女知青，或扛抬过重或冰水浸泡，不少失去生育功能。那位上了许多画报的女子架桥连指导员（上海知青），一路升上去，当了黑龙江省妇联主任，据说亦患此疾。林区架桥比采伐、筑路都活重，扛抬份量超过女性极限，加上机械化程度甚低，架桥所需整根原木，一群精壮男人都不一定抬得起来，架桥对女性来说，完全“性别不宜”。可是，为了那个“半边天”理论，为了体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成果”，硬是标新立异，不顾女性生理局限，硬叫这个劲，硬搞起一个“女子架桥连”。真不知，这一“文革成果”能证明什么？能留下点什么？古人为赋新诗强说愁，今人却为要创新硬立异。

酗酒·赌博·干仗

十几岁的娃娃，从繁华沪杭来到只有几幢帐篷的原始森林，承受气候上干活上生活上的种种压力，不思乡不想家是不可能的。关键是吃这份大苦，有什么必要？意义何在？难道非此才能反修防修么？所谓的“阶级情”，抵得上家乡情、父母亲么？每晚，鬼火般摇曳的油灯下，一帐篷悲伤知青合唱“知青之歌”（套用《南京之歌》曲调），伤感、哀怨、迷惘、凄凉……多少人躲在被筒里偷哭。什么接受再教育，明明是进山当苦力。工资虽然比山外高一截，但生活条件这么苦，衣食住行样样要命，江浙农民都不愿来的“高寒禁区”呵！99．99%的知青都宁愿回城当学徒，宁愿只拿16块的月薪。我个人的意愿是：只要能回城，拉大粪车都干！每天清晨，山下小火车一叫，一山知青尽望乡。每个人心里都挂着一个沉重问号：真在这儿扎根一辈子了？青春就这么腐烂在山沟里了？那几个“上山下乡积极分子”，早已不好意思捋胳膊卷袖子呼口号了。因为，他们不仅很快发现广阔天地并非“大有前途”，而且自己的“积极”亦未得到任何实惠，他们也跟大家一样－－最不值价的“南方嘎子”。

1972年夏，二连一位杭州知青来了调令。连里严密封锁消息，因为此人名声不佳，有点不干不净的小动作。这么一位疲疲沓沓的污点人物都给办回去了，势必动摇全连“军心”。指导员十分慎重地交待我“押送”该人到大队部，必须“面交”人保股长。一路上，我还当真“执行任务”，看得很紧，生怕他跑掉。其实，我与这位老乡熟得很，小学中学每天必经他家青年路口摊档。父亲乃一家中型企业厂长，母亲摆一炒货摊，连里少数几个家庭出身不错的“红青”。他少年时代经常在摊上帮忙，几乎天天打照面。这次调令乃是其父手笔。路上，他再三向我解释：“我不会被抓进去的，我是调回杭州！”我哪里肯信，当然相信组织啦。“这小子，还在撒谎！”后来，探家回杭碰到他，他告诉我进了某厂，这才明白连里的“良苦用心”－－担心他的回杭惹引全连沪杭知青思乡，更拴不住我们的心了。二连54名杭州男知青，除了此人调回、林某病退、王国平因周恩来手令办回，其余均熬到1979年大返城。本人1978年考入黑龙江大学，是年10月离山。

林中生活极其单调，一年看不上几场电影，赌博成为无法避免的“主旋律”。受条件限制，没有麻将，只有扑克。一开始赌罐头，后来转为更方便的耍钱。久赌成精，我很快就熟悉了所有牌路－－“三打一”、“十三道”、“争上游”、“四十分”。好几次，本人输欠百余元，幸好赢家没当真，没逼我还赌债，要不连探家的钱都没有了。入岭第二年，正式定为二级力工，月薪54块，似远高于沪杭青工。但岭中物价昂贵，加上不时“耍耍钱”，以及每年探亲，兴安岭知青的钱大都“铺了铁路”，剩不下什么钱。

喝酒更是一门必修课。如果不喝酒，又能干什么？刚到那会儿，“魔鬼”周维平因心情郁闷，一气喝了两斤“二合一”（酒精兑水的最次劣质酒），两天两夜未醒，脚心涌出一块紫血泡。后来才知这是酒精急性中毒，如果抗不过来，“魔鬼”很可能就“永久中毒”了。入岭前，我毫无酒量，不久居然锻炼至白干半斤，一次喝了八两，脑子还清醒，却有了平生第一次“呕吐记录”。上海好汉施龙生赌酒皆精，豪爽仗义，且不恃强凌弱。知青大返城后，他因无法办“顶替”回沪，仍留岭中。一隆冬之夜，酒后回场，行至分岔处，逞强硬要抄小道，与惟一同伴分道，行至距离营地只剩一里多路，不胜酒力倒卧野外而冻死，最后时刻他还挣扎爬了一段，拖出一行雪印。那位走大路的酒伴，回住地后，也不胜酒力，倒头便睡，想不到龙生兄弟会“不行了”。

有知青的地方，必有武斗，一则承接文革余绪，二则也缺乏文斗所需的知识修养。我连最大一次武斗发生于1973年初冬，两伙上海人打相打。上海好汉夏百川（外号夏伯阳）头被“绷开”，另一伙以“白发”为首的“七兄弟”，也有挂花的。起因很小，不值一提，居然以命相搏。知青们忍耐度都很低，一语不合，辄诉诸武力，群殴群斗。连里几位沪杭知青去蹲区看守所的“笆篱子”。杭州知青“魔鬼”讲义气，出手相帮夏百川一伙，蹲了八个月“笆篱子”。还有一位更长，一年多。

上海知青老姚，身长一米八五，恃力拿了另一沪青老秦的板材，老秦追出去，两人在寂静的公路上打起来，无人劝架，也不知最后如何收的场。六班长张俊峰，杭州话学得极棒，人也长得贼精神，知青打架时吃误伤，鼻子挨了一斧头，落下“终身纪念”，不知近况如何？

越落后的地方总是越推崇武力，谁有力气、谁能欺负人，谁就是老大，手下喽啰越多。本人属于“文化人”，弱小一族，能不被欺负就算祖上积德，决无欺负别人之可能。再说我也不屑于这种原始的争力斗武，打来打去有啥意义？能打斗出个啥来？为哥们义气挂彩，又没有抚恤金的。

作为知青中的弱小者，那段岁月还有不少非常不愉快的记忆。本着与人为善，就不一一倾倒了，但点点滴滴在心头，本人也不可能忘掉遭受过的伤害。所谓社会进步，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降低这种伤害，人际关系秩序化，行为分寸法律化。

在山里，我吃过狍子肉、犴大犴（四不象）、野生鱼、黑瞎子肉。1972年国庆期间，一头犴大犴上了老常头的套，好几夜传来绝望吼叫。节后老常领头巡山溜套，那头可怜的犴大犴已被黑瞎子吃得只剩下一张皮四条腿。我们吭哧吭哧抬了四条腿回来，仍然很重。这头犴大犴，老常头说至少有600来斤，公的。来吃的那头黑瞎子个头也不小，吃完了还上附近河边喝水，犴大犴尸体与河边有一条熊走出的道。虽然我们拿了木工斧、小短刀，真要面对几百公斤的黑熊，谁怕谁呢？

有一年，一头野狼想吃圈里小猪，刚下完崽的母猪拼死护崽，与孤狼恶斗半宿，狼没占到什么便宜。大兴安岭无霜期太短，植被稀疏，食草动物本身就少，食肉动物更稀少，但还是有黑熊与孤狼。

告别兴安岭（之四）

最初的自学

筑路队只有过期报纸，最爱读《参考消息》，尤喜那里面文采飞扬的长句子，抄录下不少“好词佳句”。实在没读的，啃读了一遍《毛选》四卷，包括注释。筑路队的四年里，最主要的文化工程是抄了半本《唐诗三百首》，被常师傅（区党委委员）斥为：“净读封资修！”他责问我为什么不多读读“毛主席的书”？唐诗当然比《毛选》有意思，注释也很有嚼头，读起来很有滋味。这一阶段，我在书信中渐渐用上“好词佳句”，得到父亲鼓励。每年回杭，还能读到一些“不健康小说”。1975年，自学有了三项成绩：一、翻找字典的速率大幅提高；二、能够写一点不成调的五绝七律，懂得平仄格律；三、按当时的“主旋律”写了电影剧本《战斗并未结束》（遭全连嘲笑）。

《杭州日报》副刊编辑毛英住在我家楼上，长女还是我中学同学，捧着剧本去请教。他看后有点惊讶，得知我只用了两周，鼓励了我几句。多年后，我才明白以当年水平，写剧本实属“贪大求洋”。最佳捷径实为写诗写散文，一则勤练笔，二则容易发表，可沾沾副刊编辑“近水楼台”的光。不过，这个报废剧本也不算完全白写，尝试大型题材后，自信大增。

江河万里，其源也微；大鹏凌云，其初也弱。如果我也算一条小河，那么源头就是大兴安岭的呼玛河。如果没有风雪呼啸下那盏小油灯，没有那几年“失败的习作”，没有这点最初的小酵母，今生实无可能成为学人。

1975年5月，靠一位发小父亲的“条子”调至山下。这位“贵人”乃杭州蔬菜公司党委苏书记。1974年，呼中区第四把手、主管文教、后勤的副主任张永泉到杭州商请支援蔬菜，发小父亲陪了张副主任一天，游西湖拜岳庙谒灵隐，1975年春节，我探亲回杭，当得知我就在呼中区，苏书记写了一条，请张副主任“多多关照”。回岭后，张副主任问我与苏书记的关系，我说了平生惟一一次谎：“舅舅。”张副主任问我想上哪儿，我说在杭州参加过中小学文宣队，他一张纸条将我借调到区文宣队。同年10月，全省调演结束，区文宣队解散，张副主任再安排我调入呼中二小。

这次调动可是本人的重大转折点。首先，摆脱重体力劳动，晚上有了自修的精力；其次，有了电灯，拥有晚上自修的基本条件；同时，有了一群切磋学习心得的“同志”－－中学的于学彬、文化馆的赵阳、团委的吴少红……从杭州带回两本西方学术名著：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上册）、柏拉图《理想国》。《国富论》对我影响极大，从中得知国民财富与地理、人口等条件的关系，明白了世界与社会的联系性。这一“发现”对我非同小可，从此很注意事物的关联性，即增强了思维的逻辑性。《理想国》不太看不懂，中学数学教师徐永裕（上海知青）亲切借走，屡催不还，直到离山，还是未还，拖欠至今。

在山里，出席过一次“文学座谈会”。1977年春，《大兴安岭报》副刊编辑、地区群艺馆老孔，下基层找作者座谈，鼓励文学青年“踊跃投稿”。1976年9月《大兴安岭文艺》发表本人处女诗－－《青春篇》，算是区里的“文学青年”，文教科通知我忝陪末座。四旬诗人编辑，刚在《诗刊》发了作品，大讲创作经验。说一首名诗描绘工人作家一夜伏写－－清晨推门进去，作家伏桌而睡，烟缸升起最后一缕轻烟。他喷着唾沫：“这一缕轻烟，可了不得呵！”他还说“在毛泽东旗帜的褶皱里，集合着人民七亿，皱褶里，妙呵！”会后，我找到他们下榻的招待所，递上自己的诗歌，群艺馆老孔说我的诗有激情，预言好好努力，说不定会超过诗人编辑。第一次受专家鼓励，受宠若惊，一再表示不可能。我的谦逊是真诚的，窄浅的知识底盘使我不可能张开“想象的翅膀”。《大兴安岭文艺》那首“青春篇”，稚嫩不堪的“初级阶段”，呼喊式的“紧跟”，甚至有时髦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艺术上只会押押韵。

无论如何，兴安岭的诗歌习作，打下极其重要的写作基础，成为最重要的“第一级台阶”。青年时代的志向乃人生发展不可或缺的初始动力，绝大多数“掉队者”都输在这一环节上。当年本人一无所有，只有这一点“志气”了。

精简与高考

1977年初，我被呼中二小精简了。别看吃粉笔灰的“孩子王”，很令山上知青眼热。林场、筑路队，露天作业，活路繁重，还有工伤之虞。学校毕竟干净文气，还能吃上区机关食堂（窝窝头也比山上好吃），不住帐篷住砖房，工资拿得差不多。那时教师没门槛，正科副科正股副股七大姨八大姑一个个塞进来，全区各校严重超编，不得不精简（跟现在机关一样）。可裁来裁去，只能裁没有根基的南方知青。论水平，被裁的四位南方知青要比东北老娘们儿高出大大一截，不少东北老娘们还是初小生。这次精简对我刺激甚深，极大激发了自强精神。此后两次高考、五次考研、五次考博，这次“被涮”一直是块磨刀石。“精简”也使我深切体会中国社会的种种症结：不讲效率只讲权力，一切在人不在理。

1978年10月，我以文科初试第一、复试第二的成绩，接到黑龙江大学录取通知书，大红海报贴在电影院门口，区领导脸上也沾光呵。山镇一时侧目，很有些声响，不仅知青议论纷纷，“北佬儿”也有反应：“论文化，还得数这些南方娃儿！一考硬是能给考上呐！”“二小咋精简了一个大学生？”呼中二小最高学历为中师，且为“土鳖”－－加格达奇地区师范。全区教育界只有一位本科生，毕业于内蒙师院的中学教导主任。二小刘书记（高二学历），见了我赶紧哧溜墙根。我没赶上去奚落他，都考上了，证明自己了，何必再跟他较劲儿？他也是执行公事，精简南方知青，阻力最小呵！

此前，1977年冬第一把高考，连初试都未过，数学完全缺腿。可怜的文革初中生，数学只教了一元一次方程，语文只讲毛诗词，英语仅教一句“ Long Live Chairman Mao！”26个字母、音标都没教。物理只教农机基础，最基本的定理公式都被“革命”了。好在本人不怕失败，一次次考试成为人生“主旋律”。工余时间全力投入，九个月从有理数认识拱到参数方程。第二把再考，居然初试第一！具体成绩忘了。复试355分（语文65、数学59、政治77、历史76、地理78），没有高分，好在较均匀（科均71分），数学没太拉后腿。自以为强项的语文考得不咋地，很失颜面，写写弄弄的“笔杆子”，钢笔别别（有时还两支），还发表了诗歌，只考了这么一点语文分数。不过，也使我“彻底认识”基础薄弱，日后坚持以勤补拙。

顺便交待一下，1978年为全国统考，每科满分一百，全国考生610万，录取40．2万（包括戴帽大专），录取率7%。355分，北京可进北大（哲学系320分）、上海可进复旦（中文系330分）。黑龙江云集京津沪杭数百万知青，分摊到的全国重点院校名额又少，再高的分数也只能进省重点，我的下铺406分。呼中区1978年文科高考头名乃一沪青，396分，志愿全填南方院校，最后竟“落难”齐齐哈尔师院。

离山前上呼中镇文教股办手续，一位40多岁的女干事嗑着瓜子：“考上的咋尽南方娃子？”见专业栏“汉语言文学”，一撇嘴：“你这不是中文系！……别高兴得太早，学完了你还得回来！”我想回不回来，可由不得你！至于“汉语言文学”不是中文系，当然是这位女干事的无知，“汉语言文学”乃中文系更精确的表述。那句最恶毒的“学完了你还得回来！”体现了当年普遍社会心态：自己混得不行，也不希望别人混得好，而且还硬敢“晒心情”。黑大开学典礼上，抗大出身的党委书记的一句话至今在耳：“你们毕业后，大概不会再去捏锄头柄了吧？！”

感受与收获

出山了，人生的冬季过去了。八年“再教育”，也有点收获，熟悉了山情、洞察了人情，更感受到国情，还有终身带上的那句国骂。此外，因“五年以上工龄”，带薪入学，从原单位月领41．77元（基本工资），全班首富。同学大多来自兵团农场的京哈沪杭知青，只有32元。下铺乃呼兰县农民（全县文科状元），一等助学金22．5元，还得往家寄十块。1982年大学毕业，回山办理工资手续，最后告别兴安岭。此时，知青大都离山，只有少数几粒“种子”遗撒在山里。

所谓“再教育”，除了服从听话、好好干活、自甘平庸，不能有任何追求（无论精神上还是知识上），如此这般，才算合格的“无产阶级接班人”。让一代知青抡十七世纪大镐、淌十八世纪大汗、筑十九世纪公路，原始而非现代、体力而非脑力、粗糙而非精致、笨重而非科学，不是面向未来，而是朝向原始。作孽呵，虚耗国家后续力呵！本人虚掷八年岁月，也太不珍惜“祖国花朵”的青春了。一代知青的青春，当然是最重要的“国家财富”。一代青年的才能才情才是最重要的发展资源。虚掷一代人的才能才情，等于浪费社会财富，类同犯罪呵！

如何为青年提供发展机会、如何帮助他们实现人生价值，乃是社会文明度的一道刻线。引导他们往何处去，直接体现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以大多数知青的人生轨迹－－下乡～下海～下岗，“雄辩”证明我们青年时代走错了走向。知青一代的整体“不发挥”，损失的当然不仅仅是知青本人，更是整个国家。

幸好本人还有一点近乎本能的自觉，每天总要读点什么，才觉得没有虚度一日。但社会环境并不鼓励自学，呼中二小副校长不仅不鼓励我“钻研业务”，还嘲曰：“小裴，我知道你好学，但又怎样？还不是得在咱山里过这一辈子？”这位副校长三十来岁，长得有模有样，多少有点才，但像大多数东北老爷们，爱喝大酒爱侃大山，后与女教师整出“花边新闻”，副校长被撸，贬为中学教员。

1976年4月6日，播出“天安门事件”，我随口对沪籍女教师包文妹说：“天快亮了！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包是全镇出名的大龄单身美女（28岁）。她爱护地喝止：“侬勿要瞎讲！”真没想到，天很快真的就亮了。9月9日毛泽东逝世，杭州女知青蒋莉萍失魂落魄跑来：“毛主席死了！这怎么办？怎么办？我们以后怎么办？”天塌了似的。这次我没再“瞎讲”，但强烈感到：国将大变。

再教育

说实在，我们至多从老工人那里学一点简易的“技术”与并不浓烈的“阶级感情”，更多的还是知青对老工人的“再教育”：一、向他们传播南方“食文化”，教他们做菜不能简单一锅烩，分料配炒的小锅菜远比大锅烩好吃。二、向他们宣讲基本卫生常识，喝酒不能轮用一个杯，洗脚盆不能打饭。三、演示“衣文化”，穿出曲线美、色彩美。四、展示教育重要性，知识改变命运，文化决定生命质量。五、传授地理知识，纠正“亚洲没有肇州大”。六、传播现代爱情观念，夫妻之间不仅仅过日子生孩子，还得对性子找乐子，还有什么小说里的爱情、艺术中的乐趣、文化中的意境。两口子从了解到理解再到谅解，高度默契合作，“执子之手，与之携老”。

上山下乡运动完全失败，而且极大伤害城乡各阶层。知青不愿意，农民更不愿意。河南一村支书抱怨：“我们很高兴他们走了（指返城）。他们是我们的负担，他们捣乱，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的，我要用一半的精力来对付他们。”[1]

更痛心的是：我们当年对森林野蛮原始的掠夺式采伐，毫不疼惜森林资源。仅仅筑路二连一年的取暖用材，就得烧掉一面山坡的树木。熊熊大铁炉里吞进一块块鲜木，那会儿就心疼极了！都是城里搞都搞不到的上等木材呵！这不，大兴安岭1990年代全面封山禁伐，本可采伐50年的林木资源，20年就给踢腾光了。

过去的岁月总会沉淀为斑斑痕痕的回忆，过去的岁月并不都是美好回忆。方向路线的错误，上山下乡只能与十年文革一起，证明乌托邦的荒谬。我们知青一代的原始劳动未能换来国家发展所需要的现代化、科技化。历史注定我们这一代人将为那一段岁月支付终身代价。本人由于外语缺腿，中年补课吃力异常，严重拖滞了主攻专业的进展，求学之路相当艰难呵！

[1] 英文回忆录《把皇帝拉下马－－一位中国乡村领导的画像》。转引自伍国：“往事还要再提－－英文回忆录中的‘文革’记忆一瞥”，载《书屋》（长沙）2006年第6期，第53页。

转自《南方都市报》2013年4－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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