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哪几个朝代的首都，北京是哪几个朝代的首都名称(首都位于关中、中原、江南及北京)

北京是哪几个朝代的首都，北京是哪几个朝代的首都名称

1、北京是五个朝代的国都，这五个朝代分别是辽代、金朝、元朝、明朝、清朝。北京，简称“京”，古称燕京、北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直辖市、国家中心城市。北京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部、北部和东北部三面环山，东南部是一片缓缓向渤海倾斜的平原。

2、北京地处中国北部、华北平原北部，东与天津毗连，其余均与河北相邻，中心位于东经116°20′、北纬39°56′，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化国际城市。

3、北京境内流经的主要河流有：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拒马河等，多由西北部山地发源，穿过崇山峻岭，向东南蜿蜒流经平原地区，最后分别汇入渤海。

首都位于关中、中原、江南及北京

如果不谈地区，只谈朝代的特点，那是不谈因只谈果，这个问题也就梳理不出区位与朝代性格的内在联系，那这题就成地域情绪下的空中楼阁了。还是要结合着谈一下：

一、关中政权（西周、秦、西汉、前秦、西魏-周-隋、唐）

1、创业之都：

周族创业于此，秦人崛起于此，刘邦治所于此，苻坚图强于此，周武隋文重整山河于此，唐朝汉家盛鼎版图及东亚汉文化圈形成于此。仅创业型古都这一点特征，四大古都无出其右。

2、强盛之都：

第一次诞生所谓的华夏文明圈，是关中的西周划的。巴蜀第一次并入华夏文明圈，是关中的秦国干的。河套第一次进入版图，是关中的秦朝干的。辽东第一次进入版图，是关中的西汉干的。百越、南粤进入版图，是关中的秦、汉相继干的。云南、新疆、越南大部、朝鲜半岛大部、蒙古高原大部臣服，是关中的西汉干的。汉人政权势力版图最辽阔时期，唯一一次跨过葱岭到达中亚草原，是关中唐朝干的。中国历史上知名的盛世超过一半是关中政权所缔造。强且盛，当之无愧。

3、革新之都：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西周，制礼作乐。奠定中国礼乐文化和伦理政治之内核。德治，王道，由此而生。西周确立的文化信仰，是中国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最大特征。

“”百代皆行秦政治。”

秦朝，首创统一。确立皇帝制，中央集权制，郡县制，通过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统一文化风俗，推动土地私有化。法治，霸道，由此而生。秦朝确立的政治制度，是中国文明超前于其他文明的首要特征。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西汉，中国第一个享国超过200年的王朝。第一次出现了平民属性的君主，第一次出现了汉文帝这一帝制时代的贤君典范，第一次给统一中国明确了王霸杂之的治国方针，第一次确立了儒家学术信仰的正统地位，第一次以统一华夏之姿对外大规模扩张，第一次确立了统一形势下的察举征辟选官制度，第一次触及了中国的马尔萨斯模型的人口峰值——六千万，甚至第一次出现了执政长达半个世纪的皇帝，还有这种寿命给国家和其个人带来的影响，以及他在历史上第一次皇帝认错的罪己诏。

西汉通过初期郡国并行→中期重建集权→末期集权衰落，第一次上演了一遍中国王朝，政治模式轮回的宿命；经过初期无为休息→中期国家专营→末期兼并难抑，第一次上演了一遍中国王朝，经济模式轮回的宿命；经过初期削弱藩邦旧贵→中期打击地方豪强→末期地方豪强坐大，第一次上演了一遍中国王朝，阶级模式轮回的宿命。

西汉最最重要的是，它真实描塑了一副让后世中国人，世代都无法忘掉的繁盛统一图景，让华夏人第一次有了深刻自我认同的族群名称——汉族，以及汉字、汉文化、汉语...统一，于是牢不可破的成了中华大地的政治正确，意识主流。此后的王朝，都不同程度在西汉谱写的命运里往复。

“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包襄阳，北尽沙漠。”

五胡中最为弱小的氐族所建立的前秦，是个知名度较低的关中王朝。但苻坚作为首个全力汉化转型的胡人君主，其一度统一北方，是胡汉民族政策实验的一次方向性改革，给了混乱的北方一个显著的标杆和希望——汉化才能生存、壮大。这是西晋到北朝间一百多年最重要的一次转折点，此前“以胡制汉”的五胡潮流，在苻坚摧枯拉朽的成功下彻底破产。就连败给东晋正朔，也称得上苻坚对汉文化感召力的最后一次实验...昙花一现的前秦，也堪称迷茫时代中，因锐意汉化，逆袭而兴，一举廓清时代方向的改革典范。

“夫苟其挫而不退矣，则小逆之后必有小顺，大逆之后必有大顺。”

周-隋一系关中政权的前身是西魏。西魏、东魏对峙时期，可以说西魏一直都处于弱势。西魏是以原北魏六镇军力之一镇，对抗东魏的五镇之力，最后还在邙山之战中把老底儿给败光了。倾危将亡之际，宇文泰不得不开展托古改制，推行周官制，府兵制，柱国制，改鲜卑姓，加强了中央集权和民族融合。到北周时期，竟逆袭北齐。隋朝更是设立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并开凿一改全国经济格局的大运河。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唐朝是多面的唐朝。没有哪一个朝代，像唐朝被划分的这么密集。从初唐、盛唐，到中唐、晚唐，从贞观之治，永徽之治，开元盛世，到元和中兴、会昌中兴、大中之治，从府兵制到募兵制，从租庸调到两税制，从唐诗到古文运动，从关陇士族到雁塔题名，从木材造纸的普及到造纸术在中亚的传播，从女皇篡唐到安史之乱，从牛李党争到黄巢起义，从集权盛世，到乱局妥协，从万邦来朝，到朝鲜、吐蕃、日本、越南、契丹等各族汲取汉文化或唐制度，全面形成东亚汉文化圈，再到怛罗斯之战，丝路汉传佛学回传西进与新兴伊斯兰文化东进的全面对冲，最终沦向藩镇割据，皇权愈加飘摇...

唐朝，复活并继承了第一帝国的精华，也滋生并开启了第三帝国的雏形...唐朝的前一半，更像第一帝国，后一半，却像第三帝国，前后具有划时代的前后两种迥异的时代风格，再细分又有更多截然不同的次级时代特征。封建社会分水岭可真不是随便说的...如果放大去看，唐朝的建-兴-篡-盛-乱-弱-亡，仿佛是整部中国帝制时代历史的微缩版。庞然大物唐长安，屡破屡复，大唐，屡困屡兴，一路跌跌撞撞...顶级盛世，辽阔疆土，国际中心，千古明君，社会开放，文化昌荣...外戚女皇，同室操戈，权将叛乱，地方割据，宦官擅权，农民起义...似乎所有王朝可能遇到的辉煌与困顿，都交织在这个历史上政权传承时间最长的多样王朝。

秦汉唐三代关中王朝，将巴蜀、北地、河西相继化为汉地，又在河套、蒙古高原、西域、青藏高原，依次建立起羁縻的文化根源。纠缠千年的蒙古高原势力，自唐起深度汉化。汉唐在两度控辖的西域，建立起对新疆的历史合法性。初次统一的吐蕃王朝，与唐朝一同兴衰纠缠两百余年，受唐朝深刻的文化影响，奠定统一青藏自此在文化上的东向融合，而没倒向印度。唐朝，最终完成了西部王朝力所能及的所有西部地缘历史任务。中华文明向东北方向的蔓延，那是后来北京的历史使命了。中华的地缘历史传统，由此转折，也正合中华气质之变。这是长安，最后颇具深意的谢幕...

我个人其实比较赞同“秦汉（尚武）-隋唐（好强）-宋元（重商）-明清（高傲）”这样四个帝国时期的气质划分...

4、逆袭之都

其实回顾关中这些创业政权，真正是应了“大逆之中藏大顺”。其实关中的优势在于精致。它有首屈一指的地理形胜，也有足够优渥的平原经济，奈何它也有两处明显的短板：平原面积太小，交通便利也不及中东部大平原内部。纵观周、秦、汉、前秦、北周-隋、唐，其创业之初，都是弱势的一方，比如险克大邑商的小邦周，被六国所卑的秦国，被霸王排挤的汉王，五胡中最弱的小国氐秦，被东魏呈压倒性优势的西魏，名义代隋实则重整河山的一隅初唐...通过文献记载，可以梳理事件。但通晓人性，才能真正理解主观力量的作用之大。关中的区位到底有多好？的确是金城汤池的形胜。但绝非没有明显短板，并非次次都仗势而成。实际上，有了足够的启动资本（并不大的关中平原），加上足够的成长环境（非常好的四塞形胜），再为现实困境所迫（经济体量较小，较远离全国人口重心，交通没有东部通畅），倒逼自身进行优化资源配置并效率改革（固本农业，创新制度，强化军事），于是关中才诞生了自信史以来，头两千年里，历时最久的全国性都城，频次最高的创业都城，拓张最猛的强盛都城——长安。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除了东汉、西晋那些王朝末世的小插曲，它很少像洛阳、北京那样，总是被他方势力所选迁。它是以弱势成长为强者，每次都是逆袭成功，原因何在？从硬件角度上，可以找出很多看似站得住脚的理由，但仍有主观上很重要的一点：逐鹿群雄里，小体格的一方更需图强，更有变革的动力和空间，也更有放下姿态进行反省改变的务实心态。这是集权制度、高效政治理念之所以诞生在关中，关中也总在效率竞争中胜出的原因之一，这是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如果无视这一点，就只能把关中吹的神乎其神，又无法解释关中这么牛逼为何最后一千年再无都城机遇。

关中的中枢历史惯性，其实有两波，一波是西周-秦-西汉-莽新相连，一波是西魏-北周-隋-唐相连。中间大抵是以洛阳为代表的关东本位时代。其实，关中为都，真的是更适合碎片化逐鹿的历史时期。宋以后，玩家分裂的趋势由内部的地方群雄逐鹿，转为外部的民族政权对立，且碎片化程度越来越小时，关中近一千年里不复为都。这并非纯粹因为环境气候、人口重心、经济交通格局的改变而衰落，还有一个限制条件就是，分裂的程度和频次都越来越小。其实仔细梳理一下，五代那一波碎片化乱世，是处于唐朝刚刚被倾覆，关中被朱温拆到连渣都不剩了，这一次是还没缓过来。而后的宋金元明四朝交替之际，北方并没有出现大分裂。而明末分裂时，关中出现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晚清乱局时，关中出现了陕甘回乱的反叛。到民国军阀时代，鸠占鹊巢的东北军张学良，正是与西北军的杨虎城合谋，配合关中旁边陕北的共军，在关中搅了一趟政治浑水，以西安事变改变了当时的政治、外交、军事格局。关中当时有割据倾向，但有其他因素干扰未能成形。可以说，只要是碎片化的乱世，关中一般不会太消停。

二、中原政权（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武周、五代、北宋）

1、选迁之都

与关中多为创业型政权不同，洛阳多为选迁式定都。西周镐京被犬戎攻陷残破后，平王东迁至洛阳而有东周。西汉之初，议都之时，都城就差点被选在洛阳。关中在莽新乱世为多方势力反争夺复烧掠后，以河北和南阳为根基的刘秀，选定了并非起家之地的洛阳作为首都。曹魏定都洛阳，也并非曹操三大根据地兖州、颍川、邺城，而是曹丕称帝时择选之都。西晋是继承了曹魏的都城。北魏更是从平城迁都至此。隋末，隋炀帝四处巡狩，专门营建了洛阳新城，逗留洛阳的实际时间就长于长安。武周则提升东都为神都，作为实际首都以压关陇。连短暂的后唐，其实也是河东集团为奉唐祚而在洛阳建都。洛阳作为都城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常为王朝建立稳定之后，被君王青睐的选迁之地。

但五代、北宋的开封与洛阳不同，是创业型首都。

2、四控之都

洛阳与关中一样，是地形优势极其明显的形胜之地。但是洛阳盆地的平原腹地，却远远小于关中平原。洛阳真正最吸引帝王的，是它紧邻第三地理阶梯的华夏大平原。这里是全国人口重心所在。关中政权在乱世创业时期，对华夏大平原的各方势力角逐，有足够的形胜优势和防御纵深，战略安全环境优异，往往能够对关东各方坐山观虎斗，逐个击破。但在治理关东时，这一战略纵深反而成了操控线过长。相对整片大平原，自身平原体量较小的关中地区，难免有干弱枝强的战略不安感。此时，处在第二、三地理阶梯线关口内的洛阳，自身有群山合围的形胜，又是紧邻大平原的河渭谷道最前沿，由此常常进入关中统治者的视线。

西周营建东都成周城，西汉在长安与洛阳间择都，莽新复立东都洛阳，北周、隋、唐皆以洛阳为东都，唐朝为武周篡逆前后，皇帝逗留东都并大力扶持关东寒门，这些都说明了，洛阳对关中政权之重要。洛阳对关东地区呢？更是唯一紧邻大平原，同时又具有大平原不具备的形胜之首脑地位。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皆定都洛阳，其实都是代表关东本位的时代。洛阳不同于关中的优势在哪里？在于它是四控之地。

对于关中政权来说，洛阳是控制河内、河东、关中、南阳四个中枢安全要道的关口。而对于关东各方来说，洛阳又是连接河北、颍豫、南襄等几大平原板块的中心。这就是洛阳天下之中的优势，也恰是关中政权的弱点，洛阳对其互补所在。

于是，历史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唯一没有对洛阳存在过建都想象的秦朝，是关中政权里国祚最短的。唯一把关中作为京畿直辖的东汉，是洛阳政权里稳定时间最长的。东汉的平衡其实很有意思，可以说刘秀是唯一把洛阳四控之地的优势发挥到极致的。东汉开国，依靠的是功勋的河北豪强资助，同乡的南阳豪强推助，旧部的颍川豪强襄助。刘秀是凭借整合这三股关东豪强的力量，最终逆袭成功，建立了关东本位的，如同联合政府一般的东汉。可是，深谙权衡的刘秀，又借宗室身份，大唱尊奉宗族，关中正统，在区划设置上把三辅、河东、河内、河洛同时纳入司隶校尉部，奉长安为西京，频繁西巡。可以说，东汉虽都洛阳，却把洛阳以西当做京畿腹地去经营，而与以东的中原划分了界限。而且在光武、明、章三朝，皇帝还刻意推波几十年的迁都长安之争议，这才有了杜笃《论都赋》和班固《两都赋》这类两都地位博弈互驳的名文。

和平时期四控之地的优势，在战乱时期就是四战之地的劣势。可以看出，真正要发挥洛阳四控之地的效能，使洛阳中枢强势，作为地理阶梯线上的关口重镇，洛阳政权需要在西边和东边，选择一边为腹地，才可有足够的战略安全抗衡另一边。东汉的选择是营西面东，而魏晋、北魏则是营东制西。总结性得看，关中与洛阳才是同一战略板块。虽然洛阳临近大平原，但洛阳身处第二地理阶梯之内，在古代相较平原的优势恰是这个地理形胜。东部平原太大了，交通能力也强于洛阳，洛阳以中原的颍、豫、兖、邺一带为腹地，其实也是暴露给河北、山东、江淮各方势力。天下大乱之时，往往东边碎片化的程度更重，肉虽大但是摆在明面的，分食者多，整合难度更高。即使和平时期，大平原上的地方实力也更偏自肥，离心力更强。洛阳政权巩固西边，反而是相对容易的选择。西边的关中是一个狭长纵深型平原，只要压制关中本土势力，削弱其独立性，是最适合作为腹地之选的。也就是说，营西面东，采用和关中政权同一基本盘是最为奏效的。但也只有出身宗室，在长安生活多年的刘秀，以及李唐媳妇武则天，才有实施这一关中-洛阳战略的情理可能性。魏晋、北魏，毕竟是中原势力和河朔势力的代表。可也正是由于关中是洛阳四翼中，最具战略关联性的一翼，关中退出中枢舞台之后，洛阳也便风光不在。

魏晋时期，关中也是中枢控辖的重点地带。曹操不甘于关中的名义归附，刻意逼反马超等关中诸将，又接连上演了一出声东击西，瞒天过海，抢占蒲津渡的完美连环计，实在是关中对中原势力的战略安全，至关重要。关陇势力投效蜀汉的也不少，比如姜维、马超、法正，这让关中始终是蜀汉的首要谋求对象，也始终是魏晋的重点看管对象。可见，即使不以关中为腹地，关中对洛阳中枢的战略影响也是非常直接的。

中原地区最后一个极为重要的全国性首都，开封，虽然都在今天河南省境内，但其本质与洛阳截然不同。开封作为都城的起始，是朱温灭唐。中晚唐时，河朔藩镇坐大，关中对河北的实际控制力趋弱。关中实际上是依靠运河连接，仰仗江南财富，以维系安史之乱之后的政治再平衡，直到黄巢起义，东南经济受创。黄巢军判将朱温，成为了汴州一带的军阀，掐住了运河咽喉命脉，控制了唐中央，最终灭亡唐朝，建立后梁。开封都城最终为北宋所继承。

开封位于大平原上，一马平川。虽有黄河天险，但在黄河改道前，当时的黄河河道也比今天离开封要远一些，并无长安、洛阳的形胜可言。开封唯一的地形优势，是掐住了运河枢纽。但五代丢失的幽云地区，北宋始终没能从辽国手中夺回。这让游牧民族的势力，直接在大平原北角上有了自己的据点，便是辽南京，今天的北京。辽国的骑兵南下开封，仅需三五日。加上西北地区党项人建立西夏，可以说，开封的都城安全形势，始终让统治者忧虑警醒。与踞西面东的洛阳东汉，距东面西的的洛阳魏晋不同，开封并没有在第二、三地理阶梯线上，并没有采取东西盘向的国家经略。而是在北部，海河流域，退耕还林，平地开沟，凿渠洋淀，建立了一道横向二百公里的沟壑森林带——塘泊防线，直接阻遏盘踞幽州的辽国骑兵。在中部，黄河流域，进行深度农业开发，极大地增加了全国的耕地面积。在南部，长江流域，推行重商国策，加强商贸、物流发展，开发海路运输，增强税源。这是典型的，以南方为腹地，直面北方强敌的国家方略。北宋开始，都城虽然还在中原，但历史的一只脚就已经跨入南北时代了。开封代表的，是大平原整体，而不再是某个次级区位。只不过后来北京、南京式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分离条件，还没真正成熟。但第三地理阶梯的衰落，由此定局。

3、传承之都

与关中常常进行大幅度的制度、文化革新不同，洛阳王朝的制度和文化，往往是延续性的。比如东周延续了周的封建制度、礼乐文化，尽管不久就在地缘政治上完全失控。比如东汉是把西汉所形成的制度和文化传袭了下来，甚至是西汉新拓的版图。虽然从社会阶级层面来说，东汉已经是地方坐大，集权难度愈发高涨的时期。魏晋是传承东汉所演化的社会形态，最终在制度上调整以适应，但真的难说魏晋制度对整个国家社会来讲，有巨大时代优越性可言。漫长的乱局就是由此而生。可时人已然习惯将洛阳看做汉地权力中心与象征。到北魏迁都洛阳之时，就是为了表明汉化之决心。可以说，那时的洛阳，代表着汉文化的中心，是汉地最重要的都城标识。这是处在两波关中中枢历史惯性中间，东汉-魏-晋的这一波洛阳中枢历史惯性的表现。隋唐时的洛阳，也只有唯一的女皇具有强烈的创时代特征，那还是为女皇所选，而非女皇因之而生。革故鼎新的历史使命，总有那初期常被鄙夷的西部王朝完成。而洛阳，就像明堂一般作为精神象征，在天下定鼎之后，传承华夏的旗帜，较更为开拓外向关中王朝而言，更显传统内向。从秦到唐，每个关中王朝迁都洛阳的离心力是越来越强，到唐朝终于一度颠覆长安，洛阳成为神都。

五代的梁唐晋汉周，皆是军阀立国。到周世宗和宋太祖时期，中晚唐以来的军阀乱象问题，才被从制度上渐渐遏制。此时，长安和洛阳都已残破。经过五代经营，且为运河南北枢纽关节的开封，成了其时当之无愧的第一大城市。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皇权政治最为开明的时期。但皇权的开明，并不代表中央集权的削弱。相反，北宋为解决募兵制职业军人出现后的藩镇军阀问题，设立二府三司，加强官僚系统牵制，强化君主决策权。在军事上，施行历朝力度最大的强干弱枝布局，囤积数十万禁军于京师开封。在政治文化上，全面开放对士大夫的地位推崇，以文制武，重文轻武。中晚唐以来，二百年的棘手问题，由此被解决。晚唐以来，混乱的道统意识，也重新被塑造，并且加强。北宋将华夏独有的士大夫精神推向意识形态的极致，这是宋、元、明、清能够基本无缝衔接，稳定过度的重要原因。北宋不仅是传承，也堪称创制救时之都。

4、绥定之都

与关中政权，动辄对内强迁富户、豪强到关中，或者动辄对外灭国略地而言，洛阳的王朝，普遍有其对内、对外的妥协性。其实这也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既为天下之中，四贡里均之地，就多少有便于和平时期安抚四方之意。洛阳王朝的集权性、强势度，真的是不如北京与长安这两座，内治似偏，外显强敌的边镇型首都。洛阳和南京倒是都有雍容华贵的类似气质，就是因为它们太过靠内了。从西汉废除分封以后直到清朝，皇权主动恢复宗室分封，一次是洛阳的西晋，一次是南京的初明，若要纠文献，判性格，能找到许多皇帝糊涂的证据。但是我们所读的文字，一眼数秒，却是历史人物切实面临的棘手问题和方向困境，那可是数月数年信息反馈和判断积累而成的成熟决策。所以，站在大历史和上帝视角去看，这两次宗室分封的逆流复辟，其实与都城偏内都有丝丝缕缕的联系。西晋面临的是世族成形，地方坐大，中枢集权阻力重重，实际对基层控制力较低。南京面临的是汉地方复，从东北到西北，再到西南，北元未灭，全部都是蒙古各汗国势力，虎视眈眈。这两次都是外重内轻的局面，宗室分封的初衷，也是为了加强皇族实力，用实权分封的宗室，拱卫中央皇室。但分封能够避免异姓在外坐大，却依旧无法避免宗室在外坐大，强枝弱干总是要出问题。于是，都被历史规律打脸了。但从这里，我们能看出，都城的方位，对都城气质和王朝性格，存在极大的影响。

洛阳之绥定，在于对内对外。东汉已是豪强集团所拥立，光武帝面对地方豪强，做出巨大让度。可此时东汉度田令的实施，仍遇到豪强巨大的抵抗，已不复西汉中期集权之强力，对诸侯、豪强之削弱意志。魏晋立国，也是依靠豪强结合儒教经学所形成的士族力量，所以皇权的强势程度更不比秦汉。到西晋洛阳城，王恺石崇斗富之令人瞠目结舌，刚刚统一的虚荣背后，已是亡国之患在即了。甚至到了十分强势的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虽然对北魏贵族进行施压，但仍旧在政策上，把门阀化当做汉化方向，最终洛阳城中再次出现了比西晋更甚的元雍和元琛斗富，北魏朝廷执政能力迅速朽烂。到武周将洛阳抬升为神都时，士族社会已是余晖残阳，武则天仍旧有借此笼络关东士人的意味。可见，洛阳的都城性格中，有明显中央向地方妥协平衡的一面。而中央对内的相对弱势，也导致了对外的一定妥协拉拢。比如东汉重启丝路，西域十二国联名奏请光武帝复设西域都护府，光武帝却明确拒绝。到班超平定西域，其实也仅是带了三十几人的使团，能够意外成功，除了机遇，多少有匈奴在西域不得人心，西域人心思汉的原因。班超治下的西域都护府，相比西汉时期也更显军阀化。到汉末魏晋之时，朝廷允许胡人内迁，尤其关中重镇都涌入大量胡族，这也成为五胡乱华的诱因。

洛阳之利，在于四控之地。洛阳之弊，在于四战之地。这是一个特征的不同条件下的两面。所以洛阳王朝的战略思维中，安抚、绥靖的朝代性格是较为明显的，与江南都城的王朝有相似的一面。但其方位的中，又与江南的偏不同，洛阳的绥是为“定”，不似江南自身就较容易“安”。所以，居中近临四方的洛阳王朝，普遍也有为“定”而同时对四方实际控慑的强硬和向往，所以几次成为全国性首都。

北宋开封，同处中原地带，却一片平原，没有洛阳的形胜，中枢暴露的危险系数非常高。尽管解决了藩镇难题，稳定了道统与制度，北宋却因都城战略安全形势，始终如履薄冰。因此，其对内，也有对士大夫明确招抚的一面，其对外，有更强的绥靖政策思维。澶渊之盟是一次重要表现。面对同样历久而缺乏侵略性的辽朝，澶渊之盟，却换来了百年和平，也属不一样。这次皇帝的表现，也显现出了北宋开封都城区位的不利一面。后来的助今灭辽，北宋末年却又主动打破了这种维持已经的地缘平衡，这里边有士大夫集团意识对战略决策的深度干扰。微观上看，就是后熙宁变法时代，不负责任的党争激烈，意识形态斗争失度，反复政治清洗后，整个国家受到影响的战略摇摆恶果。北宋的绥定心态，也是中原王朝性格一次重演。

三、江南政权（东吴、东晋、南朝、南唐、南宋、明初、太平天国、民国）

1、救存之都

秦末开始，江南和幽燕就是不消停的两个地方。东吴立国，给了后世南方政权一个最初的范本。此后，东晋续晋祚，南唐续唐祚，南宋续宋祚，南明续明祚，国民政府南京名义上也是在续此前辛亥革命党人的执政梦。江南往往成为中原乱局时，正统南迁，存亡绝续的福地。而且从东晋到南朝，南宋到南明，最让江南人自豪的是，这里所带领的南方，是汉文化存苗之所。这几次大批北方汉人南迁，将汉文化更大范围的灌输蔓延到了南国的土地。明初，唯一一次南方政权横扫北方，第一次从游牧民族手中夺回完整的汉地，南京更是第一次成为全国性首都，成为救时之都。

其实，江南王朝并非都是偏安王朝，东晋、南朝、南宋、太平天国、国民政府都有北伐之志，但无奈大都壮志难酬。纵然北伐偶有成功，得了中原也坐不热就要丢。说白了，江南纵然好，但远离北方人口重心区，且在是平原上与北方对峙。到了统一全国，面对北方游牧民族时，更是鞭长莫及，要么集结重兵在北方边境，形成强枝弱干。要么强大禁军在京师，难以及时应对北方变局。真是个历史死局，要么半壁，要么亡国，要么迁都...但有一点，无论哪个时代，你方唱罢我登场，都会有江南政权的位置。

2、膏腴之都

楚吞吴越，东吴建国，东晋衣冠南渡，南朝持续开发，隋唐打造运河起点，中晚唐、北宋“仰东南财赋”，南宋着重经营，江南最终成为全国经济中心，彻底与蒙元玩烂的北方拉开差距。此后的江南，是中国赋税重镇，商贸、生产高地，交通要道，膏腴之都不用多解释。

江东平原处在大平原南角，陆路便捷，是运河、长江、海岸线的交汇点，以串起了鄱阳湖平原、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巴蜀盆地等南方大部地区；通过海路向南可直下两广，沟连珠江流域，通过海路向北可直抵山东、京津；通过运河，东部陆路地区也能及时交通往来，再转淮河、黄河可至中西部地区...这种水路、陆路交通优势，让江南成为商业最为开放的地区，定都于此的王朝，也大都能跳脱小农经济意识，展示出重商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一面。

江南地区和其他古都相比，完全有一条足够自负独有的优势：其他古都皆因定都而繁华，江南即使不定都，也依旧繁华。

3、文盛之都

正因为江南王朝，坐拥这么一偏鱼米之乡，商业高地，这片温柔乡也反过来滋养出众多的书香门第，贤蕴世家，甚至不少附庸风雅，颇具才情的皇帝。这些使得东吴皇权恼怒于士族得掣肘，东晋、南朝无法及时摆脱门阀化的政治形态，更使得众多江南皇帝未能专心政治，以至于上演了一次次醉生梦死而又极赋美感的亡国故事。江南的王朝，是烟雨楼台中的四百八十寺，是总被雨打风吹去的风流，是隔江犹唱的玉树后庭花，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哀愁，是我梦江南好的大业幻灭，是虎踞龙盘下的钟山毓秀，是三十万人一朝死的国破家亡，是直把杭州作汴州的歌舞不休...

唯一的一次例外，是那个出身低到不能再低的皇帝，被骂为莽夫暴君的，朱元璋，他让江南唯一一次真正成为一把锋刃，斩尽群雄，而不是一首诗。有趣的是，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案，科举会试所录取51人皆为南方人，竟无一人是北方人。经调查其实也并无舞弊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南方对北方，在各方面都形成压倒之势了。朱元璋敏锐意识到这件事的政治隐患，从而首次实行南北分科，并在后来逐渐形成按地方比例录取的考试制度，并沿用至今。明朝江南文盛的背后，是遭受重创后恢复期的北方之诉求和呐喊。北迁，是历史规律为本来已经胜利的江南明朝政权，做出的又一次不公平但很公正的委屈抉择。

甚至明朝的衰落与灭亡都与南北差异过大有关。当明末东北战线吃紧，北方已然糜烂，江南却繁华似锦。国家共同体，并非只是民族认同那么简单。作为一个共同而复杂的政治体系、市场体系、信息体系，一旦局部被外敌撕开，那么摧枯拉朽的全局侵犯将不可阻挡。我是西北人，远隔数千里的东北沦陷妨碍到我生活了吗？没有，但那种局势惯性一定会真切的妨碍未来。明代没能完全明白且重视，平衡和消弭地域差距的重要性，历史给出的结果又怎样呢？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唇亡齿寒，并非只适用于国与国之间。作为全国交通心脏，膏腴之地的江南，不仅是国家仰仗其财税，它又何尝不是汲取其他地区的要素和资源，才能够那般富庶繁华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历史规律，一直在宏观层面起着作用，只是局于文字这种信息获取方式的人类，喜欢用微观视角去做个体的道德解说。

4、汇通之都

各大古都里，属南京、杭州这两个江南都城，与江河湖海最为贴近。中国进入信使时期以后，前两千年，是长安-洛阳的双城时代。关中-河洛，其实就是渭河汇聚到黄河，在第二地理阶梯内，不断冲击而成的一段长条形渭河-黄河谷道。长安-洛阳共同作为大平原西角，与大平原北角北京，大平原南角南京相竞争。从平原人口和经济布局的角度看，这道位于大平原西边的关中-豫西人口黄金带，以关中平原-中原为腹地，从战略范围上直抵东边山东的高山和丘陵带，相当于一道东西向横轴，卡住华夏大平原的战略中位，隔断了河北与江淮的间的平原人口大通道，有效的分别辐射、控制了南北，左右了头两千年的中枢历史，直到运河时代来临，大平原得到真正的整合。

运河时代和海洋时代相继到来后，水路和海路取代了陆路成为了最便利的交通渠道。起初关中-中原的政权还能通过控制运河节点，来控制北方。但京杭运河取代隋唐运河后，南北轴心的物流交通成本要远远小于东西轴心。此时，华夏大平原几乎被整合为一体，南方经济也逐渐逆转了北方，北京、江南的政治、经济分离分工和远距离操控，具有了成熟的时代条件。此后，以运河为连线，北京负责震慑北部外敌，江南负责筹集南方物资粮饷。江南作为生产高地，商贸重心，开始频繁成为影响国运的创制革新之地。进入近代以来，更是有过作为天平天国宗教化国家尝试，辛亥革命共和制政体尝试，两次崭新革命的枢要所在。虽然，从地缘角度来说，它在都城竞争中仍不免最终的失败。但直到今天，长三角的经济影响力依旧无可比拟。

四、北京政权（辽、金、元、明、清、民国、共和国）

1、制霸之都

定都北京的朝代其实没几个。但无奈明清都250+，元和进行式的天朝都逼近100，稳定性很强啊。别看中国历史往复轮回，统一朝代里，其实过200的就四个，西汉、唐、明、清。西汉前期还是郡国制，唐朝289年看着很牛逼，但是中唐毕竟有些个藩镇高度自治，晚唐中央则已经彻底残了。所以，设立一个标准：国祚长且中央权威持续稳定的朝代，明朝其实是第一个中央稳定超过250年的朝代，到末代皇帝还有能力狂搞内阁大臣呢。

看全国的交通地图，很有趣，除了东北，华夏大平原的路网是由北京向南辐射。越在北，辐射路线越密集紧贴。越向南，辐射路线越分散稀疏。这意味着，北京是一个华夏腹地最北的辐射聚焦点。越朝向北京，越不可能多路出击。越离向北京，地势险阻条件越差，需要面对的方向越多。大平原是一个大体上的三角形，但南角的两边分别是大别山脉和东海，大别山脉的这一边之屏障和太行山脉的险阻程度实在没法比。大别山以南，又是汉江和湘江汇入长江的江汉平原和赣江-鄱阳湖平原，组拼成的长江中游平原。越过大别山一脉，整个中国的平原分布，又像一个底边略短的等腰三角形，河北平原在金字塔最上层，关中-中原-山东一线在中央，巴蜀盆地、江汉平原、鄱阳湖平原、江东平原在最低成。而北京，就是那个塔尖所在。长安王朝，更像此前长江中下游平原尚未充分开发，在经济上没有逆转北方时，横向金字塔的最尖端位置。北京，则是连带整个南方，整个地三地理阶梯的最佳平原辐射尖端位置点。

说是制霸之都，大概有这么一个观感，北京做陪都的朝代，虽然是分裂时期，但国力足称得上一流，堪为霸主。北京做首都的朝代，则都是大一统时期，国力也大都算强盛。近几百年来，北京算的上是说一不二的首都选项，每次空窗期只有至多几十年。元、明、清、共和国以来，更是和平解放为多，像长安、洛阳以前那样时常大规模残破，竟一次都没有。好命好命，简直天选之都啊。

这其实和北京的都城气质有关。要说北京虽然大多时候为大一统强盛都城，但并非是关中那种王朝创业之所，反而和洛阳比较像，都是选迁过来的。自唐政治中心东移以后，以北京为中枢的元明清三朝控御纳入的，也是盘踞在蒙古高原东部的蒙古族势力，以及东北的渔猎民族势力。辽，是蒙古高原游牧民族，选北京做陪都南京。金，是东北渔猎民族，选北京做陪都中都。元，是蒙古高原游牧民族，选北京做首都大都。明，是南京起家的江南势力，燕王夺位后迁都到北京。清，则是东北少数民族，又是入关继承了明的首都，定都北京。北洋政府继承清的首都。共和国，那是先猫南方，然后在陕北成长，再抢了东北，最后才择都北京。

北京总为当世最强的势力所青睐，那些当世最强的势力迁到北京，也没失望过：除了北洋，凡定都北京者，保底100年（元其实也过了，就是没撑完最后两年先回大漠了）...

2、并重之都

北京之所以不是创业之都，但多为霸权势力所青睐，很重要的原因是北京是兼容并重之都。这几个方面是其他古都不具备的。

北京的区位，能够并重蒙古高原和华夏平原，并重东北和华北。长安虽也临近胡区，但毕竟离强盛游牧民族核心区，蒙古高原大草原有近千公里缓冲，而北京和蒙古是只隔着一百两公里的山脉。所以北京很受北方少数民族青睐。以前五胡进来，五胡间还要瓜分地盘，占哪是哪，不牵涉都城问题。宋以后，强势胡族越发单一，进来就起码整吞个北方。所以这些朝代需要考虑在华夏腹地的枢控选位问题。幽州好，幽州离胡区近，遇变就能退回老家去。所以，这个胡汉板块连接点，并重作用最重要。

北京的区位，能够并重海路与陆路。这是运河时代和海洋时代所需要的。很难想象，如果最近一千年的首都如果还在西安或洛阳，那中国会是一种怎样的内陆性格。内陆人有种微妙的地理感知，就是无论往哪个方向走，都不会走出过国境。国外是个很遥远的概念。如果在海洋时代到临之际，都城在长安，我觉得整个国家拥抱海洋的历史进程都会减缓。南京朝代，虽然也有海路之便，却没有海路防卫门户。可以想象，如果南京始终是明朝首都，那么南京被日本破城和大屠杀，可能会提前到明朝倭乱时期。而北京有渤海湾掎角防御之势，海上的侵略者除非像清朝时那样跨时代技术，否则轻易进不来。虽然有渤海湾有较高的海运效率代价，但毕竟连着海洋。北京为都，有它的时代优势。

北京的区位，能够并重少族和汉族。从辽金开发幽州起，北京的民族混合程度就比较高，对异族的适应性也强。距离东北和牧区也近。少族和汉族在这里，能够最大程度的互相适应。但不好的就是，这些少族王朝，天下主义盛行，民族主义意识淡薄，在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近代变局中，这种普遍的麻木意识吃了暗亏。

3、集权之都

关中是集权制度的故乡，其各个王朝集权程度普遍较强。但要论集权制度的巅峰时期，那还属明清，连相权都逐渐消失了。

辽、金、元、清都是胡人王朝，不仅学习了汉家的集权制度，其粗放的政治文化也给集权制度的发展，进一步推波助澜。也正是因为这些朝代，要处理内部复杂的民族关系和政策问题，对外还要加强军事防御和舆论防御，主动加强集权，可以说是历史必然。中间又穿插了一个出身贫贱，一个得位不正的朱氏父子建立的明朝，集权程度更是飞速上升。直到最后，皇帝能够越过起码的法律程序，掌握对臣僚的即时生杀之权。强大的文官系统，也不得不卑躬服帖如家奴一般，已近专制。

集权也有他的好处，比如决策效率很高。所以，这些王朝，也把中国版图推向了极盛。

4、民族之都

很多人说北京是胡都。严格来说，北京是胡汉都极力争夺的位置。只是汉人大多数时候争不过胡人罢了。历史走到今天，穿着牛仔裤，用着苹果手机，指责古代的非汉人政权，意义真的不大了...

这种很大很宏观的话题，一个答案有一个答案的侧重面。这篇就写到这里。

为什么只有洛阳的和西安撕，很少见开封和西安撕或者开封和洛阳撕？ - 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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