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在牛背上的——“闷骚型”开国皇帝(骑在牛背上的国家)
刘秀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出自汉景帝子长沙定王刘发一脉,刘秀的先世,因遵行“推恩令”的原则而从列侯递降。到他父亲刘钦这一辈,只是济阳县令这样的小官员了。
西汉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刘秀出生于济阳县,他出生的时候,有赤光照耀整个房间,当年稻禾(嘉禾)一茎九穗,因此得名秀。元始三年(公元3年),刘钦去世,年仅9岁的刘秀和兄妹成了孤儿,生活无依,只好回到祖籍枣阳舂陵白水村,依靠叔父刘良抚养,成了普通的平民。
由于刘秀勤于农事,而其兄刘縯好侠养士,经常取笑刘秀,将他比做刘邦的兄弟刘喜。新朝天凤年间(公元14年―公元19年),刘秀到长安,学习《尚书》,略通大义。
刘秀虽名为皇族后裔,但他这一支属于远支旁庶一脉。刘秀为人、与其长兄刘縯不同,刘縯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豪杰,欲图大事;而刘秀则为人“多权略”,处事极为谨慎。
新朝王莽末年,天下的乱象已现,刘縯和南阳的诸多子弟都欲趁乱起兵,而刘秀却持谨慎的态度以观时局。见天下确已大乱,方才决定起兵!性格上的不同也决定了日后刘縯、刘秀两兄弟截然不同的结局。公元22年十一月,会同大哥刘演打着“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的旗号,于舂陵正式起兵反莽。
因为刘秀兄弟和南阳宗室子弟在南阳郡的舂陵乡(今湖北枣阳)起兵,故史称刘秀兄弟的兵马为舂陵军,舂陵军的主力为南阳的刘氏宗室和本郡的豪杰,兵少将寡,装备很差,甚至在初期,刘秀是骑牛上阵的,这也成为了后世演义中的一段佳话,即所谓的“牛背上的开国皇帝”。后经过激战杀死了新野尉,刘秀才有了战马。为了壮大声势,加强反莽力量,舂陵兵与新市、平林、下江这三支绿林军中的最大的主力进行了联合,从而扩大了相互的力量,并先后于沘水、育阳等地与新莽的征讨大军激战,大破莽军,并击杀了新莽大将甄阜、梁丘疵等人。
更始元年公元23年,西汉宗室刘玄被绿林军的主要将领拥立为帝,建元“更始”,是为更始帝。对此,刘縯及南阳刘姓宗室极为不满,只是迫于在联军之中,绿林军人多势大,又有强敌在前,只得暂且作罢。刘縯被封为大司徒,刘秀则受封为太常偏将军。更始政权建立,复用汉朝旗号,此举大大震动了新朝,王莽即遣大司空王邑、大司徒王寻发各州郡精兵共四十二万扑向昆阳和宛城一线,力图一举扑灭新生的更始政权。
王邑等人自恃兵力强大,扬言:“百万之师,所过当灭,今屠此城,蹀血而进,前歌后舞,顾不快耶!”王邑军向昆阳城发起进攻,并挖掘地道,制造云车。昆阳守军别无退路,坚守危城。此时王莽军久战疲惫,锐气大减。刘秀于六月一日率领步骑万余人驰援昆阳。刘秀亲率千余精锐为前锋,反复猛冲,斩杀王莽军千余人,汉军士气大振。随后又以勇士三千人,迂回到敌军的侧后,偷渡昆水,向王邑大本营发起猛烈的攻击。王邑依旧轻敌,下令各营勒卒自持,不得擅自出兵,自行和王寻率及万人迎战,王邑兵马陷入困境,王寻战死,诸将未敢出援。昆阳守军见城外汉军取胜,乘势出击。王莽军大乱,纷纷夺路逃命,互相践踏,积尸遍野。此时突然大风飞瓦,暴雨如注,滍水暴涨,王莽军万余人涉水被淹死,滍水为之不流。
新朝号称百万大军的主力覆灭于昆阳城下,三辅震动,新莽政权土崩瓦解。更始元年九月,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混战之中,新朝覆灭。
在昆阳之战中立下首功的刘秀则马不停蹄的南下攻城略地,此时一个噩耗传来,刘秀的长兄大司马刘縯被更始帝所杀。哥哥无故被杀,对刘秀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打击,但是刘秀能强忍悲伤,益发谦逊,而且悲愤不形于色,正是彰显出了刘秀的韬光养晦、隐忍负重。为了不受更始帝的猜忌,他急忙返回宛城向刘玄谢罪,对大哥刘縯部将不私下接触,虽然昆阳之功首推刘秀,但他不表昆阳之功,并且表示兄长犯上,自己也有过错。更始帝本因刘縯一向不服皇威,故而杀之,见刘秀如此谦恭,反而有些自愧,毕竟刘秀两兄弟立有大功,故刘秀不但未获罪,反而得封武信侯。刘秀回到宛城并受封武信侯后不久,在宛城即迎娶了他思慕多年的新野豪门千金—阴丽华。
但是,刘秀心里明白,即便是一时让更始帝不猜疑自己,以后也可能会得到与兄长刘縯一样的下场,毕竟自己声名远播、功高震主。
当时新莽王朝虽然覆灭,但是河北各州郡都在持观望态度,未曾归附更始政权,赤眉军在山东发展迅速、声势日益壮大,还有“河北三王”、铜马、尤来、隗嚣、公孙述等等割据势力,刘赐对刘玄说:“刘秀是去河北招抚的最佳人选。并且河北一带只能是刘秀去才合适。”再说,能不能摆平河北,决定更始政权的命运。当时南方流行一个童谣:“得不得,在河北。”可是以大司马朱鲔为代表绿林军出身的将领强烈反对刘秀出巡河北。当初刘玄杀刘縯,就是朱鲔和李轶的强烈提议,朱鲔他们不让刘秀去的原因很简单,不是他没有能力,而是他的能力太强了。刘玄很为难,朱鲔这边的反对意见也是很有道理的,让他去,刘秀势力壮大,太危险,不让他去,河北的招抚工作做不好,更危险。就在刘玄犹豫不决的时候,冯异给刘秀出了一条锦囊妙计,冯异劝刘秀,一定要 想办法巴结左丞相曹竟,刘秀听从了冯异的建议,“厚结纳之”。
公元23年十月,更始帝刘玄遣刘秀行大司马事北渡黄河,镇慰河北州郡。路上,刘秀的挚交邓禹杖策北渡,追赶上刘秀,对刘秀言刘玄必败,天下之乱方起,劝刘秀“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邓禹的话,正合刘秀的心意。刘秀到河北后不久,前西汉赵缪王之子刘林即拥戴一个叫做王郎的人在邯郸称帝,而前西汉在河北的另一王室、广阳王之子刘接也起兵相应刘林。一时间,刘秀的处境颇为艰难,甚至有南返逃离河北之心,幸得上谷、渔阳两郡的支持,尤其是上谷太守耿况之子、少年英雄耿弇,一身豪气,对刘秀言道:“渔阳、上谷的突骑足有万骑,发此两郡兵马,邯郸根本不足虑”。刘秀高兴的指着耿弇道:“是我北道主人也”。不久刘秀率军在更始帝派来的尚书令谢躬和真定王刘杨的协助下,攻破了邯郸,击杀了王郎等人。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促成和真定王刘杨的联盟,刘秀亲赴真定王府,以隆重的礼仪迎娶了刘杨的外甥女——郭圣通,此时距刘秀在宛城迎娶阴丽华尚不足一年。
见刘秀在河北日益壮大,更始帝极为不安,他遣使至河北,封刘秀为萧王,令其交出兵马,回长安领受封赏,同时令尚书令谢躬就地监视刘秀的动向,并安排自己的心腹谢躬做幽州牧,接管了幽州的兵马。刘秀以河北未平为由,拒不领命,史称此时刘秀“自是始贰于更始”。不久,刘秀授意手下悍将吴汉将谢躬击杀,其兵马也为刘秀所收编,而更始帝派到河北的幽州牧苗曾与上谷等地的太守韦顺、蔡允等也被吴汉、耿弇等人所收斩。自此,刘秀与更始政权公开决裂。
刘秀发幽州十郡突骑与占据河北州郡的铜马、尤来等农民军激战,经过激战,迫降了数十万铜马农民军,并将其中的精壮之人编入军中,实力大增,当时关中的人都称河北的刘秀为“铜马帝”。公元25年六月,已经是“跨州据土,带甲百万”的刘秀在众将拥戴下,于河北鄗城的千秋亭即皇帝位,建元建武。为表重兴汉室之意,刘秀建国仍然使用“汉”的国号,史称后汉,刘秀是为汉世祖光武皇帝。
建武元年(公元25年)十月,刘秀定都洛阳。此时的长安,极度混乱,赤眉军拥立傀儡小皇帝刘盆子建立了建世政权,拥兵三十万众,进逼关中,更始遣诸将与赤眉大军交战,均大败而归,死伤甚重,三辅震动!不久,更始向赤眉请降,获封为长沙王,后为赤眉缢杀。刘秀闻绿林、赤眉两大起义军发生了火并,也派邓禹西入关中,以观时变。刘秀鉴于关中大饥,人相食而隗嚣的重兵又陈于西方的局面,料赤眉必向东或南方向运动,遂遣破奸将军侯进等屯新安,建威大将军耿弇屯宜阳,在东、南两个方向堵截赤眉东归或南下之路。不久,刘秀得知冯异在崤底大破赤眉,而赤眉军主力十多万众南下走宜阳,刘秀乃亲自引大军驰援宜阳一线,与耿弇等人会合,共同阻击赤眉南下。刘秀亲率六军,于宜阳前线将大军摆开阵势,大司马吴汉精兵于最前,中军在其后,骁骑兵和带甲武士分陈于左右两侧。赤眉大军兵士疲敝,粮草缺乏,士气低落到了极点,自崤底失败后一路从关中折向南,至宜阳,正迎面撞上刘秀布下的重兵,兵困粮乏的赤眉军根本无力再战,而后面又有冯异的大军,再回关中已无可能。在已陷入绝境的情况下,尚有十几万兵马的赤眉大军无奈在宜阳被迫请降,并向刘秀呈上了得自更始帝之处传国玉玺和更始的七尺宝剑。赤眉降后,上缴的兵器和甲胄堆放在宜阳的城西,与旁边的熊耳山一样高。至此,起自新莽天凤五年,纵横山东十余年的赤眉军被刘秀扼杀在了血泊之中。
在与赤眉军在关中激战的同时,刘秀在关东(即函谷关以东)一线亦派遣以虎牙将军盖延为首的诸将对梁王刘永进行了东征。刘永,西汉梁孝王刘武的八世孙,其家世代为梁王,据梁地,故在梁地素有威名,声望极大。王莽摄政之时,其父梁王刘立因结连平帝外家卫氏,被王莽所杀。更始帝立,刘永复被册封为梁王,据旧地。后更始政乱,刘永遂据国起兵,以其弟刘防为辅国大将军,招揽沛人周建等豪杰为其将帅,攻下齐阴、山阴、沛、楚、淮阳、汝南等二十八城,并遣使拜董宪为翼汉大将军(后又封海西王)、张歩辅汉大将军(后又封齐王),与共连兵,遂专据东方。更始败亡之后,刘永自称天子,在睢阳登基。对于刘秀来说,近在东方睢阳的刘永是对其威胁最大的军事集团,刘永所在的睢阳距洛阳近在咫尺,时刻威胁着京师洛阳的安全。自建武二年始,刘秀先后派虎牙将军盖延和建威大将军耿弇分别平定了割据睢阳的刘永和青州的张歩,特别是耿弇与齐王张歩的战斗,极为惨烈,“城中沟堑皆满,八九十里僵尸相属”。此间,刘秀还亲征海西王董宪,大获全胜。到建武六年初,关东基本上为刘秀所定。
自建武元年(公元25年)至建武六年(公元31年)初,经过近六年的东征西讨,刘秀已经基本上控制了除陇右和巴蜀之外的广大中原之地,基本上统一了中国的东方,与西北陇右的隗嚣、西南巴蜀的公孙述形成了鼎足之势。
自建武元年至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刘秀登基后用了十二年的时间终于一统天下,使得自新莽末年以来四分五裂、战火连年的古老中国再次归于一统。
刘秀勤于政事,“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议论经理,夜分乃寐”。在位期间,多次发布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的诏书。为减少贫民卖身为奴婢,经常发救济粮,减少租徭役,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裁并郡县,精简官员。结果,裁并四百余县,官员十置其一。历史上称其统治时期为光武中兴。其间国势昌隆,号称“建武盛世”。
刘秀统一中国后,特别讨厌战争的血腥,不想穷兵黩武,公元51年,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光武却下诏:“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刘秀善待功臣,分封三百六十多位功臣为列侯,给予他们尊崇的地位,只解其兵权。
刘秀自新末大乱到天下再次一统,历经近20年的时间,此间百姓伤亡惨重,战死和病饿而死者不计其数,到刘秀再次统一天下之后,天下人口已经是“十有二存”了。为了使饱经战乱的中原之地尽快的恢复和发展,刘秀则“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同时,刘秀连续下达了六道释放奴婢的命令,使得自西汉末年以来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奴婢的问题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也使得战乱之后大量土地荒芜而人口又不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同时,刘秀还大力裁撤官吏,合并郡县。光武帝下诏:“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这样极大的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到刘秀统治的末期,人口数量达到了两千多万,增长了一倍还多,经济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这位“骑在牛背上的开国皇帝”让古老的,多灾多难,频发战乱四分五裂的中国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实乃中兴大汉的杰出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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