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藏经洞被无意打开，王道士卖给外国人9500幅经画，得30英镑

甘肃莫高窟是一座极有盛名的世界文化遗产。

它始建于前秦，后又经历数代的兴建，最终形成了巨大规模，现如今，它拥有着735个洞窟，其中壁面高达45000平方米，泥质的彩塑2415尊，置身其中，似乎能尽览佛教的艺术。

至于说它为何被称之为莫高窟，其实与佛教的教义有关，佛家有言：修建佛洞功德无量，莫高窟自然指的是佛教的一种境界，即：没有比修建佛窟更有修为的事情了。

不过在元代之后，莫高窟便逐渐停止了开窟，后面更是被冷落，以至于走向了荒废的境地，而到了明朝，此地已经成为了边塞游牧之地。

清朝时期在此地设置了沙洲所，乾隆时期此地改为了敦煌县，此地的经济开始恢复，而莫高窟也再次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开始被人们注意。

只不过这次的注意，并不是一件好事，反而将莫高窟推向了一个无底的深渊，以至于使它遭受了诸多破坏，甚至造成了中华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

清朝末年，与世界脱轨多时的清政府早已腐朽不堪，在西方列强虎视眈眈肆意侵略的背景下，清政府根本没有能力来保护莫高窟，更没有能力守护其中的珍品。

我不止一次地在想，如果莫高窟能一直被冷落着，新中国成立之后再被重视，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最起码其中的文物珍品不会流散在世界各地，最起码不会被野蛮抢夺，最起码我们有能力保护它。

可是历史没有如果，莫高窟的藏经洞还是在最不是时候的时候被一名姓王的道士无意间给打开了，随后西方的探险家接踵而至，他们不择手段从王道士骗取经卷。

其中一个叫斯坦因的英国人，更是以30英镑的价格，从他手上买走了9000多个经卷，另外还有500多幅绘画。

莫高窟主人王道士

莫高窟历来是佛门圣地，很长一段时间里，此地也并没有“主人”，但是王道士到了此地之后，就将莫高窟当成了自己的物品，以至于他敢随意处置其中的物品。

这位王道士名叫王圆箓，至今在莫高窟外耸立的几座僧人圆寂塔，其中有一座相对完整的塔，根据塔前碑文所写，其中埋葬的就是王圆箓。

王圆箓，湖北麻城人，家中贫困无以谋生，为了果腹生存便四处逃生，光绪年间，他到达了甘肃，并且在此地的巡防营当了兵卒。

可是他发现当兵不是一件美差，便离了军，后来他发现当道士还比较有前途，于是便受戒成了一名道士，如果说他心中有多少道家的思想，恐怕没人相信，毕竟对他来说，道士也只是一件谋生的职业，仅此而已。

有了道士身份，他便继续游历，而直到他走到了莫高窟，便想着安定下来，就此也就成为了莫高窟的“主人”。

可是莫高窟中并没有食物，他只好在周边化缘，而有了一定的钱财之后，便想着对莫高窟“装修”一下。

所以他多次请工匠，将莫高窟中古代的壁画给刷去，有些泥塑碍事，便抡锤砸碎，有时候觉得洞窟太小，还指示着工匠打通了不少洞窟，而上面所绘的壁画，自然不复存在。

毕竟他是一个道士，不是佛门之人，所以做起这些事来，根本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甚至还想着将此地变成道家的地方，好在，他化缘得到的钱财并不足以支撑他完成这样的大工程，当真是幸哉！

而就在他让工匠打通洞窟时，发现了一处洞窟的墙壁中是空的，便将其凿穿，莫高窟的藏经洞就这般被无疑打开了。

心怀不轨的斯坦因

王道士打开藏经洞之后，其中原本安详躺着的经卷、绘画再也不能享受宁静。

王道士当道士之前只是一个斗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所以他对于藏经洞中经卷的价值根本不懂，为此他随手拿了几卷给敦煌的知县严泽看，奈何这位官老爷也是不学无术，他觉得这仅仅只是发黄的废纸而已。

后来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当得知此人是进士出身，王道士便向他汇报了藏经洞的情况，汪宗翰去考察之后，虽然意识到了这些经卷的价值，但是他又心疼将经卷运往省城的运费。

于是便让王道士看好藏经洞，好生保存其中的经卷，后来王道士又将经卷拿给了不少大官，可最终没人愿意处理，甚至他还给京师的老佛爷写了信，只是也没有了后话。

王道士多方走访，并没能为藏经洞中的经书寻求一个安稳的家，但藏经洞的消息却被传播开来，这引起了英国人斯坦因的重视。

斯坦因原本是匈牙利人，此时的他刚刚加入了英国国籍不久，他热衷探险，而神秘的中亚便是他多次探险的地方。

当时所谓的探险并不是一种值得褒扬的精神，只是为了寻求当地的宝藏，以达到一夜暴富的目的，而斯坦因自然也不例外。

当他听说莫高窟的藏经洞之后，便觉得有利可图，可是奈何他根本不懂中文，自然无法与王道士交流，为此他寻找了一位翻译，名叫蒋孝琬。

助纣为虐的蒋孝琬

蒋孝琬，湖南人，俗称蒋师爷，光绪年间到了新疆，并在新疆莎车衙门任职。

此人是个唯利是图的主，当英国政府驻疏勒代表马继业将他介绍给斯坦因的时候，斯坦因还不太信任他，但是马继业却说：

你只要带上了他，敦煌的事一定能成功。

斯坦因要去莫高窟，一路上自然会遇到重重阻碍，还别说有了蒋孝琬当翻译，还真是一路畅通无阻。

当蒋孝琬带着斯坦因找到王道士的时候，王道士对这位外国人是警惕、躲闪的，根本不愿意将藏经洞中的经卷交给他。

而这时候蒋孝琬再次站了出来，他蒙骗王道士说斯坦因是从印度来的，目的是将藏经洞中由玄奘带回的经书再送回原处，为此他们还可以付出一些金钱。

王道士只是一个农民，他自然不清楚斯坦因是不是印度人，但是蒋孝琬是中国人，他对这个同胞根本没有抱有戒心，在蒋孝琬的屡次劝说下，王道士听信了他们的鬼话。

最终斯坦因从王道士手中骗走了9000多个经卷，外加500多幅绘画，而他们付出的代价是30英镑！

没错，你没有看错，确确实实只有30块英镑，一分都不多！

斯坦因看着这些东西很是满意，在蒋孝琬的帮助下，他们单单将这些文物打包就用了7天，打包成了整整29个大箱子。

他们带来的骆驼和马匹拉不完，斯坦因又雇了五辆大车，在一个黄昏里，斯坦因和蒋孝琬的车队缓缓离开，王道士看着手中的30块英镑，似乎比他化缘时得到的多了不少。

他不知道的是，斯坦因并没有将这些经卷珍品送到印度，反而运回了英国。

斯坦因走后，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俄国人鄂登堡等人接踵而至，他们采取和斯坦因相同的卑劣手段从王道士手中骗走了大量的经卷。

就这样，原本属于我们藏经洞中的经卷珍品，大部分流失海外，着实令人痛心。

王圆箓呵，蒋孝琬呵……

我真的已经无法对他们做出评价。

参考文献：《斯坦因西域考古记》、《道士王圆箓》等。

（图网，侵删）

全面梳理一下盗取敦煌藏经洞文物的窃贼

敦煌，因世界四大文明体系在此交融汇聚而孕育了人类文化艺术宝库莫高窟。

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5万多件极具文献价值的经卷文书的出土，使得这一发现被称为二十世纪四大考古文献发现之一。

然而，5万多件经卷文书，大多数被外国所谓“探险队”、“考察团”，以各种不同手段劫掠而去，以致国人无奈感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现在，我们再次梳理盘点一下这些盗窃劫掠敦煌文物的盗贼，有些情况或许和之前我们所了解和认为的有所不同。

最有名的——斯坦因

说起敦煌文物流失，人们一定会首先想到王圆箓，接下来应该就是斯坦因了。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斯坦因是窃取敦煌文物的第一个外国人，也是窃取敦煌文物最多的外国人。如果要选一个窃取敦煌文物的外国人的代表，自然非斯坦因莫属。

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年），英国探险家，原籍匈牙利，一生从事考古探险活动。

斯坦因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先后进行了四次中亚探险，其中两次来到敦煌，利用各种手段窃取大量敦煌藏经洞文物。1906-1908年，斯坦因在第二次中亚探险中，深入河西走廊，第一次来到敦煌。1907年3月12日至6月13日，斯坦因在敦煌期间，在中国师爷蒋孝琬的帮助下，利用王道士的无知和对宗教信仰的感情，骗取藏经洞出土敦煌写本24箱以及绢画和丝织品等5箱。还在敦煌附近的长城沿线掘得大量汉简。1913-1915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于1914年3月24日再次到敦煌莫高窟，又从王道士手中获得570余件敦煌写本，加之从在当地收购所得，又窃取了600多卷写本文书，装了满满五大箱。

斯坦因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敦煌等地出土文物和文献，主要入藏伦敦的英国博物馆、英国图书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以及印度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今新德里的印度国立博物馆）。由于他在探险中有着惊人的发现，特别是获取到大量的珍贵文物资料，深受英国政府的赞赏，被英国女王授予爵士勋号，并获得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由于在骗取文物的过程中，斯坦因给了王道士些银子，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这只是一桩买卖而以，说不上诈骗或盗窃。但如果听听斯坦因自己的说法，或许我们应该重新做个判断：“所有“千佛”洞里取出的物品只花去政府130英镑，仅梵文棕榈叶手稿和一些其他“古董”就值这个数目”（珍妮特·米斯基著、田卫疆等译《斯坦因：考古与探险》）

最早来的——奥勃鲁切夫

提到骗劫敦煌遗书，不少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斯坦因。其实，最早骗取莫高窟藏经洞遗书的外国人并不是他。从现在的史料来看，这个“第一”应该是奥勃鲁切夫。

弗拉基米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奥勃鲁切夫(1863～1956)，俄国学者，是著名的地质与地理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以研究西伯利亚和中亚而闻名。

1894年，奥勃鲁切夫第一次在中国西部探险，他的探险路线是沿恰克图到北京，再横贯中国西北的山区与荒漠戈壁，最终取道吐鲁番、乌鲁木齐、伊犁，返回俄国。由于此行，他成了历史上第一个穿越了甘肃、青海、新疆交界处的安南坝的探险家。

1905年10月，奥勃鲁切夫从内蒙古黑城遗址挖掘之后，赶至莫高窟，以6包劣质石蜡为代价，换得藏经洞两大捆写本文书。其中既有几个朝代的中文手稿，也有蒙文、藏文、梵文、突厥文、回鹘文、婆罗谜文手稿。

因此，应该说这才是第一个骗取藏经洞文物的外国人，斯坦因准确说应该是第一个进入藏经洞劫掠文物的外国人。

最识货的——伯希和

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年），法国人，出生于巴黎一个商人家庭，早年在法国政治科学学院、东方语言学院等处学习，精通汉文，专研汉学。由于在汉学方面的天才表现和特殊贡献，22岁就受聘为法兰西远东学院教授。

1905年，由“中亚与远东历史、考古、语言及人种学考察国际协会”法国分会会长塞纳（EmileSenart)委任伯希和为法国中亚探险队队长，与测量师瓦扬（LouisVaillant)和摄影师努埃特（CharlesNouette)一起，组成考察团。

1906年6月15日，伯希和考察团离开巴黎，乘火车经俄罗斯进入我国新疆的喀什，后由库车至乌鲁木齐。伯希和在乌鲁木齐从一位被流放到此的清朝官员口中得知敦煌藏经洞的确切消息后，当即决定放弃考察吐鲁番的计划，直奔敦煌而来。

1908年2月12日，伯希和一行来到莫高窟，这时藏经洞的门紧锁着，王道士不在莫高窟。伯希和并不想就此等待，浪费时间，便开始了对所有洞窟进行编号、测量、拍照和抄录各种文字题记，基本上将大部分洞窟均作了详细的文字记录，同时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这是有史以来莫高窟第一次全面而详细地考察活动，也是第一次大规模拍照。伯希和自己则对洞窟内容和题记等文字资料进行记录，后分别以《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与《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为名多卷本出版，成了今天研究敦煌石窟的重要资料，由于好多资料在今天已经不清或不存，因此伯希和的资料也成了不可多得的资料。伯希和流利的汉语很快就博得了王道士的好感。伯希和同样使用了金钱诱惑的办法，答应给王道士一笔香火钱。经过20多天的交涉，在3月3日，伯希和就被引进藏经洞，而且还允许他在洞中挑选。这是外国人继斯坦因之后第二次走进藏经洞。

伯希和凭借自己丰富的汉学知识，以及熟悉多种语言的天才优势，在藏经洞20多天时间里，基本上是以每天千卷的速度查阅，对藏经洞所剩全部写本、绘画等全部挑选了一遍。

最终，伯希和以500两银子，换得了藏经洞写本的精华，它们的数量虽然没有斯坦因盗取的多，但质量最高，说不清有多少件是无价之宝。5月3日，伯希和考察队带着丰富的宝藏离开了莫高窟。

在《敦煌石室访书记》中，伯希和说：“洞中卷本，未经余目而弃置者，余敢决其无有。”在别的场合，他还说：“我并没有放过任何一件主要的东西。我不但接触了每一份手稿，而且还翻阅了每一张纸片———天知道，共有多少断片碎页......”

最野蛮的——华尔纳

华尔纳（Langdon Warner,1881-1955年），美国人，190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06年留学日本，专攻佛教美术。1910年又在朝鲜和日本调查佛教美术。1923年，美国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物色人选，组织中国考察队，准备前往中国西北从事古物搜集，华尔纳成了最佳人选。

1924年1月21日，华尔纳到达敦煌莫高窟。此时藏经洞中的宝藏早已被分得一干二净，华尔纳决定以壁画剥离和彩塑搬迁的方式，进行文物盗窃。当晚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的任务是，不惜粉身碎骨来拯救和保存这些即将毁灭的任何一件东西。若干世纪以来，它们在那里一直是安然无恙的，但在当前看来，它们的末日即将到来。”“就是剥光这的一切，我也毫不动摇。”

华尔纳给了当时看守莫高窟的王道士一些礼物之后，王道士同意他揭取壁画。后来华尔纳又以70两银子的价钱从王道士处得到了第328窟盛唐的精美彩塑供养菩萨像一身。当时他用特制的一种胶布，用涂有黏着剂的胶布片敷于壁画表层，剥离莫高窟第335、321、329、323、320等窟的精品壁画26块。他在揭取壁画时采取的这种方式极其简单、原始、拙劣，导致壁画受到摧残。由于气温寒冷，不利于胶水的使用，加上缺乏助手，他便在剥取了壁画之后，于1924年4月返回兰州，经北京回国。

1925年2月，华尔纳又组织了一个七人的考察团，目的地仍然是敦煌，目标是揭取更多的壁画，搬走更多的彩塑，甚至想要将285窟全部搬到美国。考察团于1925年2月16日离开北京，5月19日到达敦煌，在与敦煌官府接洽的过程中，因为华尔纳第一次的破坏行为已使当地老百姓十分气愤，他们也向王道士责问此事，因此考察千佛洞的要求被拒绝。经过一番商讨，最后给考察团制定了一系列规定：考察团成员不准住宿千佛洞；考察团的成员参观千佛洞要由当地派人监视，并必须当日返回县城；不准破坏壁画及其他一切文物。

不仅如此，当地老百姓组织了一队人专门监视考察团的行动，在如此严密的监视下，考察团一行也不得不草草结束考察活动，只活动了3天便于5月23日离开敦煌。

最贪婪的——大谷探险队

大谷探险队，即大谷光瑞派遣的三次中亚探险队。大谷光瑞是日本西本愿寺法主，也是西本愿寺第二十二代宗主，1900年，大谷光瑞被派往欧洲考察宗教，见到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中亚探险的成果，决定利用回国途中往中亚探险，从而揭开了日本考察中国西北的序幕。

大谷探险队的成员是在第三次探险时到达敦煌盗宝的。主要成员是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1910年橘瑞超从伦敦前往吐鲁番、楼兰、和田等地发掘。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大谷光瑞因长时间没有得到橘瑞超的消息，便决定派吉川小一郎前往寻找。吉川经上海、武汉、兰州，于1911年10月3日到达敦煌，他首先拍摄了洞窟。在敦煌期间，吉川一方面派人并向新疆各地发电报寻找橘瑞超，一方面又在敦煌进行盗宝活动，先后得到了一些写经、文书并骗取了几尊彩塑。橘瑞超于1912年1月26日到达敦煌，与吉川会合。在敦煌，他们分别从王道士及其他人那里买到一些敦煌写本。两人在敦煌活动了一些时间，吉川前往吐鲁番，橘瑞超前往瓜州，最终于1914年5月结束了日本大谷光瑞第三次中国西北考察活动。

大谷探险队的人员构成本身不是学者，而且他们考察的范围也过于广泛，他们所发掘的东西没有很好的记录，其所谓科学掘，实质上是以盗宝为目的，因此资料意义与价值大大降低，对古迹文物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最隐秘的——鄂登堡

鄂登堡（1863-1934年），又译奥登堡，俄国探险家，生于后贝加尔州。

鄂登堡对中国西北的考察活动是在所谓的“俄国委员会”的主持下进行的，该组织是研究中亚及东亚的俄国委员会的简称。鄂登堡是推动俄国进行中亚考察活动的主谋和积极推动者与身体力行者，制订过几个计划和建议，均受到俄国政府的重视。1909年6月6日，以鄂登堡为队长的俄国考察团正式从圣彼得堡出发，此次主要是对喀什、吐鲁番、库车等地考察发掘，收获的文物和资料分存于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和方学研究所档案室。

1914年5月沙俄的第二次考察团成立，成员有画家兼摄影师杜丁、矿业工程师兼地形测绘员斯米尔诺夫、画家宾肯贝格、民族学家罗姆贝格及十名辅助人员和一名中国翻译，以及在到达新疆塔城所雇用的7个哈萨克人，考察的地点是中国甘肃的敦煌石窟。由于这次敦煌石窟考察的想法由来已久，加上经费的宽余和人员构成的合理与考察队伍的庞大，此次考察的目的是对敦煌石窟进行全面彻底的一次调查工作，为此考察团在出发之前做了充分准备，制订了详细的工作计划，包括绘制洞窟平面图、剖面图、崖面层次平面图，确定了摄影对象，准备了复描的想法，也对洞窟进行详细的文字记录，目的是以大型考古报告形式出版。

考察团是沿塔城、奇台、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密到敦煌的。1914年8月20日他们到达千佛洞，然后按计划分工进行。在敦煌期间，他们详细研究了洞窟壁画与彩塑，认真进行了摄影、复描、绘画、测绘、考古清理、发掘和记录工作，包括很少有人注意的莫高窟北区石窟也都作了一定的考古清理，并绘制了莫高窟南区和北区的崖面平面图。

考察团的工作一直进行到1915年初，于1915年1月26日启程回国。他们不仅带走了在莫高窟测绘的443个洞窟平剖面图、拍摄的2000多张照片、绘制的几百张绘画以及记录的详细资料，还剥取了一些壁画，拿走了几十身彩塑，同时带走了从南北两区洞窟中清理发掘出来的各类文物，加上在当地收购的文物，如各类绘画品、经卷文书等，浩浩荡荡地离开了莫高窟，真可谓满载而归。

鄂登堡考察团回国后，将他们的资料分成两部分：写卷移交亚洲博物馆，即今天的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艺术品、地形测绘资料、民族学资料、考察记录和日记等存入俄国博物馆、民族学博物馆、地理学会等博物馆，后全部收藏在艾尔米塔什东方部。现藏于此博物馆的敦煌文献与艺术品等主要包括雕塑、壁画、绢画、纸本画、麻布画以及丝织品等。其中幡画66件、绢画137件、纸本画43件、壁画14幅、彩塑28幅、伎乐天、千佛、供养人（局部）织物58件，以及近两千张照片等，而藏于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佛经文书约有2万件。

由于诸多原因，俄罗斯的这批文物，尤其是其中的绘画一直很少透露，直至近年有所改观。另外因为鄂登堡的工作日记一直密藏在苏联科学院档案库，所以他如何搞到这么多的藏经洞文物，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探险队带走的文物中，至少有十多幅从洞窟中剥割的壁画，其性质与华尔纳用胶布剥取壁画的手段同样恶劣，但知道华尔纳卑鄙行为的人很多，而对于俄罗斯探险队的卑鄙行为，却几乎无人知晓，很少有人对此披露并谴责。俄罗斯探险队盗走的这批壁画，都是艺术精品，其中有北魏第263窟的伎乐天、千佛、供养人，也有隋代第433窟的《睒子经变》等，且面积很大，如第263窟的伎乐天、千佛、供养人高197厘米，宽69.5厘米；第433窟的《賧子经变》高17厘米，宽144厘米。另外，他们还盗走了隋代第253窟彩塑菩萨、宋代第111窟彩塑阿难和迦叶等，也都是艺术精品。

最无耻的——晚清官员盗窃团伙

说最无耻，是因为他们本该是这些文物的保护者，有的也直接承担了保护的职责，但他们却利欲熏心，监守自盗，不仅成了真正的盗窃敦煌藏经洞文物者，还是真正的将敦煌文物贩卖给外国人的卖国贼。他们就是高学历、高文化、高官位并且拥有押送、保管敦煌藏经洞文物大权的何彦昇、何震彝、李盛铎、刘廷琛、方尔谦等人。

这些人，多是当时有权有势的官僚，是大清王朝的精英人士，他们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何彦昇还是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押运官。但他们确确实实也是盗窃敦煌藏经洞文物最无耻的盗窃团伙。

他们盗窃敦煌藏经洞文物的大体经过是这样的：

1909年9月（宣统元年八月），罗振玉前往北京苏州胡同拜访伯希和，伯希和出示了一份自编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文献目录，并展示随身所带的《老子化胡经》《尚书》残卷等十多种敦煌卷子。罗振玉从伯希和处得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还有8000多卷写本遗存，于是迅速报告学部左臣乔树楠，并代拟电报稿，命令甘肃都督毛实君让敦煌县令立即查点、封存藏经洞文献，不许卖给外人，并让甘肃布政使何彦昇作为押运官将所有剩余文书全部解送到北京保存。

何彦昇在押解过程中，每到一处就让当地官员抽取挑选所押解的卷子，沿途所失至今无法知道有多少数量。

不仅如此，当第二年运载写本经卷的大车进入北京之后，何彦昇没有马上将押解的东西上交学部，而是拉到自己家的院子里交给儿子何震彝。当时报到官府的敦煌卷子清单上只有卷数而没有卷名、行款等。所以何彦昇、何震彝伙同李盛铎、刘廷琛、方尔谦等亲友，把其中许多精品窃为己有，为充数则将长卷撕为几段乃至十几段。在中饱私囊之后，何彦昇才不紧不慢地将“劫余”送交学部，入藏京师图书馆，共9000余卷。另外，有学者研究认为，有大量写本经卷实际上是李氏等人在经卷入藏学部后才攫取到手的，李盛铎、刘廷琛当时都是学部官员，近水楼台，监守自盗。

被这些人窃取的经卷文书当时就流到了市场上，很多下落不明。后来何家藏品大多卖给日本京都藤井氏有邻馆。李家藏品一小部分归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今在台湾），另外大部分卖到了日本，其中1935年一次就卖给了日本人四百多卷，获八万元日金，这批写卷至今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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