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诚

时逢国家公祭日，又回忆起故乡禹州沦陷的种种惨状。如今，我们这些当时当事的老禹州人剩下的不多了，我也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应该把我们的经历留给年轻人，不要忘记这段苦难悲惨的历史。

禹县南城门

母亲生我那年，1937年，爆发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日战争由此开始，我可以说是随着打老日而长大的。

打从我记事起，就经常听到发自奎楼的警报钟声。

位于城中心的奎楼，是一座高达十多米的古建筑，可能建于明代。其基座骑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南北、东西街能从中交叉穿过。上建两层圆形楼阁，雕梁画栋，琉璃金瓦，酷似北京天坛，巍峨雄伟。奎者星宿也，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中，奎星是二十八宿之一。相传这奎星是主宰文章兴衰的神。在禹州的奎楼一层，泥塑了一尊魁星爷像，鬼脸红发，单腿独立，另腿向后翘起，一手托斗，一手执朱笔，栩栩如生，令人肃敬。二层挂一大铜锺，声音洪亮。加之奎楼高耸，钟声可达方圆数里。那浑厚悦耳的钟声，本是在祭祀大典或逢年过节才响起的，烘托着吉祥安泰气氛。可是现在却成了报警甚至是报丧的信号。

我家宅院就在奎楼南边数百米处，那钟声似乎更刺耳、更急迫、更紧张。每当钟声响起的时候，母亲就带着我赶紧钻进灶火院小屋里的地洞。全家十几口人挤在地洞里，屏着呼吸（据说日本飞机上有千里耳，大家不敢说话），紧张地细听地面上动静。一会儿，响起了飞机声，再一会是轰炸声，解除警报后往往又听到东邻西舍的号哭声，日本人又炸死炸伤了我们的同胞。

据地方志记载，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禹州城是1938年的3月6日。是日有日机自北方飞禹，投弹十余枚后返回。不久，又有飞机三架飞来，被中国驻军高射炮击中一架，在城西南余庄村坠落。当日，日军又两次派机将残机炸为碎片，并炸毁房屋数间，死伤百姓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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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才两岁，对这次的日机轰炸没有记忆。但是，我的婴儿时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度过的，警报声、飞机声、轰炸声，从婴儿时起就对我形成了条件反射。至1941年，随着我进入四岁，日机轰炸的记忆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可怕了。由于日机频繁轰炸县城，全家钻进地洞已不保险，就经常一大早躲到城外，在天黑才敢回家。记得一天早晨母亲急切地叫醒我，胡乱吃了早饭就随奶奶和一家老小出西城门，到禁沟村亲戚家躲飞机。西城门人流如蚁，惶恐急切地争相出城。奶奶年老体衰，坐在人力架子车上，我们这些孩子们在大人的招呼下围着奶奶的车子奔跑着，唯恐天若大亮就会出现日机。我们到达禁沟不久，日机果然从东北方向飞来，我和母亲趴在庄稼地里，一动不敢动。一架飞机从我们头顶呼啸而过，我抬头看见那飞机翼上的血红圆圈圈，据说那是日本的国徽。不久就听到了远处的爆炸声……

最为严重的是发生在1941年10月2日的日机大轰炸。那天清晨，我们一家老小照例跑到城外躲避，只有父亲和少数家人留下看家。不久，一架日机自东北方向飞抵县城低空盘旋侦察。随之传来震耳欲聋的机群轰鸣声，只见二十七架日军轰炸机编为三队，以五百米低空轮番向县城投弹进行轰炸。全城立时陷入浓烟火海之中，两百多个两米多方圆的弹坑散落在居民区，血肉横飞，尸骨堆街，房倒屋塌，一片混乱。事后统计死难居民二百七十多人，炸毁房屋两千五百间。最惨的是我家住的汪姑堂街，死难者的断肢残骸四处散落，血肉贴墙，肚肠、头发挂在树梢，惨不忍睹。傍晚我们外逃的回到家时，立刻陷入一片血腥恐怖之中。我家东邻居一家刚好那天为儿子操办婚事，新郎新娘及家人几乎全部被炸死。我家东院老榆树上挂满了死者的内脏、头发和衣衫，血肉和脑浆洒满了一地，令人发指。我家东院的四合院南上房屋，东山墙被炸塌了，全房摇摇欲坠。更险的是我父亲当时来不及跑地洞，正在此屋，只是躲在西套间桌子下面才免于遇难。

后来史学家依据有关资料查明，制造禹州十·二惨案的直接凶手，就是日军第十二军统辖的航空战队。该战队的侦察机和二十七架轰炸机，是从他们在开封的军用机场起飞，对禹州居民进行狂轰滥炸的。指挥者是十二军司令官内山中将和参谋折田大左。禹州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日本凶手。

1944年初，日本军国主义为摆脱自太平洋战争以来的战略困境，决定发起豫湘桂战役，企图在中国打通平汉、粤汉、湘桂线，确保日军与南洋各地的联系。为此，是年4月首先发起了豫中会战。此次会战日军由其华北方面军司令长官冈村宁次指挥，投入兵力约十四万人。中国军队方面，由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指挥，兵力有十八个军约六十万人，是敌兵的四倍。汤军为阻止日军南下打通平汉线，以禹州和许昌为据点，在登封、禹州、叶县等地部署了重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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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禹州战区的国民党军总指挥是第二十九军军长马励武，下辖金瑛为师长的第九十一师、杨蔚为师长的第一三九师和刘深为师长的第二十师，后又派了两个师助战，兵力约五万人。金瑛任城防司令，县长侯慕彝率地方武装自卫队、警察、商团等，为城防副司令。禹州城立时成为抗日前线阵地，民宅闲房住满了军队。我家东挎四合院和过厅屋、客屋等所有的非家眷住房都腾了出来，让给了驻军。在东四合院住的是一位长官和他的姨太太，下属官兵进进出出，好不威风。爷爷和父亲常以好酒好菜招待他们，席间话题则多是抗日、爱国、爱民之类。

中国军队以四倍于敌，又有地方老百姓的支援，应该是能阻止日军的，至少能抵抗一阵子。但是战役展开以后，日军以少胜多，节节逼近；而水旱蝗汤的那个汤伯恩却节节败退。

4月18日，日军由中牟县霸王岗一带强渡黄河，19日郑州沦陷，21日新郑沦陷，禹州形势立时紧张起来。

4月22日，禹州县长、城防副司令侯慕彝下达疏散令，动员城内居民向山区转移。在全城一片慌乱中，爷爷和奶奶率领我们全家出北城门到离城十二里的马坟避难。父亲则往来马坟与县城之间，作两边照应。当时爷爷和父亲决定向北逃往马坟，大约是因为我家的土地较集中于马坟，那里有房屋，还有亲家公这位豪绅家在马坟，大家有个照应。但是，不久就发现我们逃的方向不是离日军远了，而是更近了。

5月1日前后，日军连下长葛、许昌、郾城、漯河和西平，迅速打通了平汉路。日军在占领长葛许昌的同时，分兵向豫西的禹州进攻，对禹形成北、东、南三面包围之势。

担任进犯禹州的日军主力，是日军第十二军所辖第六十二师团，师团长是本乡中将。最先闯入禹境的是该师团的骑兵，并且一进入禹境就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山货厂村大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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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货厂村位于城东北三十里处，这里水陆交通便利，自古是豫西山区的货物集散地，故名山货厂。这里住有三百多户回民，建有始于唐代的河南省第二清真大寺，中外著名。4月29日，日军骑兵从长葛县后河镇进犯山货厂村。在此驻防的国军某连放了一阵空枪后撤退，而日军则以疯狂屠杀无辜村民进行报复。首先是将一带路的青年农民用刺刀刺死，接着将抓到的小贩赵明富、孙小章乱刀砍死。这帮兽军连杀三人后，提着滴血的屠刀闯进一农户家，将正在喂牲口的赵文聚父子俩刺死在他们农家院里。邻居农民赵丙寅携其十几岁的儿子赵双岭听到呼救声前来观看，又被日军在狞笑中活活杀死。不到两个小时，七位无辜农民惨死在日军屠刀下。随后日军后继部队进村，开始了对全村的大抢劫，牛羊鸡鸭、金银财物一扫而光。他们闯进中外闻名的古清真大寺，遭到卢金堂阿訇的斥问，日军恼羞成怒，照卢阿訇就是一刺刀。他们要七十多岁的回民老人杨亮为其带路，嫌他步履缓慢，也一刺刀使之毙命。另两农民杨德合和赵天增，也是在带路途中被日军杀害的。下午二时许，兽军以村民的家俱为燃料，把抢来的牛羊鸡鸭做成丰盛的午餐，酒足饭饱之后又开始了对山货村的青年妇女施暴，被奸被辱者难以计数。三百户之山货厂村，一日内被日军杀的杀，伤的伤，烧的烧，掠的掠，惨遭日军劫难者达二百余户。

这支日军在山货厂村屠杀之后，尾随退却的国军从东边向县城包围过来。

从北面进犯的日军是六十二师团的直辖支队，支队长是贺谷中佐。他们预期目的是从北面迂回到西北方向包围县城。从南面进犯的是该师团的步兵第六十四和六十三旅团。他们的目标是占领三峰山高地，以控制县城。

以上日军对禹进犯包围之态势，是笔者今天从日本政府防卫厅编著的《河南会战》一书得知的。在当时，无论是国军或是政府当局都难以预卜日军的进攻方向。作为老百姓的爷爷和父亲，他们更是难以判断日军从哪个方向打来。实际上，我们全家向北面的马坟方向逃难，刚好与日军进攻的方向相撞。

我们刚到马坟不久，就听到来自东北方向的隆隆炮声，那就是日军贺谷支队从新郑方向开始了向禹州方向的进攻的炮声。随着炮声的加剧，可以感觉得到日本军队离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如果继续留在马坟，那是十分危险的。于是，全家于5月1日连夜向西北方向的杏山跑，觉得那里是山区，应属安全。可是我们到了杏山，发现又误入了战场，国民党军队正在这里抓人修工事，准备迎战由新郑经无梁诸侯山、北贺庄、大冀庄一线过来的日军。我们一家和其他一些难民躲在一个有上下两层的窑洞里，老人和小孩子们在底层，年轻妇女躲进顶层，在两层间的洞口用高梁秸秆和乱草掩上。刚安顿好，几个国民党官兵就闯来查看，见洞内都是些老人、孩子，没有什么可拉可抢的，就走了。我紧紧偎在母亲怀里，非常害怕他们发现通顶层的洞口，因为我二姐和一些女孩子就藏在洞上层。当夜，杏山坡上枪声、炮声大作，知道双方已交火激战起来。黎明时枪声息了，得知国军已西逃，日军也已改进攻方向向南开发。我们全家才赶紧沿犊水河道返回马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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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防卫厅编著的《河南会战》曾记述我们在杏山遭遇的这场战斗。该书说，贺谷中佐为队长的这一支队的目的是扫荡禹州城北、城西之国民党军，然后从北、西两面攻占县城。但是，他们的攻击并不顺利，一开始在攻击城北无梁庙战斗中，第四中队长吉村中尉便被打伤了。贺谷疯狂地报复，沿大冀庄、二朗庙猛扑过来，在杏山才得以同国军正面交战。杏山一战实际上打了个平手，贺谷为攻城不敢在此恋战，才撤出战斗，经郑湾、邵楼、下宋、刘冲，于5月3日从城西北角发起攻城。

爷爷、奶奶带我们回到马坟，心神未定，便从县城方向传来激烈的枪炮声和飞机轰炸声。胆大的哥哥们爬上我们住地新寨寨墙上，向南瞭望，听到了炮声，甚至还能看到日本飞机俯冲和炸弹扬起的烟尘。爷爷分析，日军可能正攻占县城，全家的心马上又提了起来。因为父亲和婶母等人都还在城里，没有跑出来，是吉是凶难以预卜。

爷爷的分析和全家的担心果然被不幸言中了。

5月3日九时前，日军已从西北和东南击溃国军的抵抗，兵临城下。从九时起，日军以大炮向守城的国军阵地猛烈轰击。同时出动飞机，轰炸城墙和城头工事。十一时，日军在其炮兵、空军掩护下，越过壕沟，攻占城头。城防首先从东北角突破，国军退到城内，由东到西且战且退。随之城西北角也被日军攻破，城南门则被坦克攻破而陷入敌手。城内一片混战。城防司令金瑛早已逃出城外，而县长、副司令侯慕彝还不知道战况实情，他到西城门探听时为日军击伤腿部，后被老百姓救护西逃。败下阵来之守城国军夺路向城西山区撤退，一路伤亡惨重。据日方记载，禹州之役国军阵亡两千一百八十七人，被俘一百三十六人。

日军在追击国军中，对老百姓又犯下了罪行。5月5日，日军在北贺庄一洞内轮奸妇女数十人，最小的才十二岁。到高庙村又烧房二百零七间，农家家具全被捣毁。

至此，由四千年前夏禹开国建都并由他的名字命名的禹州，沦为东洋日本人的脚下。

正当我们在马坟慌恐地打听城里消息的时候，5月6日，一位亲戚冒险从县城赶来马坟，向爷爷和家人通报：父亲余宝田在老宅被日军打成重伤，需快派人回城料理。

真是国事家事，事事逼煞人呐！爷爷和奶奶决定，全家赶紧分批进城回老宅。

母亲领着我是当即就上路回城的。河南的5月天气已很炎热，沿路有许多中国军民的尸体，断肢缺臂的，脑袋开裂的，开膛破肚的，散发着恶臭，苍蝇嗡嗡，蛆虫蠕蠕，十分可怕。母亲紧紧拉着我的手，绕过或迈过那些尸体，十二里路走了两个时辰。一路上连一个行人都没见，于夕阳西下时到了北城门外。已七岁的我第一次看到了那些日本兵：他们似乎都是些精瘦的小个子，头戴有几扇飘带的军帽，身穿黄绿色军服，脚登翻毛大皮鞋，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有的站在城楼上，有的把守着城门，耀武扬威，盛气凌人。进城是要经过搜身的，不过他们看我们母子俩不会构成什么威胁，挥挥手就放我们过去了。城内满目疮痍，尤其在县衙门前，烂纸碎片、文书档案到处散落。沿街的房屋倒塌的甚多，残垣断壁，弹痕累累，有的地方还冒着浓烟在燃烧。街上一个行人也没有，我和母亲急切而小心地往家里走。刚过观音阁，从奎楼方向疾驶过来一怪物，吼着嗡嗡的声音，冒着烟雾，横冲直撞，这就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汽车。母亲和我赶紧躲到一旁，那怪物擦身而过，留下浓烈刺鼻的洋油味。

回到家里，满院里都是被损毁的箱柜和家俱，到处都是被撕碎的衣被。在前院的西屋里，有几十个皮箱子全被刺刀挑破，而里边的衣物却荡然无存。前院和后院空无一人，在暮色中寂静得很，气氛令人恐惧。稍后，其他家人也相继到家，大家面面相觑，说话的声音都很小且严肃异常。随之大人们把我父亲从洪山庙街亲戚家抬回，安置在东院一间小屋躺在藤椅上。这时，家人才陆续知道父亲受伤的经过。

原来，5月3日日军攻进城里和部分国军展开巷战时，父亲和其他未逃出城的守家人都躲到了灶火院的地洞里。枪声平息后，父亲才出洞弄了些吃的。5月4日，日本兵在城里四处搜捕国军残余，并进行抢劫。一队日兵在余家巷北头路西一家布店进行抢劫时，残酷拷打店员，要他交出布匹来。这家布店租的是我家东后院的一套四合院房子，有一条小道与我家老宅相通。父亲闻店员的喊叫声，来到布店以人道之心向日本兵说：他不是老板，这里也没有布匹，不要打他了。此时日兵看我父亲身材高大，岁数也长，就一口咬定父亲是老板，转头逼父亲交出布匹来。父亲争辩，竞招几个日本兵拳打脚踢。日兵以皮靴猛踢父亲的小肚子，父亲疼痛难忍，几乎昏厥过去。随后日本兵押着父亲来到我家老宅，日兵到我家前院的西屋，用刺刀连挑四十八个皮箱，把箱内财物抢劫一空。父亲趁日军抢劫财物之际，悄然逃离现场，翻墙到后街余家巷，忍着伤痛，连走带爬到洪山庙街一亲戚家躲了起来。父亲的内脏可能被兽军踢破，疼痛越来越重，经中药调治也不见轻。我们赶回县城时，他已受伤两天，几度休克，危在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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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父亲内脏疼痛加剧，腹腔内积血越来越多，神志时昏时醒，已处弥留之际。他已意识到自己无救，在神志清醒时，断断续续说了不少话。他万没有想到自己先老父老母而去，嘱咐家人要孝敬爷爷奶奶。他想起早逝的胞弟，嘱告从二十六岁就守寡拉扯两个孩子的婶母，说：老二家的，怎么着也得让孩子们都有口饭吃！那意思是说，他死后，全家要齐心度过难关，不管是我们兄弟姐妹，还是叔叔的孩子们，让他们都能长大成人。他最痛心的是，他在几十年闯事业的生涯中，躲过了多少战乱匪患，经历了多少生意上的风风险险，不想日本军国主义入侵使他从亳州撤回禹州，而今他们又追到禹州把他置于死地。日本军国主义撕碎了他的事业，还撕碎了他的心肺肝肠。我们于东洋何怨何仇？何以对我下此毒手？！

到7日黎明，父亲气息渐无。家人不忍让他长眠在这陋屋藤椅之上，就把他抬到北房客屋，置于屋中央搭起的床上。母亲抚摸父亲的手和胸口还有体温，就赶紧趴在他胸膛上贴耳细听心脏是否还跳动。须臾，母亲失望地说：他走了！全屋顿时哭声大作。

这时天已大亮，俺娘，俺妈和俺婶暂时停止哭泣，一起商量父亲后事。大家忽然发现年已七十五岁高龄的爷爷，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南屋卧室来到父亲停尸的客屋院，坐在青石板上，背靠大槐树放声大哭。几个儿媳妇和我们这一群孙子赶紧都来劝他，说奶奶已瘫软在床上爬不起来了，爷爷再哭坏了身子，可怎么得了。在商量后事时，爷爷作主，把儿子为他准备的柏木寿棺让儿子先用。可叹白发人竟为黑发人送终，说着大家又落下了眼泪。爷爷还提出，在日本人刚刚占领的情况下，丧事可以从简，但也不可草率下葬，不管日本人和汉奸怎样施压，也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余宝田是怎样死的。

果然，父亲尸骨未寒，日本宪兵又闯进我家察看。我们一家身穿孝服，跪在父亲的遗体前烧香烧纸，不理会那些日本兵，丧事照常进行。他们看了看走开了。

勿忘国耻

按照传统规矩，父亲的葬仪一天停尸，两天入殓，许多亲友和街坊冒险前来吊唁，第三天出殡下葬。出殡那天，由响器（唢呐）班吹起哀乐，八人抬棺，全家十多口人披麻戴孝跪送。在大门口，又进行了祭奠，在黑漆木棺前跪着白花花一大片孝男孝女，哭声、哀乐声惊动街坊四邻，围观人群暗自落泪。随后起棺，大哥荣昌（他是长子）手持涝盆走在最前边，其后是二哥、三哥、四哥、五哥、六哥一群子侄，我最小手持迎魂幡，幡上写着父亲的姓名和生卒年月，走在最后。我们这些孝男在前边开道，其他家人在棺后护送，吹吹打打，悲壮浩荡地向东关墓地进发。在禹州城陷落不到一周的时候，全城还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有这样一支为日军暴行牺牲者送葬队伍出现，真是分外显眼。队伍行至大碑坊路口时，有日本宪兵出来阻拦，我们家人则以更大哭声报之：难道有打死了人还不让埋葬的吗？经乡亲们交涉，他们只好放行。

父亲的棺木葬在我家东关一块菜地里。

家父余宝田之死，只是日本军国主义屠杀千千万万中国同胞中的一例。据统计，日军侵犯禹州时，除有两千多名国军牺牲外，日军共屠杀老百姓五百一十五人，六万余人逃亡，土地荒芜三分之二。日本军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的血债，我们余家不会忘记，禹州人民不会忘记，全国人民不会忘记。父亲之死，启发了我们兄弟姐妹的民族意识、爱国意识。全国解放之后，我们兄弟姐妹在思想政治上突飞猛进地进步，与这种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引导，有着很大关系。

家父余宝田之死，在我家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爷爷到父亲两辈人用半个世纪苦心营造的我们的家业之塔，轰然倒塌。老宅的家财遭到日军的浩劫；父亲掌握、经营的八处生意，由于他的突然死亡，都没有来得及作出交待，资金大都流失。剩下的只是些房屋和土地不动产。我家开始由过去的民族工商业者向破产地主过渡，迅速走向衰败。七十多岁的爷爷和俺娘、俺妈、俺婶三个寡妇，领着我们大的才十几岁，小的才七八岁一群孩子，靠卖房卖地艰难度日。全家的红火偃息了，一去不复返了。

（2015年7月于七石斋）

图片未注说明者，选自民国期间编印的《日军暴行录》

余世诚

余世诚，号七石斋主，1937年生于河南省禹州市，1961年北京石油学院本科毕业，1964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其后一直在中国石油大学任教。历任校务委员、校学术委员、人文社会科学部（今马克思主义学院）主任，教授、研究生导师，主编《石油大学挍史》，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十余部。获有突出贡献教育专家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许昌头条历史禹州河南许昌身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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