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迁都之谜为什么急于把国都迁到北京

　　1368年，当徐达的军队攻入元大都之时，京畿地区实际上已经脱离中原汉族政权的统治达四百多年。

　　元末天灾频仍、战乱相继，元大都迅速衰弱。徐达大军攻入城中之后，朱元璋出于对故元残余势力反复的考虑，将城中原有居民迁往今天的河南开封等 地。平定元大都后，朱元璋下诏改元大都路为北平府。 洪武二年(1369年)的人口统计说明，昔日百万人口的元大都，仅剩一万余人。北平已成一座空城，人口离散，郊野荒残。

　　迁移新都

　　随后，经历洪武初年大规模移民运动，北平的城市人口，有所增加。至洪武八年，北平的人口规模，达到了十万左右。除了北平城原有居民之外，约有三 万人是来自山西、浙江的移民，而六万人，则为北京驻军及其家眷。驻军远多于居民的特点，也体现了北平在明初最重要的职能：作为针对“北元”的军事基地与防 御性城市。除了城内十万人之外，在郊区，有大量的前元朝投降的官员、部队及其家属，被编入到周边的一些卫所之中。

　　尽管洪武初年的移民为北平城提供了新的人口，但与江南富庶地区的重要城市，如南京、杭州、苏州相比，北平的人口规模，仍有相当大差距。不仅北平如此，除山西省之外，几乎整个中国的北方，在经历元末的战乱与饥荒之后，人口都大量下降。

　　洪武大移民后，北方中国有所复苏，然而这一进程也是相当之缓慢，并不能在一代人就能完成。及至1399年新的内战开始，北平城的总人口，仍在十五万以下，而占半数以上的，仍属卫所驻军与军属。这也说明，在洪武朝的三十年间，北平城的职能，并没有大的转变。

　　建文元年七月五日(1399年)，朱元璋第四子、就藩北平的朱棣起兵叛乱，史称“靖难之役”。“靖难之役”造成的后果，是北方地区的人口再度下 降。据史书统计，战后“顺天八府所属在人户十八万九千三百有奇”。“顺天八府”管辖的区域，大致与今天的河北省相当，并包含了北京与天津。

　　尽管北方再罹兵祸，但随着以北平为中心的燕王势力赢得了战争，明朝的政治权势，也随之向北移动。朱棣入南京，夺得大统。这个变化的必然结果，是尽管首都仍被定在南京，但在政策取向上，它却天然地偏向于北方。

　　抬升北方政治实力的第一步骤，是将原洪武建文两朝的北平，升级为北京。 北平与北京，仅一字之差，但在行政区域规划上，却有天壤之别。北平从“府”提升为“京”，等于是为明朝奠定了南北两京的政治格局。

　　洪武之后，元大都旧城已被破坏殆尽，只剩下燕王府作为藩王府邸被保留了下来，气象大不如前。要提升为新的首都，势必有浩大的工程营建。永乐四 年，明成祖遣尚书、侍郎、副都御使、佥都御史等员七人分赴五省采木，督军民匠役烧造砖瓦，并命工部征天下诸色匠役、军士、民丁，明年赴京听役。从上述的事 实可以看出，营建北京，工程浩大，几乎调动全国民力。

　　在明成祖迁都北京的政治考量中，除了因“靖难之役”导致的人事、政策偏向之外，“天子守边”论，是长期为后世史家重视的一个说法。《明太宗实 录》中，一再记载成祖前五年尽管长期在南京，但相当关注蒙古的军事动向。随后，几乎与营建北京同步，成祖于1410年、1414年、1422年、1423 年、1424年五次亲征漠北，深入沙漠，终至马革裹尸榆木川。明成祖用兵北方的用意，是寄望于一朝扫平漠北，不遗子孙祸害。从而使得迁都北京不再受军事上 的威胁。

　　明弘冶年间的大学士丘也从军事角度论述成祖迁都北京的用意，丘说：“文皇帝迁都金台，天下万世之大势也。盖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戎 马盛于西北，而金台为其枢。并建两京，所以宅中图治，足食足兵，据形势之需要，而为四方之极者也。用东南之财赋，统西北之戎马，无敌于天下矣。” 以军事角度论，从北京发兵，向沙漠进攻，利于军队及后勤补给的调动，最高军事领导人也易于判断蒙古的军事动向。但仅从单一的军事角度立论，显然回避了成祖 与南京的紧张关系。

　　从明初三代对蒙古的策略来看，朱元璋对“北元”采取的政策，是积极防御，而成祖则是积极进攻。这两种态势，都没有使得明朝与蒙古关系发生根本改 变。永乐帝通过迁都、军事进攻廓清漠北的做法，最终证明并不是一个成功的策略。迁都北京之后的两百年间，明帝国的首都与北方地区，反复遭受到塞外民族的入 侵。成祖五征漠北，最终只赢得了二十五年的短暂和平。

　　不过，无论是成祖与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还是蒙古的军事动向，最终产生了明永乐初年的两京制，并在永乐十八年正式迁都北京。或多或少，永乐帝对 于功业的追求，都与篡逆者的心理期待有关。朱棣常自比唐太宗，有意仿效之。唐太宗以玄武门之变篡夺建成太子之位，开唐初盛世。以功业抹去篡逆恶名，成祖的 举动，与此相仿佛。无论政治与军事，永乐帝都与明初洪武、建文二帝坐守金陵以治天下的取向相悖，永乐的帝国之梦，征交趾，下西洋，通西域;而重心，则始终 在北，更在于北京的安危与强盛。

　　重心北移，这就产生另一个永乐朝的大变动，由南方向京畿地区大规模植入军队、富户、民人以及工匠等人口，在1368年的毁灭与“靖难之役”的废墟上，新造北京城。

　　营造北京城

　　将军事重镇升格为帝都，将政治、经济与文化功能全部植入进来，等于是打造成一座完全不同于洪武期间的新城。由此，永乐朝对于北京大规模的人口迁入，就完全不同于洪武朝民人与军事占主体的人口特征。

　　改造北京的城市属性，首先就需要打造新的地基。这一措施的第一块基石，体现在迁徙江南富户入京之上。永乐元年，徙南京、浙江等九省富民实京，万 历年间顺天府尹王之垣给朝廷的报告中有“国初从浙江等处富民三千八百余户以实京师”，以富户每口6人以上算，此批富户的总人口，应在2万以上，并且居京者 居多。除元年的这次诏命富户充实北京之外，永乐二年，再诏“徙广东富户实京师”，人数不详，不过可以推测总体规模，应当小于元年的诏令。

　　富户北迁，带来不仅是南方相当成熟的商业产业体系，同样，这些富户持有大量的资本，北上之后，进一步活跃了北京的资本市场。富户在北京的生计，所在多有。其中不少人，从事农副产品的生产与贩卖，更有从事南北海陆货运的商贾，集中于京师。

　　永乐年间的金幼孜曾描绘北京城“闾阎栉比，云簇，鳞鳞其瓦，盘盘其屋，马驰联辔，车行毂，纷纭并驱，杂沓相逐，富商巨贾，道路相属，百货填委， 邱积山蓄。”金幼孜的说法，存在一定的夸大，但也说明了北京城在永乐朝后期相当繁盛的局面。迁徙富户，在极短时期之内为北京制造了商业繁荣，这是不争的事 实。然而富户虽然附籍应天，却仍承担本籍徭役的特殊情况，导致富户与其产业、亲属相隔离。京城富户，多有南返之愿。中央政府的人口控制能力，也一再下降。 永乐初相对严格的政策，遂一再变异。宣宗之后，附属应天籍的富户，屡有南逃。至明中后期，永乐初期迁徙北京的三千八百富户，留北京的，仅剩二百余户。

　　迁徙富户，只是永乐初年向北京进行人口与财富转移的顶层设计，与之配套的，势必是大量的民人、工匠以及为加强军事力量的卫所人员迁入。这些迁徙过程，可以分为六个不同群体加以考查。

　　第一类，是将各类罪犯及其家属迁往京畿附近。建文四年(1402年)，迁罪犯及其家属至北平，人数不详;永乐元年(1403年)，诏“发流罪以 下垦北京田，犯杖罪者给牛具种子，五年后赋役如民田;犯徒流迁徙者不给直，三年后如民田例科差”，人数不详。永乐四年，谪吏遣边，迁湖广、山西及山东的郡 县官吏共214人(户)往北京，谪吏遣边。永乐期间数次发罪谪至京，总体来看人数规模并不太大，总的人口规模，应在一万以下，且多数应配置在北京周边。

　　第二类，移民实京。建文四年九月，迁山西、山东“丁多田少或无田之家”入“北平各地”，规模不详。永乐二年、三年，两次迁山西民至北京州县，每 次1万户。永乐五年，再迁山西及山东民人5000户至北京州县。移民实京所迁徙的人口，规模较大的，以上述数据中评估，永乐前五年植入到北京及京郊人口， 就至少在12.5万以上。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移民，也应当不是在成居民，因为它是作为垦田移民而进入北京地区的。

　　第三类，南京民人、匠户入京。大规模的北京重建，需要大量工匠的移入。永乐期间，迁南京民与工匠2.7万户迁入京。这一批人口，应在十三万人以上，这些人口，多数居住在京城。

　　第四类，文武百官及吏员。北京作为新的首都，移植南京的政府官员，自是题中之义。此类人口及家属，约在2万人左右，居京城。

　　第五类，驻京卫所。以京城之中，驻军的庞大，是可以想见的。及至永乐末年，《明史兵 志》载京城卫所，达72卫之多。明制，一卫为5600人。那么，仅京郊地区的驻军，就达到了40万之多，这些卫所，大部分是从南京附近转移而来。驻军及家 属，应在120万人左右。其中，各门的守卫中就有12卫，约6.7万人，合家属，应在20万人左右，居京为主。

　　第六类，少数民族降民。洪武、永乐、洪熙、宣统四朝，不断有少数民族移入北京，其中以蒙古降人居多。这些移入北京城的少数民族人口数目，史书对 于记载并不清晰。其中，数量最大的一次，为洪熙元年(1425年)的一次内附，人口数为572人。宣德年间，进士李贤曾上疏谈到京畿的蒙古降人：“切见京 师达人不下万余，较之畿民，三分之一。”这里的“万余”，应当指户数。但到底有多少少数民族入住北京，则没有清晰的说明，也因为少数民族的“户”不能以汉 族中户的统计单位对等，这一人口规模，就难以评估。另外值得说明的是，蒙古降人户籍，多数入卫所军籍，所以它的总人口，与卫所军户的数量，又有一定的比例 关系。

　　大体来看，永乐年间(1403～1424年)，历次人口植入北京及京郊地区，总人口应在150万以上。不过，我们仍难以知道居住在北京城中的人口，究竟有多少。根据人口史学家的估算，这一时期北京城的驻京人口，已经达到八十万之多。

　　1403～1424年，一座新首都被建造起来。相对于江南地区诸多大城市，是通过历史文化与社会交融生长出来的情况不一样的是，明初的北京，明显是通过政治权力捏合并拼凑起来的一座城市。

　　相对于明王朝的中心区域(黄、淮、长江)，北京是一个新归附的陌生城市，它有四百多年的时间处于“异族”统治之下。并且，这次大规模的人口移 植，明显带有强力迁徙的特征。而此次迁徙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富户、匠户与及军户三类人口，这是北京在城居民中，占据数额最大的三个群体，并且这三类人， 基本都由南方迁徙而来。

　　从江南至于塞下，携家带口，千里迢迢，路途遥远，在古代条件下，这种迁徙对于平民来说，相当不易，对于富户来说，也并非易事。

　　这还仅仅是旅途的艰辛。对于迁徙者来说，更有一种背井离乡的仇怨。自宋之后，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转移至江南地区。这一地区的民人、工匠、富户，迁徙之前的生活条件，相对较为优越。他们被迫使进入另一种生活空间，诸多不满，淤积于胸。

　　再有，大量少数民族中的归顺者被安置到北京周边，对北京的社会稳定，也构成一定的压力。在古代社会，不同民族之间的政治妥协往往难以有效地维系下去，叛服无常引发战争，是相当常见的现象。

　　相对于内部人口结构的不稳定而言，北京城还面临“北元”的军事压力，即使是永乐帝这样的雄才之主，也只能解决一代人的和平。

　　不难想象，这个在沙盘之上新铸的庞大京师，虽然外观恢弘壮丽，人口繁盛一如蒙元时期，却时刻处在紧张与困惑之中。从人口迁徙的角度，也可以回 答，为何终明一代迁都之议始终不绝，并且这些倡议，往往是由京师的达官显贵发出。对于在京南人来说，这个勉强捏合的沙盘，不过是政治强力对南京的粗糙复 制。尤其是15世纪，人口初迁之际，这种对南方故土的怀念与对强制迁徙的怨恨，都是引发北京危机的动乱之源。

　　脆弱的城市

　　1425年夏，建都不足五年的北京城动荡不安。

　　这一年五月十三日(阴历)，48岁的明仁宗朱高炽暴崩于钦安殿，在位时间，不到一年。仁宗暴崩，谣言纷纷，人心扰攘。皇太子朱瞻基，此时奉旨祭 奠南京孝陵。南京与北京在古代交通条件下的信息往来，至少需半月。但随着仁宗在北京突然崩逝，朱瞻基仍在南京，皇位空缺的危险出现了。

　　1425年5月至6月这段帝位更替的时日，山东安乐州汉王朱高煦的间谍在城中四处活动，侦取信息，联络政要。朱高煦主要的活动对象，集中在军 界，也就是北京城这些卫所的指挥官之中，甚至包括掌中军都督府、太师张辅。朱高煦在军中素著威望，蓄谋在朱瞻基返回北京的路上截杀之。

　　但朱瞻基并非庸才，处明初风云变幻的政治动荡之中，他对于皇位空缺引发的政治危机，相当敏锐。在南京听到仁宗驾崩的急报之后，朱瞻基星夜返京，昼夜兼程，于六月三日，就返回了北京，避开了朱高煦的伏击，化解了一场政治暗杀。

　　1425年宣宗继位时刻的政治危机，正是北京城政治裂痕的一次展露。当然，它首先仍是朱元璋龙子龙孙的帝位传递问题，而后才是北京城的内部安置，这是一个相当长远的问题。同样，明宣宗对于问题的症结，也相当之了解。

　　1425年酷热的六月，尽管宣宗已经回京，但为防止动乱，京师戒严的命令犹在。朱瞻基曾要求张辅体恤士卒、解除戒严，后者认为，解除戒严必须在 朱瞻基登基并稳定人心之后。按照礼法，老皇帝去世，新皇帝继位，需要群臣、亲王三次劝进，储君不断表示谦让，最后“不得已”才能继承帝位。这是一个相当繁 琐、又必须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让受”过程。朱瞻基的继位，就在这个劝进过程中，拖延了半个多月，直至六月二十七日，才正式登基，宣布翌年为宣德元年。

　　即位诏书按照新君登基的惯例，罗列了一大串赦免与宽仁新政。但颇为耐人寻味的是，作为一份针对全国性的政治纲领性文件，诏书特意谈到处理北京地 区匠户的办法：见起在京做工人匠，有二丁三丁者放回一丁，四丁五丁者放回二丁，六丁以上者放回三丁，其单丁应役二年之上者，放回休息。内有犯罪被刑剜剌， 已成残疾者，即与开除本身差役，全其余生。其无知小人挟仇妄指平人为匠者，今后有司宜严加禁止，违者罪之。

　　诏书中的“匠”，是指入匠籍人口。匠籍与军籍，是明代较低的一个社会等级，这两籍之民，不得应试，并世代承袭。诏书中也清楚地说明，匠籍中，还包含了犯罪者, 永乐初迁徙的罪犯，就应当入了匠籍。同时，也有平民被诬陷入匠籍者。

　　在永乐年间大规模向北京转移的人口中，仅一次就迁徙南京匠户5000入京(约2.5万人)，加上作奸犯科被贬入匠籍者与及被划入匠户的人口。在京城中，匠人是一个有四五万之众的庞大底层人群。显然，这个群体是极其容易滋生不满乃至于引发政治动荡的。

　　诏书中的“放回”，当指脱离差役。这是宣宗极大的恩赦，抚慰京城底层劳役群体长期营建北京、山陵工役的不满。在应对了匠人劳役问题之后，宣宗在即位第二天，进一步赏赐京师军、匠两籍：上以京师见役军伍、匠，劳勤日久，人赐绵布二匹钞、五锭鞋二双。

　　就明代的军籍民人而言，尽管不能脱籍，也不能参加科举，但军队支配有大量田产，军士也享有一定的屯田数目。由此，也可以理解宣宗在安抚北京军、匠两籍上的举措不一。对于匠人，宣宗高调赦免劳役并有所抚恤，对于军籍，则是赏赐财物。

　　随后，宣宗对北京地区的民人，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恩赏，人数多达三十二万九百五十人，赏银九十六万三千八百二十九两。明初，一两银子可购大米二石，以今天的标准换算，一石约为94.4公斤。这也可以进一步说明宣宗恩赏力度之大。

　　非但如此，恩赏遍及权力机构运作的所有相关部门人员。宣宗的这一行动，相比起对匠户与军户安抚措施来说，不仅规模更为宏大，牵涉社会各阶层的人员更为广泛，它甚至还针对在京的朝贡使臣及其庞大的随从赏赐。

　　在宣宗即位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连续三次对京畿之内的民人，进行政治赦免与恩赏，这一态势，足以说明的宣宗所继承的北京城，远不是那么那么太平。

　　宣宗所应对的问题，不仅仅是来自乐安州汉王朱高煦的挑战，他更为忧心的，应当是这个沙盘之上的北京城的断裂。明宣宗所作的一系列努力，换取了短暂的回报。

　　1426年，朱瞻基亲征叛乱者朱高煦。在讨逆之前，朱瞻基事先公布朱高煦的罪行，其中一项，是乐安州使臣要求皇帝诛杀户部尚书夏原吉。而永乐、 洪熙与宣德三朝重臣夏原吉，正是宣宗即位之际京城各项仁政的执行者。朱高煦的谋反理由，显然是对成祖靖难起兵的拙劣模仿。京城之中，出现了空前一致的团 结，民人为朝廷主动提供战马者，不在少数。

　　对于北京城来说，一年前的人心汹汹，似成过去。明宣宗的平叛工作，进展得也相当顺利，大军兵临安乐州，朱高煦出城受缚。随后，宣宗在军界查出山 东都指挥使靳荣、天津卫镇守都督佥事孙胜、山西都指挥张杰、杨云等与朱高煦勾连，这些都是军中的高级将领，而整个朱高煦谋反案，总共被诛杀者640余人。 人数之众，大概是明洪武蓝玉案之后，牵涉军界高层最为广泛的案件。

　　1426年，这大概是明帝国定都北京的两百二十余年中，难得的团结之年。而在明王朝的大部分时间中，北京城仍是一个通过政治权力强制捏合并创造出来的沙盘，它时刻有崩裂之虞，这将在往后的两百余年中，反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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