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外国人眼中的北京春节:爆竹声中福运到(外国人在中国所办的学前教育)

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举办之时,恰是中国春节期间,五湖四海的各国运动员在奥运盛会中,还可领略中国尤其北京春节的风情风韵,他们对春节的兴趣肯定浓烈和盎然,自然而然地对北京春节产生有趣的感悟。春节,中华民族最大的节日,不仅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同时,也引起居京、旅游的外国人的兴趣,无论他们是来自欧美,还是来自亚洲,都表示了对中国春节的关注。古人有关北京春节的作品很多,比如清代丁观鹏的《太平春市图》,而外国人也有自己的独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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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春市图》 清 丁观鹏

北京至少自元代始就是人员往来的繁华之地,有的外国人是前来进贡,有的是经商做买卖,有的是传播宗教,他们对北京已经很熟悉了,无论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还是利玛窦的《中国札记》都有许多记述,他们的所见所闻,成为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来华的外国人,不管来华的目的有何不同,只要在北京过春节,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的著述、书信、游记等成为了写真,其中不少作品表现出对北京春节的赞美。这些文字资料从侧面表现出中国春节的影响和引人瞩目。

春节是欢乐的节日

恩斯特·柯德士在《闲置的皇城》一书中,记述了当时北京春节的热闹景象。恩斯特·柯德士是德国人,这本书是文学性强的纪实报道游记,被誉为“文字版的老北京《清明上河图》”。他描述老北京的春节,居然完整地记录了当时的民俗,而且不是生搬硬套和照抄当时的文字,在文中还渗进了自己的思想和感情。

在书中的“在北京过中国年”一节中,他写道:“在中国,一年之中也只有春节这一段日子,会有这么多人兴高采烈地在街上奔走”。他认为“春节,是全中国人最大型、最庄严神圣的节日”。今天,人们很少在春节期间体会到“庄严神圣”了,只当做一个阖家团聚的重要节日,而在清末民初,京城的居民依然保留着节日期间的祭祖、祀神等活动,而这些活动都有“庄严神圣”的仪式和含义。

这些节日的祭祀,如今有不少人并不理解。但恩斯特·柯德士从欧洲人的视角对春节的祭祀活动做了诠释。他写道:“新年到了,天神即天上的神仙,会携带数千随从下凡拜访人间。天神下凡,给人们带来幸福、谴责、惩罚、酬劳,它要满足人们对来年的新信念和希望,并将这种信念和希望送给人们……”他是欧洲人,与我们有不同的价值观,但对春节的含义也有充分认识。他还记述了当时北京城的欢快景象:“胡同两边纸糊的窗户都亮了起来,家家都传出欢声笑语。中国人认为,如果春节里高兴,全年也就会高兴,春节期间吃好穿好,全年就会不愁吃穿了。因此,人们都在尽最大的努力,要制造快乐,看到快乐,拥有快乐”。所以“春节期间,所有的四合院里、大街上、胡同口都会鞭炮声声,爆竹隆隆”。

清末民初,外国人眼中的北京春节:爆竹声中福运到

贴窗花 何大齐作品

恩斯特·柯德士记述的是抗战前的老北平,那时,北平有过一段相对安宁、平和的日子,人们并不富裕,但对过春节仍充满欢乐和希望。他回忆起友人家中:“四合院大门上贴了许多红色的纸条,上面书写着针对各种用途的祝福话语”,显然他写的是节日的春联。他见到了“数不清的小纸灯笼照亮着整个院子,灯笼上粘贴着各种不同题材的图案。每一块墙面上都贴上写有‘福’、‘财’等吉祥字样的菱形红纸片,意味着幸运、福气、富裕和发财。”他好像也很了解“踩岁”风俗,认为人们“走在上面会发出一阵阵‘咔嚓咔嚓’爆裂的声响,这也是带来幸运和满足的象征”。踩岁是老北京年俗之一,在近年出版的《说年道节》一类民俗读物中,多认为是“送旧迎新之际,踩掉、踩碎邪魔外祟和一切不吉利的事”,并且认为祟与岁同音,是“踩去旧岁迎新岁,辞旧迎新年”。而这位德国记者则认为踩岁带来的‘咔嚓咔嚓’声响“是带来幸运和满足的象征”。他见到的踩岁所踩的不是芝麻秸,而是栗子壳、花生壳和核桃壳,与今天人们所知的踩岁有所不同,但仍然有趣。

恩斯特·柯德士善解人意,对不同文化的中国民俗有包容精神,他在报道北京春节时,对中国的民俗、习惯和表现很理解,他在书中引用了中国友人的话做总结,结束了春节一节。“春节是一年中最大的节日,它代表着新生、复活,代表着春天的来临。春天里,日月、阴阳……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和谐的整体。春天里,万象更新,新的一年、新的一页以及完全不同于往年的,每个个体的生活也是如此。”

对压岁钱有不同看法

外国人描述北京春节的腔调并非都是善意,有些人出于无知、偏见、误解,也有些人有恶意揣测和歧视。美国女摄影记者多萝西·格雷在其所著《穿过月洞门》中就有明显的不良倾向。

格雷在1924年前后曾在北京居住,并度过新春佳节,但对北京春节的印象不佳。她觉得“节日的前夕,我感觉到了一种格外的沉重,因为到了年关,所有的账款都该结清了”。清末时,一些西方人来京居住,学会了不好的做派,吃喝、买东西喜欢赊账,但到了年底就该结账,每逢此时此刻,他们会对催账的店家流露出不满。书中特别记录了她家结算牛奶账的事,似乎只有白吃白喝最好。在描述春节前结账习俗时,她可能有所不解:“到了除夕,那些依旧没有偿还债务的人,必须要赎罪——上吊,或是吸食过量的鸦片——那天晚上,债主们会提着一盏明亮的灯笼,四处走动。他们怒气冲冲地走在巷子里,用斩钉截铁的口气向欠债人要账。”老北京年代,确实有“提着灯笼齐讨债”街景,但很少有“怒气冲冲”或“斩钉截铁”的现象,大多人是和和气气的,债主与借债人很客气,而且一过除夕,双方即便见面也暂时不会提债务的事,即便如此,也没有多少赖账、不认账的人。显然,洋人难以知晓老北京局气、守信习俗。

格雷在书中写除夕时,还算公允:“除夕的晚上,每家每户都会举办一个隆重的宴会,届时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要出席,哪怕他们千里迢迢地赶回来,也要齐聚在父母屋檐之下。”她说的是年夜饭。但说到小孩压岁钱时有些误解:“小孩子还会有几个铜板的压岁钱,让他们去赌几把”,对给小孩压岁钱的意义,格雷所知甚少,不知从哪儿臆想出来的“让他们去赌几把”。

由于对北京春节民俗的误解和不解,格雷在节日期间并不愉悦:“在这鞭炮的喧嚣声中,我们久久无法入睡。那之后的许多夜晚,我们都会被一些巨大的声响惊醒,我们还在纳闷儿,难道那真的是过年的爆竹声吗?”大年初一的街景也引发格雷的目光:“大年初一,那些一年四季整天开门营业、没有片刻休息的店铺,现在也关上了大门,大门上还贴着大红色对联,上面用金字写着‘生死由命,福祸在天’。横批上的穗子则低垂着,仿佛门帘一样。”不过她叙述得不够准确,春联的字不会是金字,是黑色毛笔字,也不会有“生死由命,福祸在天”这样的倒霉的、令人不愉快的字句。

灯节期间“金吾不禁”

春节,包括元宵节(上元节)给众多的外国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俄国人戈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1811—1886),是沙皇政府派到中国的外交官。他在《窥视紫禁城》一书中,对老北京春节及灯节有由衷的赞美,令人印象深刻。他写到灯节的热闹景象时,有不少溢美之词:“在欧洲很难找到北京这样的灯节,也许只有意大利的狂欢节有点相似。不计其数的灯笼,形形色色,别出心裁。飞禽、走兽、行船、宫殿交相辉映,悬缀在大街小巷,布满了宅子店铺的墙壁。灯火通明,犹胜白昼。爆竹巨大的噼啪声震耳欲聋,湮没了人群阵阵的惊呼声。”科瓦列夫斯基记述的可能是前门大街一带的灯节街景。他在北京的那个年代,来华洋人都住在东交民巷内,从这里到前门(正阳门)只有咫尺之遥,他走几步就到了。灯节期间,前门“金吾不禁”,不关城门,他来去很自由。

老北京元宵节突出一个“闹”字,故有了“闹花灯”、“闹元宵”之说,正如清人范来宋所描述:“轰连爆竹五还遥,到处喧闹破寂寥。听去有声兼有节,闹来元旦闹元宵。”科瓦列夫斯基自然不知道“闹”字的含义,但从街景热闹中感悟到了欢乐,能让自己“舒缓一下心情”,并得出北京的烟花“无与伦比”和“十分便宜”的结论。据考,科瓦列夫斯基在北京过的春节是1850年(道光三十年),那时大清尚体面地屹立在东方,虽不能说是“国泰民安”,但在普天同庆的春节、元宵节时,华夏大地还是很热闹的,北京更是如此,所以才有了“不计其数的灯笼,形形色色,别出心裁”的景色。

说到老北京的灯节和灯,英国人哥伯播义在其所著《市井图景里的中国人》中,对元宵节的灯更是赞叹不已:“只有在灯节,人们才能看到最多种多样的灯笼。这时人们将创意发挥到极致,设计出千奇百怪的动物形态。你会看到孩子们拿着各式各样的灯笼:有的是带轮子的兔子灯,有的是挂在细竿上的鱼儿灯,有的是从贝壳里走出来的绿衣美女灯,有的是比较普通的灰翅蝴蝶灯或绿色蚱蜢灯,还有的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吓人的动物灯,看上去有点像老虎。”他还叙述了“走马灯”,并认为“它的精巧构造值得一提”。他还提到“元宵节在中国是个盛大的节日,家家户户无论屋里屋外都灯火通明,人们经常会借助‘蜈蚣灯’来达到这个效果”。由于年代很久了,北京已见不到“蜈蚣灯”了。

当年,前门外廊房二条是“灯笼一条街”,其主要产品是“宫灯”,至于元宵节小孩子们玩的走马灯、兔子灯等,多为小孩家长所做。哥伯播义是1848年在浙江宁波传教,他的《市井图景里的中国人》主要记述江浙一带的景物,但灯节的记述与老北京灯节无异。老北京宫灯制作享誉中华,德国人约翰·拉贝在著名的《拉贝日记》中,也曾记述老北京春节的灯:“中国的灯笼也要比我在欧洲见到的任何一个都漂亮。每年全国的人都要举行灯笼节。”他所称的“灯笼节”,即正月十五上元节。

此外,日本人冈田玉山等编的《唐土名胜图会》对元宵节时老北京的灯节也有所记录。他们认为灯节“真是圣代娱乐”,“自初春八日到十八日,细剪百绣,其美无法言表。每家楼檐挂着花灯,火光灿烂,像是天上群星相连照耀”。并且提到了当年出现在灯节里的冰灯“宛如白玉成列,白银交织,贵贱汇集,无不称赞”。而今,北京城里再也见不到冰灯了,他的描述是让人神往的。

对拜年习俗很感兴趣

与欧美人不同,日本人对中国的春节乃至其他节日并不陌生,因受中国文化熏陶和影响,有些中国节他们也视为自己的节日来过。丸山昏迷在《北京》一书中,专门记录了老北京的春节。丸山昏迷(1895—1924)是学者和记者,民国之初在中国工作多年。有人评价“最早接触北京的思想家和文化人,实际上是丸山昏迷君”,他曾拜访过李大钊、周作人,翻译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应该说是一位对华友好的人士。在《北京》一书中,他详细介绍了老北京春节前后的热闹场景。他从正月初一介绍到正月十九的“燕九”,除了有市民民俗活动外,还介绍了庙会、灯节等。在介绍腊八粥时,他称之为“百果粥”,“类似日本的七草粥”。腊月二十三祭灶,他称之为“灶台祭”,并说“灶神是周礼五祀之一,几千年来一直流传至今”。

丸山昏迷笔下的中国春节,与西方人的记述有很大不同,字里行间表现出中国民俗文化对日本民俗文化的影响之深。他在“桃符”一节中写道:“在日本,从二十五开始装饰注连绳和门松,以增加新年气氛。在中国,松树一般认为是墓地用树,不吉利,代之以桃符,又名‘门神’,有守门驱鬼之意。”他对“门神”的解释和溯源,与中国民俗介绍的一致。像对联(楹联、春联等),西洋人看着莫名其妙,不知写些什么,但有文化的日本人都看得懂,因为他们识汉字。丸山昏迷对节日出现的春联很有兴趣,他不但认为各行各业的春联“句句贴切”,并“着实让人感受到中国是名副其实的‘文化之国’”。

北京春节习俗,古风遗存,有古代的风韵,丸山昏迷是很仰慕的。他对京城拜年习俗很欣赏:“拜年时,如果不是很亲密的关系,一般不进家里拜年,而是将贺年用的大红名片交给那家伙计。即使是关系很好的人,也只是在会客室上些茶水,备些茶点招待而已。不像日本招呼客人喝屠苏酒,品尝美味佳肴。”对北京的庙会,他称之为“开庙”,介绍得很详细,并称“开庙相当于日本的庙会,有每年举行一次或两次的,也有每月都举行的”。在《北京》一书中,他列举了京城主要庙会的资料,有些庙会如今已无人知晓了,如什么“掸尘会”、“曝经节”、“晒虫节”等等,是很有趣的庙会史料。此外,他称厂甸庙会为“古董市”,并说春节时“能遇到平时很难见的珍品”。

清末民初,外国人眼中的北京春节:爆竹声中福运到

叩拜长辈和祖先牌位 摄影:赫达·莫里逊

丸山昏迷的《北京》表面上是本旅游书,其实是学术著作,作者在介绍北京时,时时以日本为参照,从各个角度将北京和日本比较,并对两种进行了评价。像蜜供,他说“相当于日本给岁德神等神的糕点”等,既有对中国文化正面肯定的部分,也有对其负面加以否定的部分。比如,他对老北京春节时“女子绝对不出家门”,春节休息时“大抵是在喝酒、赌博中度过”,持否定态度。总之,丸山昏迷的《北京》说明作者并不昏迷,他记录下的老北京春节是有趣的,也是有益的。更重要的是,他与另外其他来华的日本人不同,他既不是军事间谍,也不是来猎奇的。他确实是搞学问的,体会到了北京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丰富的积淀,对所描述的事物充满良好的情感。

宫里学民间过春节

近年,有人将清宫里过春节,视为“民俗”了,其实它只是皇家习俗,与民俗不是一回事。清廷过年的习俗是照抄民间的,并非他们所创造。美国学者罗友枝在其所著的《最后的皇族》一书中指出:清宫过年时“北京许多辞旧迎新的风俗习惯都被宫廷所仿效。皇室在各宫各院到处贴‘福’字,立门神避邪,十二月初八日给神佛供腊八粥,十二月二十三日送灶神,旧年三十和新年初一燃放爆竹以净化内廷。像北京的普通居民一样,皇帝也在正月初一吃饺子,正月十五在各祭祀场所献元宵也表明新春佳节的结束”。罗友枝被誉为“国际清史研究领军人物”,又是美国亚洲历史学会会长,他的分析很到位。

清代老北京的春节,与外地不同的是有“跳布扎”,藏族人称“羌姆”,即俗称的“打鬼”,这是藏传佛教的宗教仪式之一,亦是清宫内重要的活动,据《最后的皇族》记载,清廷“一个月花126.7两银子支持1516名藏传佛教僧侣从事宗教活动”。罗友枝列举了清宫春节期间喇嘛“身穿礼服为蒙古观众跳舞”的盛况,及一些“跳布扎”的寺庙,如宏仁寺、恩慕寺、永宁寺等等。

“跳布扎”在老北京时代可谓盛况空前。丸山昏迷在《北京》一书中亦有所记载,他称“跳布扎”为“送祟”,是“喇嘛的一个仪式”,是“打鬼仪式”,并详细介绍了全过程。在介绍黄寺、黑寺和雍和宫时,也有此类内容。英国人阿奇博尔德·立德夫人,公认为“对中国产生过影响和作用”的外国人士,曾对百年前反对中国妇女缠足事件有过贡献。她的《我的北京花园》一书也有记录正月“打鬼”内容。她主要记述的是旃檀寺。立德夫人指责八国联军的暴行,说它们“全力以赴大肆破坏”,并称“过去每逢中国正月初八这一天”庙里都有“跳布扎”,在她去时遭到了破坏,“只有散乱的残余之物才告诉我们,过去的旃檀寺有多精美”。旃檀寺又称宏仁寺,在今天的北海西岸。在叙述过年习俗时,立德夫人谴责了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

老北京的春节习俗一代一代被传承,成为北京文化的一部分。但历史总会发展变化或推陈出新,昔年的一些风俗习惯可能见不到了,但通过史书或外国人的著作,可以填补一些空白。奥地利学者雷立柏在北京住了二十多年,他在《我的灵都》一书自序中,陈述“外国人应该爱北京的101个理由”,自然少不了春节习俗。在雷立柏的《我的灵都》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多种语境的北京,一个集叠着人类智慧的北京。而外国人记述的北京春节中,我们也会有这种印象,同时也让我们读后有温故知新的感觉。2022年北京冬奥期间来京的外国人,也可能与他们的前辈一样感悟到北京春节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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