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妹，和妹妹的爷爷

棒棒从小就比我高。两岁的照片上，她那副眼，像牛眼一样又大又亮。

棒棒在陕西合阳县出生，也在那儿长大，我自打出生起就待在四川。20年了，我们大约能在每年过年时见上一面。

棒棒的爹是我爹的亲弟，哥俩感情好，我和棒棒也就自然亲。

每年过年回去，躺在家里的炕上，闻着窗外飘进来的烟火气，她掰着指头给我数着这一年县里发生的事儿。

讲着讲着，我累了。棒棒凑上来刨醒我：“姐，姐！你不能fèi（睡），你咋这快就乏咧？”我摆摆手，那晚的故事到那里就被我掐断了。

第二日清晨，醒得早，我俩裹上棉衣，趁太阳还没烤化泥路上的冰渣，往姑姑家的理发店走去。

姑姑的理发店，在另一个村里。

路两旁，净是大风呼啦啦扯着衣领和帽子，有时能在路上遇到村里的熟人开着车和我们同向走。棒棒认识，我不认识。

坐了人的车，棒棒上车就是一句：“叔，这是我姐。”人回：“党力家滴娃咩？”“对滴嘛！”

小学那会儿，过年回陕西走亲戚，觉得新鲜十足，和棒棒手拉着手，穿着新袄子，东家门进西家门出，最后一人拿了20块压岁钱，净是些一块、五块的票子，亮新新的。

棒棒瞅我一阵失落，忙给她外婆家去个电话：“婆，我明儿个来，我姐也要来，压岁钱准备双份的！”

正月初三那天，我俩去了她外婆家，领了压岁钱，吃了饭，下午往回走。路上我跑野了，一个劲儿往前冲，一个回头，身后的路上只有车走带起的漫天雪粒，棒棒和三娘都不在了。

我一下子慌了神，只好压着日落的光使劲儿往前跑，进了个村儿。

那时我不知道这就是奶奶家的村子，天快黑了，我抓着一个叔叔就问：“叔，你知道党力家咋个走不？”

亏得他熟悉我家：“直走，然后朝东，过去就到咧！”他的手指着左边。

我顺着叔指着的方向走，踩了一脚泥，心里默念：“数学老师说了，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东边，应该往右才对，可那叔叔，怎么指着左边？”

我直走过去，到了岔路口开始犹豫起来，那时天已经全黑了。

右手边的荒草丛里来了3条黑色野狗围着我转悠。转悠了几分钟，大概是见我也饿得前胸贴后背，没有多余的食物给它们，就走了。

狗一离开，我拔腿就往左边跑，跑着跑着，就见着了邻居家的大红灯笼，在日落后的冷风里熏烤着横批上“阖家欢乐”4个崭新的大字。

钻进奶奶家的铁门，大人们都焦急地等着。

三爸见我丢了，对着棒棒一通数落，棒棒那眼泪，就像黄河的水一样哗啦啦地流个不停。

后来的事儿我都不记得了，甚至不记得我走丢的那个晚上，大人们在小屋里等着的时候，爷爷是不是在那炕上躺着。

爷爷病了太久，久到我甚至不记得他背着手走在路上的样子，不记得他跟我认真说话的样子。

这些记忆都在我的脑海中停留得太过短暂，那条蜿蜒的记忆绳索那头，拴着生病的爷爷，和他与我相望时无处落脚的双眼。

每年回到陕西，有棒棒的东西就一定有我一份，衣服是一样的，奶奶纳棉鞋也会给我俩做一样的款式，姑姑会说：“来家里，给你俩整火锅。”

在每年为数不多的日子里，我们俩总是一模一样出现在大家面前。

10多年过去了，过年也不再一定会穿着新衣服，奶奶纳棉衣、棉裤也都没了我俩的份儿。在大人眼中，我们已经“长大了”。

这么久以来，我终于发现这个“一模一样”的妹妹于我而言最不同的部分——故乡在她眼里的样子，与我是不同的。

她小时便与爷爷相伴，我要依赖着她的讲述，在心里还原出爷爷的模样。

爷爷是去年12月离开我们的。那时，棒棒在长沙念书，家里商量了许久，还是没让她回。

她在电话那头哭：“姐，我想回去见爷爷最后一面。”我也哭，但我们哭着的，是不一样的爷爷。

最后，我和爹妈，还有来成都办事的姐姐，一起回去送了爷爷最后一程。

爷爷走后两个月是新年。按传统，我们一家人又回了陕西。用父亲的话说：“家里易主了，得回。”

送爷爷的12月里，伴随着唢呐划破天的声响，四处都敲着锣子。跪在地上磕头时，身后的音响卖力地唱着。台阶上，站了许多搓着手看热闹的乡亲们。

人来人往。那几日，出入家门的人太多，光踅面，都吃掉了五六千块钱。

那样的日子，是来不及难过的，甚至你都没反应过来。过年再回，才发觉爷爷是真的离开了。

见了棒棒，我俩相视。我们都没有爷爷了。

新年里的夜晚，炮声过了，我们偎在棒棒卧室的大床里，像许多过去的日子那样聊着天，聊着我们的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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