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符应文化探微(中国古代星空文化)

摘 要：符应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一度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它与“五德始终”的天命观和祈禳机制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邹衍作终始五德之传，董仲舒继之天人三策，符应文化遂成一体，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它甚至是古人的信仰，符应文化在封建史后期逐渐与下层儒士结合，成成志怪小说的源头，它同时也折映了古人的原始图腾信仰和天人交感的世界观。

关键字：符应；祥瑞；谶纬

Abstract：Operators should culture in ancient China society once occupied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t\'s always with \"five\" destiny view and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qi song has a direct cause-and-effect relationship. Wu made circulates the five DE la, dong and three, operators should culture into one, and one in the long period of ancient beliefs, it is even, in the feudal history culture operators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Confucian scholar later gradually, the source of novels as novel, it also SheYing the primitive totem of the nature of religion and sympathetic.

Key Words：Correspondence theory; Auspicious omen; Divination book

前言

符应之说，由来已久。先有邹衍作终始五德之传，董仲舒继之天人三策，遂成一体，继王莽借符命改元复有谶纬之盛，后渐式微于明清上层而最终湮于民间话本志怪之流。

一、符应文化起源

秦汉间的符应学说，应该溯源于邹衍，其述与五帝德说互为因果，有德者必有符，有其符，是以知其德。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曰：“（邹衍）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宏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限。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业所珍，因而推之，乃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司马光：《史记》第七十四卷，岳麓书社，2005年版。]

所谓的符应若兹，即是指受命于天的封建君主德治而祥瑞生，反之，则祸乱起。封禅书载有其事：（夏禹）后八年，至帝太戊，有桑榖生于廷，一暮大拱，惧。伊陟曰：“妖不胜德。”太戊修德，桑榖死。伊陟赞巫咸，巫咸之兴自此始。[司马光：《史记》第二十八卷，岳麓书社，2005年版。]此是一例，齐桓公和管仲关于“符应”有过一番对话，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南代至召陵…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诸侯莫违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异乎？”齐桓公以为他功高当封禅表天，但管仲却以符应之说设之以事，曰：“古之封禅，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为盛；江淮之间，一茅三脊，所以为藉也。东海致比目之鱼，西海致比翼之鸟，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凤凰麒麟不来，嘉禾不生，而蓬蒿莠茂，鸱枭数至，而欲封禅，毋乃不可乎？”于是桓公乃止。[司马光：《史记》第二十八卷，岳麓书社，2005年版。]邹衍所称引天地剖半以来，五德转移：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则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火，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吕不韦：《吕氏春秋》第十三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秦始皇并天下为帝，有人言曰:“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端。”汉兴，高祖之微时，尝杀大蛇。有物曰：“蛇，白帝之子也，而杀者赤帝子。”因以十月为年首，而色尚赤。[司马光：《史记》第八卷，岳麓书社，2005年版。]

所以五行相生相克，秦代周是水德胜过了火德，汉取秦，却是火德又胜过了水德。五行者，无常之形气也。人事符合天道，谓天人可以互相感应，貌言视听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乱，五行之序乱者，谓灾异应之，此说即是符应。五行阴阳和顺的说法，也可推溯至邹衍的五德始终之说，而邹衍的符应之说，应该出于古代的史官。从古至今，史官应为一切知识的藏府，神怪的说法，以此而生便一点也不奇怪，所以史籍中人神怪变之说，大都托于史官之笔，如卜辞，《春秋》等。

古代史官符应之说，主要有三个源头：第一为巫祝。巫、史、祝三者与祭祀大有联系：大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贞：一曰顺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荚祝。巫之性质，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澈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巫主通神而祝主赞辞，二者相需为用。荀子嫉浊世‘营于巫祝，信禨祥’。禨祥，即鬼神之说，所以一部分符应之说应出于巫祝之说。[陈 槃：《秦汉间之所谓“符应”论略》，中华书局(北京)，1936年版。]

第二为占侯。占侯者即是对观察星云日月风气之变化以定其吉凶征兆的人的称谓，这也是史官的职责之一。《史记•天官书》中也多有符应之说，例如“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极老人，老人见，治安”，又如“柳为鸟注，主草木。七星，颈，为员官，主急事”。史记中的这些记载多少也包含了战国旧说的成分。

第三为史典。符应中，凡神怪事物，可以由一些巫祝之徒随意附会，但一些国家名物和四裔所贡的珍品，符应学说中却也多有之。所以此类知识也只能出自历代相传的史家典籍。周公时四夷入贡的物品主要有：禺禺、前儿、狐九尾、白鹿、白马、乘黄、兹白、尊耳、凤鸟、凰鸟、比翼鸟、孔鸟、丹沙、费、食人、善芳、玄模、青龙、黄熊、菽、白虎、黑豹、白牛、玉目、钟牛等。以上狐九尾见于《中侯考河命》；白鹿见于《艺文类聚•祥瑞部》；凤鸟、凰鸟，孔鸟即孔雀，见于《古微书》；乘黄见于《占经•石氏中官占》；白虎见于《孝经•援神契》[陈槃：《秦汉间之所谓“符应”论略》，中华书局(北京)，1936年版。]等等。所以符应之说应出于史官，而且依据史典，谶纬也应出于邹衍书，邹衍书中内容也绝非凭空构造的，依《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言，“邹衍精于古代星历之术，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与上述古史典之记载珍奇事物者相应。但即是如此，古史典中所记的物类除去极少数外，大都无甚神怪，只是比较稀有罢了，而且国家名器，四裔所贡奇珍素有专典制其贡，各以其所有，本出政令，何神之有？只是后来的谶纬家们以天人感应，福祥表征，不期然而至，一经夸饰，制造了符应灵瑞，并逐渐引入了主流学说，成为一时显学。

二、符应的事物

符应也被称为符命，瑞应，嘉瑞，祥瑞等等。符应的范围广泛，名目繁多但却也有着高下之分，主要分为六种。

第一为嘉瑞。嘉瑞主要是指五灵即麒麟、凤凰、神龟、神龙、白虎。麒麟者，仁兽也。牡曰麒，牝曰麟。不刳胎剖卵则至。麕身而牛尾，狼项而一角，黄色而马足。含仁而戴义，音中钟吕，步中规矩，不践生虫，不折生草，不食不义，不饮洿池，不入坑阱，不行罗网。明王动静有仪则见。牡鸣曰‘逝圣’，牝鸣曰‘归和’，春鸣曰‘扶幼’，夏鸣曰‘绥’；[沈约：《宋书·志》第十七卷，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版。]凤凰者，仁鸟也。不刳胎剖卵则至。或翔或集。雄曰凤，雌曰凰。蛇头燕颔，龟背鳖腹，鹤颈鸡喙，鸿前鱼尾，青首骈翼，鹭立而鸳鸯思。首戴德而背负仁，项荷义而膺抱信，足履正而尾系武。小音中钟，大音中鼓。延颈奋翼，五光备举。兴八风，降时雨，食有节，饮有仪，往有文，来有嘉，游必择地，饮不妄下。其鸣，雄曰‘节节’，雌曰‘足足’。晨鸣曰‘发明’，昼鸣曰‘上朔’，夕鸣曰‘归昌’，昏鸣曰‘固常’，夜鸣曰‘保长’；[沈约：《宋书·志》第十七卷，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版。]神龟之象，上圆法天，下方法地。背上有盘法丘山，云纹交错以成列宿。长尺二寸，明吉凶，不言而信者是也。古代以龟甲占凶吉，故称龟为神龟；龙，自古为华夏民族崇拜的图腾，被尊为华夏之神。传说龙为麟虫之长，能兴云雨，利万物，使风调雨顺，丰衣足食，故为五灵之一。黄龙者，四龙之长也。不漉池而渔，德至渊泉，则黄龙游于池。能高能下，能细能大，能幽能冥，能短能长，乍存乍亡。赤龙、《河图》者，地之符也。王者德至渊泉，则河出《龙图》；白虎，即驺虞也。黑文，尾长于躯，不食生物，不履生草，君王有德则见。[佚名：《孝经援神契》，上海鸿文书局，1895年版。]

第二为大瑞。大瑞主要指的是天瑞、地瑞、神仙瑞和文字瑞。天瑞：《史记.天官书》中关于景星的记载“天精而见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状无常，常出於有道之国”。景星，大星也，状如霜月，生于晦朔，助月为明。王者不私于人则见。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极老人，老人现，治安。[司马光：《史记》第二十七卷，岳麓书社，2005年版。]天雨草，是谓增福，不足三年外国输谷。天雨草木，为兵丧，万民流亡。天雨木，多风，五谷伤。[翟昙悉达：《开元占经》第三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地瑞：浪井，不凿自成，王者清静则应。醴泉，水之精也，甘美，王者修理则出。汉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五月，醴泉出京师及郡国。饮醴泉者，痼病皆愈，独眇者蹇者不差。[沈约：《宋书·志》第十八卷，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版。]神仙瑞：渠溲，禹时来献裘。西王母，舜时来献白环百琯。越常，周公时来献白雉、象牙。玉女，天赐妾也。《礼含文嘉》曰：“禹卑宫室，尽力沟洫，百谷用成，神龙女降”。[沈约：《宋书·志》第十七卷，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版。]文字瑞：这是上天给帝王的明示，包括木、石之中的文字和所谓的天书。如太平兴国四年，夹江县县献“黑石二皆丹文，其一云‘君王万岁’，其二云‘赵二十一帝’。[徐松：《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北京)，1957年版。]

大瑞范畴内的其他名物还有：日月合璧、五星连珠、江出大贝、海出明珠、河出马图、洛出龟书、陵出黑丹、山出器车、泽出神马、风不鸣条、海不扬波、混河载清、枯木再生、抱珥之日、同色之星、牛生上齿、狗养斯肫、牛生厥石、鸟状前赤、陆生莲花、万蚕同茧、抱日之气、覆鼎之云、甘露降、日月光、斗极明、钟律调、四夷化、孝道至、越裳来、瑞雪、瑞雨、瑞霞等等。在这些祥瑞名物中，多数属正常自然现象，有些是神话传说，如河出马图，洛出龟书，也有些是纯属虚构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如万蚕同茧，枯木再生等但统治阶级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会把他们说成可能，借以标榜他们治国有方，功德无量。

第三为上瑞。上瑞主要指的是动物瑞中的走兽瑞。白象者，人君自养有节则至。宋文帝元嘉元年十二月丙辰，白象见零陵洮阳。白狐，王者仁智则至。晋成帝咸康八年七月，燕王慕容皝上言白狢见国内。赤熊，佞人远，奸猾息，则入国。宋文帝元嘉二十年十二月，白熊见新安歙县，太守到元度以献。九尾狐，文王得之，东夷归焉。汉章帝元和中，九尾狐见郡国。三角兽，先王法度修则至。一角兽，天下平一则至。六足兽，王者谋及众庶则至。比肩兽，王者德及矜寡则至。獬豸知曲直，狱讼平则至。白虎，王者不暴虐，则白虎仁，不害物。汉宣帝元康四年，南郡获白虎。[沈约：《宋书·志》第十八卷，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版。]祥瑞中有“白祥”一词，泛指众多白毛动物如白鹿、白熊、白狼、白鼠、白牛、白猿、白兔等等。另外赤兔也属上瑞。

第四为中瑞。中瑞泛指动物瑞中的飞禽瑞。比如赤雁，古称吉祥之鸟，另外鸟色白者，古人也多以为瑞。

第五为下瑞。泛指奇花异木的植物瑞。植物瑞：嘉禾，五谷之长，王者德盛，则二苗共秀。于周德，三苗共穗；于商德，同本异穗；于夏德，异本同秀。汉宣帝元康四年，嘉谷玄稷，降于郡国。汉章帝元和中，嘉禾生郡国。汉安帝延光二年六月，嘉禾生九真，百五十六本，七百六十八穗。福草者，宗庙肃，则生宗庙之中。甘露，王者德至大，和气盛，则降。柏受甘露，王者耆老见敬，则柏受甘露。竹受甘露，王者尊贤爱老，不失细微，则竹苇受甘露。汉宣帝元康元年三月，甘露降未央宫。汉宣帝神雀二年二月，甘露降京师。神雀四年春，甘露降京师。[沈约：《宋书·志》第十九卷，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版。]嘉禾，芝草，木连理为下瑞。嘉禾，指一株多穗的谷子、稻子、麦子等。一般以九穗以上者为瑞。或称生长特别茁壮的禾稻，古时认为是吉祥的征兆；芝草灵芝，世人喻为仙草，灵芝本为名贵中药，经历代儒家道家渲染附会，成为历代帝王及追随者们崇拜的神物，并奉为祥瑞，木连理为异根草木，枝干连生，旧以为吉祥之兆，云“德至草木，朱草生，木连理”。[班固：《白虎通》第五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

第六为杂瑞。杂瑞主要指矿物瑞和器物瑞。矿物瑞：玉英，五常并修则见。玄圭，水泉流通，四海合同则出。器物瑞：金车，王者至孝则出。玉马，王者精明尊贤者则出。汉桓帝永兴二年四月，光禄勋府吏舍，夜壁下有青气，得玉钩、玦各一。钩长七寸三分，玦周五寸四分，身中皆雕镂。[沈约：《宋书·志》第十九卷，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版。]其他如神鼎、丹甑、玉瓮、瓶瓮、玉英、玉琮、碗圭、珍圭、玄圭、玉玺、玉印、传国玺及各种玉璧、玳瑁、珊瑚等等。

除此之外另有感生瑞的说法。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司马光：《史记》第八卷，岳麓书社，2005年版。]感生瑞之类的典故不仅在野史里俯拾皆是，而且在正史的记载中也是屡见不鲜的。

三、符应文化的影响

一、符应文化的政治影响

随着邹衍的符应学说的传播，秦汉间竟为一时之显学。秦始皇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鸟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或黑龙，此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曰得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尚黑。始皇于二十八年，封禅琅琊，还过彭城，祷祠求鼎。这当然是受方士的蛊惑以至于始皇对符应之说有了着魔般的追逐，始皇本纪载道：“侯星气者三百人”。但这些人的命运却有些悲惨，因为“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始皇将这些方技之士集中在一处，一试其技，有不灵验的便处死，这自然让那些方士们惶惶不安，于是亡去，始皇震怒，于是“坑儒”。

秦政暴戾，民不堪命，遂有陈胜起事。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適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与吴广决意起事，藏书鱼腹，篝火狐鸣，以笼慑人心，大泽乡起义爆发，这也可见当时人们对符应的迷信不疑。继之汉武帝早对符应之说思慕不已，于是各种祥瑞‘纷纷’出现。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于东井。后十馀日，有星茀于三能。望气王朔言：“候独见填星出如瓜，食顷复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汉家封禅，天其报德星云。”[司马光：《史记》第二十八卷，岳麓书社，2005年版。] 由此观之，秦汉间的符应文化虽有曲折，但仍趋繁盛之势。

且随着符应之说入人心见深，西汉末年，王莽决定利用它来名利双收。莽色厉而言方，欲有所为，微见风采，党羽承其意而显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让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于众庶。始，风益州令塞处蛮夷献白雉，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后下诏，以白雉荐宗庙。群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马莽定策定宗庙。故大司马霍光有安宗庙之功”。元始四年，（太后）加莽称号曰“宰衡”，太后策曰：“至德要道通于神明，天符任臻，元气大同，麟凤龟龙众祥之瑞七百有余。普天之下，唯公是赖”。[班固：《汉书》第九十九卷，中华书局(北京)，2005年版。]王莽声望既隆，终于篡政，但王莽的符命之辞和前世不太相同。以前的符应，大都由方士造作，统治者多为其诱愚，但王莽的符命却出自他本人的授意，开了历史的恶例，为后人所诟骂。

但是在另一方面，王莽的做法也促使了更多符瑞的出现。取王莽而代之的光武帝刘秀更是深迷于此。据《东观记•冯异传》所载：“上曰，我梦乘黄龙上天，觉寤，心中动悸，异因下席再拜贺，曰，此天命发于精神”[刘珍等：《东观汉记》第九卷，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异遂与诸将定议上尊号。当然光武一朝，符瑞也是迭出不穷，建武十二年夏，甘露降南行唐。六月，黄龙见于东阿。十七年冬十月，有五凤凰见于颍川之陕县。十三年九月，日南缴外蛮夷献白雉、白兔。[范晔：《后汉书》第八十六卷，中华书局(北京)，1965年版。] 光武中兴，已是极获符应之助，即位之后，尤为提倡，凡事有嫌疑，多半也以此决断。但是上天所降的符瑞也并不能挽救日益腐朽的东汉王朝，汉中平二年，洛阳民讹言虎贲寺有黄人，观者日数万，道路断绝。中平元年，黄巾贼起，云：”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沈约：《宋书·志》第十八卷，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版。]此后三国并立，符瑞仍然频频出现。吴孙权赤乌元年八月，武昌言麒麟见，黄武五年七月，苍梧言凤凰见。[沈约：《宋书·志》第十九卷，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版。]

但符应枝蔓日盛，主干渐没。尤是王莽、光武之后，符应屡现，人心渐木，再是当时的社会恰是动荡流离，兵云燹火，符应文化延伸至隋唐，已是统治手段，而非目的。唐太宗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比见众议以祥瑞为美事，频有表贺庆。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无祥瑞，亦可比德於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有芝草遍街衢，凤凰巢苑囿，亦何异於桀、纣？尝闻石勒时，有郡吏燃连理木，煮白雉肉吃，岂得称为明主耶？又隋文帝深爱祥瑞，遣秘书监王劭著衣冠，在朝堂对考使焚香，读《皇隋感瑞经》。旧尝见传说此事，实以为可笑。夫为人君，当须至公理天下，以得万姓之懽心。若尧、舜在上，百姓敬之如天地，爱之如父母，动作兴事，人皆乐之；发号施令，人皆悦之；此是大祥瑞也。自此后诸州所有祥瑞，并不用申奏”。[吴兢：《贞观政要》第三十九卷，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两宋时期，符应之说一度又复盛泛滥起来“自太祖而嘉禾、瑞麦、甘露、醴泉、芝草之属，不绝于书，[脱脱等：《宋史》第六十一卷，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版。]仅大中祥瑞二年五月，崇和殿就有瑞物四百余种。为什么在宋代，符应之说又有复兴之态，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是人们渴望盛世明君的心理，另一方面是皇帝的政治需要和爱好兴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符应学说逐渐下移到了民间，而且草野之间符应信仰的民众更多，所以帝王的政治需求和掌握话语权的儒士的政治投机一拍即和，这样看来，符应文化在两宋复兴也见怪不怪了。但是在元朝，因为元朝的汉化程度不高，符应文化在统治上层不能站住脚跟，所以一时缄默，元人脱脱有言：“大概征之休咎，犹卦之吉凶，占者有德，以胜之则凶可以吉，无德以当之则吉乃为凶。故德足胜妖，则妖不足虑；匪德致瑞，则物之反常者皆足为妖，妖不自作，人实兴之哉！”[李 贽：《史纲评要》第六十一卷，中华书局(北京)，1974年版。]

二、符应文化的文化元素

符应文化渐渐成为文人自娱的资本，各种奇事和怪谈的主角大多成了书生，较为典型的是明朝冯梦龙的《四大异书》和清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乾隆朝的纪文达公自言乃“野怪转身，以肉为饭，无粒米入口”，小横香室主人在《清朝野史大观》中也说：“公平生不谷食面或偶尔食之，米则未曾上口也。饮时只猪肉十盘，熬茶一壶耳。”在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中，《水浒传》第七十一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宋江与众头领道：“鄙猥小吏，原来上应星魁，众多弟兄也原来都是一会之人。上天显应，合当聚义。今已数足，上苍分定位数，为大小二等。天罡、地煞星辰，都已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众人皆道：“天地之意，物理数定，谁敢违拗？”[施耐庵：《水浒传》第七十一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宋江借天书之威笼了众杰之心这很显然是符应文化的表现，在《红楼梦》中也有符应文化的影子，在第九十四回“宴海棠贾母赏花妖；失宝玉通灵知奇祸”中，怡红院里的海棠本来萎了几棵,也没人浇水，竟然在十一月里开了花 ，贾母以为是祥瑞。[曹雪芹：《红楼梦》第九十四回，中华书局(北京)，1997年版。]

虽然在这些志怪小说中，符应妖怪到处都是，但是这时的儒生并不相信这些，其中冯梦龙对于这些祥瑞有着非凡的见解：“妖祥无定名也，如有定，则人力无如何矣。屈轶指佞，獬豸触奸，物之上瑞也。然以指佞触奸之事而徒责一草一兽，安用人为?且圣世无奸佞，又何以章屈轶、獬豸之奇乎？圣世既不必有，而末世又不见有，则屈轶、獬豸亦虚名耳。虽然，圣世德时，妖祥皆虚，末世多祥多虚而妖多实，物以之怪，人以之疵厉，此其故可思也。[冯梦龙：《四大异书·谈概·妖异部》第三十四卷，长春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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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符应文化虽然大多为迷信，但在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掺杂了“五德始终”的天命观和众多的原始的图腾崇拜，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它甚至是古人的信仰。符应文化在封建史后期逐渐与下层儒士结合，成成志怪小说的源头。除此之外符应文化在宗教和美学上都有着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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