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鲁迅《故乡》的瑕疵：“有‘木’有”？(鲁迅《故乡》主要内容概括)

多年来，争挑鲁迅作品中的“错误”，已成一道文坛风景。平心论事，这“挑”本是文坛思想活跃的表现，理应击掌而贺之。

　　往昔，不少人对名人大家甚盲目崇拜。人一成名，瑕疵也成了珍奇。结果名人的真实面目，也就让香火模糊了，实堪不幸矣！而今，人们争相挑鲁迅作品的“错误”，岂不是思想一大解放么！当然，这种勇气应是科学的、智慧的，应具备思辨与探索品格的。同时，这“挑”对鲁迅，也是幸运。若讲点唯物论，真正的名人应是在挑战中站立起来的。更何况名人非神，金无足赤，有瑕疵反让人感到真实。若“挑”能引起争论，反会激将人们去重读鲁迅的作品，唤起一点历史记忆，岂不更是先生之幸么！

　　笔者初读鲁迅的《故乡》，已是几十年前中学时代的事了。但它给我的印象极深。如少年闰土的形象描写、闰土叫水生来“给老爷磕头”、关于路的格言、“圆规”杨二嫂的“贵人眼高”，“我还抱过你咧”等等，仍历历在目。又是秋先生的“有‘木’有”的批评，让我重读了《故乡》。然而，若将作品与“挑错”相对照，笔者始认为，秋先生用绝对的机械思维，来代替形象的文学批评，其结果是会意与愿违的。现就秋先生所提出的几个问题，作番再探讨。

　　一、关于杨二嫂形似“圆规”的比喻问题

　　秋先生断言，鲁迅将杨二嫂的形象比作圆规，是“很蹩脚”的。

　　笔者以为，秋先生的结论只讲到了一半，因为世界上所有比喻都是蹩脚的。有如虎，若喻之猛，可指英雄勇士。若喻其凶，可指歹恶独夫。却又是，任何一方都有充分理由抽对方鞭子的。原来，文学中的比喻，是以形似而神真为特征的。若形“似”到秋毫不差、滴水不漏，比喻就异化为“雷同”了，也就失去自我存在的意义了。

　　《故乡》中的杨二嫂，本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人。为了生活，她必须交友四象、应酬八方，浑噩的社会生活，方铸就了她复杂的性格。她低俗、自私、势利，却又精明，热辣、不拖泥带水。其势利与精明之神，必配以干瘦与乖巧之形。而圆规的叉腰张腿，算是神形兼备，入木三分。

　　所以，杨二嫂的“圆规”之喻，是可同孔乙己的“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老阿的“儿打老子”相媲美的，应属鲁迅的神工妙笔。

　　相反，若按秋先生的机械思维，因“严寒”深冬，就只能“穿旧式大棉裤”。杨二嫂就只能是“狗熊”似的杨大婶了。再按“圆规的腿与脚所连成是条线”的规范，也只能作机器人或星外人之喻了。其结果就只能真其形，而失其神了。若这样，鲁迅就不是文学家的鲁迅，而是平庸之我辈了。更何况，即使是严冬，难道世上的女人都是穿“大棉裤”么！或因“人站立时，腿与脚所形成的只能是个拐角形”，人的身姿就永远不能与“笔直”打交道么！

　　二、关于闰土的身高问题

　　秋先生用“现代科学测算公式”，认定十一岁的孩子身高为135厘米，是有科学道理的。并以此推算，若“增加一倍”乃是七尺二寸，定比巨人姚明还高，也不是错。但若将此机械推算用于特殊的文学环境，从而断定，闰土二十年后身高“增加一倍”不合情理，就值得研究了。

　　其一，鲁迅在这里讲闰土身高“增加一倍”，只是个概指。属几十年后见面一个“意象”，旨在表明闰土已由小孩长成人了。其意象本身，就有不确定性。而作品在这里也只有用“意象”来表达，才文理贯通。相反，若硬要精确到增加多少厘米，或多少个百分比，反让人感到别扭，甚至笑话了。因为“我”对少年或二十年后的闰土的身高，从未用真尺实寸去亲自量过。

　　其二，秋先生推算出十一岁的闰土身高为135厘米，也只是个“一般”性的大路标准。若用这个标准到现实山乡农村去量孩子的身高，恐怕也是难“一刀切”的。

　　所以，鲁迅在这里“糊里糊涂”也犯了个“低级性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

　　三、关于《故乡》中人物年龄和时间错位问题

　　秋先生将“我”离开家乡的年龄推算为“二十岁左右”是有道理的，但若便以此判定，“这大约因为年龄关系，我并未蒙着一毫感化，所以竟完全忘却了”属前后矛盾、不合情理，就值得探讨了。表面看，秋先生的理由甚充分，既然“我”已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又发育正常，理应为饮食男女有所感化，为什么会对杨二嫂这样的人物给“忘却”了呢？

　　笔者却以为，这里的“忘却”全非生理发育的原因，而主要是感情因素。其感情因素又非饮食男女，而是思想上的距离。从作品中对杨二嫂的声情笑貌描写，应可清楚看出“我”对杨的批判态度和厌恶感情。而此时此刻又不能直讲，只能用个“大约”来个它指。这个“大约”既含蓄、又直白，可收到意在言外的效果。

　　至于是“二十年前的闰土”或是“三十年前的闰土”的分歧，主要是秋先生与鲁迅在时间起点上出现差异。秋先生是以“我”同闰土交往的开始，而鲁迅则是从“我”离开故乡时算起。似乎两者都有道理。

　　笔者还认为，文学作品中的个别时间错位，应引起作家重视，也应指出纠正。但又绝不能小题大做，以至喧宾夺主。记得几月前，《文学报》发表过一篇大块头批评文章，论点之一是“不读作品而批评”的时弊，而论据又是以《笨花》为例。但最后指出《笨花》未被评论者看出的问题，却只是几个人物事件的时间错位，颇让人感到不甚满足……

　　四、关于鲁迅作品中的用词“不当”问题

　　秋先生指出，《故乡》中“细脚伶仃的圆规”一语，“伶仃”属用词不当。其此错的出现，似乎有点连小学生都不如。再联想到鲁迅曾告诫青年作者，“文章写后至少要看五遍，然后才拿去发表”云云，方觉得这纯是套话，因为他自己就未照办。如此定论，恐怕就太武断了吧！

　　若再回过头去，挑鲁迅作品用词“不当”的文章可多矣！十多年前，有人指出鲁迅作品中“影象”一词属错误，要改正为“印象”。后来又有人发现朱自清的作品，亦犯了鲁迅同样的错误，方引出一番争论。结果还是位老学者从“大汉语词典”中查到“影象”一词，纠正才画上个句号。几年前，又有人指出鲁迅《记念刘和珍君》的“记念”有错，要纠正为“纪念”。笔者发现，鲁迅似乎有点坚持错误。因为后来五位青年作家遇害，先生又写了《为了忘却的记念》……

　　如此种种。笔者呼吁，在用词问题上，此一时彼一时，最好对鲁迅宽容点、再宽容点。笔者天真地想，鲁迅现居仙界，难清凡情，若偶读到秋先生“有‘木’有”的新锐网语，也当成错误来指出，岂不是大大地冤枉了秋先生么！

（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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