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暑山庄：康熙帝的亲民乐园(避暑山庄康熙帝铜像)

《龙脉:康熙帝与避暑山庄》 [美]魏瑞明 著 朱子仪 译 中信出版集团

冷枚作《避暑山庄图》(局部),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创作于清康熙年间,把康熙三十六景中的三十景囊括其中,反映了康熙时期避暑山庄建筑的图样。

相比于颐和园、苏州园林这样地处黄金地段的景点,同为中国古典园林精华的承德避暑山庄,算是《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里“熟悉的陌生人”。然而,在18世纪,它是整个大清帝国的重要权力中心,清朝宫廷每年约有半年时间移居此处。美国学者魏瑞明的《龙脉:康熙帝与避暑山庄》一书,通过阐述避暑山庄的选址、营造及其象征意义,对康熙时代的政治愿望及其相应的艺术表现提出了新的见解。

四方的“拴马桩”

如今从北京乘火车朝东北方向行进,很快就会穿越人口密集的城区和郊区,进入位于首都和内蒙古之间的山脉。几个小时后,就到了河北承德。清朝初年,承德还没有正式的行政建制,被称作“热河行营”,简称“热河”。

按照当代中国的标准,承德是个相对较小的城市,当地最著名的景观就是避暑山庄。避暑山庄又称“热河行宫”,始建于1703年,建成于1792年。它的面积相当于两个颐和园,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1994年,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避暑山庄的营建,主要集中于清康熙、乾隆两朝。如今,里面有楼、堂、殿、阁等各类建筑120多组。著名的有康熙帝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以四字题名的36处景点,称“康熙三十六景”；还有乾隆皇帝以三字题名的36处景点,称“乾隆三十六景”。

“一座山庄,半部清史。”避暑山庄见证过许多清朝历史大事件。1771年,乾隆帝在此接见了刚刚从国外归来的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1793年,乾隆帝在这里接见了英国第一个来华使团。1820年,嘉庆帝猝死在避暑山庄,道光帝继位。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咸丰帝在烟波致爽殿批准了《北京条约》,并最终在避暑山庄病逝。1861年,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讠斤发动“辛酉政变”,也就在这一年,清廷以同治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宣布停止热河的一切未竟工程。

《龙脉:康熙帝与避暑山庄》提出,今天我们在探讨避暑山庄的过程中,除了造园艺术之外,另外一个不可忽略的地方在于:它的选址所代表的清代统治者的地理观及其对中国历史的意义。

所谓“龙脉”是我国古代堪舆学的重要术语,传统堪舆学认为中华大地有三条龙脉,皆发源于昆仑,而泰山的龙脉是“中龙”之脉。为了从堪舆学角度论证清朝政权的合法性,康熙帝专门写了一篇名叫《泰山山脉自长白山来》的文章,将满族兴起的长白山定性为泰山输送风水能量的根源。

康熙帝在文中指出,沿着大兴安岭的走势,从东北偏北,蜿蜒向南,穿过热河,一直延伸到华山；同样,阿尔泰山也经由热河,成为以长白山为终点的一道大弧线的西端。据此,魏瑞明认为,避暑山庄的位置可被解读为四方的“拴马桩”、清朝地理的轴心,它将关内和关外联结为一个整体。“龙脉”的背后,是康熙帝对安邦定国、四方和谐的种种考量。

私人化的社交平台

早在1681年,清廷就在热河地区建立了季节性狩猎营地,到了1702年8月,又开始在热河流域开发一个永久性的皇家建筑群。

那年夏天,康熙帝在热河停留了18天,接待了一批上层人士,走访了周边的乡村,并进行了狩猎。8月下旬离开热河后,皇帝立即向工部发布命令,指示测量师勘测并标示一块可建造大型建筑群的土地。官员们也开始了招募工人和准备材料的工作,包括从山东和直隶招募劳工,从木兰围场采伐木材,考察工地周围的山脉和岩石,以及建造窑炉等。

从1703年初开始,工部和内务府承担了以上各项任务。那年夏末,康熙帝花了三天时间前往位于热河下营稍北一点的洪泛平原,也许是为了视察规划工作的进展情况。宫廷文书将这处建筑称之为“热河上营”,这个名称沿用到了1708年。

1711年,康熙帝亲笔书写的“避暑山庄”铜匾挂上了大门。两年后,山庄外墙和附近的两座寺庙也完工了。

有意思的是,几乎与康熙帝同时代的印度奥朗则布、法国路易十四和德国彼得大帝,都把宫殿和园林景观用作显示自己权威的中心舞台,突出强调等级制度,而避暑山庄则定位于皇帝与臣民亲近和交流的场所,反其道而行之,刻意消除君臣之间的社会差异。

从1711年至1717年,康熙帝经常会到热河。夏天关外的活动季开启后,康熙帝要在避暑山庄停留约三个月。随后前往木兰围场,狩猎一个多月,又在热河停留一段时间,再返回北京。到了农历十一月和十二月,康熙帝通常会进行一次额外的北巡,在此期间也要到热河停留两天。

康熙帝北巡时,避暑山庄是主要的统治中心,他每天要会见官员,处理国家事务或赏赐大臣。在木兰围场之旅中,会见基本停止,更多的是蒙古各旗的首领前来朝觐皇帝。这类活动的核心是赐费,即由皇帝单方面赏赐臣民。

在热河,赏赐物品范围很广,包括马匹等牲畜、肉类、水果、毛皮、纺织品、贵重金属和其他精制物品。朝廷官员偶尔还会收到皇帝的墨宝、画作、图书或其他雅赏物品。在魏瑞明看来,就像皇帝把自己打到的猎物赏给臣下是变相展示其武功一样,上述赏赐品既是物品的交换,又构成了其文才的公开表演。

康熙帝有意通过避暑山庄的活动场景,拉近臣属与帝王的关系。1708年夏天,作为康熙随行官员中的一员,张玉书前往热河,参加了皇帝一年一度的夏季巡游,张玉书对此有过详细描述。

康熙帝亲自带领客人从正门进入,翻过一座小山,来到位于行宫中心的湖区。人们走过一座小桥,来到了“芝径云堤”,皇帝登上一座小亭子,向聚集在一起的客人介绍他新建的园林。

众人继续前往中心的岛屿,参观了康熙帝的私人住所,然后在宫苑中游览。他们从如意洲乘船渡湖,在树木遮阴的岸边徘徊,走访了热河山谷的温泉。宫苑游览中还有戏曲表演和宴会款待,臣子们获准在那里享用御膳。

九天后,官员们再次前往游览,这次是徒步穿越园林西边的山麓。在康熙帝的带领下,这群人体验了宫苑的许多景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玉书的原始叙述里,主客之间的亲密感更加生动,可见,他非常享受这段备受优待的游程。在紫禁城里,大臣们活动的区域主要是在外廷,且总是小心翼翼,而在避暑山庄,皇帝甚至允许他们一睹自己的起居住所,着实是前所未有的体验。

魏瑞明认为,从本质上说,在张玉书对游览行宫的体验和描写中,这个政治威严的象征性景观被归入了精英社交的场所,皇帝可以和志同道合的人士逗留于此,一起穿行于园林之中。避暑山庄拉近了君臣关系,起到了紫禁城所不具备的作用。

“无限次的邀请”

在中国古代,对皇家园林的描绘和描述相当罕见,避暑山庄却是例外。

1711年,康熙皇帝正式启动了一个项目:编纂《御制避暑山庄诗》。

康熙帝一生勤勉好学,博学多才,能诗善文。他亲自从避暑山庄中选出36景,每景作诗一首,并命大臣为其诗逐句注释。此外,每诗附一图,可谓诗情画意,相得益彰。

康熙帝为避暑山庄各处景象题取景名时,对古诗词广征博引。如长虹饮练和双湖夹镜,取意李白《秋登宣城谢眺北楼》的“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水流云在,取意杜甫《江亭》的“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风泉清听,取意孟浩然的“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香远益清,出自周敦颐《爱莲说》。这些充满诗意的题名,恰切地点出了景点的特色,景点名称亦即诗之题名,诗题之下,均附有介绍本景点的小记。

魏瑞明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御制避暑山庄诗》构成了一种模拟的游览形式,是一种借助文本和图画,对避暑山庄布局和构成的再现方式。“通过一系列形式、图像和物质的复合手段,这种模拟性将这本书和书中的图景与对山庄的真实的和知觉的体验联系起来。”

这是一种由皇帝自己对景观的感知,来塑造并反映出来的体验。庄重而具体可感的言辞,将御制诗的艺术和思想意蕴融入帝国运行的寓意系统中,表现出康熙帝文化交融、民族和谐的执政理念。

中国历史上,许多皇家园林曾对公众开放。在唐代,废弃的皇家狩猎园可供公众使用；北宋时期,在某些季节性节日,公众可以进入汴梁的金明池,观看皇家的龙舟竞赛和观赏园林；在明代,有足够社会地位的人能进入皇家园林。

清朝显然对皇家园林的管理更加严格。康熙年间,不直接为皇帝服务或不参与避暑山庄维护的人,想进入参观的可能性不大。《御制避暑山庄诗》的印制,使得更多人有机会了解这座皇家园林,相当于皇帝给了他们“无限次的邀请”。

魏瑞明认为,《御制避暑山庄诗》并不是单纯描绘这座宫苑,也不是单纯再现在帝王引导下游览热河的体验。“它本身就是一个独特的景观,通过它,宫廷构建了皇帝身份的综合视觉呈现,并试图将其传达给读者。御制诗画册页集一般惯例和创新形式于一身,从皇帝的角度传达每一景的视觉、感官、情感、行为、知识和文化元素,创造一种亲密感。”

所有这一切,都是避暑山庄早期开发建设的特征。按照康熙帝的意愿,避暑山庄类似于现代城市中的私人花园空间。它是世界中的世界,一座没有围墙的花园,一个超越物质和时间界限的景观。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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