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品文：也谈衣着

刚才对着镜子照了照自己，宅了六天还没发福，因为本来就胖，长了几斤膘感觉不明显。但是，头发却大不一样。本来上个周末准备理发，因为一位长辈生日，必须去赶场，赶场不要紧，赶场的另外一位亲戚周日凌晨接到通知，他成了新冠肺炎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简称密接者，我成了密接者的密接者。

上午，一个人闲坐无聊，从手机上下载个老黄历。自己的出生年月日和时辰我是知道的，换成金、木、水、火、土这“五行”，然后回忆起久违了的算命术，按照规定的程式算下来，阴历六月，我“宜宅”“不宜动”。可别说，还真准。上个周末，自驾到宜宾赶场，这就犯忌了。隔离就是补课。这冥冥之中真有天意，不可全信，还真不可不信。

这一宅，头发就疯长。如果再这样隔离个把星期，这头发整个哪吒的造型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解除隔离时，整个哪吒的造型走出去会怎么样呢？我设想有两种可能，如果衣服穿得邋遢，人们一定认为多年未见的“犀利哥”重出江湖了；如果穿得标致一点，遇见熟人，一定有人恭维“老杨越来越有艺术家的范儿！”可不是吗？满脸络腮胡子的大导演张纪中如果走在大街上，不仅会泯于众人，而且很多人不会把他当人看。

古人云：人靠衣装马靠鞍。此言一点不假，尤其是快餐文化的今天，一个人的衣着品味显得尤其重要。记得十五年前，大多工薪阶层对各种国际品牌还不太熟悉，有一次，我到北京一家中央企业谈项目，中途休息时，有位先生突然说：“杨博士的T shirt是Armani品牌的！”陡然之间，好几个人同时发问：“Armani是什么？”于是，他们交头接耳议论起来。当然，那个项目谈得异常的顺利，合同金额颇超出我的意料。至于那次的成果与我那天穿的Armani品牌的T shirt有没有关联，我不知道。

汪曾祺先生写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期的老师金岳霖先生的文章中写道：“联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样的。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联大有一次在龙云的长子，蒋介石的干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龙云的长媳是清华校友，闻先生在会上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这件高领窄袖的旧夹袍。朱自清先生有一阵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的一口钟。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这些穿着有点“奇装异服”的大咖级的学术泰斗，如果把他们置于今日的大学，不知道有没有大学敢聘用他们；即使聘用了，能否上得了讲台还是一个问题；若有幸上得了讲台，保不准会被学生举报，最终还会“下课”。

在古代穿衣服并不是为了时尚，而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在古代，一个人的身份地位从衣着就能看得出来，比如说穿粗布短衣的一般都是普通老百姓，因为老百姓要干活养家糊口，穿粗布短衣方便干活，做起事来非常灵活方便。而穿长衫的一般都是读书人，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穿长衫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都穷的没钱吃饭了还穿着件破长衫，因为在他眼里长衫再破也比穿粗布短衣的人身份高。而穿拖地长裙的人身份就更高了，她们一般都是皇亲国戚或者是王公贵族，因为像这样的一件衣服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法穿，毕竟他们还要干活，况且像这样的一件拖地长裙造价不菲，普通老百姓根本就买不起，而皇亲国戚们每天都有人伺候着根本就不用干活，所以穿这种衣服并不会觉得不方便。

现代人穿衣服虽然没有古代老祖宗那么讲究，但是，衣着却有潜规则。古代人的衣着是身份地位的象征，现代人的生活看起来是“快餐”，可是，这“快餐”中的潜规则比古代人复杂多了，不可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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