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后出走,另娶两任妻子,发妻独守空房68年,晚年迎来一声妈妈

笔者居家数日,尚觉浑身不自在,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向往。今天要写的这位妻子,独守空房68年,却对另娶两任妻子的丈夫没有一丝不满。在她眼中,造成这一切悲凉的源头,是她的命不好,怪不得别人。

一个女人的悲凉,源于另一个女人的死亡。笔者的这种说法,似乎充满玄幻色彩,但张琼华与郭沫若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

新婚后出走,另娶两任妻子,发妻独守空房68年,晚年迎来一声妈妈

郭沫若是郭家的第八子,他的父亲郭朝沛,是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有名的富豪。以郭家在当地的地位,上门说媒的媒婆自然不会少,郭沫若虽为八子,却并不必担心娶妻的问题,郭朝沛很早便为他定下了一桩门当户对的娃娃亲。

遗憾的是,与郭沫若订下娃娃亲的女孩子,在郭沫若19岁那年便早早夭折,两人最终没能走到一起。正是因为她的死亡,郭朝沛才起了另觅儿媳的心思,张琼华才有了嫁进郭家的机缘。

彼时的中国,虽然已经有新思想传入,但对于婚姻来说,仍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为主,郭沫若虽然受到新思想的影响,但也没能完全挣脱封建思想的束缚。

张琼华的父亲叫张怀生,是四川乐山苏稽镇张沟的团总,在当地的势力很大,不仅有钱,而且手里有枪。张琼华是家中长女,身份地位与郭沫若极为匹配,符合“门当户对”的主流条件。

当时替郭沫若到张家说媒的人是郭沫若的远房叔母,这位叔母与郭、张两家都有一定的关系,既是郭家的亲戚,又是张琼华的表姐,用郭沫若的话说,“这位叔母是值得相信的人。”其实,这不仅是郭沫若自己的观点,郭家和张家也都信任郭沫若的这位叔母,这才能够快速促成这桩婚事。

1911年9月,郭沫若和张琼华订婚。两位新人的终身大事被订妥时,甚至连对方的面都没见过。郭朝沛出于对郭沫若的这位叔母的信任,甚至都没询问过郭沫若是否同意这桩婚事。

远房叔母告诉郭沫若,她亲自见过张琼华,姑娘的人品极好,可以与他的三嫂相比。郭沫若在后来写的《少年时代》中记载,叔母对张琼华的形容是“女方人品好,在读书,是天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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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与张家订下这门亲事时,郭沫若并未在家,而是在成都读中学。1911年10月中旬,他接到家里的来信,才知道自己订婚了,女方是张琼华。

当时的郭沫若读过很多关于爱情的小说,无论是旧小说的风流,还是新小说的爱情,都十分令他向往。而他,对小说中的女主角心生幻想,自然而然地将这些形象与自己未来妻子的形象相融合。

得知父母为自己订了婚事后,虽然此事并未经过郭沫若同意,但他也并没有拒绝,这里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其一,叔母在介绍张琼华的时候,称她的人品可以与郭沫若三嫂相比,这句话,对郭沫若是有一定影响力的。郭沫若的三嫂,是郭家最美的人,郭沫若在年幼时,就曾在竹林下产生过去扪触三嫂手掌的想法,这件事一直装在他的心里。

郭沫若在后来创作《黑猫》的时候,将这些事都写进了书里。他通过叔母的话,将张琼华想象成“旷原晨晨的一枝百合”,以及“深谷中的一朵幽兰”,无论是哪一种想象,都是极美的存在,这也是他当时没有拒绝这桩婚事的主要原因;

其二,郭沫若在《少年时代》一书里,还表达了自己对这桩婚事的看法,“免不了的一关是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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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郭沫若的心中,人的一生总归是要结过婚的,这是躲不开的一道关。所以,早晚都要结婚,也就不必拒绝这桩婚事了。他认为自己的这个决定,主要是为了“体谅母亲的心”。但笔者对郭沫若在书中表达的这个观点存疑,因为后来他疏远张琼华时,他的父母曾劝过他回来,他如果真是体谅父母之人,为何又没有遵父母之命呢?

其三,郭沫若在《黑猫》中,笔锋直指旧式婚姻制度,他对旧式婚姻制度深恶痛绝,侧面反映出他当时接受这份婚姻的第三个原因。

郭沫若虽然在读书的过程中接触到了新思想,但彼时的他年纪轻,没有勇气反抗旧式婚姻制度,虽然心中有一些不情愿,但不足以支撑他与旧式婚姻制度作斗争。

1912年,郭沫若趁放年假的机会,从成都返回沙湾家中。张家得知消息后,与郭家定下了结婚的日子——农历正月十五。

由于郭家和张家都是大户,结婚当天锣鼓喧天,热闹非凡,沿途看热闹的乡亲,全都盯着轿子看,目光似乎要穿过轿子,亲眼瞧一瞧新娘子的真容。

结婚当天,郭沫若身着长袍马褂,头戴便帽。张琼华乘坐花轿,在锣鼓声中抵达郭家门口。轿子停稳后,新娘准备下轿,郭沫若上前相迎。轿帘被掀开后,张琼华的一只脚率先映入众人眼帘,不是叔母口中所说的“天足”,而是三寸金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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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娘是否是“天足”,这一点郭沫若很在意,当他见到张琼华的“三寸金莲”时,此前对新娘种种的想象,都在这一刻开始出现动摇。但此刻婚事已成,断然不能中途悔婚,否则,即便是富裕的郭家,也很难向手中握有枪杆子的张家交代。

婚礼继续,新娘迎入洞房,在一位伴娘的指导下,郭沫若掀开了张琼华的盖头,亲眼见到了她的容颜。显而易见,张琼华的相貌并没有三嫂那么美,也不像爱情小说中所描述的那么娇艳。至此,郭沫若对张琼华所有的想象,全都被现实击碎。

郭沫若在书中回忆当时情景时,将自己初见张琼华的容颜时,形容为“她有一对露天的猩猩鼻孔”。但郭沫若的侄女郭琴轩不赞同郭沫若的这种说法,反而认为郭沫若是因为讨厌张琼华,才故意使用了这样夸张的形容手法。

从张琼华年轻时的照片来看,她的相貌虽然谈不上貌美,但也不至于被称为“丑陋”。至于她的鼻子,确实有些微微上翘,却距离郭沫若口中所说的“猩猩鼻孔”相距甚远。可见,郭沫若当时对张琼华的相貌极为失望,甚至已经产生了厌恶的情绪。

由于张琼华的“三寸金莲”,以及她极为普通的相貌,惹得郭沫若在新婚当晚就开始对她冷落。两人虽然结婚,但郭沫若并不开心,甚至都没有碰过张琼华一下。旧式婚姻的礼节非常繁琐,经过无数次“三跪九叩,稽首顿首”的礼节后,令郭沫若非常疲惫,他对自己初婚感受非常特别,被他称为“受难记”。

俗话说,“知子莫过父”,郭沫若的心思,郭朝沛最是理解。但此时已经完婚,为了维护大户人家的颜面,郭朝沛劝郭沫若效仿诸葛亮娶“丑妻”,让他尝试接受张琼华。郭沫若的母亲也以“孝道”对他施压,希望借此促成他接受张琼华的事实,但最终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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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碍于父母的面子,按照婚俗回了门,但他本身的心意并未改变。完婚后第5天,郭沫若便以“外出游学”为由,准备外出求学。张琼华含泪送别了郭沫若后,便开始自己独守空房的日子。

张琼华独守空房的日子里,每天被空虚、寂寞所笼罩,但她偏偏是一个恪守妇道的女子,在郭沫若出走以后,整日履行身为儿媳的职责,平日里对家人都十分客气,又少言寡语。尤其是对公公、婆婆,可谓是百依百顺,从未有过半点怠慢。

得知郭沫若去了日本求学后,张琼华曾给郭沫若写过一封信,让他安心在日本学习,不必牵挂家中父母。张琼华还在信中写道,自己一年最多回两次娘家,还都是因为家中有喜事,比如今年弟弟结婚,她才回一趟娘家,其余时间,都在家中照顾公婆。这封信后来收录在《樱花书简》中,有兴趣的读者朋友可以查阅。

从信中的内容来看,张琼华是一位贤妻。但郭沫若却不愿给她回信,宁愿写信给家中弟弟,再通过弟弟转达一些话给张琼华。张琼华也不生气,在老家依然尽妻子的本分,对郭沫若回归充满期盼。

郭沫若虽然东渡日本,却根本就没有归乡之心,因为在日本,他遇到了一个让他怦然心动的姑娘。

郭沫若离家后,专心学习,考进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专业。1916年8月初,他从冈山前往东京,为不久前去世的陈龙骥料理身后事。

郭沫若抵达京桥区圣路加病院后,在走廊里见到了一位名为佐藤富子的女护士。当时郭沫若并不知道她的名字,只是单纯地被她的美貌和身材所吸引。

佐藤富子年轻貌美,身高1.67米,皮肤白皙,体态匀称,散发着少女特有的清纯,令郭沫若一下子就陷入了爱河。在郭沫若的眼中,佐藤富子如同圣母一般,每次望向她的脸庞,都会产生一种熠熠生辉之感。显然,佐藤富子的出现,符合了他对自己妻子的所有想象和期望。

郭沫若开始借机接近佐藤富子,逐渐与她熟络了起来。佐藤富子与他通信过程中,向郭沫若讲述了自己不顾在美国的父母反对,只身一人来到东京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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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则将自己不幸的包办婚姻和在日本留学期间所受到的屈辱,全都向佐藤富子倾诉。郭沫若对佐藤富子说,自己遇到她,就像是一个苦难中的人,遇到了圣母玛利亚。

郭沫若的话,拉近了佐藤富子与他的好感,两人的关系逐渐亲密起来。郭沫若办完好友的身后事,便回到了冈山,两者之间相距千里,但他们始终保持着通信。

郭沫若放年假时,迫不及待地赶往东京,去找心爱的佐藤富子。他再也不愿意与佐藤富子分开,提出了与佐藤富子厮守在一起的想法。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郭沫若苦劝佐藤富子放弃在病院的护士工作,跟她一起到冈山生活。郭沫若还承诺佐藤富子,自己可以将官费一分为二,供他们两人使用。

郭沫若告诉佐藤富子,跟着他到冈山生活,可以重新成为学生,考进女医学校深造,未来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佐藤富子被郭沫若的话打动,辞去了自己在医院的护士工作,跟着郭沫若来到冈山,与郭沫若开始同居。

郭沫若给佐藤富子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安娜,并让她跟着自己姓郭。

郭沫若与佐藤富子同居的事情,他没敢征求父母的意见,等到木已成舟时,才敢告诉父母。他的做法引来父母的勃然大怒,导致两位老人不再继续与他通信。

两位老人的做法,一来是对郭沫若生气,二来是因为心中对张琼华有愧,此举算是给张琼华一些安慰。但父母毕竟是父母,怎么可能为了张琼华而真的与郭沫若断绝关系呢?过了一段时间后,郭沫若与佐藤富子的孩子都有了,他们得知自己有孙子后,自然也就不那么生气了,恢复了与郭沫若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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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距离郭沫若离开家已经整整5年,佐藤富子生子后,郭沫若终于也对张琼华产生了一些愧疚,他主动给张琼华写了这些年来第一封信。

在信中,郭沫若称自己与张琼华都是“旧礼制的牺牲品”,但他无法救她脱离苦海,只能委屈她在郭家“作一世的客”

从信的内容看,似乎是郭沫若对张琼华表达愧疚,尽管郭沫若措辞比较委婉, 但还是难掩言辞之间的冰冷。

这封信主要表达了两层含义:

其一,他们之间没有爱情,都是“旧礼制的牺牲品”,都是受害者,从此以后互相谁也不制约谁,各自过各自想要的生活;

其二,如果张琼华继续坚守妇道,坚持做郭家的儿媳妇,他也没有办法,只能让她在郭家当一辈子的客人,他不会回家与她过夫妻该有的生活。

明白了这两层含义,也就不难理解郭沫若为何时隔5年,在佐藤富子生下孩子的时候给张琼华写这封信了。他想提出离婚,但又担心年纪大、身体不好的父母不同意,如果因为此事,两位老人有一个好歹,他担不起罪责。

同时,他通过这5年时间,已经深知发妻张琼华的性格,如果他提出离婚,张琼华肯定不同意,很可能因此想不开自尽,出现这样的情况,也不是他愿意看到的局面。所以,他写了这封信,可能是希望张琼华知难而退,但她选择了继续留在郭家照顾两位老人,继续尽儿媳妇应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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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郭沫若后来写的《漂流三部曲》中有所体现:

“……他决不能为自己幸福的将来,牺牲别人的性命,而且还可能牺牲他自己年已耄耋的老父老母的性命……”

迫于无奈之下,郭沫若只好暂时维持这种奇怪的关系,不知如何是好。其实,郭沫若既不是满脑子新思想的青年,又不是敢于守旧的迂腐者,反而更像是“不新不旧”的结合体,这也是他处理这件事犹豫不决的根本原因。

郭沫若学业即将完成时,面临着是否回国发展的选择,当时,他的哥哥郭开文给他写信,一来是劝他回国到四川发展;二来是希望他能回家一趟,把自己混乱的婚姻关系处理一下。

深知弟弟对此事拿不定主意的哥哥,主动为他想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果断向张琼华提出离婚,再与佐藤富子结合为合法夫妻;一个是不提出离婚,三人一起生活。最终,郭沫若两条路都没有选,得过且过的继续维持现状。

郭沫若的犹豫不决,让张琼华陷入痛苦的同时,佐藤富子又何尝不备受煎熬?佐藤富子出身一个富足的家族,因为她不顾家里反对,坚持与郭沫若同居,家族断了她的经济支持。她为郭沫若共生了4男1女,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甚至靠吃红薯充饥。但这些苦,她从未抱怨过,一心一意的跟着郭沫若,照顾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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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郭沫若在日本期间,与一位天津《大公报》驻东京的女记者于立忱过往甚密。可惜,两人未能走到一起,1937年,于立忱回国后,在上海自缢身亡了,他们才没有后续。

同样是在1937年,郭沫若留下佐藤富子与孩子们在日本生活,自己则回国参加抗战。这段时期对佐藤富子来说,可能是生命中最艰难的时期,她一个女人,带着几个孩子生活,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抗日战争胜利后,她带着孩子去香港找郭沫若,才知道他已经与于立群结婚了。佐藤富子没有怪郭沫若,带着孩子返回了日本,独自带着5个孩子继续生活。

1937年,郭沫若刚回国时,经林林介绍认识了于立群,于立群当时仅有20岁左右,是一名小有名气的演员,平日里梳着两条小辫,显得活泼可爱,一举一动都散发着青春的气息。

于立群是于立忱的胞妹,相貌与于立忱神似,郭沫若从她的身上,看到了于立忱的影子,对她产生一种特别的情愫。在郭沫若的追求下,比郭沫若小了整整24岁的于立群,在1939年正式嫁给了郭沫若为妻。

此时,距离郭沫若离开家乡已经整整27个年头。这些年来,郭沫若在外求学,两次娶妻生子,忙于事业。张琼华则一直守在老家,照顾郭家,服侍郭母整整20年,直至她于1932年逝世。

1939年,郭父重病卧床,明眼人都能看出来,郭朝沛已经很难痊愈,很可能不久于人世了。27年来,一直都是张琼华服侍郭朝沛,他卧床不起后,张琼华更是一直衣不解带的守在公公床边。

得知父亲病重的消息,郭沫若于1939年2月25日重返老家,探望父亲。张琼华闻讯,与家人们早早地来到场口的牌坊处迎接。

郭沫若如今已经不再年轻,但张琼华再次见到他,仍然难掩心中的激动。可是,她不敢走上前与郭沫若说话,只是站在人群的后面,故作淡定的望着与家人们一一热情握手的郭沫若。

郭沫若跪倒在父亲的病榻前,连声呼唤“爸爸”,但郭朝沛此时已经病得不认识他了。好在郭沫若的四姐急中生智,用手向郭朝沛比了一个“八”,郭朝沛这才明白,是自己的八儿子郭沫若回来了。

郭朝沛吃力地说出一句话,却不是对郭沫若说的,他的话更像是一句感慨,也像是表达自己的心愿,他说:“八儿回来了,八女子(指张琼华)就好过了。”可见,张琼华用27年的服侍,终究还是得到了郭朝沛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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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不知道的是,他母亲的临终遗言也是差不多的话,因为当时他没有在场,一直等到今天才从家人口中得知,母亲临终遗言是,“他日八儿归来,必善视吾张氏媳,毋令失所。”

郭沫若一生从未爱过的发妻张琼华,经过27年的岁月,她已经成为郭家重要的一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郭沫若应该尽的孝,是张琼华替他做的,对于这一点,郭沫若自己也承认。为了表达自己对张琼华这么多年服侍父母的感谢,郭沫若对张琼华行了家乡最大的跪拜之礼。

郭沫若的举动,令张琼华受宠若惊,急忙拦住郭沫若,让他以鞠躬代替。最终,郭沫若向张琼华深鞠一躬。

郭沫若问张琼华:“你不恨我吗?”张琼华闻言,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似乎多年以来内心压抑的痛苦,此刻终于找到了释放的突破口。尽管泪流如注,张琼华依然坚持回答郭沫若的话,她几经哽咽后,告诉郭沫若:“你在外面好,我在家就好。”

夫妻二人这次见面,这次对话,似乎打开了两人心中的一个结。张琼华也已经不怪郭沫若了,她认为这一切都是她的命,与郭沫若无关。

1939年7月5日,郭朝沛病逝。6天后,郭沫若再次回到家乡,为父亲办理身后事。这一次回家,郭沫若带了妻子于立群和儿子汉英。本来为郭沫若捏了一把汗的人,等到于立群与张琼华见面后,才发现担心多余了,两人竟然相处得十分融洽。张琼华把自己住的屋子让给了于立群住,于立群也放心的将儿子交给张琼华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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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张琼华搬到了乐山城居住。此时的她已经不能靠收地租生活,开始自食其力地干活赚钱,可惜,她靠手工活无法养活自己。不得已之下,只好通过朋友向郭沫若求助,让郭沫若每个月给她15块钱的生活费。朋友劝她多要一些,但她却不同意,坚持只要15元。郭沫若得知后,欣然同意,给的钱也逐渐增加,最后每月已经给到30元。

1978年,郭沫若病逝。他提供给张琼华的生活费也就此中断,相关部门得知此事后,主动承担起她的生活补贴,按月支付给她,保障了她的生活。

首届郭沫若学术讨论会,于1979年在乐山城举办,郭沫若的女儿郭平英、郭庶英应邀参加,并借此机会探望了张琼华。

两姐妹见到张琼华后,热情地走上前去握手,并喊了一声:“妈妈”。

独守空房一辈子,孤独、寂寞都没能击倒张琼华。但一生膝下无儿无女,却是张琼华这一生最大遗憾。晚年的她,突然听闻有人喊她一声“妈妈”,让她有些不知所措。一旁的侄媳妇向她解释,这两位是郭沫若和于立群的女儿,她才明白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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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琼华两眼含泪,频繁对郭平英、郭庶英姐妹俩点头示意,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1980年5月24日,张琼华永远地离开了她热爱的世界,享年90岁。

这位富家小姐,从踏入婚姻的那一刻开始,人生就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在家里十指不染阳春水,却在郭家任劳任怨操劳了一辈子。她明明什么都没有做,为何偏偏就要承受这样的人生呢?

按照她自己的说法,这一切都是她的命,谁也不怪。或许,她的选择是对的,毕竟她用自己毕生的坚持,换来了余生的“老有所依”,也听到了一声“妈妈”。

在那个旧社会里,张琼华如果选择离婚,如果选择与命运抗争,她最终能赢吗?转眼间,张琼华已经离开我们40余年,过往的事情就让它随风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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