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自小习武，嫁小四岁的丈夫，曾拔刀与鲁迅相争，情困监斩官

秋瑾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伟大女英雄。

自小，她就显示出了许多非凡之处。

比如说，她不爱红装爱武装，喜欢穿男人的衣服，喜欢舞枪弄棒，很早就和表哥一起跟随舅父习武。

关于秋瑾爱穿男人衣服这一点，直到她嫁夫生子，她依然改不了，以至于被她的日籍朋友服部繁子后来在《回忆秋瑾女士》一文中说她患有易装癖。

秋瑾的曾祖、祖、父三代仕清。

她的祖父秋嘉禾在同治四年(1865年)八月以第124名在杭州秋闱中举，先后担任了厦门海防厅同知、福建南平知、福建云霄厅同知等职。

因为这个缘故，秋瑾虽然祖籍为浙江绍兴山阴县，出生地却是福建省云霄县城紫阳书院(七先生祠)。

秋瑾的兄长秋誉章资质平平。

秋瑾却生得天资聪慧，不到 10岁，就熟读了《四书》《五经》，11岁便学会写诗填词，并且诗词的立意和格调都非常高。

祖父秋嘉禾因此常常发出长叹，说：“阿瑾错生为女儿身了，如果是个男孩，定然是人中龙凤啊。”

祖父的叹息，让秋瑾更加坚定了要自己像男儿一样建功立业的志向。

对了，有一个问题，老覃必须在这里辨析一下。

关于秋瑾的生年，向有1875、1876、1877、1878、1879五种说法，其中的时间差距长达四年。

到底是哪一年呢？

秋瑾的好友吴芝瑛、陶成章等人曾回忆说秋瑾本人说过她出生于1877年。

所以，现在很多资料都倾向于1877年的说法。

但是，秋家现存有一份祭祀牌，上面标注秋瑾的生年为“光绪元年，生肖为亥”。

大家要知道，祭祀，那是在向祖宗的在天之灵汇报和祈祷的神圣礼仪，绝对马虎不得的。

而这“光绪元年，生肖为亥”，指的就是1875年。

另外，秋瑾的好友徐自华等人也回忆，秋瑾本人曾说过她出生于1875年。

再有，秋瑾的弟弟秋宗章也在写回忆姐姐的文章里明确提到姐姐是出生于1875年。

所以，秋瑾出生的准确年份应该是1875年。

老覃为什么要特别厘清秋瑾的出生年份呢？

因为，这涉及到了她婚姻生活里的一个问题。

秋瑾的丈夫王廷钧是湖南巨富王黻臣之子。

王廷钧出生于1879年，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那么，就意味着秋瑾比丈夫王廷钧年长了四岁！

对了，秋瑾的这门亲事是怎么撮合成的呢？

是这样，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秋瑾的父亲秋寿南担任了湘乡县督销总办，因为工作上的原因，结识了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的长孙曾广钧。

曾广钧是个风流雅致之人，听说秋家有奇女子，文武双全，就隔三岔五到秋府作客，与秋瑾诗词对答、互相唱和。

到后来，秋瑾以师事曾广钧，与曾广钧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嗯，曾国藩有个姐姐名叫曾国兰，嫁给了湘潭富户王鹏远。

王鹏远有个堂弟名叫王择远。

而王择远的孙子就是王黻臣。

王黻臣和曾广钧是同辈，两人关系非常要好。

曾广钧爱惜秋瑾才貌出众，想给王家作媒，把她说给王黻臣做儿媳妇。

王黻臣的长子和次子已经娶妻，只有三子王廷钧尚幼，还未婚配。

曾广钧和秋、王两家家长合议，大家都觉得年龄不是问题，于是说合了这门亲事。

王廷钧长得面如冠玉，唇若点朱，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枚水嫩嫩的“小鲜肉”。

我们知道，但凡这样的男人，性格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娘”。

秋瑾的弟弟秋宗章后来就在回忆姐姐的文章称这位姐夫“风度翩翩，状貌如妇人女子”。

前面说了，秋瑾是个“恨不生为男儿身”的女子。

那么，秋瑾和王廷钧的结合，堪称绝配，他们完美地实现了性格上的互补。

前面又说了，王廷钧又小了秋瑾四岁，属于“姐弟配”，则家中大小事务，全是秋瑾说了算。

这可不是老覃信口胡说，随便举两个例子。

比如说，王廷钧虽然长得漂亮，却空得一副好皮囊，全无秋瑾的才气，他苦读于长沙岳麓书院，却两次科考均名落孙山。

秋瑾恨铁不成钢，让他用钱捐官。

在秋瑾的作主下，1900年，王廷钧捐得了工部主事一职(六品)。

还有，1901年11月，秋瑾的父亲秋寿南在湖南桂阳知州任上去世，秋瑾的长兄秋誉章是个没什么作为的平庸之辈，秋瑾一直对长兄没有科举功名心存不满，她不忍秋家从此衰败，让秋誉章带领家人到湘潭定居，与王家合开“和济钱庄”。

秋誉章喜不自胜，欣然听从妹妹之命。

之后，秋瑾又让丈夫王廷钧“赈款议叙工部主事”，王廷钧也言听计从。

种种迹象表明，秋瑾在夫家的地位是说一不二的。

当然，她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人。

她在湘潭的时候，常与曾国藩的堂弟媳唐群英、曾国藩的侄女婿葛葆吾之女葛健豪往来。

她们三人诗歌酬答，纵论天下，豪气冲天，时有“潇湘三女杰”之称。

老覃在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唐群英后来投身辛亥革命，为建立民国立下奇功，被誉为“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曾授勋“二等嘉禾章”；葛健豪就更了不得了，她一生养育出了中国共产革命史上四个中央委员：儿子蔡和森、儿媳向警予、女儿蔡畅、女婿李富春，她因此被后人尊称为“女中豪杰”、“革命的母亲”。

1900年，王廷钧携妻子秋瑾、儿子王沅德屁颠屁颠地到北京当官了。

到了北京，秋瑾所结交的朋友也都不简单。

比如说这其中的《大公报》的名记者吕碧城。

秋瑾结交吕碧城时，吕碧城才20岁出头，思想活跃，接受到的新知识多，和秋瑾一见如故，彼此有说不完的话，难舍难分，被外界称为“双侠”。

不过，给秋瑾影响最大的还是安徽桐城才女吴芝瑛。

吴芝瑛的丈夫廉泉曾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参与了康有为的“公车上书”，时为户部郎中，与王廷钧同朝为官。

秋瑾与吴芝瑛意气相投，结为金兰之好。

现在浙江省博物馆收藏有1904年2月秋瑾和吴芝瑛订交的《兰谱》。

对了，秋瑾在这个《兰谱》写自己的出生年为1875年。

王廷钧在官场混得不错，1904年这年，他通过继续捐钱，得加四级，旋升工部郎中，赏给二品顶戴，诰授荣禄大夫。

秋瑾也被诰封为“恭人”。

但秋瑾并不开心。

因为，在北京，她阅读了进步书报，开阔了眼界，又亲历庚子之乱，目睹外国侵略军的野蛮暴行，忧愤于心，日夜思谋以实际行动来挽救祖国的危亡。

老覃在这里说一句，曾有以秋瑾生平为蓝本制作出来的大片《竞雄女侠》，片中把秋瑾离家出走、东渡日本的原因归咎于受到了丈夫王廷钧的家暴。

恁心而论，电影编导这么拍，也是有一定依据的。

因为秋瑾从日本归来之后，曾在一度在吴兴南浔浔溪女学执教，与女校长徐自华、徐自华的妹妹徐蕴华非常要好。而这徐蕴华写有《炉边琐忆》，里面记叙有这么一件事：王廷钧某日在外寻欢作乐，迟迟不回，秋瑾百无聊赖，便身着男装，带领小厮前往戏园看戏。王廷钧对此大为不满，认为秋瑾一个妇道人家，抛头露面，有辱家风，于次日动手打了秋瑾。遭受到了欺压辱骂的秋瑾离家出走，搬到了阜城门外的泰顺客栈落脚。

但是，徐蕴华的说法是来自她的道听途说，并非事实。

徐蕴华的姐姐徐自华后来也写有《秋瑾佚事》，自述亲睹秋瑾喝酒二十巨觥不醉，酒后舞刀，光耀一室，有“拔剑斫地之气概”。

前面也说了，秋瑾自小和表哥跟随舅父习武，身手矫健敏捷。而她后来在湘潭又拜在巫家拳师门下，系统练习了11套拳术和棍、单刀等器械的套路。王廷钧要对秋瑾动粗，他那小身板，还不被秋瑾一掌拍死？

而且，王廷钧是个事事都依从秋瑾的怯懦男人，又哪来的勇气向秋瑾动粗？

不过，小夫妻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嗑嗑碰碰的事肯定会有。

根据秋瑾写给大哥秋誉章的信里有提到她 “出居泰顺栈”之事，说明他们夫妻的确争吵过，但其经过，必定不是王廷钧家暴了秋瑾，而是秋瑾家暴了王廷钧。

再说回到秋瑾东渡日本的缘由，那也决不是家庭不睦的原因。

服部繁子的丈夫是京师大学堂日籍教员服部宇之吉博士，她随丈夫定居北京，和秋瑾夫妇交好，她在《回忆秋瑾女士》一文中写：王廷钧“一看就是那种可怜巴巴的、温顺的青年。”为此，秋瑾曾诉苦说:

所以，说王廷钧动手打人，那是绝对没有的事儿。

也就是说，秋瑾东渡日本，完全是她个人为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而作出的决定。

那么，秋瑾是怎么去日本呢？

她让王廷钧帮想办法。

王廷钧一千一万个不愿意她去，但他向来对秋瑾百依百顺，只好违心顺从，去找服部繁子帮忙，哀求繁子说：“假如您不肯带她去，我妻将不知如何苦我呢。”

这一句“我妻将不知如何苦我呢”，就道尽了一个小丈夫、小男人的可怜处境。

在繁子的帮助下，秋瑾于1904年7月3日离开北京。

这一年，秋瑾与王廷钧所生的儿子王沅德7岁、女儿王灿芝3岁。

王廷钧带着这两个孩子到永定门车站送别，秋瑾心坚如铁，扭头不顾。

老覃前年在《秋瑾就义前提出三个条件，李钟岳准了两个，为何第一个却死活不同意？》一文中提到，秋瑾东渡日本留学，结交到鲁迅、陶成章、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一批反清志士仁人，他们结秘密会，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创办《白话报》，加入洪门天地会。

秋瑾表现非常突出，实现了她早年许的“身不为男儿列，心比男儿烈”的誓言，被天地会众奉为“白纸扇”（军师）。

后来加入同盟会，她在会中的地位同样尊崇，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

这么一来，秋瑾的革命热情高涨，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曾有人劝秋瑾低调一点，内敛一些。

秋瑾蛾眉倒竖，怒斥来人为胆小鬼、鼻涕虫。

周作人在《鲁迅的故事》中记叙了一段秋瑾扬刀威吓鲁迅的史实。

话说，1905年，日本政府为了限制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在该年11月2日颁布《清（韩）国留学生取缔规则》。

在这种情况下，秋瑾主张全体留学生回国实行革命。

但是，以鲁迅、许寿裳为首的一部分留学生主张留在日本忍辱负重，办学救国。

秋瑾对鲁迅等人的主张大为不满，认为他们是贪生怕死，她从靴筒取出一把利刀，“抛在桌上，以示威吓”。

秋瑾在1906年春回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她先在绍兴女学堂代课，旋往浙江湖州南浔镇浔溪女校任教，联系了尹锐志、陈伯平、敖嘉熊、吕熊祥等一批志士仁人，准备起义。

但因萍浏醴起义失败，他们的起义被告停顿。

1906年冬，秋瑾为筹措创办《中国女报》经费，回到了湘潭婆家，向家公王黻臣勒索到了一笔经费，声称要脱离家庭骨肉关系，咬定这笔经费是分家后的“安置费”。

秋瑾此举，可谓用心良苦。

她是不愿自己的反清之举株连到家庭。

秋瑾在1907年初秘密编制了光复军制，并起草了檄文、告示，和徐锡麟等人约定：农历六月初十（即公历7月6日）同时在安徽、浙江发动起义。

但徐锡麟在起义前被捕，英勇就义。

秋瑾收到了徐锡麟失败的消息后，拒绝了所有劝她离开绍兴的一切忠告，表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

也就是说，秋瑾在明确起义已不能如期发起的情况下，不愿再等机会，而抱定了必死之心，希冀以自己的血、自己的死来唤起世人的觉醒。

她的死，和维新英雄谭嗣同的死一样，是求仁得仁，死得其所。

送秋瑾上刑场、并负责监斩的山阴知县李钟岳。

李钟岳在审问秋瑾和监斩秋瑾的过程中，为秋瑾一心为国为民的大义之举所感动，情困其中，伤心郁闷，为自己是杀害秋瑾的凶手而内疚，在三个月之后，上吊自杀了。

李钟岳是一个局外人，尚且如此。秋瑾的丈夫王廷钧更是哀痛欲绝，他日夜哀号，锥心泣血，一病不起，最终殁于1909年，活生生地演绎出了梁山伯殉情祝英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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