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内移情女学生，晚年拒绝发妻示弱求和，曹禺：人事复杂不能尽述
曹禺与郑秀
“你功课都温习好了吗？”
“有的还没看过一遍呢。”
作为郑秀在贝满女中的同学及好友，杨乡的母亲曾讲述二人从起初的“关系并不融洽”到结为友人的契机：
当晚郑秀约她一同到学校后院的几间小琴房里开夜车，结束后，郑秀还以“命令的口吻”告诉她以后晚自习和她一起去。
杨乡母亲口中，郑秀是严肃且“像是宿舍的室长”一般的“大姐姐”，轮流值日时，也总是“要求很高，嫌别人做得不好。”
不禁让人联想到，对于室友生活习惯都有插手欲望的女人，对丈夫的控制欲定是不会太少。
事实也恰好如此。
然而，与她成婚的曹禺，在朋友口中却是个这样的人：
“生活中不修边幅，马虎随便，不爱洗澡，夏天常光着身子。”
这样的两个人该如何磨合才能走下去呢？
曹禺与郑秀
答案就是“没有磨合”。
自成婚那天开始，二人的情感表达与日常相处方式，像是驴唇不对马嘴一样，硬性地被拼凑在一起。
面对差异，一个人用力地管束，另一个人则用力地逃避。
然而这时郑秀的管束、信服度，却已经远远不及学生时代那个品学兼优的“大姐姐”，她已成为整日打牌的家庭妇女。
那些“小节”上的困扰，没有给曹禺带来实质性的损失，反而是她的叨叨声让他痛苦万分。
从曹禺处女作《今宵酒醒何处》对单恋角色“梅小姐”的描写，到《雷雨》中热烈的情爱与诗化的氛围营造，不难看出其浪漫情怀。
这样一个人又怎会屈从于一段“鸡肋”的婚姻？
郑秀
或许，只因这婚姻是曹禺自己极力求来的。
用二人好友吴祖光的话来讲就是：“他追郑秀追得发疯了。”
当然，那时的郑秀也不热衷打牌。
她是清华西洋文学系法律系的学生，出身名门，家庭富裕。
1930年，曹禺作为西洋文学系二年级的插班生而被清华大学录取，与后来蜚声文坛的钱钟书是同班同学。
在清华园二人的初次相遇，曹禺对她一见钟情。
曹禺
1931年的春天，清华大学礼堂里《玩偶之家》正上演着，主角娜拉装扮精致，其沉浸式表演也让郑秀心中升起诸多思绪。
当节目结束郑秀来到后台“一睹真容”，却意外地发现扮演者竟是一个男生，他就是曹禺。
或许是因为曹禺当时装扮的反差让郑秀记忆深刻；
或许是感叹其作为男性却能如此恰如其分地表现女性情感，曹禺在郑秀眼中，短暂的“特别”了一下。
意外的相遇，真正惊喜的人却是曹禺，1933年校庆戏剧排演活动再次开始时，曹禺向郑秀递出了橄榄枝。
当时临近毕业季，话剧社的成员没有精力进行大场面戏剧的排演工作，他们最终决定排演英国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创作的《罪》。
按照剧本设计，全剧只有哥哥、弟弟、女孩三个人物，“哥哥”的角色，曹禺建议由孙毓棠出演，他自己演弟弟。
曹禺把唯一的女性角色给了郑秀。
郑秀与两个女儿
排练在二院91号曹禺的宿舍里进行，持续一个月的时间，曹禺都会主动送郑秀回新南院宿舍。
在二人频繁的接触当中，郑秀感受到了曹禺聪明与才华带来的魅力，与对于自己非同一般的炙热深情。
按照二人的家世及个人文化水平等条件来讲，他们可以称之为“门当户对”，可郑秀却忍不住对其“挑剔”。
矮矮的小个子，圆圆的脸，戴副眼镜，眼睛特别大而且明亮，穿件蓝布大褂，大襟上别一支钢笔，围一条羊毛围巾。
这是曹禺的日常形象，与北平普通学生没什么区别，即便初见时郑秀曾被曹禺的“脸”所惊艳，却也抵不住其日常装扮得不入眼。
郑秀生得容貌秀丽，因在教会学校读过书，对西方文化有所涉猎，气质也变得高雅。
对于配偶她想找个理工科男生，长相上再漂亮一点的。
曹禺
让郑秀没想到的是，她对于曹禺的心动，也是因为他这张“脸”，或者说因为这张脸所表现出的丰富感情。
相处一段时间后，感受到二人走得过近的郑秀开始躲避和曹禺的接触，以免外界传来风言风语。
当曹禺借和郑秀看剧照的名义，再次来约在图书馆自修的郑秀“去外面走走”时，她给出了拒绝的回应。
曹禺没有偃旗息鼓，到了晚上就九点半图书馆即将关门时，曹禺又来了：
“我们沿着新南院后面的河边走走，好吗？”
曹禺与郑秀
不好推脱的郑秀决定拿曹禺当“老大哥”一般对待，大方地答应了邀请。
曹禺当天戴着一副宽边的玳瑁眼镜，左臂夹着一大叠书，从其中他不仅拿出了剧照，还拿出了一张母亲的照片。
“郑秀，我有句话想告诉你。”
可停顿片刻后曹禺又开始向前行走，边走他左臂下夹着的书散落了一地。
慌忙时，眼镜也掉了下来，窘迫的样子让郑秀发笑。
郑秀帮曹禺把眼镜从地上捡起来，刚好两人四目相对，郑秀被曹禺深情的眼神所吸引，看了好一会。
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郑秀从心底里接受了曹禺，在当年5月26日的公演后，二人成为了清华园中的“名人情侣”。
曹禺
据好友吴祖光回忆，有一次曹禺和郑秀在树林里散步时，曹禺的近视镜丢了都没发觉，这般的热恋程度“是沉浸在爱情之中了。”
二人的热恋一直持续到1933年暑假，曹禺即将毕业离校的前夕，也是《雷雨》这部作品成功的前夕。
《雷雨》虽是出自曹禺之手，但女性人物的塑造，男女两性的情爱以及诗化氛围的营造，都与郑秀有密切的关系。
甚至于到了1936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时，曹禺还特意为她印制了一册精装本，并亲笔为其提名并以烫金工艺制作：
“给颖如（郑秀）——家宝”。
可仅仅过了4年，1940年的夏天，曹禺便开始动笔书写另外一部作品《北京人》。
其中的主人公原型也再不是郑秀，而是一位名叫方瑞的姑娘，字里行间也能感受到曹禺对于她的由衷赞美和喜爱。
这时的曹禺与郑秀二人，看似还陪在彼此身边，实际上已经“走散”。
曹禺
曹禺与郑秀并非没有走入婚姻，可这段婚姻于他们双方来讲皆是差强人意。
当曹禺笔下的“郑秀”越来越理想化后，真实世界中的郑秀却变得越来越黯淡。
“曹禺之所以不开心，是因为郑秀脾气急躁，还没有结婚前，就常常发生矛盾，吵架”。
二人性格中的歧异，一些与曹禺接近的同学和同事都有所察觉：
曹禺具有浪漫幻想的艺术家气质，热情冲动，也有着懒散随意的毛病；
专业为法律的郑秀为人严肃认真，不耽幻想，生活十分讲究，自然是看不惯曹禺的生活态度。
友人回忆他们1936年10月的订婚仪式时曾说：
“这个订婚仪式还热烈，但热闹中也正孕育着痛苦的种子。”
“大概曹禺还有旧的道德观念，既然已经恋爱了，就不好再改变，不好不订婚，就很勉强地订婚了。”
众人眼中差强人意的婚姻，其走向并未“打脸”。
1937年，石蕴华回到南京，叫上了马彦祥、曹禺等人一同聚会，饭桌上，石蕴华很爽快地问曹禺：“你是不是感觉很痛苦”？
与婚前表达爱意的热烈不同，面对友人关切地询问，曹禺默不吭声，默认了当下的现实。
郑秀的强势，火爆的性格已然成为了曹禺随性生活的“障碍”。
比如在创作过程中，曹禺习惯将全身心投入其中，可一旦郑秀下发了洗澡的“命令”，曹禺就需要乖乖去做。
郑秀老年
这时曹禺不会试图违逆她，而是采用“曲线救国”的方式。
他嘴上答应着郑秀的要求，在郑秀给他放好洗澡水后，关门在里面读书，成为了他的惯用伎俩。
不过有一天却发生了意外，郑秀听到里头的水声没了，推门进去看。
只见曹禺坐在浴缸旁边，一只手拿着毛巾在浴缸里搅动，另一只手则拿着一本书在看，他看书睡着了，水声随之也就没有了。
见到这一幕，郑秀哭笑不得。
曹禺与方瑞
这种“夹缝中生存”的方法，对于曹禺来说自然是一份痛苦，对于郑秀来说，又何尝不是一次次徒劳无功带来的失望。
以张耀杰的话来说，曹禺是一位“向来容不得别人提醒他缺点，极其敏感的人”。
这也使屡次“踩雷”的郑秀，无论她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于曹禺来说是好是坏，都容易变成一种类似“侵犯”的伤害。
这般的不融洽，使得二人的感情迅速变淡。
曹禺与方瑞
与感情变淡，逐步沦为“勉强”的缘分相对应的，是郑秀“沉重”的付出：中断大学学业，随曹禺工作变动安居于南京。
1939年4月，日机大肆轰炸重庆，他们又迁往川南小城江安。
物资的匮乏让郑秀内心苦闷，她便迷上了打牌。
人数不够，她还是拉着两个女儿万代、万昭及剧校的几位师母一起“硬打”。
相反，彼时曹禺应聘于1936年南京成立的戏剧专科学校，一部《雷雨》也成为其开山之作，事业顺风顺水。
对于郑秀的转变，曹禺心生恼火，却又无奈郑秀的强势，又只能处处退让，几乎成了曹禺心中难以解开的郁结。
因此种种，二人的沟通愈加不顺畅。
曹禺
然而，除了物资上的紧缺，让郑秀的精神世界也跟着贫瘠以外，她仿佛并没有察觉到婚姻走势的异常。
甚至在二人婚姻破裂后，郑秀依旧与旁人挑着曹禺的毛病：
“这个人很懒散，我老是催他，如果我后来没有同他分手，他也不会老写不出东西，方瑞对他百依百顺，什么都顺着他。”
仿佛能够成功写成《雷雨》，郑秀除了作为原型提供灵感，他当初能够按部就班地完成也同样是她的功劳。
对于婚姻，她仿佛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不周之处。
婚姻中话语权的消失，生活习惯被严格的管制，共同变得优秀且上进的愿望，郑秀几乎一样都没能给他；
婚姻中沟通的顺畅，苦楚地排解，共同面对问题的勇气，曹禺几乎一样也没能给到郑秀。
郑秀老年
二人的婚姻仿佛在方瑞出现以前便“死掉了”。
为了摆脱因患有胃病，郑秀对于他写作时间的限制，曹禺把郑秀和大女儿万黛送到岳父家里，寻求一丝婚姻中的平和。
可这一时期，方瑞出现了。
郑秀回忆道：“那时我家有许多学生来，邓译生（方瑞）也来，我没想到她对曹禺表示好感……”
当时的方瑞还是学生，却时常为曹禺抄写稿子，这让郑秀心生疑惑。
一次她尾随曹禺进入茶馆，当他拿出一封信要读时，郑秀冲出来将信的一部分夺下。
另一部分，则被曹禺塞到嘴里咽了下去。
二人的暧昧的关系不言而喻。
曹禺方瑞一家
方瑞与当初的郑秀有着相似之处。
同样出生于有名望的家庭之中，方瑞是安徽著名书法家方石如先生的重孙女，能写一手好字，能画山水画。
不同的是她性格文静。
在1940年曹禺写给朋友巴金的信中，他如此形容方瑞“她是个极幽静温婉的女人，同时也是个钢铁般性格的人。”
曹禺方瑞与女儿
与充满浪漫情怀的《雷雨》先行后“被逼洗澡”的，与郑秀落寞痛苦婚姻生活不同。
曹禺与方瑞的“甜蜜”，不止体现在《北京人》，更体现在二人曹禺的信件中：
“我也想着有一天我们在北海荷叶丛中遥望金鳌玉蝀桥上的灯火，或者在一间小咖啡店里我们静静听着音乐，喝着你爱的浓咖啡。”
“忧患时，这一对灵魂能挡；快乐时，这一对灵魂能尝，如你有一次说的，懂得享福也要懂得吃苦……”
很显然，从曹禺与方瑞在1940年相识，到1950年曹禺正式与郑秀离婚，二人终成名正言顺的眷侣，他们的感情未曾变质。
即便是一同经历了旷日持久的婚外恋生活长达10年之久，二人终是顶着身公众人物的非议和磨难走在了一起。
足以可见，二人想要共度终身的意愿，曹禺似乎也是长情之人。
李玉茹戏装扮相
可当方瑞于1974年去世，一切仿佛回到了原点。
对曹禺整个人最为知根知底又能保证全盘接受的人，应属郑秀。
郑秀也以烧菜让孩子们带给曹禺的做法，表达想要与他复合的意图。
但曹禺都是那般的决绝。
旁人看不过去劝说她时，她会如此解释：
“你不知道，这是我们福建的菜，他挺爱吃的，他们那里不会做。”
郑秀依旧以她的方式爱着曹禺。
郑秀与友人
可深情依旧抵不过性格未能好好磨合带来的伤害。
当初“相处生厌”留下的痛楚，郑秀的强势与无法变通，深深烙印在了曹禺心中。
单身16载后，曹禺再娶第三任妻子，亦是30多年的老朋友李玉茹，都不愿转头再去尝试与郑秀重新开始。
然而，郑秀此生都未再嫁给他人。
李玉茹与曹禺
1989年8月，郑秀病重，通过多种渠道提出要见曹禺一面，但最终却是希望落空。
她未能获得方瑞去世时，曹禺为其做的题词：
“亡妻方瑞，恬静聪慧，终年相随，艰苦共生，夫见画追思往昔，痛不得语。”
郑秀的深情，只在曹禺给次女万昭的信中得到了简短的回应。
“妈妈故去，我内疚很深。”
“你们——你和黛黛小时我未能照护，只依妈妈苦苦照顾，才使你们成才……事已过去，无法补过，人事复杂，不能尽述。”
曹禺
或许是1940年，曹禺在提及他们婚姻时所用的那段话还未“过期”：
“一个人活到壮年开始觉得有的路走错了，少年人的莽撞，糊涂，近视慢慢逐步发现……我绝不相信走错了路就转不回头……”
所以二人在真正告别时，曹禺在信中只剩下了抱歉和遗憾，和那八个字：
“人事复杂，不能尽述。”
初闻扎耳，细品又觉恰到好处。
从曹禺曾经在与三位妻子结缘时，最为明显的偏爱，到郑秀偏执的“对他好”，再到最终覆灭坍塌的故事，或许真的太过复杂。
种种皆在当事人心底，无法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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