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各个时期鲁国军力：春秋初尚能与强齐抗衡，晚期仅与邾国比肩

众所周知，鲁国是周公之后的封国，在周王国地位极为特殊。西周初时，作为周人东征主力之一，鲁国曾作诸侯之长。

身为周王室最倚重的诸侯国，鲁国在西周初的表现也不负重托：不但成功在山东曲阜一带站稳了脚跟，还多次击退了淮夷和东夷的进攻，确保了周王国的安全。也因如此，在西周时鲁国与卫国、齐国并驾齐驱，号称大国。为激励姜太公努力征战，周王室赐予齐国的理论封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棱，北至无棣”，方圆达五百里；鲁、卫二国也不遑多让，是“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

齐国理论的领土面积虽大，西周时却并没有真正占领这么大范围；卫国的分封，不过是在周王室二次东征成功之后，让卫康叔捡了现成便宜；唯有四百里鲁国，是伯禽及其后裔用血汗一点点拼命夺过来的土地。由此可见，在西周时鲁国的军事实力确实极为强大。

为表彰鲁人功绩，又念及周公功劳，当周公长子伯禽受封之际，周王室分给他“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还特许鲁国享有天子礼乐。《礼记·明堂位》就记载：“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

然而，进入春秋后，天下礼崩乐坏，周王室衰落、诸侯相伐。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原本实力异常强大的鲁国，却在群雄逐鹿的战乱中逐渐走向了衰落。春秋中晚期之后，鲁国在外部被齐、晋、吴等等强国轮番欺压；在国内“三桓”逐渐控制了国政，国君被逐渐边缘化，甚至“三桓”两度驱逐了自家国君！

曾为诸侯之长且享有天子礼乐的鲁国，在三百多年的春秋时代，是怎样走向衰落的？

或许，从鲁国军队兵力的变化，就可查探出鲁国国力的消长。

西周初时，鲁国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军事强国。

《周礼·夏官·司马》记载：“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鲁国既然是大国，自然可以拥有三军。

伯禽被封到原奄国旧地时，局势还不稳固，东夷、淮夷频繁入侵。因此，在西周初鲁国军队应该保持着三军规模。从《尚书·费誓》相关记载来看，伯禽时代鲁国共有“三郊三遂”。所谓“郊”与“遂”，即对应乡遂制度下的“乡”与“遂”。乡遂制度下，每“乡”可组一军，共一万二千五百人。鲁国有三“郊”，也就意味着鲁军有足够的兵源来组建三军。

虽然有组建三军的实力，可并非任何时候都需要保持如此庞大的军队规模。在天下局势趋于稳定后，就不需要如此多的军队了。

西周中期以后，东夷人纷纷臣服，淮夷更是在周厉王、周宣王两代人大举征伐之下彻底臣服于周，鲁国周边安全形势大为好转。此时，鲁国再保持三军规模，除了无端端增加民众赋税负担之外，已没有任何必要了。

所以，在西周中期以后，鲁国军队规模肯定大大缩减。那么在和平时期，鲁国军力大致保持在多少呢？

春秋早期，虽然在齐国打压下鲁国多次遭遇重挫，但国力还未遭到重大损伤。所以，在齐桓公回国后的头两年，鲁国在长勺和乘丘之战中都击败了入侵的齐人。可见，在鲁庄公时代前后，鲁国军力仍然不可小视。

两败于鲁国后，齐桓公启用管仲进行彻底改革，在齐国组建起三军，每军一万人。由于齐国每乘是三名车兵配备十名徒兵，齐国军队大致共为二千一百乘。对比齐桓公回国之初，齐国国力已不可同日而语。

为能与齐国军队相抗衡，鲁国不得不组建起同等规模的军队。

《诗经·鲁颂·閟宫》是歌颂鲁僖公的作品，在其中有这么一段：

公车千乘 鲁侯战车千乘

朱英绿滕 红缨绿绳相映

二矛重弓 二矛配以双弓

公徒三万 鲁侯徒兵三万

贝胄朱綅（qīn） 盔上红丝穿贝

由此可见，为了抗击强齐，鲁国也组建起多达三万人的军队。但限于国家实力，鲁人无法组建起足够的车兵，只能以千乘战车配上三万徒兵——也就是说，鲁国在每乘战车之后配备了三十名徒兵，以徒兵来弥补车兵的不足。这种军制，大致相当于西周军制的两军。也就是说，比起巅峰时，鲁国军队规模已缩减了三分之一。

总兵力虽与齐国相当，可鲁国仅有千乘战车，实力明显处在下风。更为难受的是，长期维持如此庞大的军力，给鲁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鲁宣公继位后，晋国霸业衰落，楚国强势崛起。趁着晋人无力东征，齐国频繁入侵鲁国，对鲁人施压。没有霸主来主持公道，鲁国被迫依靠自身力量与齐国对抗。可到了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十五年），鲁国财政就难以维持，不得不推出了“初税亩”改革。

“初税亩”改革的真实含义，古今学者的观点几乎完全对立：古代学者大多以为鲁国是在藉田制“十分之一”的“劳役租”基础上，再对农民“私田”征收十分之一的稅，所以是增加了农民的负担；现代学者则认为，鲁人这是废除藉田制，把“劳役租”改成了“实物租”，是改革了土地管理方式以提升土地生产效率，并未提高税率。

以当时鲁国面临来自齐国的巨大压力来看，废除藉田制显然无法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更何况，后世鲁哀公在与有若的对话中曾提到，“十分之二的税率都不足，改成彻法怎么能行？”（《论语·颜渊》）由以上两方面分析，“初税亩”改革更可能是简单的加税，而并非改革田制。

不但如此，在公元前590年，鲁国再次进行了一次改革：作丘甲。《左传》明确指出：“为齐难故，作丘甲”。“作丘甲”的真相，也充满了争议。但可明确一点，“作丘甲”是为了增强鲁国军事实力，以抵御强齐。

短短十年之内，鲁国一方面对底层农民加税，另一方面又积极扩充军备，充分体现了弱国在强国压迫之下的无奈。

幸运的是，就在鲁国陷入严重危机边缘时，晋国从邲之战的低谷中恢复了过来。公元前589年，晋人率领鲁、卫、曹等国一同伐齐，并在鞍之战中一举战胜了齐国，解除了鲁国的危机。此后，在长达二十多年里的日子里，齐国再也没能对鲁国造成威胁。

齐国威胁虽然暂时解除，可另一件事情又意外地触发了鲁人增强军力的紧迫感。

公元前569年，七岁的鲁襄公在孟献子陪同下来到晋国，向晋悼公请求将鄫国作为鲁国的附庸。鲁人再三请求下，晋悼公勉强答应了。

可鲁人没想到，这却捅了一个马蜂窝。

长久以来，鄫国一直遭受东夷诸国的欺压，无人敢管。现在鲁国公然将鄫国纳为附庸，岂不是与东夷人作对？于是，同属东夷的邾国和莒国马上结成同盟，共同入侵鄫国。作为保护国，鲁国也派出军队前往营救。结果半路上鲁国军队被邾人设伏，遭遇了一次惨败！

在春秋早期，邾国、莒国都曾是鲁国的小跟班。可如今鲁国竟然被邾人打败，军队战斗力下降之快，由此可见！这次惨败后，鲁国被吓得主动放弃了对鄫国的保护职责。公元前567秋，莒国就直接入侵鄫国，将它给灭了！为此，晋悼公还对鲁国进行了追责。

在保护鄫国一事上如此丢脸，让鲁人心有不甘。

公元前562年，季孙宿决心效仿晋国“作爰田”改革，以壮大自身。首先，季孙宿计划将鲁军增加到三军，“三桓”各领一军；其次，将公室土地及民众都分配到“三桓”门下，鲁国军队以后由“三桓”供养，并向公室上交贡赋。

以前，鲁国公室有土地、有民众、有军队；“三桓”也有自家采邑、族人以及私家军队。如此一来，鲁国资源分散在多处，妨碍了鲁国军力的壮大。效仿晋国“作爰田”后，就可把大部分资源都整合到“三桓”家族，军队也由三桓家族统一组建，当然能大大提升鲁国的军力。

那么在“三分公室”改革后，鲁国军队规模究竟有多大？

如果按西周军制，一军为12500人，三军多达37500人。可在晋、齐两大强国的示范效应下，鲁国应该不会再遵从西周军制。“三分公室”之前，鲁国有左、右两军；车兵为千乘，意味着每军五百乘。由此推断，在增加中军后，鲁国军力应该在一千五百乘上下；每乘战车之后的徒兵数量，很可能参照晋、齐两国，大概为十位。这样算来下，鲁国三军总共约20000人左右。比起鲁僖公之时，又减少了三分之一。

“三分公室”改革后不久，东周局势又发生了变化。

公元前546年，晋、楚两强达成了弭兵协议，整个东周局势得到了缓解。在晋人帮助下，多次入侵鲁国的齐国也屡遭打击。因此，鲁国外部安全形势也得到了极大改善。因此，在公元前538年，鲁国又舍弃了中军，并再次进行了“四分公室”改革。增加中军二十多年后又舍弃了中军，证明以鲁国国力来养活一千五百乘的军队确实是困难重重。

又过了数十年，连维持千乘规模的军队鲁国也出现了困难。

公元前488年，因为鲁国入侵邾国，邾国大夫派人向意图称霸东周的吴王夫差求援。在怂恿夫差出兵拯救邾国时，邾人就说：“鲁国虽有八百乘军队，却与吴国有二心；邾国六百乘军队，却是君王您的私属之军。将私属军队让给有二心之国，请君王您慎重地考虑一下！”

从这番话中可知，春秋晚期时鲁国军队连千乘都不到，仅仅维持在八百乘。比起六百乘的邾国，鲁国还能强到哪去？

就是这区区八百乘的军队，鲁国财政也供养不起了。公元前483年，执政卿季孙肥不顾孔子反对，强行在鲁国增加田赋。

古代的“稅”与“赋”，其用途是完全不同。按《汉书·食货志》所说：“赋共车马、兵甲、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稅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也就是说，“赋”专指军费。季孙肥增加“田赋”，当然是为了加强鲁国军力。

在军队规模大幅缩减的情况下，军费反倒要增加，这充分证明在日益恶化的局势下，鲁国的生存空间已越来越狭窄了。

西周初时，鲁国是拥有三军的军事强国；进入春秋后，鲁国也曾是拥有千乘兵车、徒兵三万的大国，能与强齐抗衡；可到春秋晚期时，却连维持八百乘的军队都极其困难，只能与邾国这样的小国比肩。在春秋初期还堪称一流的鲁国，历经三百多年发展后，竟然堕落成了三流诸侯国，着实令人叹息不已。

这三百多年中，鲁人并非没有意识到危机，也曾多次发起改革，却始终未能扭转其命运。

为什么在这三百多年里，鲁国始终没能改变国运？鲁人的改革为何会失效？

关键在于，鲁国的多次改革，如“初税亩”、“作丘甲”、“三分公室”、“四分公室”、“用田赋”等等，都没能打破旧有公族势力的利益分配格局。特别是“三分公室”与“四分公室”两次改革，虽然是效仿晋人“作爰田”，但在“三桓”主导下，只是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得利，其他众多鲁人都没能享受到改革的红利，又怎么可能获得成功？春秋晚期时，参与“四分公室”的孟孙氏、叔孙氏在面对齐国入侵时都消极怠战，更别说其他众多没享受到改革红利的鲁人了。

正因为历次改革都没能打破旧有利益分配格局，所以鲁国改革再多，都不过是隔靴搔痒，触及不到核心关键。在旧有利益格局完全无法动摇的情况下，鲁国的改革又怎么可能成功？在丛林法则的春秋战国时代，改革长期不见成效，又怎么可能不堕落成三流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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