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拍摄于集安，这部神作与《缝纫机乐队》有何区别？｜国片志14
《缝纫机乐队》是大鹏送给家乡集安的一份礼物。
虽然集安在其口中是“小城”，与繁华都市截然不同，但作为电影外景地，它却毫不逊色，甚至远胜某些名城重镇。
大概十年前，一部同样带有喜剧色彩的影片也在集安拍摄完成，之后在小众范围内传诵，被奉为冷门佳片。
这两部“集安制造”其实风格各异，他们之间的区别，似乎是一个好的角度，可以带我们切入喜剧创作的“核心区”。
被称为神作的那部电影，就是《耳朵大有福》。
与《缝纫机乐队》不同，《耳朵大有福》并未强调集安这个地点。
导演张猛只是将集安看作东北的一部分。片中影像也清晰地传达着他的思路，除某公交站牌之外，全片未出现任何具有识别性的信息。
如果说大鹏的选择是由于故乡情结，那么张猛，就是看中了集安的代表性。
所谓“代表性”，指向的是东北。这一点，也与《耳朵大有福》最出色的地方密切相关。
它可能是迄今为止描绘东北生活最精准、最深入的剧情片。
欢送会之后，“小领导”带来坏消息
那种精准和深入基本都融汇在主角“王抗美”身上。
范伟饰演的老王是铁路局机务段工人，一位“修火车的”。他工龄已满四十年，马上退休，而影片就开始于他的“光荣退休欢送会”。
电影第一个镜头，欢送会已结束，现场杯盘狼藉，王抗美独坐一旁。
一位领导模样的人姗姗来迟，还带来了坏消息：老王的咳嗽病不算工伤。
他希望由此贴补家用的打算泡汤了。
姑爷和闺女在“老王”面前大吵一架
王抗美的老伴常年住院，老王一个人负责送饭、陪护。退休后，收入变少，老伴催他向闺女和姑爷“张张嘴”，让孩子贴补一点。
他哼哈答应着，心里却有些犯难。
晚上回家，姑娘姑爷来了。他精心准备的“酒菜”和说辞全没派上用场，两个年轻人大吵一架，不欢而散。
有钱有势的姑爷出轨被发现，面对这闹哄哄的局面，老王也只能掀桌一怒，别无他法。
孩子们指望不上，可每月的“窟窿”还得填。王抗美决定靠自己，他要去找点事儿干。
接下来，是漫长的一日。
片中的老王一共六次“求职”，导演居然都给集中到了一天。
老王被“忽悠”进传销窝点
老伴的病友给介绍了一个“来钱的道儿”。
老王拿着那纸条写成的“介绍信”就摸了过去。进屋一看，教室里某位“教授”正带领众人翩翩起舞。
老王很兴奋，走进去刚扭两下，动作都还没弄明白，一位穿制服的人就走了进来。。。。。。
传销窝点被端，看在王抗美是刚刚“加入”，签个字就把他放了。
放人之前，老王被教育了几句：“就您这体格，干点啥不好，出去擦个皮鞋、蹬个三轮，那钱挣得多踏实！”
这句话给老王指了路。
王抗美去“考察”擦鞋行业
他去擦鞋的棚子里“做调查”，与大姐“尬聊”，套出不少“商业信息”。
身旁的小哥“耍无赖”，他帮摊主解围，想必也感受到一些谋生的艰辛。
老王替师傅蹬三轮
他又去“调研”蹬三轮。
偶遇故人的他，兴致正高，要替师傅蹬车。双方协商同意，老王就摇身一变，成为临时“车老板”。
然而，“风驰电掣”的快感终究只是瞬间，目的地一到，老王就咳嗽不止。
三轮车这一行，又无缘了。
老王想找一个“促销”的活儿
老王路遇商家活动，玩猜词赢得一套保暖内衣。
领奖时他来了主意，想撺掇自己的老哥们组一个小乐队，帮商家促销。可是商家根本就没当回事儿。
台上那些穿着秋衣秋裤走秀的姑娘，与王抗美口中的革命歌曲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在剧场面试的老王演唱《长征组歌》
与老哥们的一通电话，又让他打起剧场“卖艺”的心思。
面对满台的二人转，王抗美给老板唱了一段《长征组歌》。正唱到副歌部分音调最高那句时，老王却“上不去了”。
面试在尴尬中结束。
王抗美来到弟弟家看望父亲
晚上，他拿着那套保暖内衣去看老父亲，父亲住在弟弟家。
他叫“抗美”，他弟弟叫“援朝”，两人出生时“没隔几分钟”，但弟弟却与他完全不同。
“援朝”家里条件稍好，平时经营摊位，还雇了一个人卖货。“抗美”是想问问，自己能不能顶替那个卖货的人，“肥水不流外人田”，他也好能贴补家用。
可是弟弟根本不在家，弟媳在屋子里打麻将，居然还要老人“伺候局儿”。
王抗美夺门而出，一整天的憋屈在此刻爆发。
老王的自行车总是“掉链子”
六次“求职”，六次失败。
王抗美的“大二八”不停地掉链子，就像他的“谋生”之路，总也“合不上牙”。
观众一开始还在笑，慢慢地就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心口。
相对来说，《缝纫机乐队》中的东北，夸张喧闹，趋于漫画风格，那是影片商业性的产物。而作为一部商业气息偏淡的电影，《耳朵大有福》则还原了最纯粹的东北。
片中很多细节都令人叫绝。
慌忙穿裤子的老王
冬天在家，没有外人的时候，东北人一定会脱下外裤，穿着毛裤或秋裤活动。
然而一旦有人来，咣咣敲门，他们就要陷入“穿裤子”的忙乱中。面对急促的敲门声，王抗美一边喊着“马上来”，一边慌慌张张地“调整衣冠”。
相信看到此处的“老铁们”绝对要会心一笑。
“滴水”
东北平民家庭里永远有一只水桶，并且往往是红色的。
不忙的时候，家里的水龙头会开到最小，水一滴滴流出来，由那只桶来接住。
滴水时，水表不走。大家靠这一招给自己节省些花销。
“倒骑驴”
大概十几二十年前，人力车遍布东北各大城市。
国企改革调整出众多劳动力，他们中的一大部分选择蹬三轮谋生。
片中这种三轮车在东北叫“倒骑驴”，双轮在前，独轮在后。更早些时候，这种“倒骑驴”一般用来运货，开发出客运功能则是后来的事情。
东北冷日子多，师傅会用塑料布做一个棚，把车身罩起来，给客人挡风，心思活络的还会安装音响。客人边听边坐，不觉得枯闷，师傅伴着音乐拉活儿，蹬起来有劲。
所以片中那花里胡哨的三轮车并不夸张，在当年的东北，都属于极常见的景象。
其实，上面说的都是一些生活细节。真正最“对味儿”的还是王抗美这个角色，是范伟的表演。
如果说《缝纫机乐队》中的乔杉和大鹏是“梦想青年”，那《耳朵大有福》里的范伟就是“现实中老年”。
所谓现实，真的就是字面意思，片中的范伟“浑然天成”，很多东北孩子的叔叔大爷就是他那个样子。能够如此贴近生活，除去自身天才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平日积累。
范伟在《马大帅》中饰演“范德彪”
范伟是演过《马大帅》的人，而《马大帅》又囊括着东北市民众生相。
虽然“范德彪”与“王抗美”性格迥异，但让范伟在那套体系中置换一下角色，还是驾轻就熟。
王抗美是个老实人，用东北话形容就是有点儿“面”。
他逆来顺受，虽说遇到事情也会争取，但见到困难则立马缩回，从不敢撒泼耍横。
姑爷和女儿吵架，明知道女儿被欺负，但还要维护着表面的“秩序”，最多就是掀个桌子。遇见耍无赖的年轻人，他也仅出言制止，动手教训的事情绝不可能发生。
老王买烟，死撑面子
他爱面子，很多时候都是硬撑。
人前带着一盒特供烟“充场面”，临走还要做顺水人情，送给小领导。
人后却只抽一块钱的“大前门”，还跟小卖部老板死撑，说抽的是“信仰”，就为“尝尝味儿”。
他很虚荣。
拿出老伴年轻时的照片，“强迫”大夫看上一眼，只为换句夸赞。
当然，逼急了也会发飙。
老父亲受委屈，他憋了一整天的火终于被点燃。年轻人说要“整死他”，他挺胸上前，“来吧，整死我吧！欢迎整死！”
就连爆发都带着份委屈。
范伟在塑造“王抗美”时，并未过多“发力”。整部电影，他都没有去强制抒情，你找不到一丝夸张的表演，所有情绪和起伏都被化入那些“小动作”和“俏皮话”当中。
这种极为生活化的表演与影片的调性是一致的，能够带我们走进真实的东北。
《耳朵大有福》并不是一部很“明显”的喜剧。
至少相对于《缝纫机乐队》，它的剧作并未集中于笑料的组织。然而，我们还是狠狠地笑了。它换取笑声的方式与“缝纫机”截然不同。
《缝纫机乐队》里的“没头脑与不高兴”组合
《缝纫机乐队》是一部纯粹的商业电影，剧本内容在努力“套用”某些商业规律。大鹏曾在一档节目里说自己被票房“绑架”，这种“绑架”就体现在剧作上。
影片大部分笑料来自于乔杉与大鹏各自角色的性格反差。二人的关系是标准的“没头脑与不高兴”。性格矛盾引发“冲突”，从而制造笑料，这是用滥了的套路。《泰囧》、《港囧》等影片都是这种模式。
《缝纫机乐队》的配角阵容老中青结合
配角则凸显功能性，带着一种漫画式的夸张。他们各负其责，对准各自年龄段的观众，“输出”奇人奇事。
这样组织起来的笑料，反差够强，效果明显，可对影片主题的传达还是影响很大。摇滚梦想被很多恶搞式的喜感撕扯着，以至于我们没有接收到一个清晰、完整的信号。
如此操作，固然能挣得笑声，但终归难以有更多升华。那些商业性的手段，效果并不好，在剧本创作和场面调度上，都还有太多进步空间。作为一门手艺，商业片的制作多少有些规律可循，很多技能也都是可以习得的，大鹏和他的团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导演张猛（右）给范伟讲戏
《耳朵大有福》则完全不同，它根本不是一部商业片。
张猛在筹备影片时拉来了韩国投资，包括摄影指导等很多重要角色都来自韩国。全片无特效、不需搭景，演员除范伟之外绝大部分是素人。
这是一个明显瞄准国际电影节以及小众市场的低成本文艺片项目。
虽然钱少，但影片内容皆是东北日常生活。导演对题材驾轻就熟，控制力和执行力也更加到位。这就保证了作品的完整，导演的想法能够尽可能地呈现在胶片上。所谓“完成度”，就是这个意思。
小成本意味着轻压力，导演也不必背负什么“市场野心”。较低的工业水平，反而给创作者构建了一个较纯粹的环境。
导演张猛（右）与范伟宣传《耳朵大有福》
《耳朵大有福》的剧本模式其实是“××的一天”。“王抗美”这二十几个小时的经历，就是影片全部内容。
按说，这是业余爱好者比较常用的路子。某人遇到某种困难，在一天之内怎样解决。无数业余短片拍的都是这种内容。而张猛不避讳这些，敢于迎着“老套”而上，应该还是心里有底。剧本里那些透彻的生活气息，是他的后盾。
一个“极有生活”的本子，一位浑然天成的主角。具备这两件法宝，即便影片气氛颇为伤感，甚至是绝望，但笑声还是顺畅地出现了。
老王讨价还价
这些喜剧色彩会在某些台词里展现。比如这一段：
老王去买菜，看到有人弄了一台小电脑，说是“高科技算命”，就过去问价。
“多少钱一算啊这玩意儿？”
“三块。”
“算后半生一块五行不行？”
“咱都是一生一生地算，没有算后半生的。”
“那前半生都活完了，用你算啥啊？”
这样的台词在片中俯拾即是。那些语言毫不刻意，完全符合人物定位，它们会让你体会到一种现实中的幽默感。
绝不“胳肢”你，只是说着自己的话，让你忍俊不禁。
然而，《耳朵大有福》所带来的欢乐，会随着影片推进变为苦涩。
喜剧的内核是悲剧。不论这句老套的话有道理与否，至少《耳朵大有福》让我们在一部电影中体会到了喜剧与悲剧两种形式。
王抗美一路奔波、争取，我们的情绪也随着他的碰壁而不断下沉。
所谓笑中带泪，那些喜感都是真实的，眼泪也同样冰凉彻骨。好的作品就是要将悲喜两级融为一体，去带动观众的情感。
《耳朵大有福》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讲述了一位东北人的生活。我们能够在其中看到很多“动人”的地方。
其实“动人”这件事，并没有文艺和商业之分。《缝纫机乐队》同样具备触动心底的片断，只是并未搭好舞台去呈现。
两部电影创作目的不同，规模和体量也不在一个等级，但终归还是让我们体味到一些“喜剧的奥义”。
情怀与搞笑如何兼顾？
悲剧与喜剧怎样融合？
想必看过这两部影片，大家心里都会有自己的答案。
博君一笑，并不简单
往期回顾
★《布宫号》提醒您：民俗信仰仅供参考，请勿过度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