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火星：为人民写作是我的职责

晚年，曹火星最满意的一张照片是他的一张侧面照，这张照片只拍到了他的右半张脸，让人看不到他那只坏掉的左眼。

曹火星个儿不算高， 1米7出头，鹅蛋脸，年轻时，长相清秀。1938年，14岁的曹火星加入了铁血剧社，成为宣传抗日的一名战士。最初，剧社里，没有女演员，女性角色由曹火星反串。为了效果逼真，曹火星特意蓄起了长发。

除了是一位出色的演员，曹火星更主要的身份还是一位作曲家，他作词作曲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历经近八十年，至今仍被广为传唱。

从创作的第一首歌《上战场》开始，曹火星一生创作过1600多首歌曲，其中一些歌曲由他亲自填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配合党的政策，曹火星创作了一系列容易被老百姓接受和传唱的歌曲。战争时期，白天要忙于党的宣传工作，这些歌多写于煤油灯下。新中国成立后，曹火星从事行政领导工作，也只能在夜晚创作，为了提神，他常把脚浸泡在一盆凉水中。这一时期，曹火星创作的或集体参与创作的还有大型作品歌剧《南海长城》、舞剧《石义砍柴》《霓裳泪》。

曹红雯家摆着父亲曹火星不同时期的照片。 新京报记者 王霜霜 摄

因为用眼过度，加上患上糖尿病，60多岁时，曹火星的左眼失明，右眼视力只有0.6。即便如此，他依然手握一个放大镜，用一只眼继续创作。

曹火星曾说道：“是党把我从一个无知少年培养起来的，既然担一个作曲家的名字，我就应该为人民写作，这是我的职责。工作再忙，也不能忘掉自己的职责。”

手中的笔也是一杆枪

1924年，曹火星出生于河北省平山县岗南村。从小性格腼腆，喜欢读书，1937年，13岁的曹火星一口气考上了三所中学，其中包括保定中学。全家人都很高兴。拿着父亲给的六块大洋，曹火星本打算踏上去保定的求学之路，但没想到“七七事变”爆发，曹火星被迫辍学。

“读书救国”梦破碎，曹火星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抗日救国会，成为村里青救会的主任，帮民兵收粮食，带着儿童团员站岗放哨。

1938年初，少年曹火星瞒着家人，在一个深夜，偷偷跑出来，到平山县县农会参加革命。4月，平山县青年抗日救国会成立了一支宣传队——铁血剧社(后名为群众剧社)，14岁的曹火星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曹火星原名曹峙，1940年，剧社集体到华北联大学习，为表明抗战到底不怕牺牲的态度，很多年轻人都改了名字。同为老乡和剧社成员的张学新改名“张血星”，曹峙改名“曹火星”。“火”和“血”都是红色的，这表达了少年们想成为一颗红星，做一名无产阶级战士的愿望。

曹火星从小喜爱音乐，喜欢听村里人吹笛子、拉胡琴、敲锣鼓。上小学时，他对音乐老师弹奏的风琴很感兴趣。后来学校放假，他借到一件筝琴每天弹来弹去，学会了识简谱。作为剧社唯一能识简谱的人，进入华北联大后，曹火星被分入音乐系。

初入学时，曹火星略显苦闷。“他一心想着拿着枪上战场，消灭日寇，认为那才是革命”，女儿曹红雯说。卢肃是曹火星的老师，也是《团结就是力量》的曲作者，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少年的心事，对他说：“你手中的笔也是一杆枪，你用它写出好的歌曲，鼓舞大家抗战，同样也能消灭敌人”。听了这话，曹火星安心了不少。很快，他写出自己的处女作《上战场》。卢肃看过后，认为不错，鼓励他发表，这首歌被发表在了学校的刊物上。

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的小册子，宣扬“攘外必先安内”，破坏抗日统一战线，鼓吹中国之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延安的《解放日报》及时发表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进行反击。

当年群众剧社成员们的合照。新京报记者 王霜霜 翻拍

当时，群众剧社根据形势发展化整为零，组成若干小分队深入平西地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当年秋天，曹火星一行4人从边区总部河北阜平出发，徒步来到了堂上村，开展群众工作。

堂上村是现隶属北京房山霞云岭乡的一个偏僻小村庄，一间不大的房间内砌着一张炕、炕上放着一张小桌子，桌上有一盏煤油灯。这本是一个中堂庙的偏殿，也是曹火星的居所。

白天，曹火星参与剧社工作，晚上，便点着煤油灯，坐在炕沿上创作。当时，剧社在堂上村根据民间曲调填词创作了四首抗战歌曲，但觉得民歌力量不够，不能表达共产党和人民的抗日决心，于是，曹火星开始着手创作新歌。

曹火星创作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歌曲手迹。 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翻拍

他构思了三晚，最后用一夜的时间写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看着天空泛起鱼肚白，曹火星推开门，把这首新歌教给了一位在外站岗的儿童团小战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之后，这首歌就在村里广泛传唱。曹火星觉得民间流行的霸王鞭表演很有气势，便让老百姓一边耍霸王鞭，一边唱这首歌。

歌唱家王巍在《掌握时代脉搏的作曲家——火星》一文里写道：“仔细分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你会发现这首歌惊人的质朴。歌词中，没有华丽的词藻，是老百姓心里的大实话，流畅、上口。”最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在霞云岭、涞水和易县一带传唱，词曲在《晋察冀日报》上刊登后，这首歌就从霞云岭飞到了晋察冀边区，解放战争后，传遍了全中国。新中国成立后，这首歌的歌名被改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最初歌词中的“他坚持抗战六年多”，随着时间变化，最终成为了“他坚持抗战八年多”。

“国仇家恨教育着我”

曹火星长得清秀白净，性格温和，嗓子也细，群众剧社刚开始没有女演员，常让曹火星反串。曹红雯讲起关于父亲的一件趣事，一次，剧社去部队慰问演出，两个团长坐在台下打赌曹火星是男是女，一个猜是男的，一个猜是女的。演出完一问，猜“是男的”那个赢了。曹火星的女装扮相常能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为了扮演好角色，他蓄起了长发，剧社常要到各地宣传，风餐露宿，洗头也多有不便，后来，曹火星的头上都长起了虱子。“他就是一个小孩的心，很真诚，觉得这是党交给我的一个任务，我一定要不折不扣地完成”，曹红雯说。直到后来剧社来了女演员，曹火星才不再扮演女角，把长发剪成了短发。

曹火星手巧，那时，夜晚演出要点汽灯，但汽灯用的石棉灯泡不易买到，在露天演出，灯泡经常被风吹坏。曹火星总是用小镊子，把用过的灯泡碎片一点一点补在灯泡的裂口、小洞上，再滴上蜡油。在连续的演出中，这样“抢救”过的一个灯泡能用十多次。除了修灯泡，曹火星还会做小提琴。把羊肠子提到小河沟里，反复刮磨、冲洗、晾晒……把它做成琴弦。用打碎的碗片对琴的面板、背板进行去薄，再用砂纸刮削、打磨。

除了作曲、表演，曹火星还负责剧社的道具、舞美和印刷工作。曹火星和张学新还负责刻钢板，剧社大部分剧本、歌本都是由他们两个刻写油印。行军中，曹火星除了背背包、书包、乐器外，还要背一块沉甸甸的钢板和蜡纸。

1943年，抗日战场进入相持时期，也是最艰难的时期。日军在秋季开始扫荡，剧社要跳出包围圈，向平西地区转移。据张学新在《祖国在我心中——怀念火星同志》一文中回忆，一天夜里，曹火星和张学新带领剧社成员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拒马河水深齐腰，二人带领大队在细雨中，夜行七十多里，到达平西根据地，天还没亮。两人在村边的大树旁，背靠着背坐在背包上，竟呼呼大睡起来。

为了进行抗日宣传，他们要深入游击区、敌占区，在敌人的碉堡下演戏、唱歌、喊话、贴标语。曹红雯回忆，父亲曾向她讲过，在敌占区贴标语时，为了防止敌人发现，他们会先在标语的正反面都刷上糨糊，一面贴在背上，趁人不注意时，往墙上一靠，标语就粘在了墙上。“(天)黑布隆冬的，敌人就在前面，我们贴上特高兴”。

曹火星和妻子年轻时的照片。新京报记者 王霜霜 摄

在对女儿的讲述中，曹火星把自己这段经历当作笑谈，但实际上，他经历的战斗却很残酷。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曹火星和一位同志到平山温塘日本人的碉堡下做政治攻势，向他们喊话：“你们没有多少天了，快投降吧”。敌人冲着喊话的地方一顿扫射，曹火星的同志就牺牲在了他跟前。

1943年，日军的一次大扫荡后，曹火星和同志们帮助老百姓去打扫战场，发现房东和他的小孙子被敌人用刺刀挑死在路边。“这给他的心灵带来了很大的震撼”，曹红雯说。同年年末，曹火星的老家岗南村也发生了惨案，100多位老百姓被日军杀害，曹火星的父亲也死在这次劫难中。“国仇家恨教育着我，冲击着我的情感，也激起我的创作冲动”，曹红雯在《曹火星与》一文中，引述父亲的话。就在那一年，曹火星创作了《枪口向法西斯瞄准》《前线需要更多的炮弹》《选举小唱》《战斗生产工作社》等多首歌曲。

人民作曲家

曹火星和妻子齐玉珍十多岁时相识，在革命斗争中深化了感情，齐玉珍也是群众剧社的成员。为了抗日，曹火星和妻子以及剧社里的其他几对情侣约定：抗战不胜利，就不结婚。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曹火星和齐玉珍完婚，次年，他们的大女儿曹红雯出生。

在曹红雯的住所，有一本黑色封皮的本子，封面上写着“作品底稿”。翻开来第一张，是娟秀而有力的小字写就的目录，按年份划分，从1943年一直记到了1965年。字体工整，大小一致，像打印出来的一样。一张张底稿写在薄薄的描摹纸上，又被贴在本子里，因为年代久远，纸张已经发黄发脆。这本子本是用来记账的账簿，被曹火星拿来整理自己的作品。但曹火星的代表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原稿并不在其中，“打仗时，哪有保留原稿的想法”，曹火星曾对女儿说。因此，他的许多作品底稿也遗失在了战火中。

曹火星的作品底稿。新京报记者 王霜霜 翻拍

曹火星的歌曲都是在战斗、工作间写成，很多来自生活体验和亲身感受。解放战争时期，曹火星又写下了《穷人一条心》《把革命战争深入到蒋营区》等数十首歌曲。在不同历史时期，曹火星结合着党宣传的各项政策写歌。

“火星不是象牙之塔中的艺术家，靠的不只是天才和技巧，如周巍峙同志所说，他‘在斗争中成长，在苦学中提高’”，张学新评价曹火星说。

曹火星的创作有旋律流畅、平易上口的特点，虽然是为了宣传，但不是板起面孔教训人，容易被老百姓接受和传唱。他写的《拥护共产党》是全国解放后，华北地区流传较广的一首歌曲。这首歌采用了北方民歌常见的微调式，旋律像小河淌水，词曲紧密结合，唱起来像说心里话一样亲切。

曹红雯透露父亲有个习惯“从不吃梨”，这源于他抗战期间的经历。一次，他和几位同志去村里做群众工作，回来路上，遇见了敌人，几个人就跑散了。曹火星跑到了山里呆了三天，没有干粮，只能吃树上的梨充饥。当时他发着高烧，身体像钟摆一样，找不到重心，最后晕倒在了山里，被一位老百姓发现了，把他救了出来。自此之后，曹火星再也不吃梨了。

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国民经济成为国家新的工作重点。曹火星创作了《勘探工人之歌》等反映人民群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歌曲。为了写《勘探工人之歌》，他去内蒙古勘探队和工人生活一个月。他说，只有这样，创作出的东西，才贴近人民生活。

曹火星曾说过：“我的命、我现在所有成就都是党和人民培育的结果”。

“在现在人看来这是‘官话’，但就是他的心里话，他经历过这种生活，所以有这样的认知”，曹红雯说。

温柔的，严厉的

曹红雯出生不久，因为父母要继续革命工作，她就被放在了老乡家抚养。直至天津解放，她才和老革命根据地的其他孩子被送到了天津保育院。刚到天津时，她头上长着疮，老革命根据地缺水，敌人一来就得转移，很难洗上澡。

曹红雯兄妹四人，大弟弟也是被寄放在老乡家。父亲去接他时，懵懵懂懂的大弟弟正趴在井边玩。曹火星慢慢地把儿子抱在怀里，流下了眼泪。

在曹红雯眼中，妈妈性格粗犷、热情，到哪都能交一大堆朋友。爸爸则性格内敛、不善言辞，但温柔、细致。他们一起从革命岁月走来，感情深厚，性格也十分互补。他们家有一台缝纫机，总是爸爸用，给他们姐弟几人做衣服。弟弟长得快，爸爸隔三差五地就要用布给他接裤腿。

曹红雯讲述父亲的故事。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到了天津，曹火星一家人初团聚时，住在一间房子里，中间用柜子挡着。孩子住一边，他和妻子住一边。此后，曹火星任天津音工团副团长，后任天津歌舞剧院副院长、院长。白天公事繁忙，晚上，他在电灯下写歌。怕灯光影响妻子和孩子们入睡，他常在灯上蒙着一张纸。

曹火星很注重孩子的音乐教育，他们家中的每个孩子小时候都要学乐器，“他并不是让你当钢琴家，而是想用音乐对我们进行关于美的启蒙，将来是有用的”，曹红雯说。

对待孩子，曹火星很民主。“他会很仔细地观察每个孩子的不同，不会让你围着他的指挥棒转”，曹红雯回忆，小时候，她在一块小木头上钉了几根弦，做了一个扬琴敲击。父亲看了后，说：“有点音乐才能”。子女中，曹红雯是唯一一个从事音乐相关职业的人，在音乐出版社当音乐编辑。

在一些时候，温柔的父亲也有严厉的一面。曹红雯回忆，有一次，全家一起去看演出，剧院派车来家里接人，曹火星不让孩子们跟车，“你们腿儿着(走着)去”。

“不让沾光”，曹红雯说。父亲总告诉他们：“你们就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没有什么特殊的”。上幼儿园时，曹红雯第一次学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老师问她：“你知道这首歌是谁写的吗?”她说：“不知道”。老师告诉她之后，曹红雯才知道这首歌是自己爸爸创作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曹火星曾担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事务性工作更多。曹红雯记得当时家里到晚上十点多，还总有人。曹火星更只能在业余时间写歌，因此，他开玩笑说：“我不是专业作曲家，我是个业余作曲家。”

在《怀念您——火星同志》一文中，曹火星共事几十年的朋友肖云翔回忆，平日里，曹火星总是不声不响，对待同事，平易近人，同他接触，总有一种亲切感。在工作中，和同志们遇到意见分歧的地方，也很少见他与人争吵、发脾气。在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后，也依然如故，不像有些人“官大脾气长”。

曹红雯说，曹火星在人群里，并不显眼。他的衣服上常有补丁，20世纪50年代出国演出时定做的一身西服，一直穿到80年代。他最喜欢吃的就是红薯和棒子面菜团。曹火星还给曹红雯做了一个补袜子的袜板，袜子烂了，把破袜子套在袜板上，再用布头缝上接着穿。

不忘职责

曹火星总觉得自己掌握的作曲知识少。1951年，随中国青年文工团去欧洲考察时，曹火星看了180多场演出，接触了大量西洋音乐，做了整整三本笔记。1956年，曹火星开始在中央音乐学院的专家班里学习作曲，系统地学习了作曲、和声、复调、配器等课程。因还要忙于行政工作，曹火星以旁听生的身份学习。每天，他都骑着自行车去上课。一次，自行车坏了，他推车跑着去上课，迟到了，差点被苏联专家挡在门外。

经过专业学习后，曹火星的创作热情更加高涨，曲调、风格也更加多样化。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曹火星创作的《我们的祖国到处是春天》被老百姓广为传唱，并被印成唱片发行。1958年，曹火星以中国民间故事《石义砍柴》为原型，编剧、作曲创作了大型民族舞剧《石义砍柴》，在全国巡回演出了200多场。

曹红雯记得，那段时间，父亲每天晚上都趴在桌子上创作，第二天早上，抹着熬红的眼圈，拿着热乎、刚写出来的曲子，立刻到剧院组织演员排练。为了醒神，他常端盆冷水，把脚泡在冷水里。她和妹妹还常拿着铅笔和尺子帮爸爸在写音乐总谱的纸上打格。

曹红雯刚到音乐出版社工作时，父亲交代她要认真工作，不要挑肥拣瘦。一次，出版社要给员工涨工资，但当时只有三分之一的优秀员工能涨工资。群众评选时，曹红雯排名第一，但最终涨工资的人中却没有她。她特别难受，生怕爸爸怪她给自己脸上抹了黑。回到家后，曹火星却对她说：“你放心，我知道你是好样的，国家现在困难，你缺钱，爸爸给你。”

曹火星全家合影。新京报记者 王霜霜 翻拍

“他会站在党的角度做你的工作”，曹红雯说。

1994年，70岁的曹火星又回到了堂上村。当时的村支书李增军扶着他从108国道下来，走过一条都是石头的小道，跨过一条小溪，来到了当年他住的中堂庙的东厢房。推开虚掩的门，曹火星看了看，确认这就是他当年创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地方。当年他教唱歌的几位儿童团成员也来了，当年的孩童彼时都生了白发，但看见他高兴得又蹦又跳。

几个月后，为了筹建曹火星在堂上村的纪念馆，李增军等几人去了一趟天津，找曹火星采集资料。在天津音乐协会的办公室，李增军问了一个问题“你们当年在堂上村做这些工作时，都是怎么想的?”

曹火星说：“我们当时想的就是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都有责任、有义务，一定要坚持革命，坚持抗战，把日本鬼子早一天赶出中国”，语气温柔且坚定。

在创作的1600多首歌曲里，曹火星大部分都是为党、为人民而写。他也创作过关于爱情的歌曲，但因时代局限，他的爱情歌曲都比较含蓄，人物都很有理想，《红花花等你胜利后》是他在1948年创作的歌曲，表现出了一位情窦初开的农村少女对参军的心上人懵懂而又赤裸、火热的爱。

1994年，曹火星离休。在人生最后的岁月里，曹火星总呆在书房里，坐在钢琴旁，左手拿着放大镜，右手拿着笔继续写歌。他写了《江南柳》《水之乡》等抒情歌曲。“年轻人喜欢什么，他就迎合着变化，写一些新颖的作品”，曹红雯说。但他仍不忘自己的职责，住院治疗期间，还为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创作了歌曲。1999年，曹火星因病去世，享年75岁。去世的前几天，他还为纪念新中国成立50周年，写下了歌曲《啊，我叫中国!》。

参考资料：

《祖国在我心中——怀念火星同志》张学新

《怀念您——火星同志》肖云翔

《掌握时代脉搏的作曲家——火星》王巍

《难忘的岁月，难忘的友情》王莘

《曹火星与》曹红雯

新京报记者 王霜霜

编辑 胡杰 校对 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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