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为了去买药？利润惊人，成为朱棣的钱袋子(郑和下西洋为了朝圣)

“郑和竟能于十四个月之中，而造成六十四艘之大舶，载运二万八千人巡游南洋，示威海外，为中国超前轶后之奇举；至今南洋土人犹有怀想当年三保之雄风遗烈者，可谓壮矣。”这是孙中山先生对著名航海家郑和的评价。

今人皆知郑和七下西洋，是15世纪世界航海史第一人。梁启超先生曾说：“前有司马迁，后有郑和，皆国史之光也。”

其实，《明史》对郑和评价不高，仅留700余字小传，虽称“明初盛事”，不及家世，连何为“三保太监”亦无解。清代正史也极少提及郑和，直到清末民初，受西方史学影响，郑和才“热”起来。

与“郑和热”相伴，是长期流传的一个刻板印象：下西洋“无利可图，劳民伤财”，属于“炫耀性的远航”，因财政负担太大，被罢是早晚的事。

其实，郑和下西洋有明确的经济目标，每次远航均获利甚丰。明成祖朱棣频繁派郑和下西洋，特别是前三次，几乎刚回来便出发，似有弥补财政亏空之意。只因明朝货币日渐疲软，到明孝宗时，才成亏损之举。

“郑和式贸易”有一个副产品，此前胡椒被视为药材，因“下西洋”带回大量胡椒，使它成了调味料。那么，郑和为什么要带回这么多胡椒呢？除了买胡椒，郑和还买了什么？据史料载，郑和曾一次带180名医生、医士下“西洋”，当时明军几千人才配一医生，郑和船队（一般认为是2.7万人）为何超标这么多？

看似细节处，藏着大文章。

（明）仇英《职贡图》（局部）

郑和为什么叫三保太监？

史书对郑和的记录模糊，不录生卒年，亦不谈其家世。清初查慎行《人海记》竟称：“郑和……朝鲜人。”明人史仲彬在《致身录》中记：“（郑）和为咸阳之裔，夷种也。”民国时，发现了郑和为父亲立的碑，记为“公字哈只，姓马氏，世为云南昆阳州人……子男二人，长文铭，次和；女四人。”

根据这些记录，可知郑和祖先是中亚人，原籍不花剌（今属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六世祖赛典赤·瞻思丁是忽必烈时名臣，封咸阳王，镇守云南。

郑和的父亲名米里金，曾到麦加朝圣，被尊称为“哈只”。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军攻下昆阳，米里金死难，郑和被俘。因相貌清秀，12岁时被阉割，养于燕王府（即朱棣）。

明初盛行“去元化”，郑和在碑上只敢称他父亲为“哈只”，不敢提真名。

郑和又称“三保太监”，源出纷纭：

其一，明郎瑛在《七修类稿》中称：“郑和旧名三保。”无据。

其二，明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称：“西洋似尊郑和、王景弘、侯显等为三太保故耶？”太保是辅佐太子的高官，正一品，明代仅一人当过太保。不过，民间称江湖好汉为十三太保。郑和、王景弘、侯显是下西洋的主管，不大可能被称为太保。

其三，郑和信佛，佛教中佛宝、法宝、僧宝并称三宝，但郑和法名福善，不是三宝。

其四，《郑和家谱》称：“宣德六年（1431年），钦封公（指郑和）三保太监。”但郑和的官职是“钦差总兵太监”“正使太监”。

其五，郑和历任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后人传为“三保太监”，亦无据。

为什么带那么多医士？

“郑和下西洋”能赚多少钱？

这要从明初海禁说起，朱元璋认为“海外诸夷多诈，绝其往来”，违令者“按察司论当弃市”，且“禁民间用番香番货”，“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寘（音如置，意为放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三月销尽，三个月外仍前存留贩卖者，处以重罪”。

自唐代起，中原与中亚香药贸易不断，香药已融入日常生活中，用来治病、防疫、室内消毒、祛除潮气等，东南亚诸国亦仰仗明朝的购买力。禁断后，香药价格飙升，各国怨声载道。民间香药贸易衰败，正是官商入市的好时机。

郑和下西洋时，最多一次配180名医者、医士，每150名船员即有一人，而明代边关卫每1120至5600名士兵才配一医士。郑和船队成员90%来自卫所，该配置未免太豪。其实，明代医士主要负责药物，较少看病。郑和带医士下西洋，是为买药，不是船员福利。

“郑和贸易”的利润惊人。

据《明会典》，郑和带去的青花白瓷盘，每个在南洋能卖500贯，碗卖300贯，可成本才几十文。在苏门答剌国，100斤胡椒只值1两白银，带回明朝，每斤能卖10两至20两。彼此差价都在千倍以上。

唐宋进口香药多是乳香，郑和多采购胡椒，以胡椒易乳香，因胡椒差价大，利润也大。当时东南亚多龙涎香，“货于苏门答剌市，官称一两，用彼国金钱十二个，一斤该金钱一百九十二个，准中国铜钱九千个”，郑和嫌贵，不予采购。

此外，当时东南亚诸国均接受明朝纸币。

大明宝钞

胡椒被“强制推广”

大量胡椒被运回后，郑和不用担心销路。

明朝一度将胡椒折算成官员工资，甚至每斤折100两白银，官员叫苦，却不扰民间，名臣丘濬说：“今朝廷每岁，恒以番夷所贡椒木折支京官常俸，夫然，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是亦足国用之一端也。其视前代算间架总制钱之类，滥取于民者，岂不犹贤乎哉。”

除“郑和贸易”，东南亚各国借口“进贡”，也将大量胡椒贩入中国。明代之前，胡椒是药，只有皇家、高官用来烹饪，很少被写入菜谱，经这一轮“强制推广”，明代几乎所有菜谱书籍都记有胡椒菜。

既然“郑和贸易”有利可图，为何史书却认为“浮海下西洋”是为“踪迹建文”？

其实，历代史家对此说均持怀疑态度，毕竟找建文帝不必去7次，这可能是朱棣的一个障眼法。自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带回胡椒，发给监造皇宫的官员当奖金，收到奇效后，胡椒贸易迅猛发展。

作为皇帝的私人财源，外界很难了解运作的细节。朱棣时，明朝纸币风行东南亚，换回大量黄金、白银，但纸币以国家实力为担保，郑和的大航海事业被中断后，加上明朝军事实力下降，特别是明英宗在“土木堡之变”被俘，明朝纸币在海内和海外均严重贬值，只值票面的十分之一。

明景泰四年（1453 年）时，一斤苏木价至5至8分银，而明廷购入价是7分，已无利润可言，这让后人产生误会，以为郑和“赔本赚吆喝”。可朱棣花销惊人，如果不是郑和赚钱来养，怎能撑下来？

成了朱棣的铁班底

诸说皆不可靠，则“三保”何来？

学者吴之邨在《郑和“三保”名号考》中指出，“三保”实为“萨薄”，梵语，意“众商”，唐政府在驻唐波斯人中设“萨宝”一职，管理贸易，“萨宝”犹言“商队首领”。郑和先祖可能是西域胡商，宋代举族内迁，但“萨宝”的胡号世代相传，后讹为“三保”。不仅郑和被称为“三保”，他的父亲、爷爷等也都是“三保”。

郑和本姓马，成年后，“身长九尺，腰大十围”“行如虎步，声音洪亮”，被朱棣视为亲信。建文元年（1399年），建文帝密令北平布政使张柄与都指挥使谢贵逮捕燕王，二人带兵包围燕王府，郑和与800壮士日夜守卫，最终杀了张、谢。

“靖难之役”时，郑和屡立奇功，特别是“滹沱河之战”，朱棣身边仅剩十余骑，便有郑和。朱棣登基第二年，特书“郑”字赐姓。

朱棣是一个有抱负的君主，上台后屡对北元用兵，且兴建无度，“工役之繁，自营造两京宗庙、宫殿、阔门、王邸，采木、陶璧、工匠造作，以万万计”。吏部尚书林瀚抱怨：“两畿频年凶灾，困于百役，穷愁怨叹。山、陕供亿军兴，云南、广东西征发剿叛。山东、河南、湖广、四川、江西兴造王邸，财力不赡。浙江、福建办物料，视旧日增多。库藏空匮，不可不虑。”

可“帝（指朱棣）皆纳其言，然不能尽从也”，营造北京，直到1420年才基本结束。此外，还在南京营建大报恩寺，16年才完工。

“下西洋”是去找财路

朱棣为何这么拼？学者商传认为，可能与其身体欠佳相关。洪武十九年（1386年），27岁的朱棣患了“瘕”（音如假），差点病死。《明史》记录称，御医戴思恭问燕王有何嗜好，朱棣答以爱吃生芹菜，戴思恭遂“投一剂，夜暴下，皆细蝗也”。可能是有寄生虫。

登基不久，48的朱棣常感双腿痹弱不支，自称是风湿，他说：“我北征出塞，动至经年，为阴寒所侵而至。”不过，商传先生发现，在《朝鲜李朝实录》中有这样一条史料：因“鱼吕之案”（宫人鱼、吕二氏“对食”，牵连出后宫阴谋），多名宫人被杀，有宫女临刑骂道：“自家阳衰，故私年少寺人（即太监），何咎之有？”可见，朱棣丧失了生育能力，不到30岁，便再无子嗣。

朱棣是病夫治国，生理病痛让他产生了“人生苦短，努力奋发，青史留名”的想法。

据商传先生钩沉：“即使不曾出征出巡的时候，也总是忙碌无暇地临朝问政。成祖有晚读的习惯，每到夜深人静之时，便秉烛而读，披阅州郡图籍，将应办之事记录下来。有时睡到半夜，忽然想到需办之事，也立即起身，唤人记录下来备忘。有时往往彻夜不眠。”

明成祖朱棣画像

好大喜功，兴造太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朱棣必须找财路，“郑和下西洋”很可能就是朱棣的钱袋子。以修大报恩寺为例，据明代王士性的《广志绎》记：“三宝太监郑和西洋回，剩金钱百余万，乃勅侍郎黄立恭建之（指大报恩寺）。”而“剩金钱百余万”，可能是经营收入。

“医药大交换”造福人类

从梁启超起，便有不少文人扼腕，以为郑和事业不断，中华文明或早已完成现代化。但历史不能假设，郑和的失败中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法国学者麦里筱指出，哥伦布启航时，大脑里先验地拥有一种观念——地球是圆的，这来自古希腊理性传统。而古代中国人的宇宙观是天圆地方和浑天说。

天圆地方认为中国是天下中心，周边都是水。浑天说则认为宇宙像鸡蛋，“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天内”，周围是空气和水。二说都认为大陆之外只有水和小岛，不知道绕地球一圈会回到原地。

如果觉得自己是中心，即使看到了别的岛屿，也会觉得它们是边缘的、不重要的、可有可无的，到达这些岛，最好沿着大陆线航行，而不是穿越海洋。这种农耕文化形成的错觉，辅以“自圆其说”的虚假逻辑，成了人类理性的枷锁，郑和本人尚未突破，何况后来者？

不过，与当时西方船员患热病的死亡率高达60%相比，郑和船队病死率低，体现了惊人的航海医学水准。一方面，郑和出航前，随船带300多种中药；另一方面，郑和船员普遍饮茶，茶能补充维生素C，还是优质消炎药，且能保证饮水卫生。

郑和航海图（局部）

郑和对中医走出去也有突出贡献，据清代陈伦炯《南洋记》：“暹罗（今泰国）番病，每向三宝求药，无以济施，药投之溪，令其水浴，至今番人唐人，尚以浴溪浇水为治病。”此外，郑和还带回大量西洋药物，很多被记录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责编：沈沣）

可以说，“下西洋”是人类史上的一次“医药大交换”。（责编：沈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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