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余宗教文化纵览

扶余的宗教文化上可追溯到汉晋时期的夫余国。史载夫余国“以殷正月祭天”、“有军事亦祭天”，这种祭天仪式是已知史籍记载扶余最早的宗教文化形式。无论是夫余先民长期以来自然形成还是借鉴于中原王朝，对天的崇拜和敬畏的民族原始宗教已经形成，由国家力量推动，为统治国家服务。夫余国强盛时这种宗教文化向周边传散开来，至到夫余国灭亡后，夫余遗民便携带将这种宗教形式融入周边少数民族和宗教信仰之中从而形成更为繁复更为包容更具地方特色的宗教文化。继夫余国之后肃慎系的勿吉族占据了松花江流域，勿吉的伯咄部吸纳了一部分夫余人，夫余国的宗教文化融入伯咄部，助推了肃慎族系的巫术——珊蛮（萨满）的发展进程，松花江流域夫余宗教文化由国家引领形式走向部族组织状态。

扶余—大瓮泉三清宫

扶余—大瓮泉三清官

汉代，佛教传入中国被列为神仙方术之一，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唐朝时佛教达到鼎盛阶段。东流松花江是勿吉与北魏交往的重要交通路线，自公元475年勿吉就与北魏政权取得了联系，在之后的密切交往中，佛教自然的由北魏传入。自北齐始，勿吉之名逐渐淡出东北历史舞台，靺鞨之名取而代之。公元713年，粟末靺鞨建立了渤海国，今扶余地尽为渤海国所属，受唐朝佛教信仰的影响，渤海国佛教发展也日趋兴盛，珊蛮作为靺鞨族的万物有灵信仰和驱邪治疾的巫术在渤海国各部族间形成为本族的宗教体系。辽金时期佛教依就盛行，而金国时期受宋朝道教文化影响同样也崇奉道教，其地位与佛教相差无几，此间萨满这种肃慎系的原始宗教一直处于佛教和道教之下直至今时。2007年，扶余县陶西村发现一处长300米宽100米的辽金时期寺庙址，经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灰色方砖，完整布纹瓦、筒瓦、莲花瓦当、陶佛像及佛饰残块等，这是扶余地区最早的佛教传播实物证明。

扶余—慈云寺

扶余—德善寺

经元明及至后金萨满教虽未如佛道繁盛但也在民间世代传袭，明末后金努尔哈赤（清太祖）笃信萨满，《建州闻见录》载努尔哈赤屯兵赫图阿拉，离其住所“五里许，立一堂宇，缭以垣墙，为祀天之所”，之后逐渐形成了把神祇名称、神像置于龛中供奉的神堂简称之为堂子于民间所流行。《建州闻见录》又载“祭天则前后斋戒，杀牛以祭，又于望月祭七星，然此非常行之事，若有疾病祈祷则之有尔”，萨满祭天杀牛仍可见夫余国时期祭天大会的影子，疾病祈祷是萨满传播于民间的作用形式，如今的传承萨满已不多见，虽然国家将萨满文化传承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但萨满教日渐衰落已无可止。长期以来民间借鉴萨满仪式又演化形成了脱离宗教性质所谓解灾治病的“跳大神”，成为巫术流散于民间，扶余当今仍不乏“跳大神”之人，因归于封建迷信故不敢大行其道。

扶余—天主教堂

扶余—基督教堂

清末，佛、道、基督、天主、伊斯兰教在扶余境内皆有传播。据民国初期的《扶余县志》载：佛教信众占居民十之八九，佛教建筑众多且辉煌壮观；清光绪中期，英、美、丹麦人以平等博爱为宗旨传播基督教，修建的教堂称为福音堂，信众虽然不多但都能恪守教规；光绪末年，天主教盛行于县内，信众曾建天主堂开展宗教活动；县境内的回族佃户很少，多数是境外来扶客居回人，在县城内有一座清真寺，每到礼拜祀节回族人前往清真寺举行伊斯兰宗教活动。民国初期全真派道教在扶余设有道场进行传教活动，得胜镇三清宫道观的祖师就是全真派当时在扶余的传道弟子。

扶余—清真寺

今扶余市境内无存清末民国时期的宗教建筑有：三岔河镇的文庙、石头城子村的南大寺；新万发镇的普善堂；长春岭镇的清真寺、石桥村的龙王庙；五家站镇的清真寺；新站乡的福庆寺等。今扶余市境内始建于民国时期几经毁损修复重建的宗教建筑：五家站镇的德善寺；蔡家沟镇的慈云寺；得胜镇的三清宫（前身为瓮泉山老修洞）；三骏乡苏家村的天主教堂；三岔河镇的清真寺、基督教堂、天主教堂、石头城子村的圆通观（前身为关帝庙）。

扶余—圆通观

如今，扶余市共有佛、道、天主、基督、伊斯兰五大宗教派别，均依照国家和省《宗教事务条例》合法开展宗教活动，为扶余社会稳定、文化繁荣贡献着宗教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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