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启元：“等是阎浮梦里身”——吴宓在1919

婚姻的话题，似乎确实是吴宓在1919年才开始周密考虑的，他的日记从这年春天开始，频繁地出现其与好友们对婚姻、爱情的大讨论——起码从篇幅上是这样。所以吴宓似乎早就意识到，“天下无完全长久、圆满适意之事，亦无尽善之人”，婚姻当然如此。

1919年，吴宓于波士顿

今天回过头来看，依然不能轻易地判断26岁那年的吴宓，算不算幸运的那一位。某种意义上可以算，因为就在这年10月下旬，他决定了要与远在杭州的一位陈女士结婚。但是，以吴宓之后近六十载的生命历程来看，一直寻觅不辍的他，又应属于那群不幸者的一员，毕竟允婚不出两月，他便迅速反悔了，最终确实走向了离婚。不过这年，他也确实寻觅到了一位终生的挚友，聊慰学林平生，不知算不算福祸相依。跌宕起伏的1919年，对于吴宓的内心来说无疑太丰富辛苦，正如那年他看到的一句佛家语录：“学道之人，如牛负重车，行深泥中，只宜俯首前进。若一徘徊四顾，则陷溺遽深，而不可拯拔”（《吴宓日记》1919年12月10日[下简作日期]记汤用彤语）——“牛负重车、俯首前进”，可谓他本年的最佳写照了。

陕西泾阳人吴宓（1894—1978）字雨僧，现代著名学者、诗人，于西洋文学及比较文学领域的成就，早已为大家耳熟能详，而其大量存世日记、书信、诗歌、档案等材料，又使之成为一位被研究的对象，尤其他与整个民国、当代学界亲密而复杂的关系，及其个人纷繁饱满的情感世界，皆为吴宓异于常人之处；而他所历千头万绪的因缘，起点似乎都指向同一年：1919。

《吴宓日记》（三联书店，1998—1999）及《续编》（三联书店，2006）

不存在的“自由婚姻”

1910年，17岁的吴宓考上清华大学前身“游美肄业馆”，次年辛亥革命爆发，吴宓与同学朱斌魁（Jennings Pinkwei Chu，1895—1963）、陈烈勋等南下上海，短暂就读于圣约翰大学，后民国元年（1912）4月清华复校，吴宓迅疾北返清华园，于1916年6月毕业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高等科（丙辰级）。不过，因为体育不及格，他当年不能留美，遂被校长周诒春安排留校，聘为校办（学校文案处）繙译员。在之后大约一年的时间里，吴宓除了锻炼身体之外，最重要的工作业绩就是编了一期《游美回国同学录》。一年的工作出色完成，吴宓随丁巳级一起留美（1917），至于当年 体育不及格的事，就一笔勾销了。吴宓留美的第一站为弗吉尼亚大学预科，一年后的1918年秋，入学哈佛大学本科；就是在那里，吴宓正式开启了人生第一段光辉岁月。

《游美同学录》（1917）封面及扉页

1919年6月的最后一天，下午预定召开留美学生刊物《乾报》的内容组织，这天上午，他的清华兼留美学友陈烈勋出现，所为却不是办报，而别是一重因缘。陈烈勋要为吴宓介绍相亲，女主人公是他姐姐陈心一。当然，这事吴宓早就了然，去年9月吴刚到哈佛那会，陈烈勋便提出要为二人牵线，一条理由是他这位姐姐“素慕宓之文章”，又“为不与世俗浮沉之人”，半年之后他寄来姐姐的照片，吴宓迅疾寄给嗣父（吴宓呼之“吾父仲旗公”，名建常，吴宓四岁过继此房，生平亦最为服膺这位嗣父），家中亦不置可否，此时又遭逢仲旗公姨太太（吴宓唤之“嗣母”）亡故，相亲的事儿就耽搁下来。他的老朋友陈烈勋似乎很懂吴宓性格，之后写信来劝其“力求从缓”、“勿为藕断”。自知拿不定主意的吴宓，还在寒假或春假里与“哈佛三杰”的另两位、日后的学术大师陈寅恪与汤用彤商量此事，想必他心中已泛起涟漪。那二位的意见也不可谓不鼓舞：“二君皆谓当从事进行，调查实况，万不宜搁置。”（6月30日）所以陈烈勋在6月底的出现，着实振奋了吴宓的心绪，那晚吴宓带他去了自己常去的波士顿醉香楼吃饭，饭桌上一定还谈论了不少陈姐姐的信息，并同时将彼信息继续禀报父亲，那晚吃饭到十点半，想来聊得很深入。

吴宓为什么这么在乎嗣父仲旗公的相亲意见，那与早年曾遭到嗣父的干预有关；甚至，吴宓日后刻入身心的“婚姻不能自由”念头的出现，也与之有关。早在1912年清华复校、吴宓自上海即将返回北京前一夜，生父继妻雷氏，跟吴宓说已经为他相中了陈贞文五表妹，做他未来的媳妇。虽然清华读书不允许结婚，且五妹仍尚少，但等吴宓留学归来，则正好成婚。尽管吴宓也疑心为什么在上海住了大半年，继母都没提过这事，在自己要离开了才告诉他，但五妹他是喜欢的，所以一口答应。到了北京见到仲旗公时，吴宓心想老爸应该会答应自己，还挑了八月十五的好日子开口，结果被老爸一口拒绝，理由很简单，祖母不甚喜欢这位来自雷家的媳妇，所以“厌恶一切与雷家有关系之人”。被最尊重的父亲一顿冰水通头，吴宓心情不快，写了一首诗《中秋禀父即成一首》：“月府姮娥虚弄影，汀洲芳草梦怀人。”他后来慨叹，自己日后婚姻的不幸（1、“与陈心一之结婚；2、与‘为人填债’而爱毛彦文之两大错误”）其实就肇始于这次坎坷（见《吴宓自编年谱》1914年）。

吴宓生性敏感且好听询于人，所以他绝对不会只听父亲一人的意见。就在陈烈勋向他介绍姐姐心一的时候，他继续转托自己另一位老朋友朱斌魁，请他的未婚妻毛彦文出马，代自己先期了解下这位陈女士。9月20日收到毛女士的“调查报告”后，得知陈女士未有国色天香，吴宓又一次忐忑不安，日记里长篇大论一番自己好德不好色，仍不能让他平复，只能“拟俟毛女士调查详报到后，如治乱麻，一刀斩断。”三周之后，他父亲来信表示答应这门婚事，“命即允诺”（10月11日云“昨接爹谕”）。而那封详细报告的长信，出现在10月18日，报告中说，陈心一女士拥有一切女生所必须的优点，唯一的缺点是吴宓不曾亲见；毛彦文还说：“盖各人之眼光不同，断断不可以他人之言为是也”。今天看来这封信息量极少的“报告”，仅仅折磨了他一天，吴宓便投降了——19日，吴宓对此婚约“决即允诺”。下决定时他不忘找了两个支持，陈寅恪和汤用彤都觉得“宜即如此办理”；不过在晚年的《吴宓自编年谱》里记载，汤氏为“始终赞成”且极力促成者，陈氏则“不多谈及，并不探问”。1919年，初婚的吴宓（其实也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婚姻），终于放任了自己“主观的冲动”与“内心强烈的欲望”（subjective drive、inner urge，朱斌魁致其信中语）。不过很快，到了次年的正月他便反悔了，那已是后话了。

婚姻的话题，似乎确实是吴宓在1919年才开始周密考虑的，他的日记从这年春天开始，频繁地出现其与好友们对婚姻、爱情的大讨论——起码从篇幅上是这样。所以吴宓似乎早就意识到，“天下无完全长久、圆满适意之事，亦无尽善之人”，婚姻当然如此。民国时以“自由婚姻”为时尚，大约确实是从西洋引进中国的。但留洋的学生们亲到西洋后发现，国外的婚恋并非如此，陈寅恪为吴宓举了很多外国人婚姻不及吾国自由的例子；他还在日记里引梅光迪的话：凡是满口“自由婚姻”都是流氓阿飞得了便宜，而“正人君子，必皆无成”（3月26日）。日后的吴宓，更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印证了自己这天日记里所写的：盖天下本无“自由婚姻”之一物，而吾国竞以此为风气，宜其流弊若此也！

吴宓虽然勉强与陈心一女士结婚，并在后来的日子里生下三位女儿，但他们的婚姻没有维持很久。抗战前后浪迹西南的吴宓还有过多段感情纠葛，但一生萦绕他心头的女人，就是为他详询陈心一女士、老友朱斌魁的第一任夫人毛彦文（1898—1999，浙江江山人），这也成为近现代文坛人尽皆知的一大八卦。就在允婚后的1919年10月20日，尚未疯狂爱上毛女士的吴宓，已在日记里写道，毛的报告极其详细，他看后做出决定完全自己负责，日后出现任何问题、“绝不丝毫归咎于调查者”——那次婚姻很快失败，而吴宓竟然不小心一语成谶，用另一种方式“归咎于调查者”：一生对毛女士追求不懈，使她不堪其扰。

毛彦文与她的回忆录《往事》

与“陈君”在一起的日子

尽管情感世界颇为波折，但这年的吴宓，依然找了一位情谊延续终生的好友soulmate。

日后陈寅恪的盛名，显然不是哈佛成就的；据说陈氏对那里唯少的好感，就是去波士顿泰勒街的醉香楼吃龙虾（参周松芳《陈寅恪的波士顿醉香楼龙虾及其他》）。不过两年多的哈佛岁月之于吴宓的意义，可能要大得多，自那时起，他与陈寅恪间开始了终生的友谊；吴宓之女学昭女士的《吴宓与陈寅恪》一书即为记述这段友谊的经典之作。而这段跨越大半个世纪、并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学林友谊的起始年，就是1919年。

就在嗣父吴建常拒绝吴宓娶雷家亲戚女儿的那年，民国三年除夕（实际已1915年2月）夜，身为凉州副都统的他，竟被诬以参与革命党的名义拘捕，在吴宓奔走与同僚的营救下，于被拘八个月后的次年9月1日释放。吴宓后于1918年初来波士顿时，认识了一位从上海自费来哈佛留学的同仁：浙江山阴人俞大维 （David Yule，1897—1993）。他俩都曾在沪上圣约翰大学读过书，共同话题本就不少。相熟后吴宓得知David的叔父，正是时任肃政使的俞明震（1860—1918，字恪士，号觚庵），曾出力救过自己的父亲，二人关系遂变得愈加非比寻常。在哈佛教授梵文与印度哲学的南亚系著名的兰曼教授（Charles Lanman，1850—1941），本来并不为中国留学生所知，是俞大维先发现告诉吴宓；俞氏甚至还为吴宓教授过欧洲哲学史纲要。就是二人的交流中，俞氏向吴宓提到了他的表哥陈寅恪。

俞明震

关于这年陈、吴交游的大概，仅凭《吴宓日记》便班班可考其大概，这年3月26日首次出现陈寅恪，便以诗一首见赠，惹得吴宓慨叹“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其中“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一联更是贴合吴宓性格与其当时的研究。“月旦人物”时，陈君则谓谭延闿似柴进，袁世凯为曹操，宋教仁自命诸葛亮，都见识过人。到了下月，陈君又与之论作诗非多读书，及汉宋学问之别（4月25日）；陪他去“波城美术馆”（Museum of Fine Arts，Boston）（6月14日）；或一同在东昇楼（The Oriental Restaurant）做东，宴请留美同学，谈及国事时“几于共洒新亭之泪矣”（6月16日）。夏校开学后，陈君又陪之共访业师白璧德（Prof.Babbitt），或 劝 他 多 买 书，并 亲自陪逛旧书店，使得吴宓开始节衣缩食（8月18日、22日），甚至被迫买了根本没时间看的莎翁全集，最后折价卖给孙大雨。至于二人日常讲文论学于校园湖畔，则无需日记过多记载亦可以想见。至少在下半年与陈心一女士交往提上议程之前，陈寅恪无疑是吴宓日记中的核心。

更有趣的是，有别于一贯的印象，1919年吴宓日记中的陈寅恪，更多地是位情感理论大师，始终在为吴宓躁动不安的心提供各种历史、社会的例证。那年三十岁的陈寅恪还未发表很多学术文章，但其在人文研究领域的积累，已足以震慑留美同辈；不过吴宓有意无意间将陈君对男女之情的观点放大，为后人留下一位作为感情专家的陈寅恪。

刚认识陈君的时候，吴宓偶及婚姻之事，大约是慨叹中国人婚姻没有自由（结合了自己的经历），陈寅恪一段欧洲自贵族王公、中人之家至下等工人皆无自由婚姻的排列，证明西洋男女之不自由有过于我国，让吴宓不由得拍案击节。接着吴宓又记下陈君一段“论情之为物”，参以西洋性学（sexology）及其余见闻，推论“情”的五重境界，前三重分别取杜丽娘、宝黛爱情及司棋、潘又安三个文学案例做比，也引得后代学者纷纷讨论陈先生的“至情说”的奥义（3月26日）。另一天，见到卖衣服的橱窗里裸体美人招牌，吴宓又与之共论西洋风俗之坏，陈君举了自己在欧洲法国意大利所见“骇人”者，如巴黎之“裸体美人戏园”云云，吴宓都如实记在日记之中。至于解释这种风潮存在的原因之一，便是物质发达，健身之术使得情欲大盛，“昔日淡薄修养之工夫不可复见”，竟然有种无可辩驳的正确性。

吴宓日记里，陈君不仅时常替自己的情感世界论理举例，也时不时留下调侃其余人情事的例子。8月20日吴宓在日记里录了一首陈寅恪的诗，但那已是他的“前作”，全诗作《影潭先生避暑居威尔士雷湖上戏作小诗藉博一粲》：

五月清阴似晚春，丛芦高柳易曛晨。

少回词客哀时意，来对神仙写韵人。

赤县云遮非往日，绿窗花好是闲身。

频年心事秋星识，几照湖波换笑颦。

诗题中的“影潭先生”为陈、吴的共同好友、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汪懋祖（1891—1949，字典存，号影潭，苏州人），“威尔士雷湖”即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所在地，因只招收女生而不招收男生，故也称为“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彼时汪氏的未婚妻袁世庄，正就读于Wellesley；吴宓谓汪“每夏则往与同居，盖数年矣”，陈诗的第四与七、八两句，皆为二人相爱之事。胡文辉解第四句“神仙写韵人”典出裴铏传奇《文箫》，意为抄写《唐韵》之吴彩鸾，此处即喻汪氏女友袁女士。尾联中“秋星”当皆为牛郎织女，喻二人分隔两地。陈氏此诗极为精妙，且汪、袁爱情故事羡煞旁人，惹得吴宓多次访诗而不得，最后从事主汪影潭那里寄来，满意地抄入日记。

韦尔斯利学院旧影

哈佛大学旧影

这年9月24日，汪懋祖自哥大入哈佛学习，吴宓非常高兴，在日记中写道：“于是此间高明之同志益多，私心颇喜”。这时的陈寅恪又展示出高出时人的见识，他说汪君来哈佛，是因为这里离韦尔斯利学院近，每周去见未婚妻方便而已，哪里是为学业或你我、才来的哈佛！（“岂为功课来哉？岂为吾侪来哉？”）

对这位袁世庄女士，吴宓与陈寅恪二人当皆不陌生，吴与袁为清华同届同学；陈君虽未必在国内得见袁女士，但她的父亲则与陈颇有渊源。陈寅恪十年前所求学的沪上复旦公学，当日的实际管理者之一，即为她的父亲袁希涛（1866—1930，字观澜，江苏吴淞人，今属上海）。光绪季年，丹阳马相伯先生于徐家汇创办震旦，一年余便因故出走，另创复旦于吴淞。其于吴淞创校得力最多之人，即为本地教育名家袁公观澜。光宣之际，复旦办学又遭困难，适得寓居虹口的陈父陈三立（1853—1937）与郑孝胥等出手相助，学校安然度过危机（《陈三立年谱·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陈父亦将自己留日归来养病的儿子送去复旦读书，1909年，陈寅恪毕业继续留学欧洲。以陈寅恪旧派士大夫的作派，袁希涛之于自己兼有业师与世伯的双重关系，则其女也即为世交相待。

袁希涛

1919年的袁希涛其实也在美国，以北洋政府代理教育总长的身份考察北美高等教育（事详《宝山县新志备稿·袁观澜先生事略》），不过不甚清楚他有没有来哈佛或者波士顿，见见女儿女婿；吴宓仅在自编年谱里记到教育部考察团来美数月，而他见到的副团长、北高师校长陈宝泉，还给他亲自送来高师外语系主任的offer，吴宓也颇为满意。怎想到两年之间风云变幻，没去成北高师的他，回国后便流连南京诸校。

身在北美他乡，频频新交好友，甚至适时地谈婚论嫁，都无法让吴宓回避自己身处于一波诡云谲的时代。这一年日记里，吴宓慷慨而叹“中国今日之危乱荼苦，尽人所为痛哭而长太息者也。居外国，究世界事，则比较回环，益见中国之可忧。”（7月24日）其自编年谱中载，十年自春至夏，波士顿城中以哈佛留学生为代表的中国学生多次讨论，反对巴黎和会中以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之权益。留美学生们因英法代表为日本张目，而一再电请美国总统威尔逊，请求其主持公道；再向谈判代表施肇基、顾维钧等施压，对和会当拒绝签字（最终亦是如此）。这一时期的吴宓日记最终遗失，似已无法具体探究吴宓当时的见闻与作为。不过他对于列强抵制不满的态度，依然昭昭可鉴。留美同学往来写作、电文等皆编辑为文章，寄回国内刊登于《申报》或《新闻报》之中，“以表现留美中国学生之活动”。其中，英文文稿由郑莱起草，而中文稿则多由吴宓起草。

《新潮》杂志（1919年12月）

吴宓强调多读中西之书、兼采古今才能谈文学的主张，是那个激荡年代里温和保守的文学观。但他的姿态显然并不温和，说了不少气话。下半年，傅斯年、罗家伦所办《新潮》杂志陆续流传到美国，吴宓读后大怒，斥其“无知狂徒、妖言煽惑、耸动听闻、淆乱人心、贻害邦家”。他担心“少年学子，纷纷向风”，真正的文学将日趋堕落，良莠不齐云云（11月12日）。最让他失望的是，留学生中也大有支持新文学者，日记年底的12月30日载，刚到美国的冯友兰最初反对新文学，后来竟“赞成而竭力鼓吹之”，连昔日清华老友吴芳吉（1896—1932，号碧柳）也站到了自己的对面，以反对新文学为怪事，那又让吴宓大光其火。吴宓余生与新文学为敌的执念，也点燃于此。数年后，吴宓与同样留学归国的南京学友梅光迪、胡先啸等一起创办《学衡》杂志。温源宁的著名讽刺作品Imperfect Understanding（《不够知己》）里挖苦吴宓道：“作为刊物主编，吴先生的立场是，胡适博士所反对的，他全都拥护”；一股浓浓的黑色幽默。吴宓的不满与保守，让他看起来不合时宜。可是，他依然在起自1919年的数十年岁月里，选择孤独地做着守护旧家作派的堂吉诃德；即便受尽误解与嘲讽，也毫不退缩。

来源：文汇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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