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滨州移民史,数这篇文章写得全(滨州黄河移民)

滨州,地处黄河之畔,渤海之滨,古地也。历史遗存丰厚,有着完整的历史发展序列。世人言及移民,则有必称洪洞、枣强。究其原因,明清移民,或有家谱、传说之迹可求,而此前的移民则因史籍乏载,无踪可寻。

如此,滨州数千年厚重移民史一直很少有人问津,深以为憾。今不揣浅陋,史料多者详,寡者略,无考者阙如,叙其大端,以待来者。

通观滨州移民史,大体可分开端(春秋战国时期)、发展(秦汉唐宋[金]元时期)、高潮(明朝)、尾声(清朝至今)四个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薄姑国起兵与徙民

上古时期,滨州是东夷族的聚集地,少昊与蚩尤是其早期领袖。黄帝战胜炎帝后,势力向黄河下游扩张。蚩尤集团与之在涿鹿发生大战,被平定后,黄帝派遣颛顼治理东夷之地。蚩尤与炎帝、黄帝的传说,反映了夷夏东西大会合之际不同集团之间冲突与融合的史实,由此也拉开了滨州移民史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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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蚩尤青铜像,本文图片来源网络)

历史上有记载的滨州移民始于西周早期。滨州区域在晚商及西周早期属于土著东夷人所建薄姑国的领地。薄姑,文献上又作蒲姑,其国都在现博兴或滨城南部一带。《左传·昭公二十年》载,齐大夫晏婴谈薄姑一带沿革时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杜预注释说:“爽鸠氏,少昊氏之司寇也。季荝,虞、夏诸侯,代爽鸠氏者。逢伯陵,殷诸侯,姜姓。薄姑氏,殷、周之间代逢公者。”

由此看来,这一带曾经历过以鸟为图腾的东夷集团和姜姓集团的长期斗争。到商朝末年,薄姑氏取代了姜姓的逢国而建立薄姑国于此。其统治范围大体上在今鲁西北地区,包括现在的滨州市与东营市一带及潍坊市西部。

周朝初年,武庚叛乱,薄姑与徐、奄等东方国家起兵响应。周公平定武庚、管叔、蔡叔的叛乱后,又起兵东征,薄姑等国被相继平定。薄姑遭到“灭国、毁社、迁君、徙民”的最残酷镇压。“最坚决的薄姑受到灭国、毁社、迁君、徙民的最残酷的镇压,把薄姑国君和其遗民搬到关中,便于直接管辖;然后,奄国只迁君、灭国而不毁社——迁其君于蒲姑,分散其遗民以归伯禽管辖。”(李白凤《东夷杂考》)薄姑国的领地被封给了姜太公的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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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画像)

薄族嬴(营)姓,秦始皇,亦嬴姓,名政。滨州文史学者李象润通过多年研究发现推断:秦始皇祖上是东夷族人,属薄氏后裔。从上个世纪到现在的历史学家在历史文献和新出土的文物考证中,描绘出了商末姜尚灭蒲姑,遗族四方逃散、生生不息有关史实的蛛丝马迹。其中有一支沿齐(济)水、河水流域路线西行迁移,有一支到达陇西,形成蒲戎氏族,亦嬴姓,是秦嬴王朝的远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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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师国)

另外,姑师族的得名与东夷薄姑国移民有关。薄姑人在西行的漫长过程中,吸收了华夏师氏人的一部分,称姑师。姑师人在西迁中,又有同族善于造车的奚仲后裔加入。他们约于春秋、战国时迁入玉门关以西,后又西迁,约至秦朝时期在今新疆吐鲁番盆地立国,称姑师国。姑师国又结合了羌人,加之与匈奴接近,便从俗而以畜牧业为主,兼从事农耕,又以善于造车闻名。姑师被分为前、后王二部,称车师。车师后城长国在今新疆奇台县北,后并入车师后国。

战国时期,齐国属于七雄之一,生活在强大齐国的滨州区域人民安居乐业,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移民现象。

秦汉唐宋(金)元时期:侨置郡县及其移民

中国老百姓安土重迁,大凡盛世则安居不徙(建朝之初例外),乱世则流离失所,故有“宁为太平犬,勿为乱世民”之说秦汉唐宋(金)元时期,滨州的移民主要集中在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时期,以及宋金、宋元对峙时期。

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中国移民史上的一次高峰,也是滨州移民史上的一次高峰。但因为时间久远,很多移民历史已渺不可考,今仅就有迹可循者略作爬梳。

1、刘宋时邹平侨立平原郡县

所谓侨立,也称“侨置”。六朝时南北分裂,战乱频仍,诸朝遇有州郡沦陷敌手,则往往暂借别地重置,仍用其旧名,称为“侨置”。《宋书·州郡志一》记载:“自夷狄乱华,司、冀、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并侨置牧司,非旧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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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宋至隋邹平地区郡县设立情况示意图)

南北朝时期是两晋以后中国历史上一个分裂时期,从刘宋永初元年(420年)开始,到隋开皇九年(589年)结束,共169年。

永初元年,刘裕灭东晋,建宋,史称“刘宋”。刘宋疆域往北扩至山东东部和中部,以黄河为界,北西两面与北魏接壤。于是刘宋就在占据的山东境内侨置陷落在北魏境内的郡、州、县,废邹平县,于梁邹城(今邹平县韩店镇旧口村)侨置平原郡,属青州,于东南部侨置武强县(治所在今长山镇)、平原县(治所在今邹平县苑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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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467年),北魏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率军攻宋,势如破竹。秋天,包围了冀州治所历城,旋即围平原郡治梁邹。次年春二月,冀州刺史崔道固率历城降魏,不久,梁邹戍主刘休宾也出降,从此,邹平梁邹一带属北魏。

道光《邹平县志·卷一·总纪》第七页记载:“魏献文帝皇兴三年(469年),改宋平原郡为东平原郡,徙宋梁邹民于平城立怀宁县。”北魏之所以西徙梁邹之民,是为了压制和缓解梁邹士民的反抗。

北魏政权为什么把刘宋的平原郡改为东平原郡呢?道光《邹平县志·卷八·古迹考·城址》第十五页记载:“北魏东平原郡城(原注:在旧口,即宋平原郡城,旧志失载,今补入)。按,冀州平原郡县久在魏境。皇兴三年(469年)复得宋侨立之平原郡县,因而不革,故特加东字以别于冀州之平原。《魏书·地形志》齐州平原郡下自注云:‘刘裕置,魏因之,治梁邹,领六县,一平原,二鬲,三临济,四广宗,五茌平,六高唐。’史所言东平原或言齐州平原皆指宋平原郡,在梁邹故城者也。”

北魏末年各地农民纷纷起义,朝廷内部互相倾轧,永熙三年(534年)分裂为东西魏,邹平梁邹地属东魏。东魏政权是高欢挟天子(孝静帝)以令诸侯建立的,仅仅安定了几年,各地又爆发起义。孝静帝武定八年(550年),高欢之子高洋代魏立国,史称北齐。

隋朝统一后,把原在汉梁邹城的平原县迁至汉代的邹平城(今邹平县孙家镇)。道光《邹平县志·卷二·方域考》第八页记载:“隋移北齐平原县入汉邹平故城,复改名为邹平县,属齐郡。开皇三年废东平原郡,以平原县属齐州。十八年,移治邹平故城,因改名曰邹平。”

2、北魏时的“平齐民”与“平齐户”

北魏献文帝皇兴二、三年(468—469年)间,魏军攻陷青、齐二州,于是三齐之地全部归入魏的版图。北魏统治者对于被征服者采取了一贯的作法,徒其旧民以充实京师地区。《北史》卷二《魏显祖献文帝纪》云:“(皇兴)三年,……五月,徙青、齐人于京师。”即将敢于抵抗的青州、齐州的“民望”也即士族地主迁徙到京都平城及其附近地区。这些人被称为“平齐民”和“平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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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具体迁徙情况,《资治通鉴》卷一三二《宋明帝泰始五年(按即北魏皇兴三年)》有相关记载:“五月,魏徙青、齐民于平城,置升城、历城民望于平齐郡以居之。自余悉为奴婢,分赐百官。”平齐郡下设怀宁、归安二县以统民。《魏书》卷四三《刘休宾传》云:“及立平齐郡,乃以梁邹民为怀宁县,休宾为县令。”平齐郡基本上是一个侨置在平城附近的袖珍型的齐州,是北魏统治者用来安置从齐州徙来的士族地主的。

“平齐户”之名只见于原青州的徙民中。他们应是青州士族,也不归平齐郡管辖。《魏书》卷九一《艺术·蒋少游传》云:“乐安博昌人也。慕容白曜之平东阳,见俘,入于平城,充平齐户。后配云中为兵。”蒋少游是在青州被俘而北徙平城的,他被徙的终点也是“入于平城”,而不是距平城二百余里的平齐郡,与平齐郡完全没有关系。

平齐民与平齐户不能互称,他们之间也不难区分。平齐民既然属于郡县管辖,理应是封建国家的编户齐民。他们享有很大程度的人身自由,经济上也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北魏统治者迢迢千里把他们从三齐迁到代北,目的就是要使他们与本土脱离,切断他们与那里的各种联系,以便北魏在那里建立新的统治秩序。在这种情形下,他们虽然在短期内不能再回到三齐去,但还是享有充分的人身自由的,可以离开平齐郡。

平齐户的身份地位,比平齐民要来得低,与兵户、杂户、伎作户及僧祗户差不多。平齐户也分配有土地,但要向国家交纳极其沉重的实物租税。平齐民由于受到自己的地方政府管辖,其地位能够得到保障,因而存在得比较久。《隋书》卷三○《地理志》马邑郡条云:“云内,后魏立平齐郡,寻废。”那么平齐郡何时废除的呢?《魏书·房法寿传附族子景先传》载:“太和中,例得还乡。”平齐郡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废除的。因为平齐民例得还乡,平齐郡的存在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而平齐户的运气则坏得多。他们从青州徒到平城,似乎只是为了等待别人分割,并无一个有力的机构维持他们。一部分平齐户被僧曹分割去作“僧祗户”;另一部分平齐户如蒋少游、高聪等人则被徒作兵户。蒋后来又“留寄平城”做伎作户,“名犹在镇”。这个分割过程似乎进行得很快,因为“平齐户”的称谓不久就消失了。他们虽然摘下了不光彩的平齐帽子,但却长期沦入“户”的等级,并要等到魏末齐初乃至北周灭齐以后,方才有获得解放的可能。

究其所以,应该说是北魏统治者对于被征服者分而治之政策的体现。淮北四州之中,徐、兖二州自动归顺,所以二州士民得留居于原地,依然故我。齐州士族地主以历城、梁邹二城为据点,抗拒魏军经年,虽然最后还是投降了,这在魏统治者看来,态度并不算好,所以待遇也不如徐、兖二州士族,要迁徙他们到代北,以示一定程度的惩罚,但还给他们保留了“民”的地位与仕进的资格。

青州士族据东阳城拒战达三年之久,城破后才做了俘虏,所以魏统治者不但要迁徒他们到遥远的代北,还要把他们降到“户”的等级,并把他们打散分割,以示严厉惩罚。

另外,南朝宋还在高青、博兴之间侨置阳信县(阳信人南迁至此置县),属侨乐郡,郡治在长乐城,隶青州。

3、元朝滨州移民

滨州地处鲁北,金元之际,饱受战火蹂躏的河北百姓大批南下移入此地。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金奎经研究后认为:“金元之际,因为战乱、水患等原因,大批冀州(冀州属真定府,冀州下辖枣强、武邑、南宫、新河四县)及附近地区百姓向东迁徙到了山东境内。”

《刘敏中集·宋氏先茔之记》载:“宋氏名珍,善余族弟宥……先祖父亡其讳,金末佩金虎符,官万户,领漕卒船五十纲,后迁河南,兵乱不知所终。时先父独与先叔祖留燕,会圣朝亲王领兵下,叔祖归之。王喜,赐之银符,署千夫长。系花帽贼于燕之水谷,以战死。王以银符授先父,嗣其职。花帽平,从収青州。王分邑在淄,以父忠勤有劳绩,乃委以分邑之政,官于淄。尝经济南,爱其山川风土,有卜居之志。既老,占籍梁邹,居未定而殁。”

宋氏先祖为官占籍梁邹,而胡氏先祖则因兵乱徙居东皋。《刘敏中集·东皋胡氏新茔之记》载:“胡氏之先,本冀之枣强人。遇宋、金乱,徙东皋,至祖考凡五世。自曾祖考而上,谱逸不可具详,第知世以教读为业,盖儒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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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之际,滨州居民大批南下。蒙古灭金以后,又将河南北部已在掌握下的遗民大规模徙往山东滨州、河北。刘敏中《中庵集》卷一○《王氏新茔碣》载:“王氏始居河南永州,为大姓。壬辰,天兵下河南,玮兄弟三人奉孟氏逾河而北,彷徉济、岱之间,因止东皋(邹平)而占籍焉。”实际上,类似“实北边”“逾河而北”的移徙十分普遍。这样来看,此时移民滨州的河南百姓数量应该不少。

除了政府行为,因做官、入赘等其它原因自发移入滨州地区的也有记载。据邹平长山大由村《王氏族谱》载,其始祖王宣原为扬州兴化县人,因为高苑都监遂居长山。《刘敏中集·梁邹黄氏先茔之记》载:“黄氏之先,世为泰安人,髙、曾而上,谱系不可考。祖讳寳,以丹青自业,娶左氏,遇金季兵乱,俱失所在。考讳定,夙颕悟,善书,而大书尤胜,诸为扁署者,多从求之。后因避兵济南水栅,壻邹平胡氏,遂迁邹平,为贾贩以居,且占籍焉。”

另外,元朝时回族开始移入定居阳信。十二世纪初叶,成吉思汗西征时,被迫东迁的中亚细亚人(其中多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当时有不战而降者,但大量是战俘和被劫掠的艺人、工匠),除一部分作为奴隶使用外,大都被编为“探马赤军”,参加了忽必烈统一中国的战争。

元帝国建立后,蒙古贵族规定“探马赤军”“上马则备战,下马则屯聚牧养”。至元十年(1273年)元世祖下令:“河洛、山东居天下腹心,则以蒙古探马赤军列大府以屯之。”从此以后,就有一部分军士过着兵农合一的生活,并在“社”的编制下,逐渐由“兵农”转为农民。现在滨州境内有许多回族聚居的村镇,仍保持着编民屯垦的称呼。如无棣县的五营;阳信县的六营,大、小营。

明朝:史无前例的跨省大迁徙

明朝大移民时间长,规模大,影响深,史无前例,也是滨州移民的一次高峰,移民来源地主要为山西洪洞和河北枣强两地。河北枣强移民滨州的史实可参看张基地先生《枣强移民滨州简述》一文,此处仅就山西洪洞移民滨州作些说明。

问我始祖来何处,晋南洪洞大槐树。

槐树荫泽极广厚,北平山左及河南。(阎永仁《题洪洞大槐树诗》)

明朝在洪洞县大槐树处“设局驻员”,作为移民的“点行处”,亦曰“启行处”,是历史事实,正史有载,野乘有记,谱牒有述,民间有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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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明初,中原和长江流域经历了四次较大规模的战争,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第一次是刘福通率领十余万农民军与元军浴血奋战十三年,惨遭镇压。元军在镇压过程中手段残忍,百姓“十亡七八”,使中原呈现“春燕回来无栖处,赤地千里无人烟”的凄惨景象。

第二次是元统治集团的内讧征战。主要集中在北方的河北、山西、陕西等地,数年之间,凡战数百起。

第三次是朱元璋起兵两准,南征北战,推翻元统治,连年征战,“山东、北平数千里沃壤之土,自兵乱以来,尽化为荒芜之地,土著之民流离军伍,地广民稀,开辟无方”。

第四次便是“靖难之役”,为争夺皇位燕王朱棣向南京政权发动战争,持续四年之久,杀掠无数,京、鲁、豫、皖为甚,“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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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难之役示意图)

元末明初,旱涝蝗疫之灾也超过任何一个朝代,自元末至明末,发生各种自然灾害达1000多次,平均每年3次以上,其中最严重的是水灾,几乎每年都有大洪水泛滥。据《元史》记载,仅元末40余年旱涝灾害山东18次。因枣强县地势较高,遂成为明初移民集聚或四散的地区。元末明初的蝗灾也相当严重,山东、河南一些地区一度出现了“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另外危害极大的瘟疫也多流行。蝗灾瘟疫加之战祸,老百姓非死既逃,使得滨州一代田地荒芜,人烟稀少,不少富庶地区也变得荆棘遍地,满目疮痍。

洪武元年(1368年),“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朱元璋言“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督府左断事高巍上表:“臣观河南、山东、北平数千里沃壤之土,自兵焚以来,尽化为蓁莽之墟,土著之民,流离军伍,不存什一。”太祖吸取元亡的教训,采取宽恤民力、安抚流亡的政策,局势渐趋稳定,根据山西“民众而地狭故多贫”的现象,决定移民屯田,“人力不至,久至荒芜”的滨州成了移民迁入之地。此为第一次移民。

建文帝继位后,为巩固集权,采取了削藩措施,其叔父燕王朱棣以入京诛奸为名进取南京,是为“靖难之役”。朱棣所经之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抢掠屠杀甚惨。百姓自发组织“十八庄联庄会”抗燕。朱棣既胜,尽杀忠于建文帝的军队和百姓,使山东、河南、河北庶民非死即逃,俗传为“燕王扫北”。兵洗过后,人烟罕有,怵目惊心。于是,又有了永乐移民之举。

“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迁来”,言有所本,其时洪洞县局势安定,人口大增,土地狭窄,自属移民之地。又因由此东去之移民,先从洪洞县沿赴北京大路至河北枣强再另行分拔,从此北去者实北平和散居河北各州县;南去者入籍山东。所以滨州许多氏谱又云自枣强来,实非皆枣强籍人,当有入籍枣强又辗转另地者。

滨州地处交通要道,战略位置重要,是兵家必争之地。自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年初至明洪武元年(1368年)年底的12年间,滨州一带兵祸频仍。据《山东省滨州市地名志》记载:杨柳雪镇的八角孙、战场店、顺河店、永和店、于湾等村,滨北办事处的柳树孙村,秦皇台乡的段李、干西李等村,彭李办事处的王家村,市中办事处的纸坊村,里则街道办事处(现属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宿家、红庙等村和杜店街道办事处(现属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邓家店、放粮张等地,都曾是交战之处。

滨州的战乱,无数人死于非命,众多村变为荒野。《山东省滨州市地名志》记载,杨柳雪镇的八角孙村,曾名马踏村,就因为朱元璋与元军在村北交战,常遇春、胡大海的军马曾在此厮杀。秦皇台乡洛王村西南,有一个明前村名骆驼王,战乱时村民被杀绝。滨北办事处的丁家、狮子李,杜店办事处的胡井,里则办事处的彭家等村,在明初立村时,村近处有水井、庙宇等前人居住的遗迹。里则办事处宿家村处,原有一个明前村名猪毛绳张家,元末战乱时村民被杀绝,后来宿氏迁此,遂称宿家。战乱时,杨柳雪镇的于家湾村于氏逃躲于村前苇塘中得以幸存;彭李办事处王家村幸存王姓2人;市中办事处的纸坊村明前名许家井,幸存1户;市西办事处的鳌头周、彭李办事处的彭家、滨北办事处的梅家、梁才办事处的西刘家村、里则办事处的兰家等许多村,当时大部村民被杀。滨州饱受战争摧残,良田化为榛莽之野,正是移民迁往之处。

据1988年《山东省滨州市地名志》统计,滨州共有848个自然村,其中明朝前160个,占18.9%;明朝立村613个,占72.3%;明朝以后立村的75个,占8.8%。在明朝村中,基本是洪武、永乐年间立村,即便明前村,绝大多数村都有明朝移民补充。对黄河以北769个自然村的渊源考证,洪武元年、二年立村的400个,迁入滨州定居者,共6省,30多个州县,属省外移民迁来立村者351个,主要是山西籍人和河北籍人。

山西洪洞、河北枣强而外,滨州居民又有部分是从浙江、福建、河南、江苏、安徽一带迁来者,他们多数是随明军征战而落户的。同时,滨州也有部分居民随军队的调动而迁移到北京等地。蒲台县居民绝大多数是明朝移民。民国《蒲台县乡土志》统计的全县26个大姓,只有一个是元朝土著民,其他均为明朝初年移民。明朝初年的移民政策,基本是成功的,特别是在开垦荒地、恢复经济方面成效明显。

惠民县移民的重要来源有二:一个是枣强,一个是“德州卫千户”。明宣德元年(1426年),出现了惠民县历史上最大规模、最集中的移民事件。宣宗皇帝平定汉王朱高煦以后,将乐安府改名武定府,并置武定卫御所,留下“德州卫千户所实之”,集中的移民其实就是德州卫一支千户军队的调防。《惠民县志》记载,游击刘能任武定卫千户御所指挥,从枣强迁来,在惠民城西立刘安庄村。宣德元年的武定移民性质上是德州卫前所调防武定卫御所。这个时期所形成的村落是军屯性质的。

山西洪洞向阳信县的移民史实很少见诸正史,仅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济南府部中可见,云:“(洪武)十三年,阳信红军为祟,十村九墟,迁直隶及青州、登州、莱州三府民以实其邑。”

为了恢复移民安置地的经济,促进人口的增长,明政府还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据《阳信县志·祥异志》记载,明洪武元年(1368年)至二十八年(1395年)间,先后六次免税、免租、免秋粮、发粟;永乐元年(1403年)又“命宝源局铸农器给山东被兵之民”。这些措施,有效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使人口数量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持续增长。30年后,阳信人口增长在天顺年间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速度。天顺元年(1457)至成化元年(1465)的九年间,“增里三十有六,增户四千一百,增丁一万三千二百”;此后阳信全县人丁数,更是一度达到了“四万八千三十四丁”。

20世纪80年代滨州市《滨州市地名志》编委会曾对沾化县古城、下河、冯家三乡镇21%的自然村,以及阳信县温店、银高、水落坡三乡镇30%的自然村进行过抽样调查,结果显示192个自然村中有155个是明永乐年间由来自山西洪洞县和河北武邑、枣强县的移民建立的,也就是说“大槐树”移民建立的村子占到了当地村庄总数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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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虽然滨城居民对此耳熟能详。实际上,在移民中属洪洞县的仅是一部分,因为一个县的人口总是有限的。当时,山西平阳府辖六州二十九个县(包括洪洞县),都有民众外移。因移民“设局驻员”于洪洞县广胜寺大槐树下,所以人们对此记忆较深。背乡离井之民不忍离开故土,走了好远还频频回首,也只能望到大槐树上的老鸹窝了。因此,在人们的记忆和传说中,大槐树和老鸹窝就成了惜别家乡的标志。

然而,明初移民史实广泛见诸滨州的乡土资料,却不见于正史。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有专家分析说:“原因在于移民途径的间接性……枣强移民转迁黄河三角洲的分两种情况:一是政府由山西向东发派的移民经枣强中转分拨。另一种是由政府派往枣强的移民,因‘迁谪人民,田地硗瘠,岁常薄收,所征粮草,输纳尚艰’而外迁,迫于移民不得返归故里的禁律,只好‘逃移他乡寄住’。由于移民转迁属自发行为,不似政府移民那样声势浩大,因而不被官方注意,修史时也无人提及。因此便产生了‘但不见诸史,惟详于谱牒’的现象。”

清朝至今:北上南下

滨州百姓自清朝开始“闯关东”至于今日,史不绝书,是滨州移民的又一大高峰。期间虽有韩复榘移民沾化的举措,以及抗战胜利后滨州地区南下干部扎根福建永安地区、浙江丽水和川东地区等间接移民行为,但人数少,规模小,都不能与“闯关东”同日而语。

(一)清朝至今“闯关东”的移民大潮

1. 清朝滨州人“闯关东”

“闯关东”被世人视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关东指以今天的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为主的东北地区,因地处在山海关以东而得名。清前期设禁,前往关东要“闯”,因为那是越轨犯禁的行为。咸丰十年(1860年)解禁后,前往关东谋生虽已合法,但“闯关东”一语仍被沿用至今。

滨州移民东北三省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明初,有大批山西、河北等省人在这一时期迁到了曾饱受战火之苦滨州一带。但进入清代以后,一向守土安命的滨州人为“稻粱谋”而掀起了空前的“闯关东”移民大潮。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定都北京后,百万满族人随军入关者就达90万之多,致使关外“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一派荒凉景象。关东是满清的“龙兴之地”,为强根固本,顺治帝颁布辽东召垦令,命地方官“招徕流民”,给予不少优惠政策,于是“燕鲁穷氓闻风踵至”。滨州等地穷苦农民,肩挑扁担,手提篮,或渡渤海,或越燕山,成群结队,携妻抱子到关东觅食。但仅仅过了15年,出于保护满族固有文化的考虑,清廷宣布关闭山海关的大门,封禁关东地区。此后,仍不断有众多流民偷偷违禁“闯”入关东。咸丰十年(1860年),咸丰帝正式宣布关东地区全面向流民开放,滨州流民大量出关,闯关东从此由“涓涓细流”演变为“滚滚洪流”。

民以食为天,滨州百姓闯关东的原因大致有原籍人多地少、天灾、人祸和老乡指点四个方面:

一是人口压力。康乾盛世,滨州农村人口大幅增加,“地少人稠”,“生齿甚繁”,“人满之患”日渐严重。清朝山东人均土地数从1724年的43.5亩,下降到1830年的3.2亩。民国年间山东耕人均耕地不到3亩。特别要指出的是,大部分土地都被地主占有,造成广大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安土重迁的贫苦农民不得不背乡离井,远赴东北觅食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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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黄河改道北流)

二是天灾。咸丰五年(1855年),由于发大水,黄河在河南境内的铜瓦厢断堤改道,滔滔黄水夺路北流,位于黄河三角洲地区的滨州灾害频仍。以光绪朝为例。光绪年间,山东被黄灾的51个州县中,黄河三角洲地区就有齐东、惠民、青城、滨州、蒲台、利津、沾化、乐安、阳信、海丰、邹平、长山、高苑、博兴14州县被灾。其中,滨城区、惠民县被灾21起,博兴县决口4起,沾化县被灾14起。1898年夏,河决历城杨史道口,“其民有淹毙者,有疫毙者,有饿死者,有陷入淤泥而毙者。……此等苦状,以齐东、高苑、博兴为多。”黄河水灾不仅夺去千百万人的生命,而且吞没了农田民舍等生产生活资料,使老百姓不能恢复再生产,“膏腴之地,均被沙压,村庄庐舍,荡然无存”(安徽省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关于捻军的几个问题》,安徽人民出版社),于是一无所有的灾民只好闯关东。黄河水患之外,还有其它天灾逼迫滨州百姓寻求出路,据载,“康熙四十三年春,武定、滨州、商河、阳信、利津、沾化饥;兖州、登州大饥,民死大半,至食屋草”。

三是人祸。捻军、太平军与清军在山东多次交战,战火烧得山东“大半糜烂”。近代山东兵灾匪患连年不断,“益如火上加油”,如军阀张宗昌“祸鲁”时期,“山东军队号称二十万人,连年战争,除饷糈多半出自农民外,到处之骚扰、拉夫、拉车,更为人民所难堪。至于作战区域(津浦线)十室九空。其苟全性命者,亦无法生活,纷纷抛弃田地家宅,而赴东三省求生。”(集成:《各地农民状况调查——山东省》)天灾人祸并行,形成滨州农民“闯关东”的浪潮。

四是老乡指点。出于对老乡的信任,闯关东的提议、所去地点大多来自关东滨州老乡的指点。滨州广大破产农民从老移民那里取得了各种信息而去投亲靠友、落脚扎根的例子,从调查资料中,可以得到充分验证。滨州市蒲城乡李振杰口述:“我出生于东北新京。我父亲早在1926年就借高利贷去了东北。那时我大爷在东北给人扛活,大娘在老家。我父亲就是奔着我大爷去的。我父亲去先到济南,坐火车经山海关到新京,在一家面粉厂做工。我母亲也是山东人,在新京经人介绍与我父亲结了婚。从此我村大多数闯关东的都是奔着我父亲去的。”博兴县于树林口述:“我今年74岁,闯关东时26岁。当时家有父、母、妻子。从张店坐火车,经济南、天津到奉天。原来在家是木匠,在那儿找了木工干。我没上过学。与我同去的是我姨表兄,奔着在东北的姑表兄弟去的。他比我早去一年多,我就是在老家跟他学木匠的。”邹平县孙志国口述:“1945年父亲为了躲避日伪军抓兵,便带着我母亲、姐姐和我逃荒到青岛,而后坐船到大连,再到辽宁的瓦房店落户。留在家里的祖父、祖母由叔叔照顾。我们去是投奔1939年去东北的本村一位干小炉匠的乡亲。”

滨州人闯关东凡有三次高潮:一在清朝,一在民国,一在抗战时期。

其实早在清朝之前,已经有滨州人开始吹响了闯关东的号角。武定府海丰县五道庙(今无棣县车王镇五道庙村)宋氏明洪武年由山西省洪洞县移居山东,后迁居建成县老虎沟,明嘉靖二年(1523年),始迁祖宋有避难至关东并定居于吉林长春德惠市布海乡李家城子。据明清史料记载,嘉靖三年(1524年),明政府宣布对辽东地区的荒地“招住种,以补屯粮”,武定州惠民县刘家庄刘氏祖先最初是哥俩携家带眷来到了努鲁儿虎山脚下的七盘沟,以补充边塞,开荒屯田。他们生活了三代左右,由于人口不断增多,只好分家,一支人便搬迁至大五马沟。刘家最早有名字记载的是刘明德,刘明德上五代,便一直生活在大五马沟。后来时值日本侵华,日本人将刘氏人口强制迁徙至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四家子镇五马沟村协福屯。

有清一代,滨州人从黄河之尾闯关东的个例,史不绝书:

1963年重修的《惠民李氏支谱》载:“五世:德麟:例授文林郎,廪贡生,候选知县。仁麟:例授文林郎,廪贡生,候选知县。此两支住内蒙克什克腾旗古洞营子。”这是内蒙赤峰李氏为惠民李之芳后代的明确记载。综合史料可知,在大约康熙三十年(1691年)左右,李之蓊的儿子德麟、仁麟、瑞麟、招麟、振麟全家迁往武定府城东南的杜家庄。德麟、仁麟又闯关东去了热河,后定居内蒙克什克腾旗。

辽宁沈阳两部《杨氏家谱》为杨门后人杨庭芳于嘉庆十七年所创立,嘉庆二十四年重修。谱载杨氏祖籍武定府阳信县西营,其始祖世贵为谋生到关东,本人先到,后取家小,初落沈阳小西关,后人逐渐扩散各地,族人多有行医、经商者。该谱书根据《家谱本源》推算,杨氏始祖来东北的时间,约在康熙年间。

2010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赵存范主编《赵氏宗谱》载,武定府阳信县为其先祖故地,洋湖乡八里泊为祖籍地。据《赤峰八千年大事记》《赤峰蒙古史》载,清雍正二年(1735年),山东、河北等地蝗旱大饥,理藩院奉诏允许灾民入蒙,并“免其田赋”,史称“借地养民”。赵氏当迁于此际。

《嘉庆八年管理民人出入山海关史料选》载:“一户李段长,系山东武定府滨州民,右门家庄住。因为原籍被受蝗蝻,不能度日,出关前往盛京属义州城投亲谋食。李段长,四十岁;妻王氏,年三十五岁;长子赶年,年十二岁;大女,年八岁;次女,年三岁。男女共五名口。”

民国时候李彦臣编纂李姓祖谱载,李彦臣的曾祖李泮由武定府蒲台县小李家庄(今博兴纯化镇李家庄)迁徙于热河朝阳县大霸粒叩叭营子屯,李彦臣的曾祖李泮嗣后高祖应麒率其子李明李悦均移居于朝阳县,清嘉庆年间曾祖李泮携其子李广才、李广有等迁于吉林省德惠县茶条林子屯从始置坐落于二青嘴屯。

武定府海丰县十方甸李景文于清道光初年,因荒年携子移家关外求生。适值达尔罕王旗放荒,在怀德县城(今怀德镇)南房框子屯(今双榆树平房店村)购荒开垦耕地。

咸丰十年(1860年),武定府海丰县温家庄温姓迁到康平县二牛温家窝堡开荒占草,建起窝堡,该地以其姓氏命名为温家窝堡。

清光绪年间1879年卢姓先辈哥仨个挑担从武定府海丰县卢家庄来到二牛卢家窝堡开荒占草,搭建窝堡,故名卢家窝堡,该屯现在还以卢姓居多。

清光绪六年,有魏姓从山东省滨州府魏家庄迁来,在二牛魏家窝堡开荒占草,搭建窝堡,故而得名。

武定府沾化县铁打刁家庄(今滨州市沾化县下河乡刁家村),清朝末年迁居黑龙江省,先人老祖太奶在丈夫刁起过世后,挑着担子,带领三个儿子,开始北上逃荒,闯关东,寻找生计。先落户辽宁省辽西地区,后继续北上,迁至巴彦县大荒沟(今黑龙江省巴彦县红光乡荣光村)定居,最后定居绥化市宝山镇新胜村,直至现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刁氏族谱》)。

武定府沾化县下洼镇孟家村孟虎威,性烈,武勇绝伦,人称“怪侠”,在淄川保刘得配,占黄山,后遁入家中隐居,因械斗伤18条人命或曰12条人命。仇家不肯罢休,乃离家出走。在吉林珲春圈儿河落户。

清朝“闯关东”的滨州人主要是开垦荒地,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变榛莽为良田,初步形成了松嫩平原、三江平原、松花江中游、牡丹江流域等农作物产区,为后来黑龙江的农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也有少数移民从事商业经营,清末时期在吉林扶余聚集了多家鲁商,经营着不同的买卖,其中经营蔬菜买卖的大部分是青州府博兴县人。

2.民国时期滨州人“闯关东”

民国时期,滨州区域天灾频繁,兵连祸结,兵匪、旱灾、蝗灾、水患常常轮番发作,酿成极严重的饥荒。军阀张宗昌盘踞山东时,任意加捐派款。天灾人祸,导致了1926年至1930年的第一个移民高峰。据历史记载,1921、1924、1925、1937年黄河决口,滨州地区许多县遭灾,受灾百姓携儿带女,肩挑步行,逃往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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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关东情景图)

民国时期,滨州移民东北三省以及回返、留住人数究竟有多少,历史均无确切记载,只能根据现有资料推断。陈彩章先生在《中国历史人口变迁之研究》一书中推算1927年山东移民东北三省人数约为84万。他还在山东惠民地区调查回返率,民国年间去东北的19575人中,回返者11043人,回返率为56.4%,这同推算的回返率56.9%几乎完全吻合。据此推算,民国年间惠民地区扎根关东的人数约为8534人。

奉系首领张作霖统治东三省时,处心积虑的日本也一直酝酿向东北实施移民计划。他们的算盘是:通过大量的移民,使大和民族成为东北的主体民族,从而从根本上同化满洲,实现统治。张作霖为了对抗日本的移民计划,采纳了奉天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王永江的建议,有组织、有目的地从山东、河北甚至河南、安徽等地以每年三百万人口的速度向东北大量移民,这个数量,远远超过那些俄罗斯、日本和朝鲜等地的国外移民。

但这样的情势并没有延续多久。很快,“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日本开始向东北大量移入日本人和朝鲜人,严加限制关内民众入关;关内民众也不愿去东北做亡国奴。即使已经移民的商民,也相继扶老携幼转回故乡,“凡由大连进口之轮船,无一艘不告人满”,出现移民回流潮。

3.抗战时期滨州人“闯关东”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滨州难民再次大批涌向相对稳定的东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增加后方劳动力,鼓励滨州移民迁入东北,“闯关东”再次掀起高潮。据对惠民县1948名迁移者调查,被骗去当劳工的就达1712人,占88%。惠民县的调查,卖华工的时间在1940年左右,因正值大旱,该县皂户李公社农民外流时间多在1939-1941年,原因则多是“卖华工”;博兴县陈户公社的例子,说明1937-1949年该村外流东北的人最多,跟天灾恶化农村经济,逼迫农民卖华工的恶性循环恐怕也脱不了关系。

日军骗滨州百姓去东北当劳工的事例不胜枚举。

滨州市北镇办事处耿家村,解放前,下关东的27人,“卖华工”的(日本人买去到东北或日本干苦工)8人。

《抗战老兵徐家瑞:14岁少年瞒着家人参军打鬼子》一文载:“徐家瑞,博兴县人……他的大哥被迫到东北做华工,深受折磨,逃回家后不久就去世了。”

1939年1月,博兴县乔庄镇河徐村被骗去7人,分别是徐松亭、张金堂、徐乐亭、徐兰亭、徐大奎、贾太平、张寿昌。

1939年冬,日寇强征惠民县城东北方圆十多里的良田建飞机场,并征用大量民工。日本人还在惠民建新城、筑碉堡、抢占千亩良田,扒掉商店民房数百间,迫使无数人倾家荡产,流离失所。有的卖儿卖女,有的逃难乞食,有的去东三省当“华工”。

1940年,日本在小营招华工。有的去了日本,有的去了东北。

郝家村位于阳信县西沿,1942年,日寇指使驻洋湖口的陈观智部于5月19日闯进了郝家村,抓丁拉伕,扒屋拆墙,在此修炮楼、安据点。对群众严刑吊打,吓得群众弃家奔逃。上关外“卖华工”者高达30余人。郝炳文作了两年华工,累了一身病,回来病倒未起炕就死了,年仅23岁。张华斋作华工回来成了终身残废。

《博兴华工血泪记》一文载:“张金堂,1919年6月出生,是现村民张文彬、张文菊的父亲,也是同年招华工被骗去东北干苦力的。张金堂是笔者年少时,亲自听他讲述当华工经过的历史见证人。”

博兴县郭宏华口述:“我今年四十二岁。1937年,日本鬼子招工,我父亲单身去东北。家中还撇下我母亲、两个姐姐,后来瘟疫流行,大姐病死,1939年父亲从东北回来。1940年家乡又逢大旱,父亲带母亲和我二姐又去东北吉林省北部的一个县,在那儿和山东的同乡合伙种地……当时同我家住在一起的只有七户人家,叫‘山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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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台县通滨村孙德元的劳工证)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除去骗华工外,还在滨州地区强掳劳工。抗战八年,日本侵略者强掳劳工3707人,大都押往东北。其主要来源为普通百姓、抗日士兵和特务队等。

阳信县“五团”原为“抗日自卫团”,后来接受了国民党鲁北行署行辕主任何思源的指令,遂改编为“鲁北行署保安独立第五团”(简称五团),多次伏击日军,引起日军的疯狂报复,激战被俘后押往东北的500名劳工最后惨死在的北票的“万人坑”。五团战士宋玉璞曾撰写《回忆难忘的岁月》一文回忆此事。“我们这拨几十人被押送到大理子沟铁矿(现在吉林省通化市内),也有部分人被拉到日本国去当劳工。”无棣县棣丰街道西袁村王树森、王树林兄弟俩人当兵,是无棣六旅五团刘学孟的部下,被日寇俘虏后被押送东北当“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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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信劳工宋玉璞)

被发配到东北当劳工的还有甘心为日本人效力的特务队。进入解放战争时期,直至1949年迁移数量一直呈下降趋势。

4.小结

滨州地区“闯关东”的百姓多为少年和青年男性。邹平县孙镇公社迁往东北的114人中,最小的12岁,最大的38岁,而绝大部分都是18、19、20岁的青年。惠民迁移东北的青年占87%,他们主要是1937年至1941年去做劳工的。

滨州百姓“闯关东”的路线有西路和东路两种,以东路为主。第一条是西路,由京奉铁路入关,然后沿京奉、南满、打通、四洮等路分散。此外,还有许多贫苦农民拖儿带女,肩挑步行,从柳条边的威远堡门、法库门、辽东边墙的各边口及喜峰口、古北口等处进入东北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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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关东路线示意图)

第二条是东路,移民大都是坐车或步行到烟台、威海卫、青岛、石臼,然后坐火轮船到大连登陆,由南海转赴长春、滨海等地。或是在沿海的小渡口,如黄县的龙口、蓬莱的兰家口、刘家旺、蓬莱城等渡口,坐帆船到对岸营口、丹东登陆。由于路程近、交通便利,路费比较便宜,船费只要几元钱,迁移者只要变卖点家产,或亲朋相助,即可解决。

《季节性移民:华北民众闯关东的例子》载:“1912年至1949年,山东惠民县(鲁西北,靠近直隶)闯关东移民,估计有1137户1948人,其中农民1931人,小商贩7人,其他十人。‘他们去东北从西路坐火车进山海关者占多数,从东北路坐船到牡丹江者占少数。有相当多的是统一组织的,从济南乘火车到密山’,到黑龙江的人占全数61/100,去吉林的占18/100,去辽宁占21/100左右。邹平县(鲁西北)同期也有1904户1944人闯东北,路线有:‘一是到周村(按:在邹平东南方接胶济铁路)车站,坐火车到青岛,然后坐船到大连。二是步行过黄河(按:位在邹平西北方)到天津,然后做火车入山海关’,或‘多是乘火车由济南到天津,再由天津坐船去东北,或从青岛、烟台乘船直接到大连。有一小部分是沿路乞讨或做小买卖,或耍手艺去的。’”

滨州百姓“闯关东”的职业差异较大,这和迁移年代的不同,以及迁入、迁出地域的差别有关。1917年以前,移民多为春往冬归,大部分是从事采矿业、制造业、森林业或造船业。1917年之后,移民渐向农业发展,到1928年,据满铁、中东路及其他公共团体调查,85%移民志在农业,为工者10%。在辽宁省的移民60%被人雇用垦地,30%自领官地垦荒,其余10%因为无力领荒,便被人雇为工人。自“九一八”事变之后,移民的产业结构也逐步由农业为主,向工矿、商业方面转化,特别是在1937年以后,这种变化趋势更为明显。就移出地而论,滨州一带多迁到黑龙江、吉林从事工矿、森林采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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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关东》影视剧)

改革开放之前,滨州百姓“闯关东”具有“春往冬归”的季节性移民特点,进入东北比率最高的月份为三至五月,离开东北比率最高的月份则为十一月至一月。改革开放后,随着滨州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出现了移民回返现象。许多滨州人又“寻根”返乡,或乐业,或安居。无棣县车镇乡后刘东村村民刘炳歧就是其中一位。他投资700万元成立了天磊油墨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大豆环保油墨,产品销往北京、天津等大城市。有关人士分析认为,20多年前,持续了300多年的滨州人“闯关东”现象宣告结束,取而代之的是“返乡潮”的兴起。他们是真正来闯滨州的!

移民回返的主要原因很多:一是有些移民到东北三省之后,生活上并没有得到改善,甚至有些陷入更悲惨的命运,这部分移民不得不考虑返回家园;二是不服当地水土;三是迁出地灾荒与战乱已经过去;四是迁出地政治上、经济上的重大变化,如抗战胜利和改革开放后,迁往东北的滨州百姓返回的人数较多;五是落叶归根的传统乡土观念根深蒂固。

闯关东,是一次移民壮举,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滨州人勇“闯关东”的精神是一笔感天动地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精神财富,为滨州人民和东北人民所珍视。

(二)民国时期韩复榘移民黄河口

在黄河入海口地区,黄河曾多次决溢改道,留下大片沃土,四方移民不断涌来垦荒种地,安家落户。

据有关史料记载,韩复榘于1930年9月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此间前后,山东天灾频仍,匪乱四起,人民流离失所。从1931年到1935年,鲁西一带因黄河漫流造成大量灾民。面对山东省内无数灾民,韩复榘采取了一系列移民措施。一是就近安置;二是向西部、北部边区移民;三是大量向黄河下游新淤地迁送灾民垦荒。

1930年,韩复榘命其治下的20师59旅赵心德部开到利津县(包括今垦利县),执行剿除当地土匪“四大团”的任务,因这些土匪长期在利津洼活动,地形熟悉,且多系亡命之徒,部队剿匪工作短期不能结束,因此该部官兵便驻扎下来,一面剿匪,维护地方治安,一面自己进行屯垦种地生产自给。临撤走时还留下一批“功劳兵”继续屯垦,于是在屯垦集中地带逐渐形成若干移民新村。

为了加强对垦殖的管理,解决民垦与军垦经常发生的纠纷,1931年,韩复榘在利津、广饶分别设立了滨(滨县)蒲(蒲台)利(利津)沾(沾化)棣(无棣)五县垦丈局和广饶垦丈局,统一管理土地的丈放、劝种,征收地价和垦丈费等事宜。同时,为办理官荒和马场熟田的屯垦事宜,韩复榘还在利津县设立了屯垦局,统一管理官荒淤地的垦殖。屯垦分民垦和军垦两种,其中承垦土地最多的是部队中年长的功劳兵。

1935年7月,“河决鄄城县董庄,大水平漫菏泽、郓城、嘉祥、巨野、济宁、金乡、鱼台”等10余县,造成数十万灾民无家可归。韩复榘遂从上述地区迁移灾民4200余人到利津北洼(今垦利县东部)垦荒自救,每200人编为一个大组,在这一带先后建立了29个村庄。

1935年9月,韩复榘还将一批行将退伍的功劳兵发派到沾化、利津东部的黄河新淤地上屯种。据1935年9月《山东省政府第三届第五周年工作报告》记载,当时的分地标准为:“士兵每人40亩,军官按级别自低到高逐级递增,即排长每人100亩,连长150亩,营长200亩,团长300亩,旅长500亩。”1935年约有1000余名功劳兵被成建制地发派到沾化东部的“海底”(时人称沾化东部黄河新淤地为“海底”),这些人带着政府发放的少量工具,搭起“地屋子”,垦荒种地,娶妻生子,地多的也雇佣短工或长工,这些地方便叫“功劳兵屋子”。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涵盖了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安徽、江苏等13个省份,如著名的马营诸村就是这样形成的。

韩复榘在其执政期间以政府行为几次移民的同时,逃避天灾的鲁南、鲁西、鲁北、鲁中的移民自发地流入垦区,构成了现在黄河三角洲地区东部村民祖籍复杂多样、移民杂居共处的现状,同时也形成了由各种乡土文化融会一体的多元性移民文化。

(三)解放战争时期的南下“移民”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号令下,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于1949年2月正式组建。支队长周贯五,政委刘格平。渤海区四个地委抽调干部组建四个大队,共计4526人。其中,从渤海老区滨州市辖区六县一区走出的有两个南下干部大队,一个是渤海三支队第三大队,由渤海三地委所辖的博兴、齐东、邹平、长山等县的南下干部组成;一个是渤海三支队第四大队,由渤海四地委所辖的无棣、阳信、惠民、沾化、滨县、蒲台、垦利、利津八个县的南下干部组成。

第三大队共计1300人,刘博泉任大队长,王乐三任大队政委兼大队党委书记,冯仁恩任军分区司令员。长山、广饶两个县(中队)的干部分别接管了上海市的大场、真如两个郊区,留在上海;其余干部除一小部分留下筹建革大外,另一部分继续南下,在福建永安地区展开接管政权、剿匪征粮、减租减息等工作,书写了光辉的人生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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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大队有9个中队,共1200余人,每个中队一百多人。党委书记兼政委彭瑞林,大队长李铁锋,副大队长傅光汉。该大队南下浙江温州、丽水,在远隔千山万水的新区,“献了青春献终身”,在新的战场上为创建新中国再建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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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铁峰父子)

此外,从滨州区域还走出了另一支南下干部队伍,即西南服务团第三支队。该支队由渤海区第三、第四地委组建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支前民工团队带队干部组成。1949年2月,集结在兖州,当时的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华东支前司令部第四办事处”,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第三支队,夏戎任支队长兼政委,石清玉任副支队长兼政治处主任。共编为三个大队,计500余人,辗转千里,抵达万县、川东后,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有志儿女在四方,甘献青春和热血。解放战争后期,滨州市数千名优秀干部随军南下,扎根上海、福建、浙江、四川等地,为祖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光辉业绩。滨州和南下所至各市县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南下时奋勇前进的脚步和身影,传承他们天下为公、志在四方的南下精神!

总而言之,滨州区域四千余年的移民史是悲壮的,是壮阔的,也是壮丽的。勤劳勇敢的滨州人民,无论是迁入滨州的,还是迁入他乡的,都促进了当地人口的繁盛、经济的繁荣,以及华夏文明的交融与发展。滨州百姓在移民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不畏艰难、执着于生、敢闯敢干以及天下为公的“移民精神”,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会光芒万丈,永不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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