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礼交融：浅析魏晋南北朝丧服制度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酒”、“玄”、“佛”再上“儒”的时代，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时代，这也是个混乱的时代——但是它却也是思想结晶璀璨的时代。在多种文化、思想碰撞之下，魏晋南北朝孕育出了其独特的文化，魏晋南北朝的名士们好酒，他们追求自由、谈玄重老、不喜政事。

当时清谈之风盛行，许多名士他们讲究地是“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们重自然，渴望越过名教，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却是极其重视丧礼，乃至丧服、丧服制度，许多人甚至是热衷于讨论丧服制度。

一、政治的影响

（一）东汉对礼的重视

东汉之后就是魏晋南北朝。东汉政权一建立，其建立者刘秀曾学经学，他重儒学、重名教，他便沿袭西汉的儒学。为了巩固统治，他大力倡导儒家经学，他想再树立纲常伦理的权威。

皇室子弟都被他要求学习儒经，这样一来教化就是从皇室开始，皇室就是榜样。从这可以看出，东汉时期这种儒家的伦理教化是自上而下的教化，也就是说这种由上往下推行的教化，它在中央集权制的汉朝无疑是最强有力的教化。

在此种影响下出现了这种场景：“永平中，自皇太子、诸王侯及功臣子弟，莫不受经”，可见皇室、王公贵族都在进行这种教化。还有有民间名儒兴教育：“教授门徒常千人”。即在民间，这种教化也已经被大力推行。这种帝王家以身作则的教化堪比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今人有牟宗三先生，他就对这种重经学的情况发表其看法：“以经学通朝野上下之志，立时代风尚之纲准，故能成一代之规模。”可知，东汉时期，礼不可废，对儒学的重视又到了一个小高峰，统治者想以名教巩固统治。

除了单纯的以身作则，还有各种制度的运作，这些都是为统治者进行服务，这些都方便了儒学的教化。就比如东汉的选拔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制度，这些制度都是在强调儒家的重要性，如东汉有“鸿都门学”，这就是为了教导经学而设立的机构，此外在地方上也有设学教导经学，班固有讲：“学校如林，库序盈门。”

这些学校的设立，都是为了提倡儒学、进行教化、巩固统治。

从上可管中窥豹，可知东汉把礼学地位看重的程度，郑玄有讲：“为政在人，政有礼也。”可看出“礼“在政治中极其重要。荀爽也有言：“礼者，所以兴福祥之本，而止祸乱之源也。”也能看出礼对于巩固统治的重要性。

而丧服是礼之中的一部分，且还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东汉的大趋势必然会对丧服造成影响，甚至可以说东汉遗留的东西对魏晋南北朝的丧服制度带来了重要影响。

（二）司马氏的影响

司马氏在获取政权后，同样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他们在当时的时局下拉出了“孝”这面大旗——东汉末年，战乱四起，世家受冲击，世家不再如以往风光，皇权被抢，东汉皇室名存实亡，政权割据，前是黄巾军虎视眈眈，黄巾军之后，恰是魏蜀吴三家之争。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本就是不忠不义，他没称帝已是皇帝，而后曹丕顶风成为皇帝，此时在曹家统治之下的世家势力逐渐恢复，世家势力恢复必然不满曹家统治。

最后，司马氏篡权取曹家而代之。“河内温县孝敬里人”是司马懿的祖籍，，司马氏以孝为名，“孝”是司马氏引以为傲的资本，也是他们立身之本——世家向来重名声，何况是司马氏这种世家。

但是偏偏世家司马氏篡权自立了，这种情况下，他们必然背负骂名、受人唾弃，此时，重名声、以“孝”为资本的他们已经陷入不忠不义的境地，他们拿到地位岌岌可危——他们需要巩固他们的统治。

恰逢东汉时期以名教治天下，其中名教里的重要内容就包含了“孝道”，这与司马氏的“孝道“不谋而合，这是对司马氏有利的。

且东汉当时选拔官员也有“举孝廉”，东汉如此重视“孝”，这是司马氏的机会。名教治天下在曹操看来不可取，他重法术治国家，他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这种“名教”势力。结果“典午政变”之后，司马氏终于掌权，此时他们急切需要巩固自己的统治，于是他们决定利用东汉的遗留产物——“孝”，以便重新树立名教权威，以求名正言顺。

譬如李密的《陈情表》，李密对司马氏不喜，毕竟司马氏如此不忠不义，他在《陈情表》中利用了“孝”，巧妙地避开了朝堂。

由此可见，司马氏极其重视“以孝治天下”，凡事的处理原则都在一个“孝”字上，不论是平日里的婚丧嫁娶，还是大到朝廷事务，基本上都是以“孝”为先。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丧服这种“形式化”的“孝”道就注定被人们所重视，甚至注定被拿出来大做文章，以此巩固政治。

也因为如此，关于丧服制度的讨论也十分频繁，毕竟都以“孝”治天下了，“孝”的地位都被司马氏和当时的人抬到那么高了，那么对于表现“孝”的形式——丧服制度，它自然而然受到了大家的重视。

因此，关于丧服制度的讨论多出现在《晋书·礼志》、《通典》中，也从这里可以反向看出丧服制度受到了官方重视，也从这里可以看出，在魏晋南北朝，丧服制度得到了重视。

二、宗教对丧服制度的影响

（一）佛教对魏晋南北朝丧服制度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是三教合一的时代，三教之间互相影响，三教之间文化互相交融，此时出现的“孝”这种文化必然和以前不大一样，它已经带有了佛教、道教的色彩。

魏晋南北朝时，佛教的发展迅速，西晋时，寺庙不过180所，和尚也才3700人左右，但是到了东晋时期，佛教几乎已经是第一大教了。

有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风雨中。”还有话：“天下户口几亡其半。”为什么天下户口几乎没了一半？因为这一半左右的人去做了和尚、去当了道士，但是这其中，做和尚的人最多。

当时南京一个地，就有寺庙500来所，几乎每所寺庙都是金光闪闪、恢弘壮丽，每所寺庙里的香火长盛不衰，每日来寺庙的人络绎不绝，这些人里有百姓、有世家，甚至有皇帝。

譬如如梁武帝萧衍，他就信佛，还是极其信佛，佛教几乎被梁武帝抬高到国教的地位，他自己还好几次出家，最后还是大臣花钱把他赎回来的。再比如孝文帝，他也极其信佛，他当上皇帝后就广作佛事，僧人地位在他在位的时候并不低，他就曾规定僧祗户要献谷物予僧曹。

佛教就凭借着封建皇权的倡导，让众多人都想去做僧人，即使是花大价钱也想去做僧人，甚至有人为了礼佛倾家荡产——佛教的声势达到空前浩大的程度。

这种情况下，佛教对国家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影响了百姓的日常生活，影响了国民的信仰，影响了大家的衣食住行，事事必往佛靠拢——普通的服饰都受到了佛教影响，更何况在人们心目中极其重要的丧事？丧事必然受到佛教影响，丧服制度也必然受到佛教影响。

三、叶落归根的寄托

（一）时局与归属

魏晋南北朝时局混乱，官场黑暗，平民百姓比起唐朝时的百姓更多是处于对安全感、生存的需要的这种层次。

马斯洛的需要理论，低级需要的潜能总是比高级需要强，当一个人要考虑生存和安全问题时，他很难去考虑更高层次的需要，比如精神上的需要。

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因为这样的时局，百姓们更多是考虑生存问题、安全问题，又加上佛教文化的盛行，人们相信轮回。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于丧事的重视程度会越来越高，毕竟人总是希望能有下一世，人总是希望自己活着的时候有安全感，死了之后也能有归属，所以这些想法不免会影响到人们的丧事和丧服制度。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三教合一的时代、多民族文化碰撞的时代。这段时期时局混乱，政权更替快，每一位统治者都希望用儒学礼法这些来加固自己的统治，而独特的三教合一文化也改变了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又加上百姓们对归属、安全感、生存的渴望，于是在这段时期形成了独有的丧事制度以及丧服制度，魏晋南北朝的学者也热衷于探讨丧服制度，只是编撰的多数关于丧服制度的书籍现今多已遗失。

参考文献：汪荣.《儒家经学礼法观对东汉社会的控制与整合窥探》爱学术网，2014年

陈华文.《宗教对魏晋南北朝丧葬的影响》 爱学术网,2014年

周海锋.《魏晋南北朝丧服学兴盛原因探析》爱学术网,2012年

郭小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风尚》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

高二旺.《魏晋南北朝居丧毁卒考论》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

★《布宫号》提醒您：民俗信仰仅供参考，请勿过度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