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事件，历史上并非没有前车之鉴(75度角事件蒋方舟)

最近，据说是清华才女的蒋方舟，由于被指媚日和沦为新生代公知而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其实，此类事件为数不少，且她们的出现十分容易给中国网民添堵，对中国文化软实力产生负面效应，误导大众，有必要澄清一下。

1927年4月，日本田中义一组阁。很快，为制定侵略中国的总方针，田中内阁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史称东方会议。在日本侵华史上，东方会议是一次决定国策的重要会议。

7月25日，田中义一又向日本天皇呈奏一份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文件，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奏折极其露骨提出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总战略：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它为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日本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帝国存亡上必要之事也。

奏折还明确了侵略步骤：寓明治大帝之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既已实现，惟第三期灭亡满蒙，以及征服支那领土，使异服之南洋及亚细亚全带，无不畏我仰我鼻息之云云大业。尚未实现，此皆臣等之罪也。田中义一还主张对中国东北和内蒙采取铁血主义——武力征服的手段。

众所周知，出师必有名。而田中内阁所谓的有名，就是奏折中的理由：此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特殊区域。

为了支撑所谓的理由，日本当局直接发动间谍战略。如《田中奏折》就强调由陆军秘密费项下，抽出一百万元以内，急派官佐四百名，化装为教师或支那人潜入内外蒙古，与各旧王公实行握手，收束其地之牧畜、矿山等权，为国家而造成百年大计。

早在甲午战争前，日本政府就在上海设立经济研究所，加上之后不久的满铁等机构，除充当经济侵略的前哨外，其重要职能就是搜集包括军事、政治在内的文化情报。

其次，日本政府还强调将将文化情报纳入帝国的总体战略，即学术研究结论为日本帝国的大陆政策服务。

１９２６年（日历昭和十一年），正当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夜，中岛真雄出版了《対支回顾录》一书，里面提到：我矢野博士之研究，阐明满、蒙领土（非支那之领土）之真相于世界当道，……以成新大陆。

其中矢野博士，就是矢野仁一，原为京都帝国大学的教授，他出版于１９４４年的《大东亚史之构想》一书就是在当时文部省主办的文化讲座上的讲义之集成。

此人直到日本投降的前一年，仍在复弹他的满蒙非支那领土的老调，而且仍在为日本帝国编织着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

实际上，在此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包括汉学家（支那学家）内藤湖南、服部宇之吉等在内的大量的军政人员、学者、职业间谍被日本外务省、陆军军部、文部省等机构派往中国，专门从事文化情报搜集和军事情报刺探活动。

可见，日本将对华文化情报活动作为一种国家战略来实施。

此外，日本帝国政府还统摄了学者、文人有关中国的学术活动，有关部门也经常总结这方面的文化情报，直接服务于国策。如１９２９年，外务省官员中村久四郎编辑出版了《近代日本支那学研究现状》。

桑兵教授在《国学与汉学》中指出，在日本逐步推行大陆政策的大背景下，留华学生无论类型如何，甚至包括求学学者，也不能不受此制约。其考察研究活动成就不俗，使日本的中国研究很快发展为当时国际汉学界的中心之一，同时又往往成为日本政府甚至军方了解和认识中国的依据，服务于所谓的‘日支提携’、‘东亚共荣’的国策。

如今，一些存在遏华倾向或丧失客观公正评价国外，给敌视中国的国家或有历史原罪之国歌功颂德。

这也暴露出了当今中日中外交流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尽管这种赞歌不一定很露骨，但是倾向性已十分明显，遭到广大群众的反感。

这种交流，在没有做出新的调整使之有利于正面宣传中国的交流要求前，理应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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