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济/文

《英台抗婚》剧照

01 拜认干爹

我从小生活在上海，家里与戏剧并不沾边。我的姨妈，也就是我母亲的亲妹妹在一家银行工作，银行里有个唱京剧的票房，她参加了。我的姨妈从此逐渐爱上了京剧，还请了一位老先生，一周来两次教戏。我那时才四五岁，姨妈学戏的时候，我就拿一个小板凳坐在一张大红木八仙桌底下，抱着桌子腿听戏。姨妈好久也没学会。有时候，我也跟着哼哼，姨妈发现我竟然都会了。那时我学的是《女起解》，姨妈就让我上她们那个票房演出。那个票房挺大，我也不害怕。在下面照样睡觉。因为太小爬不上舞台楼梯，我是睡醒后被人抱上舞台的，就是这样演完《女起解》的。一点也没有洒汤漏水，一个错字都没有，都在调门里。就这样，我第一次上了舞台。

从此，我就出名了，小名叫李小妹妹。后来，社会上有什么聚会要唱一段，就把我叫去，拿我当一个稀罕物。我父母都很喜爱京剧，他们经常请人来家里唱戏，我就坐在妈妈腿上或者父母中间看戏，也受些熏陶。

我12岁那年，程砚秋先生到上海长住。那时，程派有一个老票友叫朱文熊，他的夫人是著名银行家张嘉璈的妹妹。程先生就住在他家，招待得很好。我第一次见到程先生，是在另一个银行家许伯明的家里。那时程先生还不是太胖，但是很魁梧。我进去以后，他们就拿我开玩笑。他们管程先生叫老四，因为先生行四，说：老四你看，这小孩和你长得真像！真像你的女儿，比你女儿还像你！程先生也非常高兴，把我叫到身边，拉着我的手说：他们说你像我。旁边就有人搭言：干脆就认做你的干女儿吧！程先生拍拍我的手，叫我坐在旁边，让我唱两句。我就会那么几句，但唱得没有任何毛病，他听了之后很高兴。那天就这样画了个句号。

第二天我放学回家，一进门就看我父亲神情紧张得不得了，说：你快进来，程砚秋大师来了！我不像父母那么激动，心想昨天才见过他啊。但是从父母的神态上，我也能看出来程砚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是艺术界大师级的人物。等我一进门，父亲就让我磕头，我趴在地上莫名其妙地磕了头。父亲说：这是干爹，今天特意来认你做干女儿的！程先生非常幽默，他说：我这次是单身在上海住了那么久，我愿意收你做干女儿。昨天大家也都那么说的，我确实很高兴。我问了人家才知道收干女儿要送这些礼物。说着给我看那些礼物：两对银筷子、两只银饭碗、一个金手镯。父亲又让我磕头，正式拜认干爹。我当时糊里糊涂的，父亲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父母当时的喜悦是无法形容的，因为我们是个戏迷家庭，对程砚秋的到来真是受宠若惊。

02 从程先生学戏

从那以后，每天下午4点，程先生都准时来我家，教我学戏。他那时赋闲在家，没事情干。我每天放学之后就玩儿命地往家跑，坐公共汽车回家，唯恐耽误了时间。过去，我常常不急着回家，把车钱留下来买花生米吃，一路吃一路走。从那天之后，我再也不敢了。程先生每天在我家吃晚饭之后，到九十点钟才走。我家封建色彩很浓，规矩很多，我祖父是清朝的官员。我只能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学戏，我到今天还一直保留着这个小板凳。每天如此，没有休息。小孩子精力还是无限的，到了12点虽然犯困，可是我学的东西都是新鲜的，所以很感兴趣。可等老师一走，我趴在床上就和死人一样了。到早上5点多就得起来，因为我还得完成作业啊！学校离家又远，每天早上玩儿命地跑到学校补作业，学业也没有落下。那时候我每天的生活状态就是这样的。

程先生给我找了很多老师。如赵桐珊老师，艺名芙蓉草，是中国戏校的名师，我的花旦、刀马旦都是跟他学的，他也喜欢我；陶玉芝老师，每天教我打把子练功、练腰腿，他也是梅葆玖的老师。还有李金鸿、王幼卿，也都跟程先生学戏。我还和朱传茗先生学昆曲。

我学的第一出戏是《骂殿》，程先生的要求非常严格，他给我讲程派的吐字归音，怎么张口、出声、味道等。我刚刚入门，就知道你怎么教我我就怎么学，接受能力很强，他很高兴。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是真苦啊！

练脚步。拿一张纸夹在两个膝盖中间，勾着脚面半步半步往前走，开始的时候是慢慢的，然后要求走得很快。开始的时候头顶一本线装书，大概有20厘米厚，顶在头上不许掉下来，还得夹着纸走。走了一段时间后，把书换成一个碗，里面放半碗水，最后放满满一碗水，就不许脑袋动，一动就哗地一下流一脸的水。走路要勾脚面，那个脚趾头要勾得很厉害，我一个礼拜就踢破一双鞋。那会儿我也不知道上海哪里卖练功鞋，家里也没人给我做布鞋。我老师就让我师娘果素瑛给我做鞋，每次都寄三四双给我。我脚下的功夫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喊嗓子。我家附近没有湖，也找不到城墙，程先生就给我做了一个酒坛子，架在一个高架子上，我就对着酒坛子练念白。教我的第一段念白是《玉堂春》，大段的念白，各种辙口，每天念无数遍后，程先生才允许我休息，我也很努力。还有一种练法就是拿一张宣纸贴在墙上，念到宣纸被喷出的唾沫弄湿了，才能休息。因为过去戏院没有麦克风，你必须让你的声音、每个吐字归音都能传到最后一排。

我的童年就是这样过来的。

程先生每天都在我家吃饭，他那时候一顿饭能吃一个红烧肘子、十个鸡蛋。他说否则唱不了戏，没有底气。他后来得心脏病可能与此有关。那个时候真是医盲啊，不懂。我也受他影响，有段时间也是猛吃猛喝，因为后来我带着一个团，有时候要连演好几场，我就得吃得胖胖的才能顶下来。

03 立志执程派之牛耳

到了寒暑假，我都从上海到北平来，在报子胡同程先生家里学戏。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有一个靠山了，真的很开心。程先生总和我说：你要执程派之牛耳。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不知道牛耳是什么意思啊！后来问了别人才知道牛耳是拔尖、佼佼者的意思。程先生还对我说：将来传我衣钵者，世济也！这些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从小程先生就给我灌输这些，所以我终身执着地从事这个职业。我认识程先生，拜他为干爹，这是我无比的光荣，他对我说的话就像圣旨一样，比我父亲说的还管用。

程先生非常爱我。北平沦陷后，程先生坚决不给日本人演戏，很有气节，罢演后搬到青龙桥董四墓村的乡下务农。我来北平时，经常和他住在那里。十八亩地的一个地方，全是果园子，还种老玉米。山后面就是军队，他一周要去军队两次，给人家免费清唱，还带我一起去。有一次，一棵苹果树就结了一个大苹果，他摘下来给我，我没吃，而是供在了家里的条桌上。程先生问我为什么供起来。我说：这个苹果太大了，一棵树就结了一个。我要放在这里，大家就都能看到了，要是自己吃几口就没了。程先生夸我很聪明，说我时刻想着别人——这些是与先生的熏陶分不开的。我那时特别爱吃老玉米，农场也没有别的吃的，我早上吃、中午吃，晚上也吃。程先生对我师娘说：你看这孩子，出身好像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可吃老玉米也能这么开心。我怕她拉肚子，她肚子还真结实！那时候先生天天吊嗓子，我就天天听，跟着练，很快就学会了，非常专一。人的精神专一是最重要的。

1949年秋，李世济与程砚秋在北京青龙桥董四墓村务农时的合影。

解放后，我有一个小的破照相机，给先生照相。先生有时去参加全国政协的会议，即使很晚也回董四墓村。他包了一辆黄包车，我从董四墓村走到颐和园后门，等他回来。从很远就看到他那个黄包车的车灯，我高兴得又蹦又跳地跑到跟前，他就下车和我一起走回去。我对他的感情几乎超过了我对父亲的感情。他总鼓励我，让我有时都有些飘飘然。

记得有一次，我的大姐程慧贞要出嫁，就向程先生要嫁妆，要了很多。程先生会过日子，就不给她，大姐很生气。大姐就在家拿脚后跟走路，走在大花砖地上砰砰直响，还仰着个头一摇一摇的。程先生就对我说：你看你大姐，就是《锁麟囊》里小姐的特征。这是点拨我体会人物特征，让我用真实的感情去演戏。他还教我注意观察路上行人的动作、表情，揣摩人物形象。

先生曾想让我转到北平的贝满中学，我想去，因为这样离先生就近了啊！但我父亲不同意，不愿女儿离开自己，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不愿意我将来干这行，因为我家毕竟是书香门第。程先生因此不大高兴。先生还总带我去西四的同和居吃饭。先生总对别人讲，这个孩子一点杂的东西都没有，他愿意教这样的孩子。

唐在炘（中）为李世济拉琴

在上海学了一段时间之后，程先生说：我要介绍我的一个学生给你。那个人聪明啊，我嘴里哼哼一个曲子，他就能全部记下来，然后再唱给我听，一个字、一个音符都不带错的。他是圣约翰大学的大学生，胡琴拉得极好，是我最得意的学生。这个人就是唐在炘，后来成了我的先生。有一天说好见面的，可等了好久唐都没来。程先生还要介绍一个拉二胡的学生，叫熊承旭，小矮个儿，他倒是早来了。程先生说：我让他们‘三剑客’陪你练。那时候有部美国电影叫《三剑客》，程先生觉得他们适合这个名称，这三个人就是唐在炘、熊承旭、闵兆华。他们三个人是票友，经常给程先生拉琴，大家也就知道了程先生有这么三个学生，很出名了。那天等到了晚上8点多，唐在炘才来。程先生给我们介绍：在炘啊，你听听看，这是我的干女儿，我自己教的。唐在炘心想一个小女孩能唱什么，但听完之后觉得很惊讶。程先生说：那好，你就每天来给她吊嗓子。就这样，他们三个人开始每天4点钟来，练到晚上8点多吃晚饭。从那开始，我、老唐、老熊就一直在一起。兆华后来到了马连良剧团里学小生。我来北京学了什么东西就都记下来，回去赶紧告诉老唐。

总结这段经历，我立下了进入戏曲领域的志向，我要继承程先生的衣钵，因为程先生说了我是他最好的继承人，我要执这个牛耳。

程先生到哪里去，我就去哪里听。总是坐在最好的位子，我家那时不缺买票的钱。程先生在上海演一个月，我准固定位子看一个月；程先生在南京演十天，我就看十天。实在没有座位了，那些老先生就让我坐在后台的乐器桌子上看。当年，程先生在中南海怀仁堂给毛主席演戏，我就是坐在后台看的。在程剧团里，大家都把我当成程先生的女儿，我进出很随便，演出完了还去吃夜宵。每次演出结束，程先生就问我今天什么地方变了吗？这么变化好不好？我说我看出来了，指出哪里好哪里不好，并说明原因。我当时人小胆大。先生听了很高兴，说我有水平。

终于，先生说我可以登台演出了，但仅是票友玩票，马上就有人来请我。有一次，程先生要回北京，临走时对老唐说：你要负责给世济说戏，给她吊嗓子、练功。我从此把老唐当做我的良师益友，那时他23岁，比我大11岁。我一吊嗓子就要吊4个小时，到现在都是如此。

我就这样度过了青少年时期。

04 程门立雪

1952年，我从圣玛利亚中学毕业，考入上海第二医学院，但放不下京剧，就和程先生提出演戏的要求。先生说：你看看我的家里，大儿子在法国，二儿子做保密工作，三儿子在画画，女儿结婚了，没有一个唱戏的。你是我的干女儿，也不能唱戏。他还说：剧团像个大染缸，戏剧界的风气很不好。这句话我印象很深。那时我虽然很小，但是我回答：莲花出于污泥。这也是我人生的准则。程先生看了看我，觉得我心胸开阔，很欣赏。但依然反对我进入剧团，认为戏班里出不了什么人物，终归会同流合污。我的父亲也反对我演戏，因为在旧社会，艺人是下九流的最后一个，甚至排在妓女之后，会被社会看不起的。而且已经供我上到大学，不能放弃学业转而去唱戏，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虽然程先生态度很坚决，但是我也一样执着：你给我请了那么多的好老师，我学了那么多本事，你却不让演，这根本不可能。而且我立志已定，不能改变!后来，只要说到这个问题，我和程先生的谈话就崩了。

记得有一次，他住在国际饭店14层，对我说以后和我们家不来往了。当时有人上书给毛主席，说戏禁得太厉害，这个人后来被打成右派。他到处找人签字，梅兰芳找到我父亲，让他签字，最后程先生身边的一个秘书代替程先生签字，又说是我父亲替他签的。事发后，程先生就很不愉快，他不分青红皂白就说我父亲签了字，要和他绝交。我真是觉得五雷轰顶，大人之间的事情为什么要牵连到我们小孩呢？当时都有跳楼的想法。那天我受了很深的刺激，我从国际饭店一步步走回了家，走了几个小时，思想斗争很激烈。等我一进家门，发现程先生已经坐在家里等我了。他还是爱护我、关心我的，担心我出意外。我很感激的，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啊！

我坚持要演戏，所以也就更认真刻苦地练功了，因为要拿这个当职业了，不是玩票似的闹着玩了。程先生虽然不让我演戏，也不怎么经常见我，但他到上海周边演戏时我去看，他照样请我看戏吃饭。

决定演戏之后，我就偷偷地到了北京。那时，在南方唱戏叫海派，到北京唱戏叫京派。两派很不一样，所以我就选择到北京唱京派的角儿。我父亲当时在北海附近即现在的北京四中给我租了一处房子。每天到程先生家里去求他，他都说不行，后来干脆连门都不开了，不见我。那时我才知道什么叫程门立雪：有一天下大雪，我穿了一件皮领子的外衣，像从前一样站在他家的屋檐下。我知道他那天要参加政协会议，果然程先生坐着黄包车回来。他看到我，愣住了。他看着我，我看着他，我们四目相对，彼此的眼神都能感觉到对方的想法。他下车问我：你是不是还是想演戏？我说是的。他说：不可能！我告诉你，因为你的事情，我已经和你干妈吵过好几次架了，你以后不要再来了，我坚决不会同意的！你可以当票友界第一人。我一次次的碰壁，已经有些麻木了，也有思想准备，我说：我一定要演戏，我要继续和你学戏，我要做你的继承人！他仍然表示你不要来了，省得我们吵架伤感情。这等于把话说绝了。我绝望了，从此立志什么都要靠自己。

《文姬归汉》剧照

《锁麟囊》剧照

那时候很多戏都被禁了：《文姬归汉》表现的是民族矛盾，《梅妃》表现的是争风吃醋，《英台抗婚》属于鸳鸯蝴蝶派，《锁麟囊》强调阶级调和，《春闺梦》宣扬的是战争残酷论，程派就只能演《荒山泪》《青霜剑》。所以，程先生管戏改局叫戏宰局。他因此差点戴上右派帽子，但还是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梅兰芳因为说移步不换形，也差点戴上帽子。梅、程是国际上有影响的艺术家，所以没戴帽子，叫做帽子拿在手中，只要一有风吹草动，两位先生就要挨批。那时程先生情绪很不好，对我的要求也有情绪了。

05 马连良先生对我的栽培

我下决心不能再靠程先生了，我要去闯自己的路。回去后，我就找京剧工会的于永利，组织了自己的剧团，去全国各地演出。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姑娘唱程派戏，能有多少观众啊，有人来看就不错了。一般来说，在北京演出一场戏要赔500元，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了。就算我家是中上等的家庭，也赔不起，只能靠朋友帮助，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坚持了一两年，就实在难以为继了，好在我已身在戏曲行里了。大家就决定帮我参加国营剧团，参加一个有好角儿的剧团。那时，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他们正好缺一个旦角，冯幼伟（冯耿光）先生就推荐了我，我就这样参加了马剧团。马连良先生就成为我的第二位老师，他全心全意地给我排戏、加工、讲解、抠动作和校正唱腔，对我关爱有加。

第一次上台演出，马先生是多大的角儿啊！我和他配戏，紧张得嗓子都哑了，出不来声音了。事后马先生带我找一名针灸大夫，一根长针扎下去，居然就好了。

马先生唱戏的时候非常投入、认真。演《三娘教子》，他演老薛保。快60岁的他，就那么弯着腿屈着背站着演完一整出戏。我当时不理解，现在老了才明白，那是真难啊！演得还那么惟妙惟肖，我很受感动。

1957年，李世济与马连良合演《三娘教子》。

我有捶腿的功夫。看到他演完戏回到家就躺着，累得不能动弹，我就过去给他捶腿。他当时管我叫小胖子，他就说：小胖子，你这个腿捶得真好、真舒服。我想能给这么大的角儿捶腿，很荣幸。捶到什么程度呢，捶到我恨不得发明一种机器可以代替我捶，因为不是捶几下，是捶几个钟头。有时看马先生睡着了，就想偷下懒，可我下手刚轻一点，他就睁眼了，我就只好继续使劲。马先生看我这样诚心诚意地对他，也很感动。捶完腿，吃完夜宵，已是凌晨两三点了，他就开始给我说戏，一直说到凌晨4点。我在马先生那里学到的东西，是以前的老师们都没有教过的，就是舞台实践中两个演员之间怎么呼应，演员和锣鼓怎么呼应，出场应该如何，等等。程先生出场就不好，一个大胖子呼地就出来了，这个不行，不帅，而马先生出场是很潇洒、很飘逸的。他就教我怎么才能出场飘逸自如，让观众眼前一亮。

马先生教给我许多宝贵的经验，我把他当做长辈对待。他的要求，我都尽量努力做到。记得有一次演《法门寺》，我在戏中的角色打官司打赢了，我演得很得意。他唱老生戴着髯口，悄悄地跟我说话，观众在台下看不到的，但我听得到，他说：今天唱得好，明天中午我请你吃涮羊肉。在什么地方、几点钟都告诉了我，我高兴得不得了。

第二天我去了，二两五一盘的羊肉，我玩命地吃，能吃好几盘。马先生就说：姑娘，姑娘，这个钱是我的，命可是你自己的，吃坏了不划算。马先生每次请吃饭都不是单请我一个人的，都要喊上老唐，他非常喜欢老唐。他让老唐给他拉胡琴，但是老唐很守戏班的规矩。李慕良是老唐的师哥，他常常要到上海看他的岳父母。这种时候老唐就替他，慕良师哥什么时候回来，老唐什么时候就不拉了。因为这个，马连良还生过气，老唐依然不肯。所以，师哥一直对我们特别好，觉得老唐讲义气。

马先生在饭桌上说，他年轻时吃了很多苦。他老和我们讲当年的事：他第一次、第二次要求进科班，因为家里没钱，人家不收他。他没钱，就只好去偷戏。晚上花一个铜子买一碗光面，端在手里，穿着母亲给做的新鞋，装成送面的混进剧场。找一个角落，吃了面，再脱下长衫和布鞋卷起来放好，以免弄脏了，然后站在庭柱后面看戏。看戏的时候还得时时留神，不能让台上的主角发现。整晚都不敢出戏园子，连厕所也不敢去。因为一出门又要花一个铜子。一直到凌晨两三点钟戏唱完才出来。他说旧社会学戏很苦，我们应该珍惜现在的机会，要勤奋。

在马先生的亲授下，我渐渐从背书式的程式化演唱，学会探求人物的思想脉络了。演人物可真有味儿，自己着迷，观众也爱看。就在这得意的时候，马老师批评了我一次，使我终身难忘。

那天，我陪马老师演《桑园会》，台上台下情绪热烈。戏接近尾声了，秋胡（马先生扮演）正跪在罗敷（由我扮演）面前，请求宽恕。罗敷仰起头不理睬。这时，秋胡扯了扯罗敷的衣角，用手叩地三下，表示向她赔礼；罗敷甩袖子，不理他。秋胡又扯罗敷的衣袖，要罗敷把他搀起来；罗敷用手势表示，要秋胡向她磕三个头，才能搀他起来。（这一段戏采用哑剧形式，完全用手势表演。）我用手势比画完后，马老师却冒出这样一句词：我不懂啊！我想，这位老先生可真会开玩笑，怎么加上这么一句词呢？我只好用手势又比画了一次。没想到他竟说：我还是不懂呀！这一下我可蒙住了！戏里没有这句词，他要总是说不懂，这出戏还怎么唱，什么时候才能唱完？这时候，我心如火燎，急得汗也出来了。我撩起水袖，露出胳膊，又比了一次手势。这时候马先生扮演的秋胡才说：哦，这次我看明白了！这样，戏才接下去演完。散戏以后，我对马老师说：您可把我吓坏了！马老师说：你想想看，这段戏全靠手势，你用水袖挡住手指，谁知道你比画什么？戏演给谁看哪？演给观众看。所以要让观众看明白。光自己心里知道不行。这出戏是戏妻，可以加点词，观众不会感到意外，表示在戏妻嘛。我这么做为的是让你记住。我说：要是我不撩起水袖，这戏演到天亮也完不了啊！马老师说：我能叫你下不了台，也能叫你下得了台，否则算什么老资格呢！

戏演给谁看？要让观众看明白，光自己心里知道不行！马老师的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虽然程先生不许我唱戏，但我现在也演了。他嘱咐李金鸿带我练功、打把子，就在当时西单的长安大戏院里。每天我学戏到凌晨4点钟，5点钟从后门进长安大戏院，和李先生练功。有时候，练功真是翻不过去，因为鹞子翻身你一害怕就翻不过去，容易往前冲，头冲地戳死。我就说：你打我吧，拿马鞭子抽我吧，你不抽我永远过不去。

后来老师真的打了我一下，我立马就翻过去了。那时候我常常看见二楼有个人，大家都说是闹鬼，我没多想。有一天晚上，马先生就和我说：我看你练功了，你练得很好。原来是他经常在那里看我练功。

他和老唐每次能聊几个钟头的戏，吃饭的时候也是如此。每次吃完，马先生去付钱都会乐着就回来了，说：老唐又把钱付掉了。

我在马剧团待了很久。和谭富英、裘盛戎一起演戏，我觉得他们能独成一派一定有自己的特色，我要掌握好这些特色为我所用，这样就多了一个本事。所以只要长安大戏院有戏，不管是谁的，我都坐在大幕后看戏。

06 拜师梦难圆

我不断得到锻炼，程先生依然关心我，他经常偷偷地戴上口罩、帽子来看我的戏，这是事后别人告诉我，我才知道的。后来有一个叫白登云的鼓师，知道了我和程先生的事情，就告诉了周总理。周总理很关心，就在程先生和我都在中南海的时候，问：李世济是学程派的吧？程先生说：是。

她学得怎么样啊？她唱得很好。

她是你的学生吗？不是，她是我的干女儿。

干女儿和学生有什么区别？学生就是要拜师的，要传承的。

总理就说：现在有这么个机会，今年（1957年）你们要去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节的比赛，你是评委，我把世济交给你，让世济和唐在炘和你去，你好好待她，她很崇拜你的。世济，你要好好向你的老师学习，等你们回来以后，总理拍着胸脯，我请客，给你们办拜师典礼。

我感觉这是天大的荣誉啊，眼泪都要下来了。程先生本来很严肃的面孔，马上变得眉飞色舞。当时文化部艺术局局长是周巍峙——总理的秘书、王昆的爱人，总理就嘱咐他：你要给他们一切方便条件。

我们登上了去莫斯科的火车，走了九天九夜。在我国的时候，车上是有吃有喝的，一到了苏联境内就由苏方供给了，什么都限量。每天早饭就一个鸡蛋两片面包，中午就多一个火腿。我们都吃不饱，何况程先生那么大的胃口。我和老唐就开始不吃饭，把吃的省下来给先生。可我们俩省下的也没多少，他明明知道是我们省下来的，他也得吃，因为他饿得受不了。他问我们吃什么，我们说带吃的了，其实我们就有一个云南大头菜，实在饿了就撕一点嚼一嚼，好歹有点味道。我们的行动，也让先生觉得很温暖，他开始全身心地教戏给我，我也像抢东西一样地努力学习。

到莫斯科后，我们和程先生住在不同的宾馆，周巍峙团长把他的车借给我们，让我们去找先生。那时先生教得可细致了，给我说戏、说人物、说细节，把我演过的戏又从头教了一遍，还问我在剧团生活如何。因为曾经失去过，现在又得到了，所以我们都备加珍惜彼此之间的这份感情。

宾馆没有热水喝，我就将随身带去的小别针、小花送给服务员，和她们借电熨斗用。我拿自己带的搪瓷缸放在电熨斗的电阻丝上做热水，然后给先生泡茶喝。程先生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在莫斯科喝不到。老师问我从哪里弄到的热水，我说：这是秘密，不能告诉您，今天告诉您明天您就没的喝了。他觉得我演得很好。但有一天，程先生很郁闷地找我，说：世济，你这次唱得实在是好，本来金奖是应该给你的。但是有人说，你是我的女儿，我一定会把金奖给你。我很为难。我听后说：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总理说得好，我这次来为的什么？是为了和您重新搞好关系，为了回去您收我为徒。金奖什么的我不在乎，我只要恢复我们的关系。他非常感动。

先生要到苏联各地考察，先走一步。在送先生去机场的车上，先生说：我找你们京剧团的人打听你们平时的为人，大家都异口同声说你们好。没有大学生的架子，也没有那个派头，为人正直。回去后，你们来找我，我好好给你们说戏。你们既然干这行就要干好，干出名堂。临上飞机时，我说：我也没什么东西给您，就这半个大头菜，能压胃难受的。先生接过来放在兜里，走几步一回头，走几步再一回头，一直到舱门还站了很久，直到人家催促他。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我们回国后，因为种种原因，总理、程先生和我们的时间总不能凑到一起。终于可以举行拜师典礼了。但是在预定典礼前一周的一天，我从西北演出回来，有人通知我，程先生故去了，在现在的北京医院（当时叫德国医院）。当时，天刚蒙蒙亮，我和唐在炘就打车到了医院。在太平间，四个床三个空着，那个白布一掀开，我就看到先生七孔流血，就拿手绢轻轻地擦干净，按我们的规矩，眼泪是不可以滴在死人身上的。几十年的希望，眼看就要成功了，瞬间破灭，那真是晴天霹雳，我整个人都傻了。也不知站了多久，就听到后面有人说：世济不要难过了，还有我呢！我死的时候要有你们这样两个学生这么对我，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回头一看，是马连良老师。马先生担心我们受不了打击也来了。又有一个声音说：世济，不要哭了，你先生走了还有我呢，师叔会照顾你一辈子的。我一看是荀慧生，这些事在《荀慧生日记》里都有记载。

马先生把我们俩拉了出来，用车拉我们到了新侨饭店，叫了一大桌子的菜，可我们一口都吃不下去，那天老唐也没替他付钱，因为我们都糊涂了。从此马先生就悄悄担当起老师的责任，直到他去世。马先生在文革中逝世，没有一个学生知道，我们也没在他身边。

在程先生追悼会上，我见到了总理，我的眼泪不停地流。总理对我说：世济，要化悲痛为力量，今后发展程派这个担子就得你努力去挑起来。流派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当时我不懂这句话的深意，但一直记得牢牢的。就这样，拜师成了我终生的遗憾，但我后来回忆和程先生之间的交往，悟出了一个道理：我虽然没有拜师，但我学到了程先生的精髓和精神，也等于是拜师了。（吕潇潇 秦珂伟 整理）

本文选自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办、中国政协文史馆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63辑。李世济（1933—2016），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第五至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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