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第一等，老子第四等，秦始皇第六等，班固的逻辑是什么？(老子和孔子见过面吗)

班固在写《汉书》时忽发奇想，设计了一个表，是为《古今人表》。此表读来，有点奇怪又很有意思，但此表创意并不为后代所继承，在后代史书中再无人做此种尝试，因而《古今人表》就成为绝响。

《古今人表》共品评了古人1931人，起于太昊伏羲氏，终于秦朝的董翳、司马欣。班固对人物的分类与品评整个设想出自儒家观念，按”显善昭恶”原则分为上上至下下共九等，第一等至第三等为”上上圣人”、”上中仁人”、”上下智人”，第九等则为”下下愚人”。

列在第一等的人物，均是孔子以前最为著名的帝王级别”圣人”。这其中包括”三皇五帝”，还有文王、武王与周公，共计十四人。

以孔子为首的儒家人物最为班固所推崇。孔子理所当然被列为第一等；孔子的弟子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列为第二等，左丘明亦是第二等；子路、子贡、子夏、子游、曾子等被列为第三等。要知道补天与造人的女娲只列在第二等，造字的仓颉也能只列在第三等。

再看看诸子百家的等级。老子被列为第四等，这是不是有点出人意料之外？韩非第四等；商鞅第四等；列子、孙子第五等；但是儒家阵营的孟子、子思、荀子均是第二等，还有受过孔子褒扬与肯定的管仲、子产与晏子，也是被列入第二等的。

再看看政治人物都处在什么等级。秦始皇第六等，班固的这个评定在今天看来恐怕是要惹争议的。李斯、秦子婴也是第六等；项羽与陈胜、吴广都列入第六等；吕不韦是第五等；秦二世胡亥是第八等。

在第九等”下下愚人”中都有什么人呢？商纣王、妲己、褒姒等人被列入第九等。这类人”可与恶为，不可与为善”，只会做坏事，不能干好事，同时还把那些没有道理的弑君者与有恶行君王中的被弑者，都被列为”下下愚人”。

这其中有有两个问题要分析一下。

其一，秦始皇为什么会被列入第六等呢？这里需要先说一下如何认识秦始皇的功业。”瑯琊刻文”曾这样标榜大一统后的”秦德”：

“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皇帝之明，临察四方”。”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甚至还说到”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这还是有着自我吹捧的的成分在内的。

毛泽东以”百代犹行秦政制”来说明始皇帝的功业，还是非常恰当的。著名学者何炳棣认为”就全部传统中国历史而言，真正最大之事应是秦专制集权统一郡县制大帝国的建立及其传衍”，其亦真正意识到了”周秦之变”在中国历史上的深远影响。

“百代犹行秦政制”的意思，百年前的夏曾佑在其《中国古代史》（下）中曾有所阐发，”故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夏曾佑从九个方面说明”秦政制”对于后代的烙印式影响，这其中最重要的两点当数”郡县制”与”官制”。

相国、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奉常（太常）、郎中令、大夫、卫尉、太仆、廷尉、鸿胪、宗正、内史、少府、詹事、典属国、仆射、侍中、尚书、博士、郎中、侍郎、郡守、郡卫、县令等秦官，基本上为后来朝代完整地继承下来，当然也会有增改。

始皇帝的”文治武功”虽说居功至伟，但还是入不了儒家的法眼。宋朝洪迈的《容斋随笔》中就有一篇长长的”秦隋之恶”，来控诉秦朝的无道。作为正统而又地道的儒者班固，恐怕也是这样看始皇帝的。

道不同不相为谋。属于法家系统的始皇帝，最终被儒家的班固判入第六等。没办法，历史总是由后人书写的，谁让始皇帝进入不了长生状态呢？

其二，名为《古今人表》，但为什么不列”今”人也就是汉代人呢？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就有此问并加以责难。清人恽敬认为班固用的是借古喻今的做法，”是故次古人，即以表今人也”。秦始皇列第六等，”而汉高、武帝可推而知。老子列第四等，而文帝可推而知”。恽敬并且借用太史公的话”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未易为浅见寡闻者道也”，来说明《古今人表》中暗含的深意。

不能不说，儒家思想对于班固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墨家、纵横家等六家分别有所评论。其评儒家曰：”袓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己试之效者也。”由此不难看出班固对儒家”仲尼之业”的信靠程度。

若把班固与司马迁相比，两者虽然都是儒家观念的信奉者，但又有较大的差异。因为两个人，一个在西汉，一个在东汉，两人相差约180年。司马迁时代，汉武帝才刚刚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以外的思想对司马迁亦有着种种影响。可以说，司马迁是一个不完全的儒者，儒家的种种条条框框还不能完全笼罩得住他。《史记》世界保持了儒家一统江湖之前的生猛、鲜活与泼辣。到了班固时代，一切就都正规化了。诸如班固批评屈原，数责怀王、”露才扬己”，就不合”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这种基于儒家立场的看法，就不能不让人有求全苛评之感。

老子被列为第四等，会不会有人对此排名不满呢？当然会有。到了唐朝，老子的”待遇”着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唐高祖李渊想提高自己的门第，就想到一个捷径，直接与老子攀亲戚，大家都姓李嘛。在他即帝位的第四年，便在羊角山立老君庙。此后便到处宣扬李耳是自己的陇西李氏的祖先。这位高祖皇帝还曾亲到国子监，宣布三教排位，不出意外地是道第一，儒第二，佛最后。

唐太宗李世民与长兄皇太子李建成，在争夺帝位继承权的过程中，佛教徒支持李建成，道教徒则力挺唐太宗。唐太宗在获胜后，道教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唐太宗在登上帝位后，为推崇李耳，便取消周公的先圣名义，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这是因为老聃不过是东周的一个史官，周公则是做到了人臣的极致，是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等人物，要周公屈居老聃之下，就有点说不过去。而孔子相传是老聃的学生，这就好安排了。

到了武则天时期，她封周公为褒德王，孔子为隆道公，老子则是玄元皇帝，这样从级别上，道还是压着儒一头。

颇有想象力的唐玄宗，仿佛教的四大菩萨，给”玄元皇帝”安排了四大真人：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灵真人。孔子虽被封为”文宣王”，他的位置与四大真人同列，只是一个拎包陪侍而已。到了唐玄宗，什么也不用说了，把老子的第四等直接改作第一等。被班固”压抑”多年的老子，终于实现了大翻身。

李唐的尊崇老子得到过什么好处吗？应该说还是有的。大概是受到了《古今人表》对人九等分类之启发，唐太宗也想打造一个以李唐皇族与大臣为主体的新士族集团，以冲抵或减弱那些名扬大江南北老的名门望族的影响力。需要新编的这部书叫《士族志》，在广泛收集全国士族家谱的基础上，把这些士族分为”上上”至”下下”共九等。

《士族志》编好后，唐太宗惊讶地发现姓崔氏的崔民干被列为第一等（上之上），由此不难看出传统门第观念的根深蒂固，作为皇族的李氏根本就没被放在眼里，况且其还有一个作为文化巨人的先祖。经过唐太宗的一番训斥后，新的《士族志》的面貌就不一样了。

以皇族为第一等（上之上），李氏皇族况且与老子同姓，这不能不给李氏加分，世人尚有何言？以外戚为第二等（上之中），以崔民干仍列第三等（上之下）。当时的崔民干只不过是个正四品的黄门侍郎，由此可见崔氏作为著姓士族的非凡影响力。《氏族志》共一百卷，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

清初才子金圣叹则把《古今人表》的思路，用在了对于《水浒》人物的品鉴与评价上。在金圣叹眼中，《水浒》中的”上上人物”有九个，而宋江则被列入”下下”人物。

《水浒》中的”上上人物”有武松、鲁达、李逵、吴用、林冲、花荣、阮小七、杨志、关胜。而秦明、索超、史进、呼延灼、卢俊义、柴进、朱仝与雷横都是”上中人物”。宋江在金圣叹看来就像是一个已化妆的”妖精”，他要用自己的火眼金睛使其现出原形。

金圣叹认为”《水浒传》有大段正经处，只是把宋江深恶痛绝，使人见之，真有犬彘不食之恨。从来人却是不晓得”，”《水浒传》独恶宋江，亦是歼厥渠魁之意，其余便饶恕了”。”犬彘不食”，可见金圣叹厌恶宋江到什么程度了。

在《汉书》世界中，感觉班固呈现出了两副儒者面目：一个是有些偏激的儒者，儒家的精神得以畅快淋漓地发扬，这主要就体现在《古今人表》之中，”道”对”势”体现出一种压倒性的优势。就说那个堂堂的”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班固的评语是”齐桓公，管仲相之则霸，竖貂辅之则乱。可与为善，可与为恶，是谓中人”，最后可怜巴巴被列入第五等。而更不幸的秦始皇则只能等而下之；再一个进入汉代人物的历史写作，班固表现得像个中规中矩的儒者，体现了对于”治统”应有的尊重与维护。

毫无疑问，每个人都会编出自己心目中的《古今人表》，每个人对班固对历史人物的排队，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但不可否认，班固版的《古今人表》还是非常具有自身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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