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真正含义

我国古代有句话说得好，“王子（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话最早出自《史记·商君列传》，这段故事讲的是商鞅变法时期的故事。其实在这一时期，不仅有商鞅，在商鞅之前还有子产铸刑鼎、邓析竹刑等等。这些先辈将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发展推向了一个高潮，虽然之后被儒家礼教打压失败，但仍不失为一种大胆的尝试、探索。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体现的是法制思想，这与我们现在的法治社会有相似之处。而与“法制”、“法治”相对的则是人治。说起人治，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古语：“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句话出自《礼记》，其含义是：对于经过教化的士大夫、贵族，在平时就需要用礼仪多加约束，而在犯法时需保留其尊严，使用不那么鄙陋的刑罚；而对于未教化的百姓，在平时无需注意太多的礼节，而在其犯法时需要严格遵守刑罚标准。

那么，这句话有什么深层的含义吗？这就要提起礼与刑最为分裂、割据的一个时间段：西周。在西周时期，我国正处于奴隶转封建的高潮阶段。因为西周建立了象征着宗法等级的分封制，由此，“家天下”的社会运转模式在历史中开展。分封制的延续可以用“小宗服从大宗，诸弟服从长兄”来简单地概括。

一朝之君将天下的土地分封给自己的兄弟、亲戚，通过亲族血脉来维系国家的发展；而继承则是通过特色的“嫡长子继承制”来保证实施。在君臣之间，小宗（诸侯）服从大宗（君王），在封地内弟服从兄长，庶子服从嫡子。这也是西周礼教能够发展的根本所在，如果没有分封制，没有以血缘关系来维系的家天下，谁又会遵守礼教的内容呢？

因此，在血缘的约束下，贵族需要遵守礼教。所谓贵族，基本都是与君王有或近或远关系的亲人。同族之间需要用礼教来约束，刑罚也不能够“上于”大夫，因为大夫与君主之间有血缘关系命脉，古时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家族观，如果用残酷的刑罚侮辱士大夫，就相当于在侮辱君主自己。既然刑不适用于大夫，那么为了国家政治的稳定，就需要用另一套规矩来约束士大夫——这就是礼。

其实礼也不是只有约束的作用，它也可以反过来区分和证明一个人的身份等级。不同的人要遵守不同的礼节，西周的五礼：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就是不同人在不同的情况下需要遵守的礼节。比如“国君抚式，大夫下之；大夫抚式，士下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国君需要对大夫行“抚式”之礼（在马车上，通过触碰马车横木表示尊敬），大夫需要下马车行礼。为什么两人行不同的礼？因为君臣有别，同理贵族与百姓也有区别。

那么，为什么商鞅变法以及与之相关的活动会在战国时期掀起这么大的非议呢？主要就是因为，商鞅极大地违背了西周、春秋700多年来遵循的礼教观念，将儒家礼教视为敌对，奉行我国第一部成文法典《法经》。传统礼教观念认为礼与刑分立，而法制理念则认为礼刑合并，共施一法。更让贵族们难以接受的是，原本神秘的法律法规居然要在全国大肆宣传。

变法之前的法不能叫做“法律”，充其量只能叫“法令”，因为法律需要有公开性，使遵守它的人知道法律条文的的内容。而在变法之前，法律对于民众来说是模糊的，没有一个媒介能够将之提前传达给百姓，因此百姓即便犯了法也根本不知道自己触犯了法。百姓们之所以被视为无教化、野蛮的人，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途径得知如何才能够变得有教化。

而这正是统治者所希望的：有教化的贵族去统治无教化的百姓，使他们能够臣服、听话。幸运的是，身为贵族的秦孝公任用商鞅，使得社会制度逐渐开明，法家思想也在与儒家做着抵抗。从奴隶时期的夏商，到封建时期的西周，再到思想文明百花齐放的春秋战国，实际上我们的祖祖辈辈在奋斗中不断成长。虽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旧思想曾经存在过，但是它的存在也给后人带来了很多珍贵的经验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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