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汉初要实行黄老的无为而治，黄老之学的历史影响

黄老之学的文学常识我来和大家说一下： 黄老之学，为黄帝之学和老子之学的合称。 黄老学派思想尚阳重刚 ，战国中期到秦汉之际,黄老道家思想极为流行。 该流派尊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 作为一种哲学思想，黄老之术形成于东周战国时代。盛行于秦汉之际。 当时，汉初的统治者如汉文帝，汉景帝，窦太后等都笃信黄老之道，主张清净无为。 黄老之术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并且采纳了阴阳、儒、法、墨等学派的观点。 黄老学派思想发展主要分为三大主题:修行(修身养性、长生久视、丹道等等)、 经世(政治思想、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等等)等。 黄老之道认为君主应该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其实就是老子道德经的思想。 上述主张特别是休养生息，在汉朝初期曾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结果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因为汉文帝，汉景帝是黄老之道的强烈支持者，他们主张轻徭薄赋，对于减轻人民负担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也利于人民在秦末大战之后休养生息，恢复生产，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秦末天下大乱，刘邦在推翻秦朝后被封为汉王。公元前202年，楚汉之争获胜后称帝建立汉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刘邦登基后，采用叔孙通的建议，恢复礼法，设三公和九卿，任萧何为丞相，采取与民休息、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黄老政策 。鼓励生产，轻徭薄赋。刘邦死后，刘盈继位，即汉惠帝，但是在此期间，实际是吕后称制。吕后尊刘邦遗嘱用曹参为丞相，萧规曹随，沿用汉高祖刘邦的黄老政治的政策，达到了“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的效果。吕后死后，诸吕之乱被以周勃为领袖的大臣铲除，众臣迎立汉文帝。在汉文帝的皇后窦漪房的影响下文帝和儿子汉景帝即位期间，继续采取黄老无为而治的手段，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恩威并施，恢复了多年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使人民负担得到减轻。 那么为什么汉初会实行黄老的无为而治的思想？ 西汉是在农民大起义推翻了暴秦统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推毁旧世界的同时，人们向往一个安定和谐的新世界。为稳固封建统治恢复封建经济，汉初的统治政策发生了变化，实行黄老政治。这是当时的思想家、政治家们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找到的通向盛世的途径，并以此回应农民大起义。黄老无为政治应运而生，指导着汉初的统治，由思想上升为政治理论，具体为方针政策，通过国家力量来恢复加强经济。 一、黄老思想的渊流黄老思想中的：黄，指黄帝，老，指老子。稷下之学中把这种以道法为主，兼收各家之学称为“黄老之学”。而司马迁将老子、庄子、韩非等合为列传，因为从他们的思想渊源看，“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本归于黄老”。老子与当时兵家、法家也密切相关，可见所谓黄老之术是假托黄帝而以老子学派为主体的一个学派，它借黄帝之名，引老子之学，兼收百家，辅以时代物证，产生于战国，形成于汉初。老子尚清静、虚无，做事要顺其自然，一切顺应万物；尚“无为”，认为“无为”方可“无不为”。历来都认为《老子》是道家的经典著作，魏晋以前，就认为《老子》是治道之人作，教人南面之术，即帝王之术，是一个十分讲究权势与策略的著作，可见道家一开始也是一个十分关心政治的学派，黄老学派虽是诸家思想融为一体的，但其思想的本质，即“无为而无不为”仍是黄老之学主干。 春秋时期的“无为而治”的一般含义正如孔子所说：“无为而治者舜也与！无何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但当时的现实情况仍使孔子主张用礼来仁义治国。老子从“道”的学说出发，对“无为而治”阐发了系统主张。作为一种政治思想，老子讲“无为”是针对“有为”的。他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无为”主要指的是消除独断的意志和专断的行为，含有不亡为的意思，并不是什么事都不做，顺手“自然”便没有办不成功的，那“无为而无不为”。 二、汉初黄老政治黄老之学本身所固有的思想内涵，清静无为，俭朴寡欲的主张，成为汉初新黄老学说的根基，同样是时代的产物。面对秦短祚而亡，汉初陆贾等一批黄老思想家首先以政治家的面目出现，他们和萧何、刘安等人一道，思考现实，使新黄老学说内容更丰富，称之为新黄老学说，用以指导现实。新黄老学说“不仅讲道，而且讲法，以无为掩饰无不为”。但他们主张的无为而治有个前提，即“政治上肯定新的封建一统王朝的统治秩序，承认君臣关系不可改变”。适应时势的新黄老学说迅速成为黄老政治的核心思想。所谓黄老政治即黄老而治，无为而治，以道家无为思想为物证，它的本质是休养生息。司马谈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 黄老政治成为汉初治国的基本方针原因有： 其一，汉初反秦之弊为黄老学说兴起创造良好条件。其建国以后，尊奉法家思想，非但没有发展生产，与民休息，反而大兴土木，滥用民力，推行酷法，超出了国家经济和百姓承受力，激化了阶级矛盾。从秦末农民战争中走出来的汉初布衣卿相们，要恢复经济，稳固统治，必须了解秦亡原因，了解老百姓需要什么。秦短暂而亡，源于它的暴虐轻民，不修文教，是其尊法统治破产的标志。汉初的统治者们处处以秦亡为戒，如刘邦大封同姓王即是一例。“秦败亡的历史教训，使汉初统治者如惊弓之鸟，时时影响着汉廷的决策。故汉初反秦之弊，使黄老思想再次得宠。” 其二，源于陆贾、贾谊等人的政治实践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黄老思想，成为汉初治国方针，却不是一步到位的。秦的灭亡对当时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尤其是庙堂之中汉的统治者。陆贾、贾谊等总结秦亡原因，认为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实行仁义。秦思想僵化，没认识到取与守，攻与守的不同，一旦国家有战争，国家的所有经济、政治活动都要服务战争。陆贾提出了“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天下乎？”又曰“逆取顺守”，“文武并用”才是“长久之术”8。攻天下生死两不立，而守天下是二者要并存，不能将百姓当成敌人看待，若百姓难以生存，则君主也难以生存。因此君民关系要协调，要施行仁义，让人心服，行仁义表现在政治上就是“无为”，这直接反映经过长期战乱后，社会需要安定，国家需要休养生息。如果说陆贾是“汉初第一个提出运用黄老思想指导政治的人”，那么刘邦宿将曹参则是“首先实践以黄老思想指导政治”的人。曹参相齐王刘肥时，就采纳胶西学者盖分意见，休养生息，“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后继萧何为相国，“兴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仍奉行“清静无为”。曹参辅佐惠帝，论政绩不及高祖，但却以黄老思想为指导，有助于安定社会，其影响正如《史记》中民歌所颂：“萧何为法，颟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陆贾将法律与仁义对立，而贾谊认为法律和政治是仁的基础，可见贾谊比陆贾在总结秦历史教训的认识上前进了一步。汉初人口与秦代相比，大为减少，大城市人口剩下十分之二、三。统治者无法搜刮更多的财富，“自天子不能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刚经历农民起义风暴的西汉统治者再也不能因循秦制，只能采取一些较现实的措施。从前202年开始，颁布了一系列诏令。刘邦以萧何为相，组织军队官兵复员为民，根据功绩大小及军功爵位高低，赐给数量不等的土地。同时规定“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色，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含战争期间流亡山泽不著户籍的人口，“各归其县，复故妥田宅”。地主返乡，农民返籍。同时“民以饥饿自卖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减轻田租税为“什五税一”之制，奖励肯荒，以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汉汲取秦滥用刑罚前车之鉴，正如陆贾在《新语·主德篇》中所说：“君子之为治也，诀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到惠帝、高后时期继续推行无为政治。如惠帝即位之初，采取曹参的“宽刑简政”主张。废除族诛法、妖言令两项酷法。针对当时的人心思定，惠帝继续减轻田租税率，增加劳动人口与民休息，以稳定社会。文帝即位之初，面临政治上诸侯王势力膨胀，经济上经过二十余年的休养生息，财务仍然十分衰弱，农民贫困，地主农民矛盾再次激化。为巩固封建统治，发展生产，文景仍奉“清静无为”，极力推行无为而治。加之文帝“好刑名之言”，窦太后信奉黄老之术，贾谊视“安民”为治乱之本，使文景年间采取一系列休养生息政策。文景倡导以农为本，进一步推行“轻徭薄赋”、“约法省禁”的政策。前156年六月，景帝“令田半租”，即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定制。除此之外，还减少地方徭役，开放山泽禁苑给农民耕种，颁布振贷鳏寡孤独的法令，这些都利于减轻农民负担，保证农民生活的安定，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一定作用。文景在恢复经济的同时，“惩恶之秦之政，议论各在宽厚”。施行约法省禁政策。通过兴教化，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劝励百姓勤于农事，以保持社会稳定。总之文景时期的刑罚，并之秦和惠帝高后年间，都更为宽刑简政，是无为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君臣关系，文景多是宽容谦让，以礼相待，但对诸侯王的宽容甚至放纵终成祸患。 三、黄老政治对汉初影响在黄老思想指导下，经过汉初五、六十年的发展，封建生产关系在一定范围内得到调整，在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对西汉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到文景时期，西汉封建统治基本上稳定下来，所谓“故逮文景四五世间，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出现了封建史家所谓的“文景之治”局面。到武帝时，西汉王朝更是达到空前繁荣。至武帝之初，西汉六十年经济有了显著发展。汉初还是“齐民无盖藏”，但到汉武帝时，“国家无事，非遇水旱，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瘐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不可姣；太仓之杰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孛牝者不得会聚”。足见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 首先农业生产获得发展。冶铁归国家垄断，铁器推广更为迅速。从中原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种类也随之增多，甚至发明了早欧洲一千年的梨壁。铁农具的广泛使用，促进了西汉水利事业的发展。水利是农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关中继续成为水利中心，开始发展到黄河中下游。汉初黄河屡次决堤，公元前109前（元封二年），武帝征调几万民工治理黄河，成效颇大。淮河流域成为另一个水利中心。前111年郑国渠上游修了六辅渠，前95年，从仲山口（引泾河至栎阳是为白渠，这两条渠对关中农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正如班固在《西都赋》中所言“郑白之沃，衣食之源”。在水利工程中还发明了一种称为“井渠”的地下水道，最适于灌溉于旱土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条地下水渠。在安徽的舒城刘信修了七门堰。农业耕作技术方面，搜粟都尉赵过总结西北地区坑旱斗争经验，推广了“代田法”，提高了关中的河西走廊农作物产量。赵过还发明了耧车，大大提高了播种效率，这是我国古代农业机械方面的重大发明。稍后农学家汜胜之在关中发明了“区种”法，这种以点播为主要形式的一种精耕细作技术提高了单位面积产理。农业的发展为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次，手工业生产进一步发展，冶铸制品大量出现，铜冶铸制造一些工艺和铸币，铁冶铸制造武器和工具，同时还有铅锡等冶铸。丝织业比较发达，丝织技术有很大提高。当时有谚语说：“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有长沙和临淄是全国丝织中心，既有官营手工业作坊，又有农民家庭手工业；丝织品种类增多，纺纪念品工具不为革新，出现了织布机、提花机，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的锦绮衣衾残片，充分证明当时丝织工艺水平之高。另外漆器工业也取得了杰出成效。再次，商业出现了繁荣。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的发展。文景时期“开关梁，驰山泽之禁”，使当时的富商大贾大量增加，非常活跃，甚至“富埒天予”，“交通五侯”，势力很大。 可见文景时期的休养生息政策，既强调以农为本，又活跃流通领域，出现了“蓄积岁增，户口寝食”局面。但为了防止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封建经济的破坏，所谓“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汉统治者采取了“重农抑末”政策。但这并不能阻止由于商业的繁荣而出现的大城市，除此之外，将私人铸币权收归国家，实现了货币的再统一。陆贾围绕仁义思想提出“无为”、“簿于利”等主张，经曹参、文帝、窦太后等人的实践，到淮南救灾派，以司马谈和刘安为代表，真正建立起黄老之学理论体系，提出“经纲道德，经纬人事”，“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为了更有所作为”。有他们不断充实完善黄老思想，可见政治和思想其实是相互作用的。总之，时代造就某种思想，而适应时代的学说肯定给当时会打下一定烙印。西汉初期实行黄老政治是当时社会的需要，确实是秦亡给汉儒及统治者们带来剧烈震荡的结果，而黄老之术给汉初带来的成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但到了汉武帝时，若继续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就不合适宜了。因为当时社会需要着手国家政权的巩固，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平叛“四夷侵凌中国”，开创强大的封建统一局面，为封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以仁义为主旨的陆贾思想，也逐渐走向弱势，何况汉初虽宽刑简政，但仍因袭秦制，代之以董种舒的“独尊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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