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治国推崇黄老之术、堪当治国神策：后世怎么就不能用了

文/减水书生 图/来源网络 你好，我是减水书生，与您一起品读历史、感悟思辨。 秦始皇之所以能灭六国、打遍整个已知世界，是因为奋六世之余烈。 始皇帝的霸气来自于关中秦国的百年积累。 汉武不让秦皇，北伐匈奴、南征百越、左破朝鲜、右胁西域。 他也是打遍了整个已知世界的。 而且这个已知世界比秦始皇时期的还要辽阔、还要难打。 那么，汉武帝的霸气，来自哪里？

汉兴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 打仗要靠霸气，但更靠钱、靠粮、靠马匹、靠钢铁，就是靠家底。 汉兴七十年来的家底，支持了武帝的霸气和嚣张。 而这些家底是怎么来的？ 武帝前的刘姓皇帝们是怎么攒下了这么雄厚的家底？ 就是黄老之术。 怎样理解黄老之术 我们的认知逻辑往往都是这样： 概念，它是什么？ 背景，怎么来的？ 功能，能干什么？ 结果，有啥实用？ 影响，意义何在？ 而古人的讲述可不是这么条理清晰地给你归总好了。 所以，就有了汗牛充栋的各类论文。 不要说写得对与不对、清不清楚，就是写对了、写清楚了，你也不见得去看。因为太枯燥。 所以，与其纠结于官僚化的认知，倒不如拿出奥卡姆的剪刀，精简认知。 因为越精简的认知越是清楚、越是有用。 首先，明确黄老之术，不是道而是术。 啥意思？ 就是不要从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来认识它，因为它没有那么高深。 即便高深，施用起来也不会那么高深。

原因就是汉初的那些统治者比你文化还低，太高深的东西他们自己也玩不了。 如果非要纠结于“道”的层面，那就去看《汉书•艺文志》的“黄帝四经”。 如果非要给黄老之术下个定义，那就取《论六家要指》的道家定义： 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 如果非要纠结黄老之术的来源背景，那就取《史记•乐毅列传》的说法： （乐毅后人）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曹参）师 。 其次，黄老之术是什么术？ 没必要看理论著述，因为著述的理论家都不见得知道自己写得是什么。 就看汉初具体史实国策和执政态度。 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予民。 刘邦时期的这几条国策，基本上就贯穿于汉初70年。

其他皇帝，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政策圈里小修小补。 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 虽然“约法省禁”、“轻田租”，让天下百姓、特别是让农民放开了手脚，但汉承秦制，所以对商人的管控还是比较严格。 而到了孝惠和吕后时期，汉帝国也放开了商人的手脚，你们随便干。 统治阶级都是“法律主义者”，所以法律总是越来越多，他们总是在做加法。 即便废除一部法律，也要新修立一部法律，必须要彰显自己的存在。 而汉初的统治者们，却是一直在法律上做减法。 高后时期，废除了三族罪、妖言令和挟书律。

汉文帝时期，废除连坐法，改肉刑为笞刑和杖刑。 同时，文帝还废除了过关传用制度，也就是过关卡不再盘查证件，老百姓可以自由出入。 汉文帝还放开山泽之禁，即“弛山泽之禁”。 以前的山泽之利，那是归少府、归皇家的，现在都开放给老百姓，想挖矿的就去挖矿、想煮盐的就去煮盐。 甚至，直接废除了盗铸钱令，也就是把铸币权交给老百姓，国家规定货币样式，然后有本事的就去铸钱。 到了汉景帝，基本上已经没啥更“无为”的空间留给他发挥了。 所以，景帝时期，也就是继续重视农业、继续减轻赋税、继续“约法省禁”。 但景帝时期的“有为”政治，已露端倪。 比如，打了一场内战，平定七国之乱，而后中央从地方收回了很多权力。 再比如，对匈奴虽然继续奉行和亲，但该不客气的时候也强硬了起来。 帝国中央主动推行马政，就是政府大规模养马，同时鼓励民间积极养马。 此外，还推行卖爵令、“黩罪之法”以及徙民实边，以加强边地建设。 这基本上就有点儿备战干匈奴的架势了。 黄老之术下：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汉初推行黄老之术，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人物。 第一个是陆贾，陆贾虽然号称儒生，但却是道家的做派。

他虽然强调儒家“仁义”，但在施行“仁义”的理念上，却坚持“无为”的做法。 道家的“无为”是个人层面和哲学思辨上的“无为”。 至于社会和国家，“无为”就是无为的态度，也就是漠不关心。 就如庄子所言，我就要做一只在泥塘中嬉戏的乌龟，不愿意出仕为官，而为世俗所累。 而陆贾却把“无为”比附到政府与老百姓、与社会的关系上，政府就是啥也别管，让老百姓做泥塘中的乌龟、自己玩。 第二个是曹参，萧何不能算。 萧何又是修法律，又是筑城长安、又是造豪华宫殿，所以不能说萧相国有“无为”的境界。

曹参做齐相，首先是问政于民：你们齐人说，我们这些当官的应该怎么治理你们。于是，盖公就传曹参黄老无为之术。按照盖公的方法，曹参把齐国治理的很好。 等萧何死了，曹参就当了大汉帝国的丞相，于是继续秉持“无为”的理念，当真就是啥也不干。 所以，陆贾和曹参基本上就定了大汉帝国的执政基调，或者说完成了治国理念的顶层设计。 以后，高后时期、文帝时期以及景帝时期，大体上就按照这个基调来执政了。 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 这句话精准概括了汉初政府与百姓的“无为”关系，即“从民之欲”；也切实说明了“无为”的果效，“衣食滋殖，刑罚用稀”。 那么，汉初政府与社会、与老百姓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小政府大社会。 可以说，汉初政府就干两件事，一个是收税、一个是边地。其他事情，它啥也不管，老百姓自己玩。 首先是政府自己足够克制、足够节俭、足够无为。 官僚规模，控制，“量吏禄，度官用，以赋於民”，养官得花钱，为了不花钱、为了少收税、为了赋税与民，所以“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帝国中央的的官僚体系，一年也就消耗几十万石粮食。即便按照100万石算，汉帝国一年也就拿出八百分之一的粮食产出，来养活整个官僚体系。 皇室花费，节俭，文帝要建露台，算了一下需要百金之费，相当于十户百姓的家产，于是就不建了。从天子到有封地汤沐邑的列侯贵胄，就不要从国家领钱，就花自己封地的税赋。汉初七十年，也就萧何建了一座豪华未央宫，还被刘邦骂了一顿。其他时候，都是怎么省钱怎么来。

汉文帝

对外邦交，忍着，打不过匈奴，那就不打了，咱们和亲。从吕后、到文帝、再到景帝，基本上就是政治上和亲、经济上关市。即便有冲突，甚至战事冲突很大，也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战争。 其次是百姓社会要足够自由、足够宽松、足够任其所欲。 农民种地，鼓励，十五税一而后三十税一，再之后干脆就不收农业税了。 商人经商，不管，“复弛商贾之律”，除了商人子弟不能为官，其他都一样，但后来连这一条也可有可无了，因为后世已经有了很多大商人当了大官。 社会治理，随便，咱们是怎么简单就怎么来。关中秦地，百年秦法秦制，所以你们就继续这么治理。关外六国，郡国因俗而治，适应不了秦法，那就建立封国，你们自己治理自己。 市场流通，放任，这种放任已经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那就是政府连铸币权都不要了，你们自己铸币、老百姓自己选着用。所以，邓通钱和吴王钱，因为质地优良，所以大家都喜欢用，于是便流通天下。 自由经济的开创者亚当•斯密，主张政府要小而简单，社会要宽松和自由。

亚当•斯密

也就是要形成所谓的小政府和大社会的关系。 但是掌握了权力的政府，很难做到这一点，即便是近代的西方国家，也很难做到。 然而，在两千年前的汉初，遵循黄老之术的汉帝国却做到了。 政府连铸币权都不要了，还有什么比这再宽松。 皇帝吝惜十户之家的财产，还有什么比这更节约的财政开支。 能赚钱的行业，冶铁、煮盐都给了社会，还有什么比这更让利于民的。 黄老之术之于中原帝国 黄老之术的治理效果是巨大的，它堪称治国神策。 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 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农业社会，汉初的老百姓，如不是遇到水旱之战，他们都能做到人给家足，自己不会挨饿，养家也不成问题。 既是战略物资，又是物质财富，还是交通工具的的马匹，在普通百姓的街巷都能见到，阡陌之中则是成群奔驰。 少年聚会，谁要是骑匹母马，不仅被看不起，而且直接就不让参加。 简单说，就是你要开辆“日本车”，都抬不起头来，大家也不会跟你玩。

司马迁

地方政府的粮仓都是满的，府衙之中也有余财可用；中央太仓更是粮食太多以致溢露于外而腐败不能食，京师的钱财更是多的难以统计，因为长期不用，串钱的绳子都朽坏了。 就是说，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实现了财政盈余，而且有得是钱、有得是粮食。 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 市井中的普通人也能吃上膏粱肥肉。基层小吏因为长期任职，于是就以官职为姓号。人人奉公守法而爱惜名节，当真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对于儒释道三家，南怀瑾先生有一个非常精妙的比喻。

南怀瑾故居塑像

他说儒家是粮食店，佛家是百货公司，而道家则是药店。 当国家和社会生病了，道家就要发挥作用。 秦末战火之后的中原大地，就是生了一场大病。 而道家的无为就是治病的，而且非常有效果。中原王朝从奄奄一息，变得健康而强壮了。 但是，只有在汉初这七十年，道家的这副药——黄老无为之术，才最得奇效。之后的乱世余生，道家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效果都不够理想。 乱世之后，道家总要登场，无为总会应用，都是一派休养生息的场景。 但黄老之术，却未如汉初这般淋漓；小政府大社会，也不如汉初这般尽致。 究其原因就是：药未尽其力而术未得圆满。 首先，自武帝收回铸币权，民间便再无铸币之能，而财政问题很多时候就是货币问题。 其次，盐铁专营使得最赚钱的行业被收归国有，重农抑商使得工商业无法复兴，于是社会便始终羸弱而难以做强。 第三，官僚系统恣意膨胀、皇室靡费不得克制，于是只能不断开源、不断加税，竭泽而渔的社会也就无法再有活力、再去支撑政府的存在。 而总其原因，就是权力一旦生长膨胀，便难以再被克制，小政府大社会的关系也就无从形成。 于是，政府越来越强势，而社会越来越羸弱。当羸弱的社会无法支撑庞大政府之时，中原帝国也就只能再大病一场，再从头收拾一遍碎山河。 汉初七十年为什么能形成这种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呢？ 是刘邦及其一众统治者的高瞻远瞩？ 是陆贾、曹参及继任者的英明神武？ 还是法儒残破而道家茁壮？ 都不是，可能就是一场偶然吧。 首先是权力尚未成熟，或者说还没成长到可以放任的地步。 “百代皆行秦政制”，但汉初之时，秦政秦制以及统一帝国，在当时还未形成共识。

秦始皇

当时的社会和老百姓，不仅不知道皇帝是什么，而且都不能理解统一的帝国是什么。 他们还在留恋过去的士大夫和诸侯王时代。 齐地之民，只知有齐王，而不知有皇帝。其他列国也是如此。 吴王刘濞领导七国叛乱，七国的百姓就跟着自己的王去打仗，管你皇帝不皇帝。 主父偃游学四十余年，他首先想得是在家乡齐地谋个出身，实在不行再去燕地、赵地和中山看看。逼不得已，才想到要去帝都长安走上一走。 中央集权下的权力还在生长之中。 所以，社会的自我生长也就有了可能。 其次是汉初统治者当真是质朴非常，他们是一群“质胜文”的“野人”。 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先学礼乐而后做官的，是平民；先做官而后学礼乐的，是贵族。孔夫子说，如果让我选择，那我就选择那些先进的平民野人。

孔子

我们可以把这里的礼乐换成实践经历、换成民间生活、换成基层阅历。 大汉帝国的一众朝堂精英，他们不知道儒家视野下的权力设计、也不知道法家视野下的权力势术，更不知道从前的贵族和执政们是怎么摆弄权力。 但是，他们最懂普通百姓、最懂民间社会、最懂现实该当如何。因为他们本就是老百姓。 所以，他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感知老百姓需要什么样的政府，也知道政府并不是无所不能的，还知道让老百姓自己去玩、他们会玩得很好。 再者，一路妥协而来的大汉帝国不可能自由而任性地摆弄权力。 刘邦是妥协的艺术家，汉帝国就是一个相互妥协的产物。

刘邦与群臣

帝国建立之时，庙堂之高有异性诸侯王、有军功大臣、有外戚世家，所以起初的皇帝们都不敢任性。 而江湖之远呢？并非是编户齐民的社会，三代以降的族群形态还在延续，所以政府面对的不是一个个的老百姓，而是一个个的大家族。所以，政府也不敢任性。 皇帝不敢任性、政府不敢任性，所以社会也就有了自由发展的可能。 最后，就是以儒家为本位的大一统意识形态尚未形成。 不仅统治者的思想很自由，而且老百姓的思想也很自由。 所以，在儒家和法家之外，还有很多路可以走。 所以，走上一条黄老无为之路，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后世呢，儒家的意识形态已经形成，法家的权力手段也已成熟，虽然很稳定、很明确，但少了选择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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