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学说和儒家学说哪个是对的

十六岁，就现在来说，还是一个孩子，一个已经进入了叛逆期的孩子。而在公元前141年，十六岁的刘彻失去了父亲，登上了皇位。 我们无法考证刘彻在初登皇位时的所思所感，但从事后来看，当头戴皇冠，身披龙袍的少年刘彻，看着下面群臣跪伏于地的时候，他也许是热血沸腾、激情澎湃的。 大汉立国一甲子矣。高祖皇帝雄才伟略，太宗皇帝继往开来，父亲孝景皇帝承前启后。到朕一代，亦当守社稷于祖宗，施功烈于百姓，创他一个万民拥戴、万国来朝的大汉盛世。 想干事就得有人才。可时至今日，跟随高祖的从龙之臣所剩无及，太宗时代的迎王之臣垂垂老矣，父亲也没给他留下什么治世之臣。于是，热血少年刘彻颁布了举贤诏，网络了董仲舒等一大批人才，又撤换了丞相卫绾等老迈之臣，换上了太皇太后家的窦婴，和太后家的田蚡执掌朝政，起用了赵绾、王臧等同道之臣。 其实，他想干事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他这这一系列人事调动，其目的都是为了“尊儒”，这可就涉及到路线问题了。必竟，黄老之术才是大汉立国兴国的根本路线。 黄老之术是什么？ 所谓“黄老之术”，是黄帝学派和老子学派的合称，算是道家一脉。 黄老之术源于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学宫，具体谁是发起人已不可考，似乎更像是集体的力量。也有人说是齐王田氏为了使政权合法化而组织人制定的理论依据，因为田氏源于陈国，老子是陈国人，同时黄帝又是田氏始祖——炎帝是姜姓始祖，黄帝胜炎帝而取天下，所以田氏压倒姜氏而取齐国，这是从老祖宗那辈都开始的传统。 当时稷下学宫中，修习黄老之术比较有名的包括赵人慎到，齐人田骈、接子，以及楚人环渊等。 黄老之术最大的特点是兼容并包，它吸纳了包括儒家、法家、墨家以及阴阳家等各门各派的思想学说。比如它推崇墨家的勤俭节约，主张法家的恩威并施，认同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强调儒家的教化和仁政等思想价值。所以说，相对而言，黄老学说在当时是极具开放性的一门学派。 而黄老之术自己的主张，则是“贵清静而民自定”，这似乎是什么也不要干，让老百姓自生自灭。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这个思想的核心有个前提条件，叫做：因势利导。 简单来说，就是领导人定规则，然后让大家按规则办事就可以了，在这个过程中，领导不要指手画脚，更不要朝令夕改。 而定规则的时候，要考虑到老百姓到底想要什么。老百姓不想要的不能强让人家要，老百姓想要的，你不能不让人家要。 几千年后，有个叫亚当·斯密的外国人，在他的《国富论》中将其概括为人的“利己”思想。 也就是说，你只有尊重了人的利己思想，然后才能做到因势利导。正所谓法、术、势、利、力五字诀，学会了这五字口诀，就可以纵横天下了。 刘邦立国之后，他既没有完全照搬周朝的分封制，也没有完全沿袭秦朝的郡县制，而是将两者结合了起来——这种结合，其实就是黄老之术中“守雌用雄”思想的具体表现。 因为在理想中，他当然不希望有异姓王的出现。但在现实中，他首先有这么多异姓功臣需要册封；其次，他清醒地认识到，在当时天下刚刚统一的大背景下，以及落后的通讯和交通环境，朝廷对燕、赵、齐、楚以及百越等地是无法形成直接有效的管控的，不如交由诸侯自治，更符合朝廷的利益。但关中周边地区，就必须采取郡县制，实施朝廷直管了。 同时，当时的天下经过数年无差别的清洗后，已经是经济残破，百废待兴。所以，急需要的是休养生息，恢复民生。 刘邦让陆贾总结秦亡的教训时，他根据老子的思想，提出了“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的结论。再加上萧何、曹参及陈平等人也好黄老之术，所以，在汉初，黄老思想得到了政治上的极大重视。 于是，自刘邦起至今，在黄老之术的指导下，无论是谁主政，无不秉承了清净无为、因俗简礼、休养生息、轻徭薄赋、依法治国、宽刑简政、刑德并用等政治主张，在北方匈奴不断肆扰的情况下，为社会民生的复苏，提供了极为宽松的平台。 从这个角度而言，刘邦选择黄老之术作为治国的大政方针，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的文景盛世奠定了基础。 但是，顶层政策的具体执行者是那些权贵，资源的掌控者也是那些权贵。所以，百姓每富一分，权贵就能富十分。百姓之富，温饱而已；权贵之富，富可抵国。 而农民是脆弱的，任何天灾人祸，急政暴赋都会导致一个小康之家破产。到了景帝后期，大汉帝国水、旱、蝗、地震等天灾频频，最后不得已，景帝只得下诏禁止用粮食喂养马匹，可见歉收程度已经非常严重了。 但这种天灾从来只影响百姓，不影响权贵。所以，随便发几场大水，百姓就只能继续卖田卖房；随便再来几场蝗灾，百姓就只能接着卖儿卖女。 当时的贫富差距大到什么程度呢？一个五口之家，一年劳作，能节余几百钱，就算是盛世了；可同时，身为长公主的刘嫖，养了个董偃作小白脸，每天给他的零花钱是多少呢？ 董君所发，一日金满百斤，钱满百万，帛满千匹，乃白之。——《汉书》 意思很简单：每天黄金不超过一百斤，钱不到一百万，帛不够一千匹，就随他取用。 富人凭钱财横行不法，兼并土地；豪强之辈，作威乡邻，横行霸道；权贵之流，争权夺利，奢侈无度。 所以，刘彻登基时所面临的真实情况是：历时数十年的千古盛世已经走到了极限，一双双从地狱深处伸出来的黑手，已经掏烂了盛世的根基。 用政治课本里的话来讲，这些权贵世家不事生产，却通过购买破产农民的田宅，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势兼并农民的田地，进而成为了帝国最大的地主。 然后就是农民苦死，政府穷死，权贵富死。匈奴来了，上阵打仗的是没有免除徭役权限的农民，花钱办理各种军需物资的是政府，而他们保护的却是权贵的财富。 所以这些权贵根本不想打仗，匈奴来了，他们只想继续延续之前的和亲政策。反正嫁的不是他们的闺女 ，花的不是他们的钱。 所以这些权贵希望刚登基的刘彻继续以民为重，休养生息。必竟仓库有粮，国库有钱，有个水旱灾害的，该免税的免税，该赈济的赈济。反正不用他们出半毛钱。 可以说，如果刘彻继续采取休身养性、无为而治的政策，其结果必然是持续壮大权贵的势力，最终，要么是他自己，要么是他的继承人，必然会被权贵势力吞噬。 所以，黄老之术和儒家学说并不仅仅是两种学术的争论这么简单，其本质上是治国方向上的竞争，其核心是权力的竞争，其实质是利益的竞争。 黄老之术的政治团体构成很具体，他们包括皇族刘氏，外戚窦氏、王氏家族，还有开国之初以及文帝登基之时受封爵位的功臣世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谓——权贵。 他们信奉黄老之术并不仅仅因为这是帝国的基本国策，而是因为，黄老之术强调的是清静无为，垂拱而治，君逸臣劳，宽刑简政……简单来说，就是皇帝只管大政方针就行了，具体的操作和执行由“下面人”去干。 那干活的“下面人”是谁呢？当然是那些权贵世家了。所以，黄老之术的利益点在于：顶层政策的具体执行者是权贵，底层资源的掌控者也是权贵。至于皇帝，强势如刘恒，也不敢明目张胆地任用贾谊；而弱势如刘盈，干脆被吕后彻底掌控。 而信奉儒家学说的政治团体构成就比较复杂了。他们通过孝文皇帝开启的举贤良方正一途进入朝堂，一般担任博士、大夫等职位；在朝堂之外，他们以名士的身份在各地讲学，或成为地方官吏的幕僚。 换句话来说，他们虽然地位不高，但却无孔不入，甚至掌握着一定的话语权。 在文帝时期，儒家代表贾谊几乎就成功地说服刘恒进行礼制改革，但当时刘恒刚刚即位不久，条件并不成熟，所以没有采纳。 但现在，在做太子期间就已经被儒家思想武装头脑的少年刘彻，却没有他爷爷那样的政治智慧。他们只管兴冲冲地建明堂、改历法、更服色、定礼制、开放关禁、令列侯归国……但却都忘掉了一个关键人物：太皇窦太后。 他们也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终文、景皇帝两代，所有在朝的儒家博士都只是有衔而无权，没有一个得到重用的。就连名士贾谊，也只能在藩王处担任个太傅之职。 如果他们稍加注意，就会知道，太皇太后是黄老之术坚定的拥趸，在她眼中，黄老之术作为大汉立国的基本路线，是不容有任何改变的——因为这个路线代表着以她为首的权贵阶层的直接利益。 刘彻虽然已经举行了成人礼，按理来说可以直接亲政。但再怎么说，他也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孩子，登基不过一年；而他奶奶太皇窦太后则已经干政了十余年，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政治实力，他爹孝景皇帝在一些事情上也不得不顺着她的意思来。更何况，刘彻实施的新政，直接得罪了太多有实权的权贵阶层。他如果再对抗下去，那就只能是鱼死网破了——不，以他当前的实力，只会鱼死，不会网破。 所以，窦婴、田蚡被解职；所以，赵绾、王臧入狱自杀；所以，少年皇帝刘彻也得暂时收起他昂扬的斗声，在太皇太后面前，继续充当一个好孙子的角色。 太皇窦太后去世后，刘彻再次亮出独尊儒术的宝剑，终其一朝，斩尽了所有的世家权贵。到最后，就连他自己的儿子也没有放过。在他去世时，环顾左右，再无任何世家权贵能把持朝政。然后，他放心地把皇位交给了没有任何权贵外戚依附的刘弗陵。 回过头来再说儒家学说。 虽然儒家学说作为影响了后世两千多年的思想体系，也不能以一句所谓“封建礼教”所能概括，因为这里面也包含一定的法治思想。比如他在给刘彻的奏疏中，提出君王要想达到终极王道的境界，应该是“……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所谓“正”，就带有“整肃”的意思。 而儒家学说也并不是在刘彻时代就完成了治国理念的统治。刘彻只是在表面上“独尊儒术”，将儒家学说上升到官学的地位，但却并未像刚刚登基时，无条件的采纳儒家的一切礼制。 针对百姓，他宣扬儒道以统一思想，强调了君权神授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加强思想上的集权；针对官员、权贵，他强管制，重刑罚，实施更为严苛的律法，加强行为上的集权——这算是以儒为主，以法为辅，外儒内法的实用之术。 也就是说，儒家之术的学说虽由孔子创立，由刘彻开始发扬光大，但具体的解释权，却是在历代帝王手中。 儒家学说一直要到隋唐时期，才彻底确立了思想上的统治地位。但综观此后的宋、明、清等朝，对儒家学说的解释其实并不尽相同。 所以，黄老之术和儒家学术并无对错之分。有人说如果中国一直坚持黄老之术的学说，发展到现在就如何如何。其实完全是臆想。只能说，当时代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与之相配套的理论依据必须适应和解决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黄老之术只适应刘邦创立天下时，给治事之人以足够利益和权力的需要；而儒家学说则适应了承平日久时，帝王对中央集权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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