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进行曲》发出中华民族最强音

作者：孟红

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一经问世就因其奋进的词文和激昂的曲调迅速传遍祖国大地。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展开，其影响更远远超出中国。多少年来，这首不屈之声、不朽之歌伴随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伴随着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为祖国独立富强而英勇斗争的战斗号角。它唱出了中华民族的最强音！正因为这样，它最终被定为象征一个国家尊严和民族精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外族入侵，促田汉写出鼓舞斗志词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随后，日本不断扩大侵华规模，将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危机。全国人民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放弃不抵抗政策，抗日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许多知识分子纷纷走上街头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有的甚至拿起武器奔赴华北。

1933年，夏衍、司徒慧敏等成立党的电影小组。随后，聂耳、田汉与司徒慧敏等都在左翼的电通影片公司工作。面对时局，中共秘密党员田汉与聂耳商议，要搞一首像《国际歌》《马赛曲》和《船夫曲》那样有气势的歌，来鼓舞人们的斗志。在此之前，聂耳虽已创作了《毕业歌》《卖报歌》等脍炙人口的歌曲，但总觉得还没有一首能鼓舞全国人民抗日斗志的好歌。

两人说干就干，于是找来了《国际歌》《马赛曲》和《船夫曲》等反复吟唱，从中寻求创作的灵感。但或许是给自己定的要求太高了，创作写了一稿又一稿，却总是感到不满意。

正当两人为此感到苦恼时，电通影片公司编导孙师毅找到了田汉，要他为公司创作一部电影本子，并说：“题材由你定，只是希望在时间上能快点。”

当时，田汉正在构思一部关于抗日题材的剧本，孙师毅的邀请自然也是适得其时。当年年末，田汉完成了以古北口长城抗战为背景的《凤凰涅槃》（也称《凤凰的再生》）故事梗概，并交给了孙师毅。

这个故事描写上世纪30年代初期，以诗人辛白华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为拯救祖国，投笔从戎，参加义勇军奔赴抗日前线，英勇杀敌的故事。田汉为剧中男主角、诗人辛白华创作了一首激昂奔放的自由体诗《万里长城》，其中一段成为电影的主题歌，即《义勇军进行曲》。

其时，田汉正因“抗日反政府”罪名遭国民党特务追捕，过着逃亡生活。但严峻形势并未消弭田汉的革命斗志，反而激起他更高涨的革命激情。创作时一直处于亢奋状态，终在1935年2月19日化成一首日后闻名世界的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血肉来筑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前进！前进！”

这便是田汉写出的抗日剧本《凤凰涅槃》框架中的终节诗稿，后成《义勇军进行曲》原版歌词。

这首歌既是为电影中的主人公而作，也是为全国人民抗日斗争所作。危急中，田汉将歌词顺手写在随身带着的香烟盒锡箔衬纸上，并将它夹进刚完成的电影故事本子中。不久，田汉还没来得及对歌曲进行抄写整理便被捕入狱。好在电影梗概和歌词经中共秘密组织之手，转到了夏衍手里。

随后，夏衍赶写成电影文学剧本，并改名《风云儿女》。他忆写道：“我拿到田汉留下的电影故事本，在里面发现了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衬纸。歌词写在一张香烟纸的衬纸上，因在孙师毅同志桌上搁置了一段时期，所以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几个字看不清楚了。”夏衍就和孙师毅很仔细地一个字一个字辨认，将看不清的字句填补上去，原稿上的“冒着敌人的××××前进”，原文已很模糊，两人反复琢磨，认为是“飞机大炮”四个字。随即认真誊抄下来。

爱国激情，催聂耳谱出雄壮激昂曲

田汉被捕后，身为左派活跃分子的聂耳也成为国民党特务追捕的目标，被列入黑名单。考虑到他的安全，党组织决定让他先去日本，然后转道去苏联和欧洲学习考察。就在聂耳动身之前，他得知田汉创作抗日题材的电影及其终节诗稿一事，马上联想到此前他和田汉关于创作一首理想的抗日歌曲的约定，便主动找到夏衍，要求为主题歌谱曲。

聂耳见夏衍顾虑其赴日本怕耽误拍摄进度，就赶忙表态将写好歌稿尽快寄回。夏衍欣然允诺。

聂耳回家轻展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仿佛沉夜中一声惊雷，民族呼声、祖国召唤、战士怒吼，爱国激情顿时胸中奔涌，汇成雄壮激昂旋律……聂耳满腔激愤仅用两夜谱出乐谱初稿。

为了使曲调节奏更有力，聂耳找来《风云儿女》导演许幸之、孙师毅等一道切磋、研讨，集思广益。大家被这首歌曲的革命精神感动，并就歌词提出几点意见，具体修改三处：在原歌词开头将“起来”与“不愿……”分开，在句尾加休止符以强调；第六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改“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句尾也加休止符；第七句“前进！前进！前进！”后再增个“进！”字。

聂耳抵达日本后，在爱国激情一次次催生下，很快推敲完善提升，定稿谱出雄壮激昂、振奋精神的曲子，寄回祖国。

然而，无论聂耳还是田汉，都未能在第一时间听到这首《义勇军进行曲》。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电影《风云儿女》放映之时，1935年7月17日，从日本传来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的噩耗。《义勇军进行曲》竟成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作曲家生命中的绝响。

1935年7月，出狱的田汉首次听到歌时极为兴奋。可当他惊闻聂耳遇难时失声痛哭，作悼诗曰：

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乡国只今沦巨浸，边疆次第坏长城。英魂应化狂涛返，好与吾民诉不平！

《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是散文式的自由体新诗，鲜明表现了我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民族危机时刻，誓死不做亡国奴，坚决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捍卫民族尊严正义和国家领土及人民家园的英雄气概，表达了人民的呼声、民族的怒吼。聂耳用6个长短不等的乐句，组成单段体的一部曲式。整首歌曲激昂雄壮，义愤填膺，气势磅礴，战斗性极强。它以号角式的音调作为全曲旋律发展的基础，壮怀激烈而稳健豪迈。它是时代绝唱式的不朽作品，全歌如此短小，内容的表达和形式的完善是如此高度统一，浑然天成为一曲不可模仿的时代强音。在当时成了动员中国人民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最响亮的号角，它强烈的节奏，激昂的曲调，永远鼓舞着中华民族奋勇前进。

民族最强音，共识推举为新中国国歌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这首歌成为全民族不屈抗日的心声。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也定期安排播放，被戴安澜的国民革命军第200师定为该师军歌。

此歌不仅传唱中国，还随着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的英勇事迹传遍全世界，激励许多国家的革命者为争取解放而斗争。美、英、法、印度及南洋各广播电台也常播放。1940年，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听后大为感动，并在纽约一次演唱会上引吭高歌。他不但四处演唱，还特地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并请宋庆龄为唱片撰写序言。1944年，马来西亚一支由华侨和其他各民族青年组织起来的抗日队伍将此歌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改为“马来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作为抗日游击队队歌四处传唱。

1949年7月15日至26日，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在《人民日报》等国内外报纸上，连续刊登了“国旗、国徽、国歌征集启事”，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截至8月20日，仅国歌一项应征曲谱就收到632件，歌词694首。

征集选定国旗和国徽图稿的工作都进展得比较顺利，唯有国歌，虽征集到数以千计的稿件，却没有一首满意的。

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广泛讨论确定国歌等事宜。参加会议的有郭沫若、茅盾、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人。

在座谈会上，马叙伦等主张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著名画家徐悲鸿和建筑学家梁思成等全国政协首届委员也表示赞成。代表们认为，国歌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义勇军进行曲》经受了斗争的考验，完全可以选作新中国的国歌。只有极少数代表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质疑。随即大家畅所欲言又热烈讨论……最后，毛泽东表态说：“虽然我国就要完全解放了，但今后还要进行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为好。”他的讲话赢得大家一致掌声。

《义勇军进行曲》被庄重定为新中国第一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历经修改、恢复、立法，更完全确定为国歌。（孟红）

来源： 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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