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星座沙漠之鹰(双鱼座最实用的武器)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于东征途中在巴比伦暴卒，他建立的伟大帝国的疆域在他死后四分五裂，其中埃及帝国的王位被他的大将托勒密继承，史称托勒密王朝，在接下来的三百多年中，托勒密王朝的希腊传统逐渐扎根于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复杂的文化融合和交流发生在托勒密帝国的方方面面，更表现在艺术作品中，古埃及黄道十二宫图像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它们多数出现于希腊罗马时期的神庙或者墓室中。其中，最著名的丹特拉（Dendera）神庙的黄道十二宫图像修建于公元前一世纪中叶，上面描绘了黄道十二宫、五大行星、三十六旬星以及其他一些星座图案（图1，图2）。

图 1 丹特拉神庙圆形星座雕刻红色代表黄道十二宫图像

图 2 丹特拉神庙长条形星座雕刻红色代表黄道十二宫图像

除丹德拉神庙之外，其他古埃及黄道十二宫图像保存比较完整的有阿特里比斯（Athribis）、艾什纳（Esna）、阿赫米姆神庙的浮雕,底比斯等地墓葬出土的6个棺盖上的, 以及部分墓室天花板上的,共计十几个。

图 3 阿特里比斯墓葬中的星座图像

图 4 大艾什纳神庙的星座石刻

目前发现的十几个黄道图,很多是对称出现的，以丹德拉最为典型，在神庙顶层的奥塞里斯祠堂天花板上是圆形黄道图，而同样的内容以两个对称的长形黄道图出现在神庙一层的天花板上, 如果把两个长形的黄道图环城一圈，画面与圆形的基本吻合。自从丹特拉神庙的黄道十二宫图像被发现以来，神庙的图像总是被与希腊的星图进行对比，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古埃及的黄道十二宫是古代两河流域和希腊影响的产物。本文主要从图像学角度研究托勒密埃及时期星图的来源构成，研究对象为黄道十二宫形象，进而讨论托勒密时期文化融合对于神祇系统影响的具体表现。

1 古巴比伦星座和古埃及星座的起源

因为本文主要讨论的对象为黄道十二宫（白羊座、金牛座、双子座、巨蟹座、狮子座、处女座、天秤座、天蝎座、射手座、摩羯座、水瓶座、双鱼座），我们首先在起源方面简单探讨其在两河流域以及古埃及的不同发展历史，以及古巴比伦黄道十二宫形象传入古埃及的过程。

1.1 巴比伦星座起源

巴比伦天文发展史明显要比古埃及更早，学者将其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早期图像阶段，大概从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前2100年，在这一阶段里，早期的艺术作品中出现的公牛、狮子和蝎子以及人头马身怪物的形象被看作是最早的星座形象，尽管我们不知道当时对于这些星座的具体位置，但考古学家相信当时已经出现最早的星座。比如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辊印中已经出现了黄道十二宫雏形，如图5所示，早期的人头鱼身形象以及人头马身形象分别和日后的摩羯座和人马座非常相似。

图 5 艾兰首都苏萨（Susa）出土的印章，公元前2500年，其上有早期的人头鱼身形象（c）以及人头

（2）边界石图像阶段，大概是公元前1350年到公元前1000年这个时间段；所谓边界石，是古巴比伦加希特王朝在边界树立，旨在召唤神灵保佑神圣土地，所以边界石上大多刻有各种神灵的图案和符号，这些与天空中的行星和星座有着很强的对应关系，在这一时期，大部分黄道十二宫的形象已经出现，虽然没有文字记载明确描绘为星座，但大部分图像非常接近后来的黄道十二宫形象，如图6所示，其中有早期的人马座、摩羯座、天蝎座、金牛座以及诸多行星的形象出现。

图 6 Marduk -apal-iddina I时期的边界石公元前12世纪

（3）《纲要》阶段：大概是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700年左右，这是巴比伦天文的成熟期，在已发掘出来的泥版文书中，有一种约成于公元前700年的作品，系综合了此前的星占学—天文学知识而成的纲要性文献，故不妨就简称之为《纲要》(西方著作中习惯以此件开头一词作标题，拉丁转写为：MULAPIN)。《纲要》有一种版本上署有明确年份，由推算可知为公元前687年，发现于亚述城遗址；另一种版本则注明“录自巴比伦”。《纲要》中载有关于星相互之间位置的指示，其中表明了黄道十二宫所对应的神名以及位置，标志了古巴比伦天文学体系的成熟。

1.2 古埃及星座起源

古埃及天文学中最早对于行星的观察和记载我们已经不能知晓，现存最早的天文题材的天花板出现在公元前15世纪的森门姆特（Senenmut）墓中（图7），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赛门姆特忽略了火星，但在两个世纪之后的拉美西姆遗址中的天花板上五大行星都有出现。在古埃及天文学中，通常的排列顺序是木星、土星、火星、水星和金星，前三个行星通常和后两个在星图上分开。前三个行星都被看做是天神荷鲁斯的一部分，具体来说，木星是“分割两界的荷鲁斯”，土星是“公牛荷鲁斯”，火星是“红色荷鲁斯”；而水星被看做是赛斯，金星是“有钩子的星星”，后来也被称作“启明星”，它的拟人化形象是一个双面鹰头人像，从公元前一千多年开始到希腊化托勒密王朝时期，行星的艺术表现形式基本上没有变化。

图 7 赛门姆特墓壁画，公元前15世纪

传统上古埃及星座包括现在的北斗七星、猎户座以及天狼星等几个星座，例如，在塞梯一世（Seti I）墓顶壁画中，北斗七星被描绘成在一个平板上的公牛形象（图8）。而我们一般所说的黄道十二宫对于古埃及来说是舶来品，具体传入古埃及的时间已经无从知晓，现在已知最早描绘黄道十二宫题材的作品出现在艾什纳神庙的天花板上，大约在公元前246-180年雕刻完成，这些黄道十二宫图像多数出现于希腊罗马时期的神庙或者墓室中，保存相对比较完整的是丹特拉神庙的星座图像。

图8塞梯一世陵墓壁画表现古埃及星座题材，公元前13世纪

1.3 黄道十二宫的传入古埃及

巴比伦天文学传入古埃及已经是在一个相对较晚的时期了，学者估计，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古埃及和两河流域同时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巴比伦天文学开始传入古埃及，而黄道十二宫的传入则是出现的更晚，公元前400年之后，黄道十二宫已经在巴比伦定型为标准版本，在这之后，在希腊罗马时期的托勒密王朝，很有可能是通过希腊人传入古埃及，并与古埃及传统的“旬星”系统相结合。

2 黄道十二宫图像分析

在公元前三世纪到一世纪这段时间，托勒密王朝的外来统治使得外来文化渗透到本土文化几千年未曾改变的传统埃及，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外来文化不断与本土文化冲击融合，随着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三种文明的融合越来越深，这种文化上的融合也逐渐表现在当时神庙或墓室的星座壁画中。笔者试比较传统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图像与希腊罗马埃及时期的黄道十二宫图像，分别在图像分析本身和内涵的变化，将其变化分为几类，并举例分析这几种不同变化的实际表现。

2.1 图像

2.1.1图像基本不变

在黄道十二宫图像中，传入古埃及之后图像基本保持不变或有一些次要变化的有白羊座，金牛座，狮子座，处女座，天蝎座，人马座，摩羯座，双鱼座，下面以处女座，狮子座，天蝎座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处女座

图 9 有Ishum和Ninmug名的滚印古巴比伦时期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50

处女座的起源非常早，最早的处女座被认为代表着大地女神伊什塔（Ishtar），象征着收获和丰饶，在图像角度，如图9，这是古巴比伦时期的一个滚印上的图案，图中伊什塔神身着铠甲，头戴角冠，后背武器，左手执剑，右手执一株麦穗，脚踏象征其力量的雄狮，手中牵有缰绳，呈正面像站立，这是非常典型的大地女神形象。在塞琉古也出土了表现处女座形象的泥版，图10中可见大地女神头戴角冠，身着长袍，手执谷穗，像是献祭场景。在《纲要》（MULAPIN）中， 也记载了大地女神手执谷穗（corn ear）的场景。

图10 乌鲁克泥板上的处女座形象塞琉古王朝，公元前3世纪

托勒密时期的处女座和古巴比伦的形象相差无二，如图11中丹特拉神庙的处女座形象，也是一个女子执尖穗状物体的图案，和传统的古埃及形象没有很大变化。但比较特殊的是，在艾什纳神庙的星座图中，处女座的形象是一个头戴上埃及白冠的女神。

图 11 丹特拉神庙星图中处女座形象，公元1世纪

图12 大艾什纳神庙中处女座形象，公元前2世纪

狮子座

图 13 塞琉古时期乌鲁克印章上的狮子座形象公元前3世纪

狮子座由来已久，它标志了苏美尔人的夏至点，有观点认为狮子后背的鬃毛表现了夏日强烈的太阳光线，同时，狮子也是战争女神的象征。在图像中，巴比伦印章（图13）和塞琉古泥版（图14）都有表现传统巴比伦狮子的形象，狮子四脚站立，狮口大张，尾巴翘起，站在一条长蛇上，给人器宇轩昂的感觉。

图 14乌鲁克泥版上的狮子座形象塞琉古时期，公元前3世纪

相比之下，希腊罗马时期的埃及星图中狮子的形象本身几乎没有差别，同样也是四脚站立，居于平板或长蛇上，继承了大量的巴比伦传统。但在狮子后面经常会有一个女子形象站在它的尾巴后面或者用手握着狮子的尾巴（图15，图16），她的形象和狮子座后面的室女座非常相似，都是典型的埃及传统女性形象，有研究表明，这个较小的室女出现的原因是增大跟随其后的室女座的空间，使之与真正天空中的空间大小相对应，这明显是古埃及传统对于外来的巴比伦星座主体的影响，同样体现了托勒密时期的文化融合。

图15丹特拉神庙圆形雕刻上的狮子座图像公元前1世纪

图16丹特拉神庙长条形雕刻上的狮子座图像公元1世纪

天蝎座

天蝎座代表了秋分点，也是在古巴比伦历史上出现的比较早的一个星座，例如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就有神蝎守护圣山的情节。天蝎座的形象在图像中非常稳定，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加希特边界石上的天蝎（图17），直到希腊罗马时期传入埃及的天蝎座（图18），都是有两个硕大的钳子，尾部有毒针的相似形象，证明托勒密时期天蝎座的形象完全承袭了古巴比伦时期的传统。

图 17 边界石上的天蝎座形象，公元前10世纪

图18丹特拉神庙中的天蝎座形象，公元1世纪

2.1.2图像改变较大

在黄道十二宫图像中，传入古埃及之后图像变化较大的有双子座，巨蟹座，天秤座，水瓶座，下面以巨蟹座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巨蟹座

图 19 塞琉古王朝时期乌鲁克出土印章上的巨蟹座形象公元前3世纪

最早的巨蟹座记载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在《纲要》中被记载为Al.LUL(Crab)，被看做是乌鲁克城的保护神，后来也被称作KUSHU，也是一种淡水蟹的名称，在古巴比伦星座图像中，巨蟹座比较少。在希腊化乌鲁克时期的印章上（图19），包含了一个巨蟹座的形象，它有两个硕大的蟹钳和八条蟹爪。周围还有一个新月和三角的图案，其中三角图案很有可能代表了阿努（Anu）神。

图 20 托勒密时期埃及神庙墓室壁画巨蟹座形象比较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世纪

非常有趣的是，巨蟹座图像在传播到古埃及后，它的图像改变非常明显（图20），在丹特拉神庙的雕刻中还有一些螃蟹的影子，到了艾斯纳神庙雕刻，完全就是长有两个巨大前肢，八个后肢的埃及圣甲虫形象，完全没有了一点螃蟹的踪影，巨蟹座由一个对古埃及不熟悉的形象演变为一个非常熟悉且有神话意义的形象，这种形象上的变化说明了在希腊埃及时期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在图像上的融合。

2.2内涵

2.2.1内涵基本不变

在黄道十二宫图像中，传入古埃及之后表示的神祇及内涵基本不变的有白羊座，狮子座，天蝎座，人马座，摩羯座，双鱼座，下面以人马座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人马座

图 21 巴比伦边界石的人马座形象公元前10世纪

人马座和摩羯座最有两河流域传统和特色的两个星座了，在《纲要》中摩羯座的名字是Pabilsag，是战士和冥界的看门人，人马座的象征是弓和箭，在早期的巴比伦边界石中，也有人马座的形象出现（图21），上部是一人头戴头盔，拉弓射箭，人头后带有狗头，人的下方是马身，长有一对翅膀和蝎尾，在古巴比伦的其他印章中的人马座形象，除了在某些细节上略有不同，整体上大同小异（图22）。

图 22 中亚述时期滚印上人马座与狮子打斗图像公元前14世纪

而托勒密时期的人马座图像与其古巴比伦源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除了古埃及的头冠以外，其他部分都非常相似（图23，图24），比如都有两个头，一个蝎尾，一个马尾，带有双翼，在它脚下还有一个类似船的物体，有人认为这是巴比伦的货船的图案，所以对于这样一个在古埃及没有原始根源的图像，古埃及文化基本上是一种全面接受的态度。

图23丹特拉神庙中圆形星座图中的人马座图案公元前1世纪

图 24 丹特拉神庙中长条形星座图中人马座图案公元1世纪

2.2.2内涵改变较大

在黄道十二宫图像中，传入古埃及之后表示的神祇及内涵改变较大的有双子座，处女座，天秤座，水瓶座，金牛座，巨蟹座，下面以水瓶座，双子座和金牛座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金牛座

图 25 塞琉古时期乌鲁克印章上的金牛座形象公元前3世纪

图 26 塞琉古时期乌鲁克出土泥版的金牛座形象公元前3世纪

金牛座的表现的公牛最早是苏美尔人的“天牛”，它标志了春分点，也代表了一年的起点，从图像学角度分析，巴比伦印章和塞琉古泥版上的金牛座形象和后来传入古埃及的金牛座形象差别不大，在两河流域的金牛座形象多呈自然站立（图25）或向后张望（图26）的姿势，而希腊罗马时期的埃及星图中的金牛座（图28）有了一个向前冲顶的动作，而这一动作传统多现于古希腊表现公牛的图像中，所以古埃及金牛座图案不仅受到了古巴比伦的影响，也有古希腊的影响在里面。

图 27 小艾什纳神庙上的金牛座形象公元前1世纪

同时，在一些古埃及金牛座的形象里，有一些上面带有牛角状新月的形象，有些背部或头顶还有圆盘图案，如图27、图28，这便与古埃及原有的阿匹斯神牛相对应，阿匹斯是最早将神性表现在动物身上的神祇，孟斐斯人多崇拜他。它象征丰饶及生产力，乃一戴有太阳盘及圣蛇的公牛神。所以古埃及的金牛座形象主要以巴比伦形象为基础，古希腊的传统也施加了影响，最后转化为古埃及原有的阿匹斯神牛的形象。

双子座

图 29 新亚述时期玉髓挂坠上的双子座形象公元前10世纪-公元前7世纪

在两河地区，双子座是由Lugalgirra和Meslamta-ea两个全副武装的神组成的，他们守护冥界之神内尔格勒（Nergal）的大门，在两河流域传统中，他们也被看做是冥界的守护神。从图像上来看，图29是新亚述时期一个玉髓吊坠上的图案，图中是Lugalgirra和Meslamta-ea神，他们头戴角冠，身披甲胄，一手执斧，一手执权杖，动作相同，蓄有标志性的亚述时期的长胡须。

而在托勒密时期的双子座形象却有很大不同，如图30所示，它描绘的是一男一女面对牵手，表现的是一对夫妻的形象，在丹特拉神庙中的另一个图像中（图31），男神头顶有一根羽毛，女神头戴狮冠，头顶有一圆盘，有学者猜测，这是表现的休神（Shu）和泰夫努特神（Tefnut）的形象，但没有确凿文字证据说明古埃及时期双子座中的夫妻形象具体所指的神祇，总的来说，双子座的形象是黄道十二宫中变化最大的，不仅形象有所改变，而且神祇的性别以及内涵都改变较大。

图 30 丹特拉神庙圆形星座图中的双子座形象公元前1世纪

图 31 丹特拉神庙中长条形星座图的双子座形象公元1世纪

水瓶座

图32苏萨的边界石上的水瓶座形象公元前13世纪-公元前10世纪

水瓶座代表了冬至点，是苏美尔时期伊亚神的象征，它象征了早春来自天堂的雨水。从图像的角度来看，公元前1000年左右加希特王朝所树立的边界石上有非常清楚的伊亚（Ea）神的形象，伊亚神是美索不达米亚的众水之神。图32中，伊亚站在一只羊上，头戴头冠，胸前抱着一个水罐，有两股水流从水罐中流出，另一个表现伊亚神形象的是叙拉古王朝时期在乌鲁克发现的印章上的图案（图33），大约雕刻于公元前3世纪，两股水流从伊亚神胸前的水瓶到肩部流出，从身体两侧流到脚边另外两个水瓶中中止。除了这两个图像，在加息特王朝的印章上也有类似的图像出现（图34），图案旁边的文字证明印章表现的是马尔杜克（Marduk）神，头戴圆冠，双臂展开，将水从手中的水瓶倒入地下的水瓶中，周围还有植物以及星形图案，总的来说，在两河流域传统上，对于水瓶座图像表现方式比较统一。

图33塞琉古时期乌鲁克印章上的水瓶座形象公元前3世纪

图34 加希特王朝滚印的马尔杜克神泼水的形象公元前15世纪-公元前13世纪

而在古埃及，水瓶座形象和两河流域略有不同，比较早期的水瓶座形象是传统的古埃及侧面画法，如图35所示，在丹特拉神庙中，一个男神双手各执一瓶，两只手一上一下，两股水流落在地上，值得一提的是，在古埃及时期众多星座石刻里，水瓶座的形象被表现成头戴荷花，掌管尼罗河洪水的哈比神，如图36所示，哈比神有掌管风调雨顺的神职，和古巴比伦神话中水瓶座的原型伊亚神的神职有着很大的相似处。这就暗示了我们，可能水瓶座的形象在从古巴比伦向古埃及演变过程中，古巴比伦的伊亚神本土化，转换成一个职责相同的本土神祇，这个变化是托勒密时期文化融合的重要表现之一。

图35丹特拉神庙圆形星座图中的水瓶座形象公元前1世纪

图36丹特拉神庙长条形星座图中的水瓶座形象公元1世纪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对于黄道十二宫这样一个在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1世纪从两河流域逐步传入希腊罗马时期的托勒密帝国的图像系统，最基本的图像系统还是按照巴比伦传统来雕刻和绘制，但是其中的内涵因为根深蒂固的古埃及神祇体系而发生较大范围的改变，特别是在一些在古埃及原有神话系统中有相似对应的神祇，例如双子座、水瓶座、金牛座。也就是说，虽然神话人物形象大多数还保持着外来的巴比伦文化传统，但其精神内核已经转化为本地古埃及信仰，究其原因，我想这与托勒密时期上层建筑对于古埃及传统宗教的态度有关。

3 托勒密时期宗教政策对黄道十二宫的影响

古埃及作为近东地区的文明古国,在古代常以富庶强盛的形象呈现于世。笃信宗教的埃及人深信他们居住的土地受到神的青睐,是富裕有序的世界,而埃及以外则是黑暗混乱的世界。埃及人的优越感使其十分看重自身的文化传统与宗教信仰。因此,托勒密王朝作为由外来征服者在人口众多的国度里实行统治的王朝, 统治者对待埃及宗教传统的态度就成为事关统治能否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在托勒密王朝建立以前埃及曾经经历过外族统治,外来统治者对待埃及宗教的不同态度换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公元前 525 年,波斯国王冈比西斯灭亡了埃及的第 26 王朝(公元前 664—前 525 年),把埃及变成了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此后埃及人先后在冈比西斯、大流士一世、薛西斯、阿塔薛西斯、大流士二世统治时期爆发过反抗波斯帝国的起义。古代作家希罗多德和狄奥多拉斯等人在著作中曾谈到这些斗争。波斯帝国的统治之所以会招致埃及人的反抗,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由于波斯人信奉具有一神教倾向的索罗亚斯德教,多数波斯君主对埃及的多神信仰缺乏尊重,伤害了埃及人的宗教情感，这些激起了虔诚的埃及人对波斯统治者的不满。与波斯统治者的所作所为相反的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在占领埃及以后对埃及的传统宗教表现得非常虔诚。他曾前往埃及古都孟斐斯祭祀埃及神明,后来又亲自向西穿过沙漠抵达西瓦绿洲,拜谒了阿蒙神庙并求得神谕。亚历山大对埃及传统宗教的尊崇赢得了埃及僧俗的好感,埃及僧侣宣布亚历山大为“拉之子”“、阿蒙的宠儿”, 埃及人将亚历山大视作埃及法老的继承者。亚历山大虽然是马其顿人,却在埃及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使埃及成为远征波斯的稳固后方。

虽然托勒密王朝是希腊马其顿人对埃及进行军事征服的产物。统治者在建国初期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增强各族臣民对托勒密王朝的认同感,缓和征服民族与被征服民族之间的矛盾,针对埃及人和希腊马其顿人笃信宗教的特点, 推行了一系列宗教政策以加强统治。托勒密王朝统治者首先是接受了埃及当地的宗教传统,博得当地居民的好感; 其次是结合埃及与希腊的宗教传统,推行对新的国家神的崇拜,使各族臣民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这些措施一方面树立了托勒密王国统治者的宗教权威,有利于加强君主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各族臣民之间的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并增强了托勒密王国在希腊化世界的宗教影响力。

其中托勒密王朝的宗教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传统埃及神与希腊神的认同融合，例如，塞拉皮斯崇拜。托勒密王朝的保护神是塞拉皮斯。塞拉皮斯神有着孟菲斯圣牛的外表，在希腊语中称为“奥塞拉皮斯”。希腊神话里，公牛代表着宙斯；在埃及，早在埃及文明的开始就存在着阿皮斯神崇拜。关于塞拉皮斯神的来源，有不同说法。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认为他的原型是巴比伦的莎尔—阿普希神，源于小亚细亚。现代学者则认为塞拉皮斯神源于埃及神奥索拉皮斯，是奥西里斯神和萨拉斯神综合的产物。塞拉皮斯的崇拜主要是在埃及以外的地方，因此有人说，此神是创造出来出口的，而不是为自己用的。埃及原有的神如阿蒙、哈托尔、阿努比斯、托特、奥西里斯、伊西斯和荷鲁斯神在托勒密王朝时期仍被人们崇拜。阿比杜斯三大神（Abydos triad）在人们免于灾难。托勒密王朝时期，塞拉皮斯神是很有名的希腊化的埃及神。

所以这些现象同样可以解释埃及人对于外来传入的黄道十二宫形象的态度，它体现了传统埃及神与外来巴比伦神的认同融合，就像上文所述的塞拉皮斯神一样，黄道十二宫中双子座，处女座，天秤座，水瓶座，金牛座，巨蟹座虽然在图像上还保持了外来的巴比伦传统，但早已不是其原来代表的神祇，取而代之的是古埃及相类似或作用相仿的神祇，比如巨蟹座的逐渐演变成古埃及的圣甲虫，水瓶座由苏美尔人的众水之神伊亚神转变为古埃及掌管尼罗河洪水的哈比神，这些认同融合体现了从统治阶级开始的对于埃及宗教传统的接受，统治阶级并没有强制人民笃信巴比伦的神祇系统，相反，对于外来传入的一套神祇系统，从传统埃及神祇出发，将古巴比伦神祇内核改变为埃及神祇，但形象仍然保留外来传入的图像，也满足了外来希腊化统治者的需要。

4 结语

通过对托勒密时期的黄道十二宫图像分析，我们发现作为一种希腊罗马时期的外来文化，黄道十二宫图像虽然继承了巴比伦的传统，但其代表的神祇内核大多已经改变为古埃及传统神祇形象，对于黄道十二宫这样一个在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1世纪从两河流域逐步传入希腊罗马时期的托勒密帝国的图像系统，最基本的表面形象还是按照巴比伦传统来雕刻和绘制，但是其中的内涵因为根深蒂固的古埃及神祇体系而发生较大范围的改变，特别是在一些在古埃及原有神话系统中有相似形象对应的神祇，例如双子座、水瓶座、金牛座等。也就是说，虽然神话人物形象大多数还保持着外来的巴比伦文化传统，但其精神内核已经转化为本地古埃及信仰，这一改变体现了托勒密埃及时期传统埃及神与外来的神祇形象的认同融合现象，它体现了从统治阶级开始的对于埃及宗教传统的接受，外来的神祇系统没有成为托勒密王朝的主流，相反，对于外来的神祇系统，统治者选择的是从传统埃及神祇入手，将古巴比伦神祇内核改变为埃及神祇，但形象仍然保留外来传入的图像，这不仅满足了古埃及人民的信仰需求，也满足了外来希腊化统治者的统治需要，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晨边公园

参考文献

[1]Anatoly T.Fomeko,Tatiana N.Fomenko,Wieslaw Z. Krawcewicz,Gleb V.Nosovskiy.Ancient Egyptian Zodiacs[M].Moscow,2012.

[2]Black, Jeremy A., Anthony Green, and Tessa Rickards. 1992. Gods, demons, and symbols of ancient Mesopotamia: an illustrated dictionar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3]Boehmer, R. (1988). Collon Dominique . First impressions: Cylinder seal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208 pages, 968 illustrations. 1987. London: 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

[4]G. PRISKIN, “The Dendera Zodiacs as Narratives of the Myth of Osiris, Isis, and the Child Horus”, ENiM 8, 2015, p. 169-170.

[5]Jones, A. 2015. Transmission of Babylnian astronomy to other cultures, in C. Ruggles (Ed.). Handbook of archaeoastronomy and ethnoastronomy. New York, USA: Springer, 1877–1882.

[6]J E. Stambaugh. Sarapis under the Early Ptolemies[M].Leiden: E. J. Brill,1972: 25.

[7]Parker, R. A. \"Ancient Egyptian Astronomy.\"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Series A, Mathematical and Physical Sciences 276, no. 1257 (1974): 51-65.

[8]Rogers, John. \'Origins of the ancient constellations.\' Journal o f the British Astronomical Association 108(1): 9-28,1998.

[9]Rochberg-Halton, F. \"Elements of the Babylonian Contribution to Hellenistic Astrolog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8, no. 1 (1988): 51-62. doi:10.2307/603245.

[10]Selin, H., Sun, X. (2000). Astronomy across cultures: The history of non-Western astronomy.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1]Van Der Waerden, B. L. \"History of the Zodiac.\" Archiv Für Orientforschung 16 (1952): 216-30.

[12]Wallenfels, R. 1993, “Zodiacal Signs among the Seal Impressions from Hellenistic Uruk,” in The Tablet and the Scroll. Near Eastern Studies in Honor of William W. Hallo, eds. Cohen, M.E. et al. (Bethesda: CDL Press), 281-289

[13]White, Gavin. 2008. Babylonian Star-Lore: an Illustrated Guide to the Star-Lore and Constellations of Ancient Babylonia. 2nd edn. London: Solaria Publications.

[14]W. J. Hinke (1907). A New Boundary Stone of Nebuchadrezzar I from Nippur (BE IV). University of Philadelphia

[15]Verderame, L. (2009). The Primeval Zodiac: Its Social, Religious, and Mythological Background. In Cosmology Across Cultures SAN FRANCISCO: Astronomical Society of the Pacific.

[16]韩翔. 论托勒密王朝宗教秩序的建立[J]. 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02):41-45.

[17]刘文鹏.古代埃及史.商务印书馆. 2010年

[18]颜海英. 古埃及黄道十二宫图像探源[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3):179-187.

★《布宫号》提醒您：民俗信仰仅供参考，请勿过度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