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演《圣经》戏剧，教徒入京封官_基督教在大唐的“辉煌岁月”
文／柳展雄
明代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西安有户农民修建宅院，在开挖地基的时候，挖出了一块石碑。农民擦拭碑上的灰土，发现碑文是歪歪扭扭的、像是蝌蚪的文字。附近有家寺庙金胜寺，农民相信这块碑肯定跟神佛有关，便交给寺庙和尚。
然而，和尚也认不出石碑上写了些什么。事情传开后，当地举人张庚虞来到金胜寺探个究竟。举人惊讶地发现，碑文所载的内容，跟基督教思想颇为类似，上面还刻了一个十字架。
明末，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活动，传播福音，徐光启等少数士大夫皈依入教。恰好张庚虞也是个信徒，他连忙印制一份拓片，寄送给教会高层人士，最终确认这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成于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
早在一千多年前，西方基督教的一个分支踏过千山万水，抵达中华，在长安生根发芽。信徒们尊奉耶稣的名讳，用叙利亚语念着礼拜、祷告。入华的景教徒拥有先进技术，职业为医生、商人、工匠。
就像今天的高素质国际人才一窝蜂往美国移民，贞观至天宝年间的国际人才一窝蜂往大唐移民。西方世界带来了信仰，也带来了科学，他们向唐朝人介绍托勒密的天文学著作。诞生于轴心时代的东西方文明，历经千山万水终于相会，万国衣冠拜冕琉，人类群星闪耀时。
另一边，技术文明由东向西，从相反的方向推进。阿拉伯引入中国的造纸术，有力推进了学术界的百年翻译运动。古希腊的典籍保存在巴格达、开罗的图书馆，然后缓慢回流到欧洲。拉丁基督教文明，度过漫长的中世纪后，迎来文艺复兴的黎明。
向东、向东、再向东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公元428年叙利亚学者聂斯托里，提出了新的思想理论，遭到拜占庭帝国的驱逐。波斯人主要信奉拜火教，部分人信奉摩尼教，即唐宋时期进入中原的白莲教。
萨珊国王根据“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外交政策，收容聂斯托里派信徒。波斯的萨珊王朝与东正教的拜占庭争雄数百年，势均力敌，得到新技术输入后，胜利的天平开始倾斜。
聂斯托里
聂斯托里派来自罗马帝国，具有玻璃制造业、机械制造业、建筑业等多个优势项目，给亚洲带来了高新技术。新移民来到波斯首都塞琉西亚-泰西封，修造公共广场、道路、高架水渠，总之罗马有什么，萨珊一样能造。今天考古发现，公元6世纪末，国都皇家宫殿建筑存在风格变化，有了希腊式拱门和半露壁柱，明显不同于波斯传统。
原本亚洲人的军事短板为步兵，现在获得改造提升，波斯军方还一度组建叙利亚人的雇佣军部队。萨珊实力猛涨，国君库思老二世开疆拓土，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甚至短期占领过耶路撒冷。
景教以波斯为基地，远赴他乡，向外传播。他们在陆地穿过沙漠，水路穿过红海，向南进入阿拉伯半岛。由于聂斯托里派去除了基督教的希腊、罗马成分，获得亚洲民族的认同。
他们跟随丝绸之路的商队，向东来到内陆亚洲。部分草原部落接受信仰，认定巴勒斯坦的木匠为世间真神。现代考古学者在撒马尔罕平原，挖掘到叙利亚文铭器与石刻十字架。
丝绸之路分为两支。走南路的翻过积雪高山，深入印度腹地，他们默默无闻，直到近代英国殖民者进入，才发现南亚居然还存在基督教。另一路景教人马继续向东，绕过东亚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进入狭窄的河西走廊，公元635年来到了大唐首都长安。
数年前，玄奘大师离开中国、前往天竺取经，在绿洲歇息的时候，或许有一支聂斯托里派传教团跟唐僧擦肩而过。中世纪是一个奇幻的时代，远东印度有着基督徒定居点，而西罗马帝国流传摩尼的教义，天主教体系奠基者之一圣奥古斯丁早年曾是摩尼教徒。世界宗教地图五彩斑斓，还没哪个教派能完成大一统。
长安城送走了玄奘，又迎来了耶稣的使者。波斯景教徒阿罗本成为入华的第一个传教士，比利玛窦、汤若望早了800多年。根据中文资料，宰相房玄龄亲自前往西郊迎接，唐太宗在宫廷设宴款待使团，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王”，钦赐义宁坊土地，造寺庙一所。
尽管唐朝非常包容，可毕竟景教对于中国人还很陌生，李世民不大可能因为单纯的宗教宽容，隆重接待这群外宾。更合理的推测是，一方面，唐朝跟西方大国波斯示好，保障贸易畅通；另一方面，聂斯托里派在波斯地位较高，所以阿罗本的本职极可能是外交官，带有政治任务。
此时萨珊库思老二世已经死去，他晚年昏聩，王储卡瓦德发动宫廷政变，谋杀父王，登基为帝。卡瓦德二世延续对基督徒的保护政策，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上台依靠多个基督教富商、大乡绅。国王鼓励对外交流，派阿罗本前往东方，跟新生的大唐王朝接触。波斯再往后发展，景教或许大有前途，可惜萨珊王朝盛极而衰，阿罗本入华后的第二年，波斯在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中败北，阿拉伯军队获胜。
阿拉伯灭波斯，对于波斯人而言，是亡国亡天下；对于聂斯托里派而言，只不过换了个主人，而且他们有专业技能，受到新政府的留用。基督徒曾经为萨珊王室效劳，现在为阿拔斯王室效劳。
阿拉伯的百年翻译运动其实最早由基督徒发起，他们把叙利亚语的古希腊罗马典籍，翻译成阿拉伯语。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柏拉图的《理想国》、盖伦与希波克拉底的医书药典，转换吸收为亚洲的智慧结晶。众译者中最有名的、外号“翻译之王”的巴格达国家图书馆馆长，原是景教医生，后来投靠哈里发，改名为具有阿拉伯风格的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几百年后，天主教世界又将这些阿拉伯文本转译成拉丁文，把欧洲的知识重新拿回来。
翻译、誊抄、录入，大规模的文本处理需要更好的纸张。莎草纸太脆弱，羊皮纸又昂贵。西亚商人从中国带来了新的纸制品，原材料为碎布，价格便宜，制造工艺简单。大唐的造纸术，无意间促进了阿拉伯的文明发展，为其助了一臂之力。
尽管聂斯托里派为阿拉伯帝国服务，促进了文化事业的繁荣，但仍然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部分有识之士居安思危，寻找新的安身之处。他们想到了遥远的东方，那里有个繁荣开明的国度，那里生产便宜耐用的纸张、精美的瓷器金银器，那里人口繁衍众多，或许有潜在的福音皈依者。而且阿罗本已经探过路，受到了热情接待。于是传教士们踏上路途，奔赴遥远的中华帝国。
宽容政策塑造大唐盛世安史之乱爆发前，长安是世界性大城市，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琉。景教徒到了中国，使出看家本领——炼铁、盖房、经商，谋生定居下来。他们尤其擅长医学，能做开脑颅的手术，“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通过丝路，叙利亚商人购入异域的珍稀药材，譬如底也迦（即罂粟，古代通常用作止痛药）等等。
唐玄宗的儿子宁王李宪患有多年痼疾，景僧崇一手到病除。治好了病，皇帝欣喜不已，特赐崇一五品以上的绯袍鱼袋。行医也是基督教扩张的重要方法，景僧施药、照顾病人，为邻里街坊服务。教会既是宗教组织，也是社会福利机构，照顾信众的生老病死，灾年施粥救荒，打造“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
唐王朝欢迎外来文明，立国之初便实行开明的对外政策。李世民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族皆依朕如父母。”朝廷对外商只征收10%的关税和2%的交易税，严禁地方官私自加税，突厥等边境部落民投靠入籍者可免税十年。
较之东罗马、波斯、阿拉伯，景教徒在中国获得的自由度最高，教会偶尔会碰上小风波，但总是能摆平。武则天佞佛，洛阳僧侣们招摇过市，刁难其他教派。景僧连忙集资钱财，建造“大周颂德天枢”，彰显女皇的荣耀。根据史料描述，天枢高耸，有些像古罗马的纪功柱。《资治通鉴》记载：“天枢成。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十尺，以铜为蟠龙麒麟萦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武三思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名。”武后大悦，对景僧褒奖鼓励。
修造天枢之举，显示了高超的炼铁制造技术。唐玄宗登基后，儒家痛恨女主干政的武则天，反攻倒算，抹除前朝遗物。“大周颂德天枢”也在销毁之列，工匠“熔其铜铁，历月不尽”，东亚的金属工艺略逊一筹，不如景教带来的波斯、拜占庭技艺。
中国士大夫已经注意到外来文明的先进性，出于“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习惯，他们把外国技术贬低为奇技淫巧，劝君王不要浪费精力在玩物享乐上。《册府元龟·卷五四六·谏诤部直谏一三》记载：“开元二年（714年）……会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
唐玄宗不了解基督教的思想，而对基督徒的工艺器物很有兴趣，赐予波斯僧（实为景僧）及烈华美的紫袈裟。明代传教士利玛窦用同样的方式，获得朝廷的青睐，他携带自鸣钟、地球仪，让中国人大开眼界。
天宝三年，景僧在皇宫“修功德”。根据唐史学者推测，修功德可能是唱赞美诗，演戏剧。欧洲天主教有演耶稣剧的传教方式，文盲大众不识字，看不懂《圣经》，教士便组织表演耶稣生平故事，让民众观看。对希伯来文化一窍不通的唐朝人，看戏至少获得了娱乐。庶民官员们在剧场上看到，基督降生、收门徒、遇害复活的剧情故事，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基督徒可不只会这些雕虫小技，他们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代、德、顺、宪四朝时期，司天台（唐朝天文历算的最高机构）由景教徒李素掌管。其父李志任唐朝的朝散大夫守广州别驾上柱国，别驾为地方长官，职位仅次于都督。李素专长天文星历之学，征召入京，任职于司天台，为朝廷效力共五十余年。他把希腊托勒密的天文学著作，翻译为《都利聿斯经》和《四门经》，提高了历法的精准度。
李家源出于波斯，从名字来看，他们汉化已久。为了显露本门信仰，李素给子女们起名都带一个“景”字，景亮、景弘、景文，诸子中李景度担任唐顺宗的皇陵守卫者。波斯臣民入唐当官的现象并不罕见。唐高宗时期，景僧阿罗喊曾受命为拂林国(东罗马)招慰大使，与基督教世界结好通商，因功累官至右屯卫将军、上柱国、金城郡开国公。
萨珊沦陷于阿拉伯后，末代王子卑路斯二世带着流亡小朝廷，寻求庇护，朝廷封了他一个官职，还把波斯遗民和滞留不归的西域使臣编入军队，宿卫京师。来自波斯的景教徒，很快融入唐朝社会。波斯有什么，长安就有什么，胡饼、胡服、胡乐、胡床，一切应有尽有，胡人早就把大唐国都当成第二故乡了。
从胡人的第二故乡到排外主义基地“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胡人女子曼妙的身姿吸引了李白和唐玄宗。坊间箜篌、琵琶、笙、笛、箫的乐声萦绕，汉家女子熟练弹唱西域乐器，“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汉家男儿喜爱“击鞠”等外来运动，李隆基在当上皇帝之前，与几位皇子组队，迎战吐蕃马球队，大显身手。
胡人居住的西市，店肆数量和繁荣程度超过了汉人居住的东市，外商以雄厚的财力，交结王公百官，安禄山就跟拜火教商团往来密切。“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宝，计百数万。”
伊斯兰征服中东后，拜火教、摩尼教的势力播迁中原，与景教并称为唐代三夷教。情势如同沙俄罗曼诺夫王朝覆灭，此前政见不同的俄国人，不管共和派、贵族子弟、君主立宪党人、孟什维克，全部逃亡寓居于巴黎。聂斯托里派惊讶地发现，老对手们居然也都在长安，摩尼、琐罗亚斯德的信徒，再次跟基督的仆人交锋，诸神之战继续，只不过换了个角逐场地。
根据荣新江、沈睿文等学者的考证，安禄山很有可能为拜火教徒，安氏原名为“轧荦山”，是粟特语roχšan（ršn, rwγšn）的音译，即波斯斗战神的名讳，典籍《阿维斯陀》把斗战神形容为“最璀璨的灵光”。后来为了符合汉人的命名习惯，才改成“禄山”。安禄山死后，史思明追谥他为“光烈皇帝”，取自拜火教“光明”之意。
安史之乱战斗最白热化的阶段，景僧伊斯加入郭子仪的麾下。伊斯投身行伍，从战后的论功行赏来推断，他功劳肯定不小，唐肃宗任命这个基督徒为朔方节度副使，官至正三品，试殿中监。
安禄山自封为光明的使者、斗战神在人间的化身，号令粟特人、突厥人、契丹人、高丽人、靺鞨人和室韦人。如果丝绸之路上的胡商倒向叛贼，切断大唐的贸易线，那么形势岌岌可危。
中原本土不产锁子甲、军马，很多关键军需品从西域运来，大唐立国之初就调用外来军用物资。昭陵六骏中的“什伐赤”是匹波斯马，“什伐”是波斯语“马”的音译。定鼎天下的虎牢关战役中，李世民骑着什伐赤，一马当先击败王世充、窦建德。
唐肃宗刚在灵州登基称帝，就碰到了西北胡人叛变。当地部落在安禄山的招诱下，反戈一击，向唐肃宗的流亡政府进发。这些胡人并非穿着毛皮大衣的游牧部落，有盔甲武装，甲兵达五万人。幸而郭子仪及时赶到，与回纥首领联手解围，击破敌军。
伊斯的事迹在正史里无具体详细记载，一句“为公爪牙，作军耳目（即参谋与收集情报）”匆匆略过。短短几个字下面，不知道藏有多少幕后工作。根据伊斯的以往经历和社会背景猜测，他或许从事对外联络工作，与胡商维持军售贸易关系，劝西北各部落忠于大唐。
安史之乱结束后，聂斯托里派因平叛有功获得朝廷嘉奖，唐德宗（李亨之孙）在781年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示圣眷。根据日本汉学家佐伯好郎的考证，请求皇帝立碑的景净，是伊斯的儿子。
今天，这块碑坐落于西安碑林，质地黑色石灰岩，高度约为十英尺，碑石四周环绕龙纹。除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和少数文物外，景教在中国大地几乎没有留下踪影。曾经五彩缤纷的多元文化，到唐朝之后不见痕迹，这个变化归咎于安史之乱。战争结束后，中国社会心态趋于保守内敛，直接导致了狭隘的排外主义。
白居易和元稹等儒士，认定天宝年间流行胡风胡俗是大动乱的征兆，曾经迷恋胡姬的李白，后来则咒骂胡人全部该死(乐府诗《胡无人，汉道昌》)。南宋的朱熹总结经验教训说，自南北朝以来，先王冠服扫地尽矣，到了唐代正统文化早就变异了。
安禄山麾下有大批胡族士兵，李唐王室也招募了不少忠心胡人。战争前期扼守潼关，阻挡叛军的哥舒翰是西突厥人；唐军第二号大将，功绩仅次于郭子仪的李光弼是契丹人；歼灭叛军余孽，完成清缴收尾工作的仆固怀恩是铁勒仆固部人。唐肃宗平定安史之乱的模式，酷似近代英国征服南亚，英军以夷制夷，雇用一部分印度人，攻打另一部分印度人。
朝廷收复长安后，为了抹去安禄山的痕迹，将城楼安化门改为达礼门，安上门改为先天门，市内坊名有“安”者悉改掉。边疆安西都护府、安西节度使也被改称“镇西”。对胡人文化的警惕，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带兵对抗安禄山的忠唐胡人，纷纷讳言自己的出身。唐军一员勇将、粟特族的安重璋上书天子，恳请换一个姓，以防被人误会跟安禄山有瓜葛。朝廷赐了他国姓李氏，几年后又将其籍贯从凉州迁到京兆府长安县。定居唐朝的胡商，纷纷涂改自己的出身，冒认中原的门阀郡望，与胡人划清界限。
士大夫们强调华夷之辩，把胡人的风俗、精神思想一并清除。韩愈以“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的理由，展开捍卫孔孟之道的神圣战争。他斥责佛法入家则家破，入国则国亡。
儒家极端人士，连佛教都不能容忍，更何况西方地中海世界的宗教。到了会昌年间（842—846年），儒家保守主义取得最大的胜利。朝廷发起灭佛运动，勒令和尚、尼姑还俗，抄收寺庙的庄园田产。
景教被当作是外来文化，同样遭到打击，灰飞烟灭，只剩《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保存下来，经历战乱和岁月变迁，遗弃在地底下。时光荏苒，经过842年的时间流逝，石碑在明朝天启年间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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