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家的道，佛家的道，理学家的道，“道林”中哪个才是老子的道
自古注老之人，何止千万？诸子论道之书，车载斗量。这中间，法家注老，儒家注老，佛家注老，道教注老，各取所需，庄子云：诸子“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于是，“道术将为天下崩”。
法家说：道也者，万物之所然也，生于所以有国之术。韩非子认为：道生法，法就是道，违法就是违道；
汉儒说：天子即道，礼法政教是焉。董仲舒认为：天人感应，人间的吉凶祸福都是上天的意志体现，三纲五常就是上天恩赐给人间的道；
玄学家说：幽兮远兮，未可知兮。王弼认为：可道之道，可名之名，都是指具体名物。而常道是“不可道，不可名也”。
佛家说：道不可说，言语道断。佛陀认为“我所知法如树上叶，我所讲法如掌上叶”，一说就错，文字是相，言说是相，着相难得道。
理学家说：道是宇宙万物的起源，它将善赋予人便成为本性，将善赋予社会便成为“礼”，朱熹说：千言万语一句话，灭人欲，存天理。
还有陆王心学的“心即理”、即道，人生伦理便是道，要为善去恶；禅宗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总起来说，以上诸家所言之“道”有以下特点：道有神性，是善的；道是玄冥不可知、不可言说的，一说就错；文字只是“指月之手”，“得道”靠“悟”靠修行。
莽莽苍苍的“道林”中，究竟哪些才是老子的“道”？
上述诸家所言之道，都不是老子所言之道。那么那么老子之“道”又是什么样的？儒家、玄学家（儒家分支）、佛教、道教、理学家所言之道，为什么不是老子所言之“道”？
1、“道”是可知可用的。老子通过万物旁作，“以观其复”，发现了“道”的真相，并告诉人们“言有宗，事有君”，让人们“尊道而贵德”，不可违道而行，
老子是如何知道这些的呢？他说：“道之物，唯恍唯惚，惚呵恍呵，其中有象呵，望呵惚呵，中有物呵，幽呵冥呵，中有請呵。其請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顺众父。吾何以知众父之然也？以此。”
因为：道作用到具体事物时，它在潜在而又无所不至地在发挥着作用。其中既有“象”， 有其抽象、规律性的内容；又有“物”，有其具体、实在性的内容。
它虽在不为人所觉处，但道对物的影响却是非常真实的。自今及古，道从来不曾消失过。所以他将这个真相告诉世人：“吾言甚易知也，甚易行也。”
可惜“天下莫之能知也，莫之能行也”，说的正是那些认为“道”不可知的人们，所以老子悲叹道“夫唯无知也，是以不我知。知者希，则我贵矣，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
因此，认为“道不可知”的，是故意混淆视听，为神秘宗教思想服务的。
2、不可知的是“道”的名称，而非“道”。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萧呵漻呵，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也，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
“道”是客观存在的，他是天地万物之母。但不知道它的名称，只能勉强给他一个字号叫“大”，姑且称之为“道”。
老子说的是“未知其名”，并没说“道”是不可知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万物芸芸，或方或圆，或动或静，或隐或显，任何一件事物，都可据其形态特性而命名，但“道”内附于千姿百态的万物中，用什么名称来定义整个宇宙中那些日月山水、飞禽走兽？
没法以一个名称而定义千姿百态的呈现，概括万物之特性，故云“未知其名”。
3、老子的“道”没有神性，也无所谓善恶。老子云“天地不仁”“天道无亲”，“道”乃自然之存在，如同日月山水，无善无恶。即便是“上善”之“水”，它的善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通过顺其自然趋下之特性，进行“疏导治理（即无为）”，使其“静”下来，才能善利万物，故云：“上善，治水”。
老子所说的“善”，都是有条件的，是相对于人们认知中的“不善”而存在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恶矣；皆知善，訾（希求），不善矣”。一切对立的概念，都是人为的，以人的主观意愿为标准而认定的。
而真相却是：“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恒也”，人们认为的“对立双方”，其实是“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的。
赋予“道”以神格化，是对“道”的矮化和贬低，是人类的一厢情愿。将“道”赋以神性，是为政教礼法寻找依据的。
4、“道不可说，言语道断”是以对宗教之“道”对道家之“道”的强行植入。道家思想和宗教思想不可混为一谈，因为它们的“三观”不同。
世界观不存在“是非”之分，但是对“世界”的来源和定义，往往被混为一谈。道家认为“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是元初，“有”是呈现，皆是真实不虚的。佛教认为“缘起性空，四大皆空”，无论色空，皆是虚幻。
是真实的，便是可以认知和把握遵循的，这就是“道可道”的真义。是虚幻的，就是不可知的，故有指月之手、言语道断之说。
道家贵“真实”，佛教重“虚幻”，各有各的适用范围，以佛之“虚幻”来解道之“真实”，等于画饼充饥。
所以，解老之“道”，还得回到老子文本中寻求答案。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教外别传”之说？“不立文字”之说源于禅宗。“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是佛家语，指禅家悟道，不涉文字不依经卷，唯以修者理解契合，传法授受，“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是禅宗的主要特色。
而老子主张“贵言”“希言”，不是“不言”，以“不立文字”注解“贵言”只能误解、曲解。
虽然禅宗的产生是佛学中国化，或道家化的结果，台湾的空海法师就认为禅宗的血管里流淌着一半道家的血液。但若反过来以“禅”解道，却是行不通的。
比较一下《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跟《太上老君说常清净经》便可知其大要。
以禅解道要滥觞于“玄学”，“玄学”也并非人们常说的“新道家”，而是汉末儒家以儒解道的哲学思潮，它虽染以“祖述老庄”立论，称《老子》《庄子》《周易》为“三玄”。
南北朝时期，佛学加入到谈玄论道的行列，各取所需，形成“三教合流”的风潮，这一风潮经过魏晋南北朝，直达隋唐，以至于两宋，在中国思想界，尤其是文人士大夫的影响之大、之久、之深远，堪比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玄学”目的何在？汉代的儒学家们试图从两汉繁琐的经学中解放出来，并以调和“自然”与“名教”为己任，将儒道两家的“大道”统一起来，因此建立“玄远之学”，将伦理纲常上升为自然之道，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找到一条灵魂的栖息之地。
这一思潮是“独尊儒术”禁锢时期的一次思想大解放，因此受到了知识分子的普遍喜爱。此后玄学思想影响了六朝庄学、佛学、易学，乃至于理学。
玄风之盛盛几何？吕思勉先生说，“帝王、贵戚、大臣、武夫、儒生、文人、艺士、妇女无不能之。余风又流衍于北。”余绪乃至于宋。历史上著名的玄学家，几乎囊括了当时几代人中的大儒名士，诸如其中的儒者翘楚王济、王衍、卢谌、庾亮、司马彪、李颐，宋戴顺、祖冲之、徐陵、杜弼等等，以及““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向秀等等。可见社会各阶层习《老》《庄》之风蔚为大观。
当然，《老子注》的王弼，《庄子注》的郭象，以及公开诋毁《六经》为圣人糟粕的大儒郭象等人，其三玄著作流传最为广泛。玄学的兴盛，使得“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自此“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直至南宋理学兴起。
既然玄学家的目的在于调和儒道两家的圣人之道，因此在注疏老庄思想时，自然无法避免将儒家思想注入道家思想里。
因此，以佛解道，以儒解道，以道教借“道”，都不是道家之“道”，只能算是宗教之“道”，“仁善之道”，而非道家“自然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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