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开放气象的民间口传镜像一一唐代胡人识宝传说谫论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呈现全面繁盛和全面对外开放的朝代。有唐一代，不仅经济、社会、文化全面繁荣，国力强盛、胸襟开阔，出现了如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几次发展高潮，而且以海纳百川的文化自信，广泛交往和接纳外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具有启示的历史遗产和文化素材。唐代大量出现的胡人识宝传说就是其中饶有趣味和价值的文化材料，开启了一种独特的传说类型的形成和传承传播的历史。唐代胡人识宝传说作为第一次大规模出现的中国民间对外国人、事直接接触后产生的口头叙述，也不断吸引后世海内外学者的关注目光和学术兴趣。从中国文化对外开放的历史和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考察唐代胡人识宝传说，可以获得重要而独特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也可以对今天我们所处的开放时代和中国的全球化进程给予丰富而深刻的启迪。
胡人识宝传说散发着迷人的时代魅力
从《酉阳杂俎》等唐代笔记和宋初编纂的大型笔记小说丛书《太平广记》中，可以发现其中辑录和记录了众多唐代流传在民间和口头的胡人识宝类传说。这些传说以其虚构性、幻想性、浪漫性、传奇性，反映出它们在大唐时代已经广泛地为人们津津乐道、口口相传，极大地满足着当时人们对所处时代的一种特别的现实景观的好奇，即对众多胡人来华经商、定居、从政、朝贡的关注和关心。
《酉阳杂俎》
从初唐至中唐，130年间，唐代就经历了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统治者开放、包容、自信的胸怀是有唐一代得以中兴的重要原因。早在即位之始，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唐太宗就表示：“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他又说，“朕以天下为家”。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他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这些思想对于一个强盛的王朝处理好与周边各民族乃至远方外洋诸外域外国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正是在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被回纥等族拥戴为“天可汗”，成为各部族的最高首领，北部、西部各族还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建立了一条“参天可汗道”，其间置六十八驿，以马匹和酒肉供应过使。这进一步打通和保障了大唐向更远的地域、国度和部族的交通往来。波斯、大食商人纷至沓来，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大城市商贾云集，各种肤色、不同语言的商人来来往往。唐玄宗时官修、成书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的《大唐六典》，列举的开元时期前来朝贡的蕃国多达70余国，包括了东亚的日本、朝鲜、东南亚诸国和西域诸国，直至南亚、中亚和地中海地区的一些国家。唐朝有鸿胪寺接待各国使节宾客，各地也设有商馆招待外商，朝廷设置互市监、市舶司掌管对外贸易，长安城还形成了以胡商为主的“西市”，留居此地的胡人多达5000余家。
与此同时，大唐之初，亚洲西端的阿拉伯帝国崛起，历经四大哈里发、倭马亚和阿巴斯王朝三个时期，唐人称后两个时期为白衣大食、黑衣大食。《旧唐书》载：“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八月乙丑，大食国遣唐使朝献。”宋代的《册府元龟》和《资治通鉴》统计唐代651年至798年阿拉伯遣唐使达40次。阿拉伯航海家苏莱曼公元851年见于著述的文字描述当时仅广州的阿拉伯商人和外国商人就多达10万人。《册府元龟》记阿巴斯王朝（黑衣大食）使臣来华，751年后50年间几乎从未中断，多次记有“黑衣大食遣使”“献方物”。中国西域以外的国家地理格局的变化和变迁，使中国对外来“胡人”的指称在唐时就已从泛指西域、外域商人，逐渐特指或着重指“阿拉伯商人”。
波斯帝国，如今的伊朗地区。
在阿拉伯地区，波斯人以伊朗地区为中心建立的波斯帝国历经起起落落，但一直是中亚的强大帝国，虽然它在公元621年亡于阿拉伯帝国，公元874年才又重建波斯帝国，但“波斯国”字样在《梁书》《周书》《隋书》中不乏记载，并多伴有“其王遣使来献方物”的表述。因而，延至唐代民间，“波斯人”实际上是泛指胡人胡商的一种。
《太平广记》辑唐时薛用弱的《集异记》中一则唐代胡人识宝传说，就讲了一个波斯老胡人的故事，说是唐代开元初年，浚仪县尉李勉在当官期满后坐船沿汴水去广陵游玩。船到睢阳，遇上一位有病的波斯老胡人（波斯胡老）。老人对李说自己病重，想回江都，希望得到帮助。李勉可怜他，让他上了船并给他吃的。老胡人感激万分，说自己本是王公贵族之后，出来做买卖已20多年了，家里还有三个儿子，他们会来找自己的。路上，老胡人病危，告诉李说，自己的国家丢了传国宝珠，征求能把宝珠找回的人，他是王公贵族，这正是报国之时，就离乡出来寻宝，幸好最近已经找到。这颗宝珠价值百万，为安全起见，就剖开自己的肉把宝珠藏在肉体中，现在得病要死了，为感救命之恩，这个宝珠就送给李勉。说完就抽刀剖腿，珠出人亡。李勉把老胡人葬在淮水岸边，把宝珠放进老胡人的口中。后来，李勉抵达维扬（扬州），忽然与一群胡人相伴，就与他们交谈，其中一位胡人很像死去的老胡人，李勉与之攀谈，果然正是老胡人的儿子。于是李勉告之原委，带他到埋老胡人的地方。年轻胡人大哭一场后，掘开坟墓取出宝珠走了。
《太平广记》
这则传说间接地反映了波斯帝国的兴亡变迁，也反映了中土唐人与波斯胡人的友好关系。波斯国宝流失到中土，波斯王族来华寻宝，经商20余年。老人的儿子和许多胡人都在中国生存。唐人与胡人相处互不见怪，习以为常。波斯国的国宝并没有引起唐人的惊讶或贪财，而是以平常心待之。但是胡人与宝是常常关联的。在平静的讲述中，唐人对于胡人远道而来，是予以深切同情的，对他们的遭遇给予了悲悯和关怀。这则传说在唐代胡人识宝传说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其内容包含丰富的时代气息，情节生动曲折，情感深沉朴实，真实地反映了大唐时代的民间生活，具有隽永的文化魅力。
胡人识宝传说的几种类型
假如说波斯老胡人寻宝、得宝、赠宝、还宝的传说反映了胡人识宝传说的基本形态，那么随着唐人与胡人交往的加深，胡人识宝传说的样态也越来越丰富了。唐代至宋初的《酉阳杂俎》《宣室志》《稽神录》《广异记》《纪闻》《原化记》《集异记》《独异志》《尚书故实》《玄怪录》《续玄怪录》《乐府杂录》《金华子杂编》等文集记录了数十则此类传说，情节和内容都十分丰富。在已经钩沉稽录的数十则唐代胡人识宝传说中，我们把它们按照宝物的性质可分为如下类别：
一、宝物来自外使进献或外域传入的胡人识宝传说。
比如前引波斯老胡人寻回的国宝。这类宝物，有波斯国宝、大食国宝、罽宾国国宝，或者是“西国进献”，或者“胡人国王至宝”之类。
皇甫氏的《原化记》讲了一个胡人国王的“宝母”传说：安史之乱间，一个叫魏生的人，家里由盛而衰，他携妻避难江南，后又乘船返乡，经过虔州（今赣县）时，看见河滩上冒热气，近前一看，是块手掌大的青赤石片，就捡起走了。回乡后一时无事，租房度日，旧识的一些胡商可怜他，不时周济他。这些胡商按胡俗每年都举行展示自己宝物的“宝会”，谁宝物多而贵，谁就戴着帽子坐上席。有一次，胡商举办“宝会”，魏生也去参加，想起自己之前捡到的石片就揣上了它。他也不好意思说出自己的物件，就悄悄坐在末席。饭后众人献宝，坐在上席的胡人拿出了四颗明珠，每颗都直径过寸。众胡人全站起来，向首席胡人稽首拜礼。然后大家依次亮宝。三枚两枚的，全是珍宝。轮到魏生，大家笑他：“你有宝吗？”他于是拿出石块。不想30多位在场的胡人见后全都起立，把他扶上首席。老一点的胡人还当场泪流满面。众胡人一致要求魏生把宝卖给他们，出价多少给多少，绝不还价。魏生也不客气，要价一百万。不想众人齐怒，说：“为什么要看低我们的宝物呢？”然后加价到一千万。魏生悄悄问一位胡人这是什么缘故。胡人说：“这是我们国家的宝物，因为战乱已丢失30多年了。国王多次下令求寻，谁找到拜谁为国相。这次找到它带回国去，人人都能重赏。”魏生又问这是什么宝。胡人说：“这是宝母啊，每月十五日，国王都要亲自到海岸设坛祭奠，把宝放在祭坛上，到晚上，各种珍珠宝贝就会自动聚拢而来。所以把它叫做‘宝母’。”
阿拉伯商人壁画
这则传说，胡人所在国度不明，从祭海情节看，似是一个滨海国家。魏生从北方到南方避难，在虔州水边拾得宝物，说明宝物和胡人们都是从水路来到大唐的。几十年来，胡人聚居中国，不仅与中土人士相处甚洽，互相友好，而且坚持着自己的风俗：戴帽、排座次、比宝、年会等。但是中外的区别和各自的家国情怀，胡人对国事的担忧，对国宝的尊崇、骄傲、自豪，依然强烈而鲜明。说明胡人们的怀乡，也说明这时唐人、胡人之间的交往还是一种国际关系的交往与相处。
《续玄怪录》记述了一个更加传奇和神话性的“镇国碗”传说，直接说到了“罽宾国”。其中的中国和外国概念也十分醒目。传说大概是这样的：
洛阳人刘贯词在苏州乞讨。洛水的龙神之子蔡霞让刘带一封书信回洛阳老家，并给了他路费。刘回到洛水河畔见了蔡的母亲和妹妹。蔡母取出罽宾国旧宝“镇国碗”赠给刘作为答谢。蔡霞妹妹告诉刘，这碗是罽宾国祛灾魇鬼用的，在唐没有用，可卖十万钱，少了不卖。刘拿着碗告辞。路上看这碗实在平常，心起疑惑。他到市上去卖，果然也没人肯出高价，不过几百钱而已。想到龙神叮嘱，他没有出手，直到一年后在西巿碰到一个胡人。胡人见碗大喜，问价。刘说要20万，胡商说，这不是中国的宝物，中国人拿它也没有用，但它的价岂止20万。最后两人10万成交。胡人告诉刘，在罽宾国，用这只碗为人免灾，现在碗丢了，国家持续闹饥荒并发生兵戎之祸。据说是一个龙子偷了它，已经4年了，国王正用全国半年的税收赎碗。问怎样得的宝，刘如实相告。胡人说，罽宾国守宝的龙正追寻蔡霞，所以他不敢回家，阴冥世界惩罚严厉，所以才托你送信取宝。50天后必大雨，涨洛水，那就是蔡霞回乡了。刘问为什么要50天，胡人说，他携碗越过岭南，需要50天，那以后蔡霞才敢回来。50天后，果然雨后洛水大涨。
虽然大唐与罽宾国是不同的两个国度，但两国神龙却是同一个冥间世界的神灵，互相之间不仅往来，而且属于同一戒律管辖。这和宗教信仰相同相似及当时的佛教互相传播是有关系的。
罽宾国与中国往来在汉代即见于史籍。它的位置在今印度西北和巴基斯坦东北的喀什米尔地区，是古代西域诸国之一。这个传说再次强调了该国的宝物不能用于大唐，这为此宝为何流落大唐而没有引发同样的神力作出了解释，也为许多神奇宝物最终要“返国”提供了传说的可信逻辑。虽然大唐与罽宾国是不同的两个国度，但两国神龙却是同一个冥间世界的神灵，互相之间不仅往来，而且属于同一戒律管辖。这个情节实际上是与两国之间民间宗教信仰相同相似和当时的佛教互相传播有关系的。信仰和神灵的相似性，是传说中神龙互通的现实基础。胡人返国的路线是从洛阳往岭南，说明他走的也是海路。在此之前，东晋时期的法显去天竺学佛取经，去的时候是旱路走西北西域，回国时则是走海路，经印度洋过马六甲一路沿海岸北上。这则传说再次证明，神龙相通，不仅表征大唐和西域诸国宗教信仰的相通，也表征着东亚南亚之间海路的相通，说明“海上丝绸之路”在东来西往的胡人和唐人中是很熟悉并常有来往的，每段路程所需时日也成为常识。
二、属于“西国进献”的宝物传说。
有若干胡人识宝传说的篇什都十分明确地指出这类宝物的出处。《广异记》有一段传说，甚至颇有些纪实文学的味道。说是武则天时，西国进献的珍宝里有一枚青泥珠。其珠拇指大小，发青。武则天不觉它的贵重，将它送给了西明寺的僧人。僧人则把珠子嵌在神像的额头上。后来僧人讲经时，有个听经的胡人总是盯着珠子，僧人见状起疑，遂问胡人是否想买此珠，胡人承认并愿出高价。僧人要价一千贯，胡人却说太低了，涨到一万贯，胡人还是说低，最后以十万贯成交。胡人买珠后，剖开腿上的肉将珠纳入其中，然后要回西国。僧人将此事禀奏武后，武后下令寻找胡人。几天后找到，问他宝珠何在，胡人说呑到肚子里了。找他的人威胁要剖他肚子，胡人只好从腿肉中取出宝珠。武后召见胡人，问他花重金买宝有什么用。胡人说，西国有个青泥泊，泊中有许多珍珠宝贝，但淤泥很深，取不出宝。如果把这颗青泥珠投入泊中，淤泥就会成水，自然澄清，宝贝就可唾手而得。武后于是将青泥珠当成宝贝。直到唐玄宗时，这珠还在。
这个传说中的西国宝物青泥珠，也不知什么时候进献，武则天已经不知它的来历和用处，听了胡人介绍，才又珍宝起来。这也反映了当时外国进献宝物，有一些是不可跨国使用，有一些是没有实用价值的或者没有用于实用。由于事久年深，外国进献的国宝也变成平常之物并逐渐流落民间。《酉阳杂俎》也记了一则宰相李林甫向民间随意散放宫廷收藏，其中一段朽钉一样的东西被认为是完全不值钱的物件，不想在西市被胡人看见，指为“宝骨”，以千万钱买走。这大概相当于“舍利子”之类的宝物了。
《广异记》
与“进献”类相关相似的是一些传说中的宝物明确是来自胡地，由胡人带入中土，又由胡人寻得并赠与中土唐人，最后又被胡人购走。这类传说通过宝物经手胡人传至唐人，又回至胡人，描述了宝物与中土、胡人与唐人的交往、交情、交易。《集异记》讲一个胡人为报恩于邻居唐人，送他一宝，又说此宝中土人不识也无用。宝是胡人在外国寻得，带入中土，可用于入海。建议邻居唐人最后再卖给胡人。此中透露出胡人的寻宝是世界性活动。《尚书故实》有一则讲的是生病的波斯人给唐人留下珠子，10年后，珠子含在死人口中，死者的面目依然如初。类似的传说在其他笔记中也多有记述，其中都有生病或病危的波斯胡人，把自带自藏的珍珠赠给了同情和帮助他的唐人。这些传说，不仅反映胡人从民间渠道带来域外珍宝，更赋予传奇性的传说以温馨的情调，充满了胡人与唐人之间的温情人性。
三、属于来自天上、天然或仙界的超自然宝物。
这类宝物，被中土唐人发现收藏却并不知情，胡人识之，买去。这类传说进一步把胡人识宝的特异才能神奇化，与前述传说往往强调中土唐人持宝无用不同，此类传说，着重强调的是中土唐人的不识或不能识宝。
徐铉的《稽神录》
徐铉的《稽神录》讲了这样一个传说：有个姓岑的人游山时看见溪水中有两块大如莲子的白石头，两石互相追逐嬉戏。岑氏把它们抓住带回家放在箱子里。当天晚上，他梦见两个白衣美女，自称姐妹，前来奉侍左右，岑氏醒来知道两块石头非同寻常，就藏在身上。后来，他在豫章（江西）被一个胡人拦住，问他身上是否带有宝贝。他于是掏出两块白石给胡人看。胡人出价三万钱购买。岑氏虽知此是宝物，但又自觉留着没有别的用途，就很高兴地卖给了胡人。岑氏由此而富。但他也一直遗憾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问问那石头的名字和用处。
这个传说中的岑氏所得之宝是来自中国的天然环境里的。其实它们已经显灵，但岑氏贪于胡人的高价，卖掉了。胡人则具有高超的识宝能力，没见宝就知谁身上藏着宝，而且肯出高价。这说明宝物的真正市场不在中国而在国外，胡人的寻宝购宝是基于一个外部的国际宝物市场。
胡人对中土流传的道教信仰十分熟悉。
张读的《宣室志》讲述的一个传说则涉及唐代长安和广陵（扬州）之间的市场对比。一个叫韦弇的人，原是长安人，开元年间落第后就寄居蜀地。有一次在蜀郡郊外的亭子前，看见了十几位仙女在那里翩翩起舞。韦弇问她们是什么人，答是玉清仙女，特约韦氏前来托事。仙女托韦氏将一支“紫云”乐曲带给唐天子。韦氏认为自己一介平民连天子大门都看不到，这事办不到。仙女也不勉强，说她们自己托梦去送。但也要送三件宝贝给韦氏。一是碧瑶杯，二是红麸枕，三是紫玉匣。韦氏辞别后回到长安，第二年又落了第就到了广陵。他把三件宝物拿到市场，有一个胡人见后立马下拜说：这是天下奇宝啊，尽管已经千万年了，但是从来没有人得到过它们，你是怎么得的呢?韦氏以实情相告，并问这是什么宝?胡人说：“这是玉清三宝。”胡人用数千万钱买去三宝。韦氏则从此定居广陵，置办房产成为土豪，到老也没有做过官。
在这里，胡人对中土流传的道教信仰也十分熟悉，连中土文人都不认识的有中国特色的天上宝物，胡人也一眼就识出，而且顶礼膜拜，知其来龙去脉。胡人识宝的眼力已经深入到中国文化的深层次核心世界了，或者说讲述传说的中国人让被讲述的胡人更加懂得中国了。胡人识宝的能力眼力也更加神奇，更加亲近中土文化。扬州，在唐代则是胡人众多、胡汉交往深入骨髓的地方。
此外，《原化记》讲了一则一个守船人得了一颗宝珠，但不知其宝，最后被胡人高价买走。《宣室志》还讲了一个由龙赠送的龙珠，被胡人识别为“骊龙之宝”买走。《广异记》有一则由胡人在中土发现的方石中的宝珠，后来胡人从海路返乡，在海上被风浪所困，胡人知道这是海神索要宝贝，在众人为保命的逼迫下只好奉出。海神便从水中伸出一只毛茸茸的手拿走了珠子。《原化记》中的“破山剑”传说，也是这类中土的天然宝物，中土唐人不但不识反而误解，最后误用了一下，败坏了宝物的灵性和效应。
四、胡人识宝，有时还能识出一些不可想象、不可思议的宝物，使胡人与宝物之间发生了更加令人称奇的联系。
《宣室志》中有一则“面虫”的传说。吴郡的陆颙，从小喜欢吃面食。长大后他到长安参加会试又在太学中学习。一些胡人主动与他接近，说了他一些好话，又与他一起宴饮，还不断送他黄金和丝绸。后来他避开胡人另居一处，不想胡人又找到他，告他实情。胡人问他是否喜欢面食，陆颙答是。胡人告诉他，是他肚子里一条虫喜欢吃面。于是给他一些药来打虫。陆颙照办，果然吐出一条二寸左右的青虫。胡人说，这叫消面虫，是天下奇宝，是中和之气的精华。原来胡人从宝气连天的征象上发现了陆颙及其行踪。后来胡人用一车的金玉丝绸与陆颙交换宝虫。一年后，胡人又来邀陆颙现场去海中游览并观看宝虫的作用。到了海边，一群胡人搭起锅灶煮油，放虫入鼎，火炼七天，终于使一个穿青袄的小孩从海中出来，托着一盘寸径的珍珠，后又出来一位美女披玉饰珠，也捧着一盘数十枚珍珠献胡人，都被胡人骂走了。终于又出来一位仙人，捧着一枚直径二寸的珠子，光彩四射，献给胡人。胡人这才收下，并对陆颙说，最好的宝贝来了。然后灭了火，取出虫子，放回金匣。虫子完好如初，蹦跳如常。胡人吞下大珠，带着陆颙下海，海水自然分开，他们到了龙宫，见了堆积如山的奇珍异宝。胡人拿了一些，说这些可以换得亿万钱，并送给陆颙好几种珍宝。陆颙果然用它们卖了大价钱。
观察宝气是胡人识宝的秘诀，所以他们屡屡不用唐人相告就知唐人身上有宝。他们不仅于此，还有着丰富的海洋知识，从而知道宝物的使用方法，会用宝物深入或飘行海洋，从海洋中取得更多的珍宝。这个传说情节和细节更加丰富，宝物和识宝用宝，以及宝物中蕴含的精神理念也更加融合中国的民间信仰和精神理念，故事也更加小说化、文学化，是识宝传说后期的一种变异性文本。《广异记》记载了一个中土官吏能吃生鱼，后来口吐一物并拿到扬州去卖，被那里的胡人高价求购，说是要拿去治他们国家太子的病。这个宝物叫“销鱼精”。《乐府杂录》里有一则传说，说一个老妪在外面卖旧锦织的破被褥，被人买去后被一波斯胡人发现，告之这是冰蚕丝织物，炎热时可使满室清凉。出价千万买下。胡人对宝物的认识已经到达中国文化的肌理，对冰蚕丝的认识甚至超过了丝绸之乡的中土唐人。
五、胡人识宝还有一种类型，是识别与宫廷收藏有关的宝物。
这类宝物存于或得于宫廷收藏或墓葬，间接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与海外的朝贡和国际交往关系及其历史。其中的胡人重新发掘了宝物的功能和价值，也揭开了过往的历史真相和秘密。
《宣室志》的一则传说讲一个胡人发现旧宝的故事。在咸阳岳寺后面，有一顶北周武帝的帽子，上缀一珠，大如瑞梅，由于年久，历代都已不把它当珍宝了。到了唐武则天时，有一位士人见到这颗珍珠，不经意地取了下来，拿走了。第二天他去扬州收债，途中住在客栈里，夜间听到胡人斗宝，就去观看，无意说了那颗周武帝帽子上的珠子。几位胡人大惊，说早就听说中国有此一宝，他们就是来寻它的。让士人赶快去取珠子，扬州的债款胡人按数付给他。士人返回咸阳取来珠子，几位胡人见了兴高采烈，饮酒庆祝了十几天。他们问士人要多少钱。士人大胆喊了一千缗的价款，胡人大笑，说他侮辱了这颗宝珠。胡人一商议，给了他五万缗。他们还邀他一起到海上，见识珠子的神奇。他们来到东海上，胡人用银锅金瓶煮那珠子，煮了七天，出来两位老人带着百余人和许多宝物，要赎那珠子。胡人不允，他们又带来更多堆积如山的宝贝，胡人依然不允。30多天以后，老人与众人散去，出来两位洁白端丽的龙女，她们跳入盛珠子的金瓶之中，与珠子融为一体，成为膏药状物。士人问询原委，一个胡人说：这颗珠子是至宝，由两个龙女守卫，诸龙爱怜二女，故用很多宝物相赎。但我图的是超凡入仙，难道还贪恋这些人间财富吗？说完，胡人用膏药涂脚，在水上行走，舍船而去。其他胡人急喊，我们一起买下宝珠，为什么你独占好处，你走了，我们去哪里。那个胡人让他们用煮珠的醍醐涂船，这样可顺风还家。众人照办。不知那个“大胡”究竟去了哪里。
胡人出猎图
这里的宝珠是帝王衣冠上的宝饰，虽然胡人听说中国有此宝，似乎也可理解成胡人早就知道这个宝物“献”到中国来了。宝物作为海上奇珍，神奇的功能又只有这位熟悉海事的胡人谙熟，可以推定是来自国际交往的宝物。所以才有被中土唐人忽略的遭际。这说明在大唐盛世前后，许多国家送来了许多的“国宝”，这才有后世引发出来的胡人寻宝热潮。唐代胡人识宝传说的大量出现和被广泛传讲，正是这一历史现实生动而真实的反映。唐代裴铏的《传奇》中的崔炜事迹更是直接提到距唐已经一千余年前的汉初南越王赵佗的历史，把赵佗墓中的“阳燧珠”与大食国的国宝联系起来，以老胡人之口说出阳燧珠是赵佗派人盗走，如今找到意欲购回。为了使“国宝”回家合法化，老胡人虚构了一千年前赵佗派人盗大食国国宝的故事。其实，赵佗在南越称王时期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初创是大有功劳的。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第二代南越王赵眜墓中就出土了各类随葬品一万余件，其中就有古波斯银盒、蓝色平板玻璃牌饰等大批珍品。可见，此一传说中的阳燧珠即使是域外国宝，也应该是来自两国友好交往的结果。
当然，从形式来看，以上这些唐代胡人识宝传说都具有民间传说类型化的特征，都是从（一）某人或某处有珍宝而人所不识，胡人识之，胡人给予高出想象的价格将宝买走，剖肉藏之；用这样的母题类型组合而成。或者（二）由某人同情胡人，胡人遇难或病危，托宝唐人，嘱其卖与胡人可得重金，某胡人见宝大喜或大悲，重金购宝；这是另一变异类型。还有（三）某人得到或拥有一物不知其宝，胡人识之，重金讨购，他们一起到海上见识宝物功效，胡人用宝逼出仙人并获得更多更珍贵的宝贝；等等。这些组合变式和母题形式，组成了大同小异但又丰富多彩的胡人识宝传说。这些类型化的形式特征恰恰说明了通过唐代书面文字和书籍流传下来的胡人识宝传说，正是被记录的唐代流行的口头文学。
唐代历史“宝物”
与胡人识宝传说“宝物”的比较分析
唐代的对外开放及其与世界各国的广泛交往，使从外域来自中土的物产、进献和文化比此前和此后的各个历史朝代都要显出五彩缤纷的景象。目前所见，对唐代文物的考古发掘发现中有众多的胡俑塑像，其中有明显不同于黄色人种的黑人人种、白人人种，出现了许多包括中亚、西亚、南亚、欧洲和非洲的人像俑。骑骆驼、牵骆驼和坐在骆驼上的僳特人或胡人乐舞队也多次出土。“胡风盛炽”已经是大唐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性景观和民风民俗。唐代的诗人们更是在唐诗中留下了许多鲜活生动的吟唱。不仅有众多类于“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白居易）、“胡人献女能胡旋”（元稹）的诗句，也有许多涉及胡人献宝或胡地宝物的唐人诗句，如“胡人岁献葡萄酒”（鲍防《杂感》），“驱犀乘传来万里”（白居易《驯犀》），“洛阳家家学胡乐”（王连《凉州行》），“胡人吹玉笛”（李白《观胡人吹笛》），“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包合《送泉州李使君之任》），等等。
“海上丝绸之路”对东来西往的胡人和唐人来说是很熟悉的。
著名唐史学者向达先生在其1933年发表的名作《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专节研究了“流寓长安之西域人”，其中特别提到“波斯诸国胡人”。指出：“唐时波斯商胡懋迁往来于广州、洪州、扬州、长安诸地者甚众，唐人书中时时纪及此辈。”他还特别指出当时来华最著名的波斯人是波斯萨珊王朝的两位皇室。“唐时流寓长安之波斯人，最显赫者自推波斯萨珊（Sassan）后裔卑路斯（Firuz）及其子泥浬斯（Narses）二人。卑路斯为伊嗣俟（Isdigerd）子。伊嗣俟为大酋所逐，奔吐火罗，中道为大食所杀。卑路斯穷无所归，咸亨间乃至中国，客死长安。长安醴泉坊之波斯胡寺，即卑路斯请立以处波斯人者。子泥浬斯志图恢复，调露初因唐之助，终未能果；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复返长安，埋骨中土。此为客死长安之名波斯人者。”这是波斯萨珊王朝末代皇帝之子孙来大唐避难并力图复国的历史，事虽未成，父子两人终死中土，这件事在大唐上下想必影响甚巨。难怪唐代胡人寻宝传说中有那么多的波斯胡人和波斯国宝流失的事。向达先生的著述中还有“西市胡店与胡姫”的研究，引用明代典籍关于唐代胡人识宝的议论。北宋时钱易的《南部新书》说：“西市胡人贵蚌而贱蛇珠，蛇珠者蛇所吐尔，唯胡人辨之。”向达先生评道：“皆云西市有贾胡及波斯邸，能辨识珠宝。”这说明在唐和唐后很长时间，“胡人识宝”是比较广泛的说法和社会性的共识，由此才生发出这么多的识宝传说来解读和夸大这一史识和史实。
“唐室大有胡气”，就是它能够吸纳很多西域的外来文化及习俗传统。
美国汉学家薛爱华1963年出版的《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中，对域外传入中国大唐的物产等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研究，列出成千上万种的事物。书中章节列出的舶来品有“人、家畜、野兽、飞禽、毛皮和羽毛、植物、木材、食物、香料、药物、纺织品、颜料、工业用矿石、宝石、金属制品、世俗器物、宗教器物、书籍”等，可谓涉猎广泛、钩沉细致。由此能够真实可信、细致入微地感受到大唐接纳外来事物巨细无遗、来者不拒的壮阔景象。其中在“宝石”一章中提到的外域入华宝物就有：“奇珍”“名宝”“罽宾献宝带”“西突厥可汗献宝钿金带”“金银珠宝十五种”“大食使臣献宝钿带”“珠宝”“一枚大珠”“宝石”“水精珠”“白玉”“黑玉”“美玉”“月光宝石”“昆仑玉盏杯”“白玉环”“玉带”“各种神话动物形象的玉雕作品”“玉鱼儿”“玉兽”“玉龙子”“玉像”“水精杯”“却火雀”“水精钗”“象牙”“玛瑙”“光玉髓花瓶”“玛瑙床”“玛瑙杯”“石绿”“孔雀石”“碧玕”“天青石”“蓝宝石”“瑟瑟”“真金”“云珠”“瑟瑟珠”“琥珀”“金精”“拂林国献赤颇黎、绿颇黎”“吐火罗献红颇梨、生玛瑙、生金精”“玻璃”“蕃琉璃”“玻瓈”“碧玻璃”“红玻璃”“火珠”“阳燧”“夜光珠”“金饰象笏”“犀角”“犀角如意”“鱼牙”“真珠”“上清珠”“大珠”“无孔真珠”“波斯再献真珠”“玳瑁”“车渠”“珍珠母”“珊瑚”“煤玉”，等等。这些为中土朝野津津乐道的主要来自周边各国进献的宝石宝物中，有的是天然形成的奇石奇物，有些是稀有材料做成的宝物，有些是化学合成的结晶，有些是稀有材质与人工精雕的工艺美术品。但是一般看来，都不是实用的宝物，而是身份象征或神器、饰物等。所以，开国之初的唐高宗还曾经为了宣示自己的“德行重于财富”，婉拒过外国友好的进献。《旧唐书》记载，唐立国之始，西突厥可汗被唐朝皇帝赐封归义郡王称号时，他向天命所归的唐高祖贡献了一枚大珠，“高祖劳之曰：‘珠信为宝，所重者赤心，珠无所用’。竟不受之。”唐皇帝的言行可能影响了唐人对待胡人识宝和自己持宝的态度：不重收藏和拥有，无论多么神奇，用来换钱即可，并不指望换取其终极性的价值。这是唐代胡人识宝传说的一个基本的调性。
我们再来看看唐代出土和出水文物中的宝物。1970年，陕西西安市碑林区何家村出土了一批稀世唐代珍宝1000余件，震惊世界。这些珍宝埋葬在两个大陶瓮和一个银罐中，以金银器为最多。著名的器物有鎏金舞马衔杯银壶、金开元通宝30枚、葡萄花鸟纹银香囊、整套炼金丹的药具和丹砂、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金梳、金碗、金盆、金筐、银盘、银碗、玉带、鎏金鹦鹉提梁银罐、小金龙一组、兽首玛瑙杯等，被公认为是唐宫廷之物。如此丰富的唐代金银器宝藏集中出土，是目前为止空前绝后的一次考古发现。何家村遗宝中既有非常中国化、本土化的器物，也有众多外来文化遗物，除可观的异域钱币外，值得注意的是粟特入华的素面罐形带把银杯，西亚风格的镶金兽首玛瑙杯，罗马风格的狩猎纹高足银杯等。何家村遗宝显然是在一次战乱中匆匆埋下的，其器物的纹饰风格有初唐的，也有中晚唐的，其中有明确标示刻记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字样的租庸调银饼，说明它的埋藏不早于731年。学者推测是755年到805年间埋下的（此间783年发生过泾原兵变）。
鎏金舞马衔杯银壶
1998年在马六甲海峡发现的唐代沉船“黑石号”大食商船，出水文物价值被誉为可与何家村文物媲美。沉船出水文物6.7万件，大多为中国瓷器，另有古币“开元通宝”和10件精美金器，以及24件银器、18枚银铤、30件铜镜等。其中陶瓷出现大量过去鲜为人知的长沙铜官窑产品，另有三件唐青花也被今人视为至宝，金银器则有与何家村相类的器物，等等。
日本奈良时代公元756年启用的正仓院也是当今收藏唐代文物最丰富、最真实、最有序的地方。正仓院藏品作为日本皇室藏物，有许多当时的唐代物品或宝件，包括：一是唐代传入日本的中华文物，二是经中国传入日本的波斯等西域文物，三是奈良时代日本模仿中华文物所制作之物。总数300余件，有绘画、剑、镜、武器、乐器、佛具、法器、文房四宝、服饰、餐具、玩具、图书、药品、香料、漆器、陶器、染织品、玻璃品等，其中最珍贵的文物是：螺钿紫檀阮咸、螺钿紫檀五弦琵琶、金银平脱八角镜箱、银平脱八面镜箱、黄金硫璃钿背十二棱镜、漆金箔绘盘、羊木藤缬屏风、树下美人图屏风、碧琉璃杯、漆胡瓶、伎乐面等。基本上可以说这些物品在当时有些有一定等级，属皇室宝藏，但更多的则是日常日用之物，不属神奇型宝物。只是由于传承有序，当时的任何物件到今天自然都会无比宝贵起来。
螺钿紫檀阮咸
葡萄花鸟纹银香囊
中国大陆多年来的考古发掘，特别是丝绸之路文物考古，也发现了大量的奇特宝藏和文物。如法门寺窑藏文物，丝绸之路沿途省、自治区和几个著名古都的发掘和考古报告，也有相当的珍宝。只是这个当代文物珍宝（如国家一级文物）与我们讨论的唐代胡人识宝之宝还是有所不同或所指与范围、性质不尽相同。国家文物是由文物等级、年代、文化内涵、历史价值来确定的，当时一件俗物或民俗器物，也会上升为今天的国宝或一级文物，而当时的传说宝物，一定要有它的神奇性。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出土和出水的唐代胡人俑、器皿、金银、碗罐、陶瓷、乐器等视为传说中的“宝物”。当然，这些出土文物、法门寺地宫珍宝、何家村遗宝、黑石号文物和正仓院藏宝也都有许多稀世珍宝，它们中有些物什、珍藏、极品也有着胡人识宝的宝物的影子。
唐代沉船“黑石号”出水文物
通过对胡人识宝传说中的宝物名称统计，可以发现传说所述宝物相对集中在珠类宝物上，也有一些神奇材料或普通但有神性的材料。唐代胡人识宝传说中的宝物，大约有：宝骨、白石、宝珠、龙珠、青泥珠、方石、水珠、宝母、清水珠、珍珠、腹虫、阳燧珠、破山剑、夜光珠、镇国碗、销虫精、冰蚕丝、象牙、琉璃珠、白玉盒子、龙食、龟宝，等等。种类比唐代传奇、笔记、史籍记述或叙述的各种宝物要少一些，比考古类文物宝贝的种类也要少不少，比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钩沉的宝石种类更要少很多。胡人识宝传说的宝物多集中在“珠”这样一个既实也虚的品类上，还有一些虚构性宝物，难与现实存物比较，这是传说的文学性使然。用“珠”做传说之宝不仅因为它是唐代进献、史载、现实中最常见也最珍贵的珍宝，还与它的体积更加适用于胡人剖肉藏宝这样的情节设置。甚至是为了保留剖肉藏宝情节而不得不虚化、小化、单一化“宝物”，使“宝”只具有叙述的象征功能即可。这说明剖肉藏宝情节有着更加古老的来源，与一种更原始、更宗教性的血祭有关，是巫术仪式的遗存。英国人类学家詹•乔•弗雷泽在其著作《金枝》中阐述过类似的原始法则。他指出：“有些人不仅把自己的生命同无生命的物体以及植物互相交感地联系在一起。”“新赫布里底群岛中莫塔岛上的美拉尼西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体现出灵魂存在于体外的概念。在莫塔语里，‘塔曼纽’（tamauiu）一词意思是‘某种有生命或无生命的东西’，有人以为自己和这件东西之间有着亲密关系。……并非每个莫塔人都有自己的塔曼纽，只是有些人想象自己跟蜥蜴、蛇，也可能某块石头有这种关系。有时这件东西要经过寻找才能发现，……当地土人相信只要召唤，它就会来，与它有此种关系的人，生命就同这东西的生命（如是活物，便同它的生命，如是无生命的东西，便同它的安全）紧密联在一起：若该物死了，或该无生命之物受损坏或丢失了，其人也就死亡。”弗雷泽的这个观点和材料，使我们意识到为什么唐代胡人识宝传说中除了几乎每篇都有胡人剖肉的情节外，还有这些胡人为什么能未卜先知识宝，有些宝被败坏以后，胡人一眼就发现了问题所在。应该说，弗雷泽的这个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这些神奇的现象。这也表明，这类传说不仅有现实生活的影像和影子，也有古老的巫术传统，是一种古老习俗在传说时代的世俗化、日常生活化的表现而已。
胡人识宝传说的价值及对今天的启示
经过一千多年的岁月沉淀，中国历史经历过大唐盛世的开放之后，又在岁月的风云变幻中几经烽火战争、改朝换代、开放闭锁、兴衰哀荣。是不是能够正确地向外敞开，能否充分地了解和把握世界的变化，以什么样的胸襟与气度对待他者和外来文明，是变幻无定的历史风云中可以捕捉其规律的几条测试历史的重要的草蛇灰线。
唐代的胡人识宝传说具有丰富的意义和内涵，即使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也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思想启示。
一、作为口头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唐代的胡人识宝传说大量存见于唐时各种笔记、志怪、小说、传奇文本之中。因为有了文字的记录，这些口头传说才得以被确凿地记录并流传下来。口头和文字的双重传承，是中国民间口头文学的独特优势：一是中国文字文献发明得早，成熟度高，且又有纸张发明和印刷术发明予以保障、巩固和扩张；二是中华文明传承不绝、生生不息，也使它的传承具有多样性、多方向性、多路径性；三是口头讲传与书面记述互相进入、互相转化，形成互动式的动态传承链。胡人识宝传说在唐代大量出现，表明过去那种神话式、幻想式为主的宝物传说，开始进入一个更具现实写照和生活常态的传说阶段，是宝物神话向宝物传说进行类型转化的历史现象。唐代胡人识宝传说的“口传性”还表现在这个时代的众多民间口头文学都在文本文字的笔记体、小说化、传奇式的书写中被记录下来，印证了口头文学的年代和可考古性。比如，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记载的“叶限”故事，经过中外学者的长期考据和研究，已经被公认为是“灰姑娘”故事的最早文字记录。经过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普查工作以后的统计表明，它在中国流传于20多个民族之中，有作品（包括异文）70多篇（这个数量的口头文学记录，较之同一文本被不同文字翻译和不同版本出版，性质和价值还是不同的）。欧洲的记载始见于17世纪法国作家沙尔•贝洛尔编撰的童话集《鹅妈妈的故事》，后又见于19世纪初叶德国的《格林童话》，从此广布世界，现已统计到的文本在欧洲就有500余个。所以，美国民俗学家R.D.詹姆森为此惊叹：“中国这个灰姑娘故事的记载比西方最早的记载还早700年。这一事实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问题。”叶限作为灰姑娘型故事被记载，其实它本身也是一个宝物传说，它的核心情节和关键母题是“其轻如毛、履石无声”的“履”，也就是一双除了叶限或灰姑娘谁也穿不上的宝鞋。这些都表明，在段成式于唐代记下这则传说以后，它的口头文本一直在流传，在传承和传播，直到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包含众多文化秘密和文化价值的口头与文本双重存在、双重传承的口头文学。此外，始于南朝至唐代记载而后见于中亚、西方的民间故事还有刘义庆（公元403-444年）《幽明录》中的“妙音”与《一千零一夜》中“终身不笑者故事”同型，唐代谷神子着《博异志》中的“苏遏”与《一千零一夜》里“阿里•密斯里故事”同型，唐《幻异志》中的“板桥三娘”与《一千零一夜》中“波斯王子巴西睦遇女王施法”故事同型，《酉阳杂俎》中的阿主儿降龙故事与德国《尼伯龙根之歌》《沃尔桑格萨迦》有历史和传说的关联，《酉阳杂俎》中的“旁竾”是两兄弟型故事的早期样本，里面包含的长鼻子母题，比意大利《木偶奇遇记》（公元1883年）见于记载早了1000年。《旧唐书•大食传》所述大食西北有女儿国，阿拉伯作家盖兹威尼《地理志》和著名的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等中也有女儿国，此中也有一脉相承的原因。
《酉阳杂俎》记载的“叶限”故事，经过中外学者的长期考据和研究，已经被公认为是“灰姑娘”故事的最早文字记录。
唐代胡人识宝传说也具有同样的传承与传播史。它在后来随着中国历史的变迁，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西中外关系的变质，外来的胡人变成洋人，且洋人大肆掠夺中华珍宝、侵凌中国人民，于是胡人识宝传说变异出一种“洋人盗宝”传说，藉以揭露、批判、痛斥近代以来的外国侵略历史。与此同时，作为一种对比，也作为一种对历史的记忆，胡人识宝传说本身也在原汁原味、原样原型地传承与传播。1928年至1936年，我国著名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先生从广州来到杭州，不仅开设民间文学课程，也参与创办中国民俗学会，还与娄子匡、陶茂康合编了月刊《民间》（陶为出资者，编刊主要是钟、娄二人），共出过12期《民间》。这12期《民间》中发表了当时采风记录的口传文学胡人识宝传说21篇。这些材料不久就被日本学者关注。日本近现代著名东洋史学者石田干之助1936年便在日本刊物《民俗学》上发表文章《再论胡人采宝谭》，对这些千年以后仍然来自口传的采录表示了极大的“震惊”：“这些故事不是从文献中抄出，而是将今日浙江绍兴、杭州等地实际口耳相传的故事采集记录而成的，让人震惊。”钟敬文、娄子匡编《民间》所录“回回采宝”（“胡人”在这里已演化为“回回”）传说，大都与唐代胡人识宝传说有相同的情节，只是一些情节、名物、细节有时间流逝的影响和变化，但均鲜明地显示出两者的一脉相承和口口相传。这种千年演化的口头传承，使口头文学的研究价值获得极大提升，而那种口头讲述的浪漫、率直、单纯、朴拙，也使传说的文学价值闪耀出夺目的光辉。口头文学横向的传播之广和纵向的传承之久都是巨大的文化谜团，仍然具有深入研究的丰富课题。
二、作为历史记忆的价值和意义。
唐代胡人识宝传说，开启了人们对大唐盛世开放气象的历史记忆和口口相传。
首先，胡人识宝传说从多角度、多侧面反映了唐代中土人民与外来胡人的友好、友情、友谊。其中重点从这几个角度互相印证此一关系。一是中土人士对胡人的尊重与关爱。许多传说都叙述了唐人对流浪胡人、遇困胡人、病危胡人的帮助、关心、接济。正由于此种受助，才感动了胡人或托宝、或托孤于唐人。二是传说中大量情节、细节表现唐人携宝、拥宝却并不识宝，但只要胡人征询都能坦诚相告，并无奸诈、欺瞒、哄骗的现象，表明唐人与胡人虽有买卖关系、虽然非亲非故，但他们之间存在普遍性和时代性的坦诚、信任、率真的性情和人际关系。三是胡人往往在受唐人相助后都会有真诚的报答报恩举措，甚至是取出自己秘藏在腿肉之中的宝物来相赠相报。四是胡人在首先向唐人询问宝物价格时，往往都会被大大低估，这时的胡人并不是按常见的商人习性乘机低价得手，而是直言相告对方低估了宝物，有些胡人甚至表示如此低估有辱宝物或者有辱胡人国宝的尊贵、珍稀和品格。于是主动告以实价，出手以天价。这些都増加了宝物的传奇经历，但也更加有力地说明了唐人与胡人坦诚相待的人际关系。而胡人之所以能出手大方，也是因为他们来华经商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润，成为巨富有关。历史记载表明，唐代时来华的胡商中巨富者无数。在一本流行西亚的《印度流浪记》的散文集中，记述一个犹太商人凭着极少的资金，在883-884年到东方经商，913年回到阿曼后，顿成巨富，他献给了阿曼城统治者“一件顶端镶金的深色瓷壸”。中国的考古报告中，西安附近唐墓发现了波斯萨珊王朝库斯老二世（公元590-627年）银币，以及阿拉伯金币。1959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丝路古道上发现一处古代胡商的埋藏，里面有七世纪时的波斯、阿拉伯银币947枚，金条13根，似乎是商人遭遇抢劫之际匆忙埋下，以后却再没来取走。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说明了唐代胡商的获利和富足情况。
唐 韩干《胡人呈马图》(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其次，胡人识宝传说，传递传播了大量而丰富的外部世界信息。其中以下几点尤其令人瞩目：一是中外关系大量出现“海外”“海洋”“海路”的信息。秦汉以来，中国与域外的关系，重点在西域和西域以西经陆路到达的域外之地。《旧唐书•地理志》记四夷与中原交往贡献的贡道有七条，多以陆路为主，但渤海道和广州通海夷道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海路。《广异记》胡人买方石的传说中，波斯胡人得宝后回国走的就是海路。《原化记》中的“宝母”是胡人国家在海岸祭祀的国宝。“阳燧珠”“金瓶煮珠”“石油煎珠”的传说也都是来自海洋的胡人或寻找与海有关的珍宝。而历史记载也突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事实：“蕃国岁来互市，奇珠、玳瑁、异香、文犀，皆浮海而来。”天宝十年（公元751年）高仙芝在怛逻斯战役中败于大食军队，陆上丝绸之路往西从此一度受阻，大唐与中亚西亚的来往更加依赖于海路，也使大唐胡人识宝传说中的胡人更多地与海洋发生关系。二是传说中的各种宝物，有很多都是域外胡国的国宝、重宝、珍宝，它们或是贡献后从宫廷流入民间，或是传说被人盗走流入中土，或是原因不明地流入异国他乡直到进入中土，这使宝物具有异国情调，也传达了丰富的外国信息。比如，有的宝物可用于沙漠取水，或澄清混浊之水，一旦丢失，举国伤痛，或者全国遭殃染病，等等，是中东沙漠国家的写照。三是传说中的胡人虽大多为胡商，但也有许多人是以胡商的身份来完成国家的使命，负有专门的特殊职责来寻宝，暗示在那个时代大唐和外国的关系具有多元性的特征，不仅有两国使节正常往来，也有战争和矛盾，还有民间大量的商旅行者。四是许多传说都言及宝物的国家性（地域性），意思是说这种宝物在大唐中土并无实用，或者在此无效只有在彼有效，而且唐人也不能识别，只有胡地胡人独擅识宝之道，某些宝物只有回到胡人国家才真正有用。这种说法反映了大量胡人客商长期从事珍宝生意具有专门的知识和特长，同时，也强调了胡地胡国与中土大唐的地域不同、地理不同、民俗不同、器物不同，在中土之外，有完全不一样的国度。这大大增强了唐人对世界的了解和认识，是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传统地理观、世界观的纠正。所以，唐德宗年间宰相贾耽才能撰着出《海内华夷图》《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这样的著作。胡人识宝传说大大渲染和普及了大唐时代的开放气息和精神气质，在大唐的繁华居于世界之最时，也同样引导国人对外来文明和外部世界给予高度的好奇、关切和注意。
三彩胡人骆驼俑
第三，胡人识宝传说中无不竭力渲染胡商的买卖原则：公平交易、诚信为本。胡人善贾是中国与外界接触以来就形成的认识。像粟特人、胡人回回那样不仅专门经商而且逐渐融入中华民族之中，也是不争的历史。传说中不仅多次表明某胡人已来华几十年或几代相传世居中国，而且反复描述他们保持着胡商的本性和恪守经商原则。不仅买卖公平，不因唐人不懂而有意欺瞒，反而是坦诚真诚地交易、出价、成交。不仅不独守宝物秘密，反而是以实相告，揭秘宝物作用，甚至带唐人去现场观看宝物效力。这些不仅带来鲜明生动的异域商业观念，有利于纠正中国传统的重农轻商、贬商、抑商的观念，传输进来一种国际性的商业精神和市场公平、买卖自由的国际规则，也大大彰显了大唐时代的开放气象、博大胸怀和市场氛围。有些传说通过描写某些唐人一时贪婪或出于无知，乘胡人不在企图让宝物升值或据为己有，结果破坏了宝物神力，又从反面强化失信贪婪的危害，发去警示信息。
第四，胡人识宝传说在大唐时代无疑极大地发挥了传说的传奇作用，引发人们更加广泛地对“胡人”“宝物”“识宝”的关注，从而放眼世界，摈弃夜郎自大和无视他者的闭锁观念。这是一个开放时代必然带来的精神气象和精神气质。唐代胡人识宝传说正是这个时代中外经济往来、政治友好、民心相通、文化交流的生动写照，是以传奇性、夸张性、幻想性、浪漫性增强人们接触和接受外来外部文明意识、增强人们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意识的文化激励和煽情，别开生面地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三、作为“宝物”传说开启的世界性想象及其正反面效应。
作为第一批也即首次出现的反映中外关系，反映外国人在华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相处、相融、相遇的传奇经历，反映外国人来华在中土人眼中的异域异国异人所做的“异事”的口头文学作品，唐代胡人识宝传说是中国文学对大唐时代万邦来朝、外商云集、胡人遍地现实的想象性解释。唐代胡人识宝传说不仅以自洽的方式浪漫地解读、记录、讲述了这个时代的新气象、新鲜事，传奇性讲述的传播（如“叶限”变身“灰姑娘”）也开启了世界范围的“中国宝物”故事或寻找中国奇迹的“世界神话”。比如至今还广为传说的六七世纪时的阿拉伯箴言：哪怕学问远在中国，也要努力去追寻。比如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中的中国神灯传说（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法基在其着于903年的《地理志》中就宣传中国有三宝为名牌货：丝绸、陶瓷、灯）。比如后来的马可•波罗的中国记忆和神奇讲述风靡欧洲。比如哥伦布对前往中国寻宝的极大兴趣和随之生发的冒险精神，乃至英法诸国联军对圆明园珍宝的洗劫、近代以来的“洋人盗宝”，等等。这些历史事实和事件中，都影影约约地折射着胡人识宝传说的正面和反面的影响，值得做出进一步更加深入的研究。
四、作为唐代对外关系的一个民间镜像，胡人识宝传说也埋藏着中国后来历史对外关系的曲折伏笔。
胡人识宝传说上承浪漫主义的神话，将宝物神话从虚幻飘渺的神话世界与世俗的、市场的、实用的、现实的生活世界和器物关系嫁接，变身为现实性的人物、器物、风物传说，成为现实生活的口述样本。而大唐开放的现实和胡人潮流般的涌入，建构出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影响波及后世诸多王朝开放或封闭的对外关系。有唐一代，向西取经的“拿来主义”有玄奘式的光辉范例，向外输出的“送去主义”有鉴真式的伟大创举。但此中拿来和送去也有不平衡现象，拿来的宗教和哲学居多，而送去的则除宗教和哲学之外，还有建筑技术、百匠工艺，特别是怛逻斯之战后，大唐万余名被俘士兵中有百工百匠把中国的发明和技术大规模地带出去并深刻影响中亚和世界文明。这种不平衡现象实际上在识宝传说中也有了某些民族心理的折射，值得深思。胡人识宝传说反复出现中土唐人对宝物不问就里、不识究竟的讲述，反映出中土唐人与胡人在知识体系、知识结构上的差异，唐人普遍缺乏比“西天大竺”更远更广阔的世界知识，当时中国的国力所及，送来的很多，去取的则仅达于与中国地理上更接近的印度文明。几番盛世之后，中国人更加自视为天下中心，又富甲天下，所以多见他者的“送来主义”和“拿去主义”，少有自主的“拿来主义”。识宝传说以传奇、志怪、述异为手段，唤起和利用读者的好奇心，但其实这些讲述中，中土唐人普遍缺乏真正的好奇心，更没有刺激出一种探险精神。对宝物只关心它的昂贵价格，并不好奇它的“神奇”是由什么造成、原因何在。所以，这些传说中也没有人像胡人那样去域外寻宝或去国际市场卖宝，也没有人冒险去“拿来”别人的“宝物”，只有别人“取走”，而没有传播式的“送去”，也不启发和激励人们去向外学习新知。唐初的“取经”和“送经”精神，到晚唐由于社会动乱和国力式微，玄奘、鉴真等人开创的“拿来主义”“送去主义”也渐渐淡出。胡人识宝传说本来具有引导唐人将对外部世界的关注从宗教、哲学引向科学、技术的方向，可惜没有得到充分培育和发展，以致于无疾而终，止于文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遗憾。须知，差不多同一时代，公元830年，在巴格达成立了“智慧宫”，其中的译学馆专门用阿拉伯文翻译希腊文、叙利亚文、波斯文、梵文等各种著作，不仅促进了阿拉伯文明的繁荣，而且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互相促进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也为古希腊文明的传承和欧洲文艺复兴的出现，埋下了文明的火种。胡人来华寻宝、识宝传说间接地反映了那个时代阿拉伯文明善于博采众长、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特性和地理意义。所以，在胡人识宝传说中，固然有唐代开放的强健精神气象，但也隐藏着一种开放中断和未及深化的遗憾乃至我们民族性格和社会结构上的先天不足。这也是这类传说给我们留下的额外的思考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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