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向雪山行_在中国寻找队友遗骨，一个日本登山队员的23年

1991年1月，中日友好联合登山队在攀登云南梅里雪山的过程中遭遇雪崩，17名队员全部遇难。为了让遇难者的遗骨回家，日本登山队员小林尚礼23年间多次深入梅里雪山，并已成功找到16具遗体。他逐渐理解了圣山，成为了圣山的守护者，他将多年来的搜寻故事与见闻记录下来，写成《梅里雪山 寻找十七位友人》一书，其简体中文版已由乐府文化出品。梅里雪山山难31周年之际，围绕搜寻的收获与遗憾、雪山的残酷与神圣，我们与小林进行了一场跨国对话。

——编者按

2021年1月4日，小林尚礼在脸书上更新了一条消息。

“30年前的今天，他们失去了音信。7年后，我开始了遗体搜索活动，本想籍此了解他们被雪崩埋没的过程，结果未能获得线索，也没找到最后的一个人。这几年来，在搜索中找到的遗品极少，我想也差不多是时候结束了。距离他们遭难30年，搜索活动也持续了23年，蓦然回首，才意识到那么长的一段时间过去了。我绝不仅是出于义务和友情坚持到今天，和生活在山麓的人们变得亲近、被作为圣山的山之魅力所吸引，才是我不断继续的原动力。我现在考虑着，今年再进行一次搜索，如果找到的东西依然很少，那就这么静静地结束吧。”他写到。

这一天，是梅里雪山山难事故30周年纪念日，几个月后，小林尚礼记录他搜寻队友遗体过程的《梅里雪山：寻找十七位友人》被翻译成中文出版——此时，距这本书在日本出版已经过去了15年。在这15年中，除了2011年因为肺部手术暂停了一年以外，直至疫情来临前，小林依然像书中所写的那样，每年如约在冰川融化的初秋前往梅里雪山下的明永村，住上一阵子，寻找队友的遗体和遗品——失踪的17位队友中，他已经找到了16人的遗体，以及大约8成的遗品。

雪崩之后

在中国寻找遗骨的23年

发生在1991新年伊始的梅里雪山山难事故，被视为人类登山史上第二大山难。当年1月4日，一支名叫“中日友好梅里雪山联合学术登山队”的队伍，在攀登海拔6740米的主峰途中失去联络，此后，北京、京都和西藏迅速派出救援队搜寻，但受恶劣的天气条件所限，一无所获，最终宣布日方11名队员、中方6名队员在3号营地的雪崩中全部遇难。

当时只有21岁的小林尚礼，在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的事务局得知了这一消息。遇难的11名日方队员，全部来自这个成立于1931年、以喜马拉雅山脉“未登峰的初登顶”为目标的登山团体。

被日出染红的梅里雪山。

那是小林加入山岳会的第三年。高三那年，他偶然在图书馆里找到一本植村直己的登山纪实书，这是第一个站上珠穆朗玛峰的日本人，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攀登五大陆最高峰者，小林被他的故事深深吸引了，一边准备考大学，一边彻夜读着他的书，心中第一次产生了向往：上了大学，一定要去登山。不久后考上京都大学的小林，顺理成章进入了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学士山岳会，事故发生时，他虽然尚未有过海外登山经验，但“每年超过100天都在日本国内登山”。

山难的消息公布后，小林被派去遇难的同级生笹仓俊一的父母家，跳上开往东京的新干线，他在书中写到，“对遇难的事情还没有实感，完全不感到悲伤。”

大学登山时代的登山（中间是小林，右边是小林在山难中遇难的朋友儿玉裕介）。

小林真正对梅里雪山的登山事故有了实感，直到6年以后。

1996年春天，小林从京都大学大学院毕业，他在找工作的时候遇到了一点儿麻烦，因为每次面试时，他都会询问招聘方：可以先给我三个月假期吗？当然遭到了接连的拒绝。幸好，最终还是有一家东京的公司接受了他这个无理的要求。

小林无论如何都需要这三个月假期，他要追寻队友足迹，去攀登梅里雪山——1996年10月，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又组织了一支队伍攀登梅里雪山，小林成为其中之一，遗憾的是，同样因为遭遇了恶劣的暴风雪天气，这支队伍也未能登顶——这也是京都大学山岳会最后一次攀登梅里雪山。小林告诉我，“在那之后，山岳会再也没有组织过海外登山活动，日渐衰落，如今连事务所也没有了。”

尽管梅里雪山登顶受挫，小林也算是实现了攀登的愿望，也亲眼见到了队友们死去的地方，回到东京之后，他决心好好工作，换一种方式生活。一年两年过去了，却并不顺利：他渐渐发现，自己对这份工作缺乏干劲，还是想登山。左思右想之下，他报名了一个夜校学习摄影，打算有朝一日辞掉工作，成为一名登山摄影师，去做自己内心真正想做的事情。

梅里雪山。

契机来临时是1998年夏天，这年7月，梅里雪山脚下的明永村村民在放牧中，发现了随着冰川漂流下来的登山队遗体和遗品，小林立即和山岳会几位队员一起前往当地，进行遗体收容，最终确认了3名日本队员和2名中国队员的遗体，在大理举办了火葬仪式。

第二次从梅里雪山返回日本，小林的心情与第一次截然不同，28岁的他随后辞掉工作，告别了安定的上班族生活。“大学在山岳部的时候，已经习惯了贫穷的生活，工作两年多少有些积蓄，每个月只要有10万日元我就能活下去”，辞职的次年，小林前往明永村常驻，目标是把全部队友的尸体归还给遗族，带着“这17个人，必须把他们带回来”的念头，开始了他的异文化生活。

“靠着从前的登山经验，遗体的收容工作没有太多技术难度，只要多加小心，也几乎没什么危险。”小林说，虽然没有难度，“但要付出时间，能够每年待在明永村的人，除我之外没有别人了。”

上图：2001年的背影。

下图：背着回收的遗物，在不稳定的冰川上行走。

面对死去的队友的心情，却总是很复杂。从雪山落下、被冰川重压、遭受强烈腐蚀的遗体，往往是惨不忍睹的。小林在书中展示了几张包裹在衣服中的遗体碎片，已经是非常温和的画面，更多拍摄下的现场场景，因为过于残酷不能展示给外人看。

散落的遗物。

小林说，他从前见过全部11名日本队友，若是在他们刚去世时发现遗体，立刻就能知道是谁，但他们已经在冰川中埋藏了7年以上，“尽是些被切断的手腕或脚掌，失去了头部的残破的躯体，一眼看过去，并不能判断谁是谁”。要通过身上的衣物辨别遗体碎片身份，运气好的时候，会写着名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动作，他始终记得，某次在两三米深的冰隙中发现一具遗体，他钻进去，扒开衣物想要确定是谁，迟迟没有线索，一直到脱下了内衣，映入眼帘的是严重损伤的躯体，伴随着阵阵恶寒在狭窄的空间里袭来，令他兀地感到一阵强烈的恶心，“哇”地一声大叫出来。

冰瀑。

然而一旦确定了队友的身份，他的内心又会升起一种“久别重逢”情绪，眼前矗立着高达千米的冰墙，活着的人倘若摔下来便会立刻丧命，死去的人却从顶上直直落下，被冰川运送到自己眼前，他猜测着死去的队友是靠着怎样的意念来与自己重逢的，忍不住要对他们说一句：“终于见面了！”23年的搜索活动，两种复杂的心情始终在他心中交织着，“无论见过多少次遗体，还是会觉得生理性的恶心，但无论见过多少次，还是会觉得非常怀念。”

1999年携带遗物。

小林坚持搜索活动的另一个目的，是他很想搞清楚：1991年1月3日的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死去的人已经丧失了语言，沉默的物品却会说话，小林触摸着那些被严重毁坏的安全帽，或是被折断的坚实的铁锹，从中得到了些许信息：他们一定曾被厚重的积雪所压。对他倾诉得最多的还是队友的手帐。他找到的好几本手帐都写着当天的情况，证实了那个晚上下起了非常大的雪，渐渐将帐篷掩埋，“但写着‘这天睡得很好’的记录却一个也没有，因此可以想象，他们是在大雪的帐篷中，不时写一写手帐，出门观望一下状况，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雪崩。其中有一本手帐，打开时仍有一支笔夹在其中，我想，那个人在事故发生时应该还没睡，还在做着点什么。”

柴市市长（左）和小林（右）在尸体搜索站点俯瞰冰川。

能确认身份的遗体碎片和知道归主的遗品，小林都要亲手将它们归还给遗族，在与队友的亲人和朋友接触的过程中，他又一次了解了这些人的故事，感觉与他们重新了认识了一次。这其中有他关系特别好的伙伴，仅有21岁的同级生笹仓俊一和23岁的前辈儿玉裕介，两人生前几乎每天与他见面，登山、聊天，也一起喝酒，起初很多年他不能理解他们的死，是在搜索活动中才渐渐想通了，如今他说：“山岳会的人们，是出于自己真的想要登上那座山的意愿，然后不幸死去了，他们真挚地面对了自己想做的事，实现了登山的愿望，虽然失败了，虽然是令人悔恨不已的结果，但也是幸福的。”

第二故乡，山下藏族村庄

生活在梅里雪山下的藏族人对登山队的态度就完全不是如此了。当地人世世代代将“卡瓦格博”（藏语里的“梅里雪山”）视为神山，对于擅自到来的登山队充满了憎恶之情，小林随时能感受到这种敌意，常常有人毫不客气地对他说：“你的朋友践踏了我们的神，他们的死是活该的事！”

初雪的明永村。

第一个接纳小林的当地人，是明永村的村长扎西，他不仅让小林免费住在自己家里，三餐都和全家人一起用餐，前往冰川进行遗体搜索时，也总是陪着他一同前往——细碎的冰川随时有崩塌的可能性，和了解地形情况的当地人一起前去，才使这份工作安全地进行了23年。疫情的两年里，小林不能前往中国，由扎西每年代替他进行搜索，两个月前，他从发给小林一张照片，那是在冰川中找到了一个巨大的帐篷，“很完整，感觉还能使用”。

对于日本人小林来说，无论宗教、价值观还是生活习惯上，明永村都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和村子里居民们的合照。

他受到的第一个冲击是村里竟然没有厕所，只要走在路上，就会无意中撞见某处正在大小便的人们，他们并不隐藏自己，也不在意被看见。日子久了，当他对这种景象逐渐习以为常的时候，便喜欢上了当地的生活，尤其是，“在晚饭之前，有一个大家一起喝酒的时间。经常是我和扎西，还有爷爷奶奶，四个人一起喝着酒，说很多话，偶尔扎西的妻子也来，孩子们也来了，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时光。反而是到日本，因为没有这样的大家庭的时光，感觉有点儿寂寞。”一开始完全不懂中文，后来也只会说一点点口音奇怪的中文，但在那样的时光里，日本的小林与梅里雪山下的藏族人是心意相通的。

只有生活在一起，才能真正理解。在明永村的生活，更深刻的意义在于令小林知道了“圣山”的意义，这是他改变身份立场、逐渐理解梅里雪山的一个过程。“起初我是登山者，只会望着顶峰，一心只想到达最高点。然后我成为搜索者，第一次感受到山的可怕之处，可以吞噬人的性命。最后我成为了生活者，对梅里雪山是圣山这件事有了实感，以前从山上往山下看，我总觉得明永村是一个贫乏的村子，实际住在其中之后，才了解到这是一个得到那么多自然恩惠的地方，有那么多农作物和水果，其实是很丰裕的。”

上图：多克拉山门（4480m）。

下图：北西面的冰河。

为了更好地认识作为圣山的梅里雪山，小林在明永村村民的陪伴下，先后进行了三次转山之旅，终于知道了心中埋藏的问题“何为圣山？”的答案：圣山是生命之源。山上下雪，山下的村民才有了水；山间有森林，山下的村民才有了食物。是圣山孕育了村民的生命，令他们可以在此生活。因此作为一个登山者，小林虽然对攀登梅里雪山仍有渴望，但作为一个生活者，他也发自内心接纳了当地人的拒绝：“作为圣山的卡瓦格博，是被几十万人信仰着的，如果他们不接受，那就绝对不可以攀登。”

上图：桃树和牛。

下图：苔藓树桩。

如今的小林，将梅里雪山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11位日本队友中，他将8人的遗族带到了梅里雪山，实现了他们亲眼看一看亲人死去的地方的愿望。从2013年开始，他又成立了一个“卡瓦格博会”，组织对圣山感兴趣的日本人前往喜马拉雅各处巡礼：不丹、印度、冈仁波齐、梅里雪山……在梅里雪山，小林会向人们讲述当年在这里发生的事故和他在明永村的生活，参加者中很多都是因为读过小林的书才对梅里雪山产生的兴趣，其中不少已经是年过70岁的老人，身边的同龄人正在接连死去，他们带着一种为死亡做准备的心情，远远眺望着梅里雪山。

尾声：故事未完待续

而和明永村的故事，也不只是发生在村里。对于村民在搜索活动中给予的支持，学士山岳会的人们一直在思考：有没有什么报恩的方式？2008年，这个想法成为现实：在山岳会一位前辈的资金支持下，村长扎西的女儿来到日本留学，在东京学习了两年日语后，又顺利考上京都的同志社大学。让小林也没料到的奇妙缘分是，2014年女孩大学毕业后，和山岳部的一位后辈结了婚，如今已经生了两个孩子，一家人住在岐阜县。在女儿举办婚礼的时候，村长扎西也来到了日本。

2014年，来到日本的村长和女儿Pematsumo在同志社大学毕业典礼上。

小林两年没有进入梅里雪山了。在京都比叡山上，有一个在1993年为这场山难建造的镇灵纪念碑，封闭在日本的日子里，小林头一回前去这里祭奠队友。他带了很多因为无法确认物主而无处归还的遗品摆放在墓前，向队友们汇报了自己计划结束搜索的决定，心中带着遗憾：“虽然已经很努力了，但还是没能找到清水医生。”

比睿山的纪念碑前排列着遗物，2021年摄。

小林最后一次发现队友的遗体，还是在2004年，此后的17年里，他和很多队友的遗族都渐渐断了联系，那些失去了亲人的家庭，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从事故的阴影中走出来，这也是他的搜索活动的意义：拿到遗骨的遗族们，才能真正接受“死”这一现实，开始新的生活。

小林深知这一点，归还遗体后，便不再去打扰他们的生活，过去的17年里，他之所以仍在搜索，就是想要找到最后一位队友——队医清水久信的遗体。清水医生的父亲已经在等待的过程中去世了，年迈的母亲不久后住进了养老院，小林也渐渐不再得知她的消息。没能找到清水医生的遗体，对小林来说会成为永远的遗憾，对两位老人来说也许反而是临终的美好愿望，“他们最后似乎是觉得：不被找到也好。那么多年了都没被发现遗体，说不定是因为儿子在西藏某处的深山里还活着呢，父亲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到最后的。”

上图：抬头看雪山。

下图：月夜。

小林正在等待着疫情结束，他要前往梅里雪山进行最后一次搜索。从28岁到51岁，寻找17位队友的路程改变了他人生的方向，让他明白了若是一直生活在日本永远不会明白的道理：“对人类这种生物来说，自然是多么庞大。”未来他还想一直以“圣山”为主题进行摄影，或许还会再写书。而即便搜索活动结束，他和队友之间的关系也不会结束，小林告诉我，中国版的电影《梅里雪山》已经在拍摄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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