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捷评《发现阴阳道》︱作为日本传统的阴阳师与阴阳道

《发现阴阳道》，[日]山下克明著，梁晓弈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332页，62.00元阴阳师热潮之后的沉思上世纪九十年代，荒俣宏和梦枕貘陆续创作了一系列以阴阳师为主题的小说，使得这一历史上神秘的职业首次进入了日本大众的视线。随着电影、电视剧、动漫等衍生作品的涌现，日本逐渐掀起一股阴阳师热潮，并在2005年左右达到顶峰。但热潮退去之后，日本普通民众是否对阴阳师产生了真正了解，抑或他们所想象的安倍晴明是否贴近历史上的真实形象，没人能够立即做出肯定的回答。其中一个原因是市面上缺少学院派学者所写的令人信服、足够权威的普及读物。山下克明先生所著《发现阴阳道》的出版正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山下先生长年从事日本古代阴阳道的研究，这本书在内容上是一本优质的科普读物，并且如本书序章及后记所写，是山下先生以学者身份在阴阳道热潮之后的沉思——学术上需要客观批判的研究对象与大众文化消费的宠儿之间的背反。后文会提到，平安时代阴阳师的职务其实很贴地气，例如给天皇和贵族占卜出行日子和方位的吉凶，并没有大众所想象的那么多魔法与超自然要素。这种形象落差很有意思，最典型的就是安倍晴明传说的形成，山下先生在全书的最后部分从历史学角度进行了简单的讨论。此外，阴阳道本身在日本人宗教文化与心性中所处的位置也是值得深入思考的课题。阴阳师之于中国，目前还相对局限在与二次元相关的亚文化圈，远没有达到它曾经在日本所引起的社会热潮的程度。但即便如此，随着手游“阴阳师”、羽生结弦（日本当红花样滑冰选手，2018年平昌冬奥会以一曲《阴阳师》夺金）的走红，想要摆脱网络百科，从更加专业、客观的角度了解阴阳师、阴阳道的人恐怕也不在少数。此外，通过阴阳道来理解日本传统宗教文化也是一种独辟蹊径的尝试，阴阳道的源流与中国，阴阳道与道教的关系等也是一系列令人饶有兴致的话题。2019年3月，由梁晓弈博士翻译的《发现阴阳道：平安贵族与阴阳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可谓及时。

晴明神社。位于京都市上京区，据传神社镇座之地是昔日安倍晴明的宅邸。（作者摄影）何谓阴阳道·阴阳师该书主要探讨的是日本古代阴阳道的确立与发展。正如作者所说，他主要关注的是阴阳师的职务及具体形象（第8页）。在序章部分，他就开宗明义地阐述了“阴阳道”和“阴阳师”这两个熟悉又陌生的词。阴阳道是以阴阳寮为母体，以阴阳师为核心，在平安时代中期形成的一种咒术宗教，同时也是一种学术团体名称（13页）。或许可以按作者的解释，理解为一种“学会”或者“工会”。而阴阳师则是从事相关“学术研究”或者“职业训练”的专业人员。为什么作者特别强调阴阳道在平安时代成立？阴阳师的具体职业为何？阴阳道与古代中国的联系？这一系列具体问题，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得到详细的解答。全书枝节繁复，引用了较多日本古代文献，又涉及古代史诸多人名、专业词汇，在缺少相关历史背景知识的情况下流畅阅读并非易事。或许我们可以沿着山下老师本人的思路，聚焦于人，从阴阳师这一职业团体的形成来把握日本古代阴阳道的发展线索，同时这也是一条日本古代文化发展的脉络。

安倍晴明神社。位于大阪市阿倍野区，据传是安倍晴明诞生之地。（作者摄影）渡来人主导的时代公元六世纪，东亚世界正处于隋唐帝国的前夜。与紧张的政治局势相反，当时的文化交流异常活跃。从六世纪初开始，百济就不断派遣五经博士、历博士、医博士等人才到日本教授儒学、历法、医药等知识（29页）。历博士带来的天文历法之术、阴阳术数之学播下了日本阴阳道的种子。另一方面，日本也虚心派出了遣隋使、遣唐使积极学习当时最前沿的知识。七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事业的进展，百济（660年）和高句丽（668年）相继灭亡，无家可归的“难民”大批流亡日本，这些人在学术上被称为“渡来人”，他们直接带来了经由中国传入的最新的历法技术、知识。阴阳道的母体——官僚机构阴阳寮的设立，与这一动向密切相关。在同一时期的日本，已经经过了大化改新（645年），开始系统性地模仿唐朝律令制度。天武天皇四年（675年），“阴阳寮”这一词首次在史料（《日本书纪》）中出现。但是有意思的是，当时在阴阳寮就任的官员竟然有僧侣。在推古天皇时代，百济僧观勒曾来到日本献上天文地理、遁甲方术之书（602年），僧侣间有历法知识流传恐怕也与渡来人有关。其次，作者通过解读正仓院文书里流传的《官人考试帐》也得出了渡来人所掌握的技能远超过日本本土的技术官僚这一结论（39页）。可见在阴阳寮设立初期，渡来人占据了重要地位，特别是作者提及的大津氏、大友氏、三津首氏等氏族。附带一提，日本天台宗的开祖最澄即出身于三津首氏。鉴于渡来人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可以说这一时期是阴阳师发展史上外来技术人员占据主导的时代。贵族官僚的时代：灾异说与物怪的相克渡来人的影响力从阴阳寮设立之初断断续续持续了一百年左右，直到奈良时代末期。天平宝字九年（765年），阴阳寮官员大津大浦卷入和气王的谋反事件，解官左迁，天文、阴阳相关的藏书被尽数没收；延历元年（782年），阴阳寮的长官阴阳头山上船主也因牵涉到冰上川继的谋反事件而被流放。正如朝中有识者吉备真备所忧虑的一般，能够与政治权力结合的术数潜藏着不容忽视的危险性（56页）。从山上船主下台开始到九世纪中期，阴阳寮的长官大多由贵族藤原氏出任。这一人事政策的变化可以理解为朝廷对阴阳寮地位的反思，试图通过贵族官僚将儒学理念渗透到阴阳寮的技术官僚中间。但事实上这一举措收效甚微。奈良时代末期到平安时代的九世纪中期，是日本律令国家体制开始变质、宫廷文化和贵族社会逐渐形成的时代，也是藤原氏不断排除政敌确立政权的时代。承和九年（842年），素来倾倒于唐风的嵯峨天皇辞世，留下了冗长的遗诏，其中一处写道“无信卜筮”。就是这短短的一句话却在朝廷内引来了一场风波。围绕着遵循这句遗诏与否，在权臣藤原良房主导下，朝廷内的饱学之士开始了辩论，但结局实则早已注定。嵯峨天皇毕生试图用儒家的德治思想和文章经国理念治国，自然基于儒家的合理主义反对物怪、卜筮、作祟等做法（81页）。但在宫廷社会里，占卜需求却日益增加，对灾害与难以解释的自然现象，贵族倾向于将其理解为物怪、神明作祟。这与日本传统的泛灵论宗教观念有关，中国的五行占在日本没有占据市场也基于此。嵯峨天皇一人之力终究无法阻止时代大势，更何况以藤原良房为首的贵族势力也绝对不能容忍儒家理念中的灾害、怪异说。天人感应可以用于政争，中国西汉末期就有多名宰相因为灾异之说被罢免，在宫廷社会占据既得地位的贵族是断然不愿看到这一局面的。而将灾异的源头从人转移到神明，就能有效地规避这一问题（84页）。历史的发展逐渐与朝廷任命贵族官僚为阴阳头这一初衷背道而驰，律令国家的解体、贵族社会和摄关政治的形成暗埋着日本阴阳道发展的草蛇灰线。怪异和物怪取代了儒教的灾异说，成为日本古代独特的政治理论。阴阳师官僚的时代：阴阳道的确立经过“无信卜筮”之议，物怪、作祟、占卜等做法得到了朝廷与国家的公认，贵族对占卜的日益依赖使得阴阳寮的技术官僚重回到历史舞台。在九世纪后半期，大春日真野麻吕、滋岳川人、家原乡好、弓削是雄等人分别出任阴阳头。从名字就可以判断，他们都不是藤原氏一门，而是掌握相关知识的技术官僚。这一时期阴阳寮内部的升迁体系也得到了确立，在阴阳寮内学习的学生可以通过层层测试和选拔出任博士乃至阴阳助、阴阳头。这种相对官僚制的运作方式一直延续到了十一世纪中叶（218页）。在阴阳师影响力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这一时期被视为是阴阳道确立的时期。后世的阴阳道祭祀基本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雏形。当时出现了高山祭、鬼气祭、四角四界祭、火灾祭等各种名目的祭祀，它们都以《董仲舒祭法》或者“董仲舒说”为依据，这毫无疑问是后世的穿凿附会（176页）。阴阳道祭祀的神明与神道不同，例如有名的泰山府君祭的祭祀对象是阎罗天子、五道大神、泰山府君、天官、地官等十二位神明（180页）。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中国文化的印痕，特别是道教信仰的要素掺杂在其中。举行这些祭祀，占卜物怪的吉凶，调查出行的方位和日时，才是阴阳师的主要工作（117页）。在无月之夜登场，自如地运用咒术、式神与出没在平安京的怨灵、妖怪对抗，保护天皇和贵族的东方魔法师……媒体建构的华丽贵公子形象并非阴阳师的真实。当然，这一方面是受到了后世成书的文学作品《今昔物语集》等影响。参考同时代的日记史料《小右记》可以看到，贵族的关心所在还是物怪，例如贺茂社的大树无故倾倒、动物闯入天皇居住的内里这些异常现象。现代人看来都是无关紧要的琐碎之事，但在当时这些怪异传递着神明的意志，发生在国家主权者也就是天皇身边的怪异尤其牵动人心（130页）。如何通过占卜有效解读这些怪异所隐藏的讯息自然而然成了阴阳师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藤原明衡在《新猿乐记》里所虚构的“阴阳先生贺茂道世”能够“推物怪者如指掌”，正是对这种需求的反映（第6页），日本独有的阴阳道书籍在同时代出现也与之不无关联。贞观十六年（874年）去世的阴阳师滋岳川人汲汲于著书，从《类聚国史》《本朝书籍目录·阴阳部》等可知，其著作有《世要动静经》《指掌宿曜经》《金匮新注》等近十种。这些书的内容涉及遁甲式占、六壬式占、风水相地等多个方面，虽然无一例外都散佚了，但却是先驱性著作，对后世的阴阳道影响深远。他本人也以“阴阳师的大前辈”形象活跃在《今昔物语集》一类的文学作品里（105页）。

《文明六年河临祓祭文》。京都府立京都学·历彩馆所藏若杉家文书。河临祓是平安时代以来的阴阳道传统祭祀之一，于河边举行以祈求平安健康，祭文是祭祀时朗读的文章。贺茂、安倍两氏独占的时代 ：贺茂保宪与安倍晴明十一世纪中叶以后，阴阳寮和阴阳道被贺茂氏、安倍氏垄断，天文历法之术成了家传之学。贺茂氏一直延续到了中世末期，安倍氏则延续到了近世末期。日本前近代的贵族社会里这种现象并不稀见，贺茂、安倍两氏为何能够达成垄断和世袭是我们比较好奇的问题。这还要从前一个时代说起。贺茂、安倍氏都是自古代以来的豪族，但是与阴阳道并没有任何关联。平安前期以后，这两家豪族也逐渐衰落，两家出身的人都没有在朝廷担任要职、位列公卿。十世纪以后，或许是战略转变，两家开始将子弟送入阴阳寮学习。天德元年（957年），贺茂氏的贺茂保宪首次就任长官阴阳头。在这之后出现了一段空白期，但是两家仍然以高级阴阳师的身份在阴阳寮内保持着重要地位（218页）。天喜三年（1055年）的安倍章亲，治历元年（1065年）的贺茂道清以后，两家顺利地垄断并世袭长官阴阳头的职位。不仅如此，几乎在同一时期，两家还垄断了历博士、天文博士、阴阳博士（219页）。可以说，十一世纪中叶以后的阴阳寮已经完全成了两家的私塾。贺茂氏的家学以历道为主。律令制下历博士的工作是负责每年造历以及预测日月食，需要与天文相关的计算知识。围绕着闰月、日月食的计算误差，历博士之间也会存在着争论。贺茂氏在垄断前的主要对手就是大春日氏。贺茂保宪登场之后，他以自身能力多次参与造历，还通过远赴江南吴越国的延历寺僧人请来新历法，并且积极地与民间占星术师合作来确立贺茂氏在历道方面的主导权（227页）。这些努力使得贺茂氏最终垄断了历道，但同时也是历学停滞的开始。

《明应八年具注历》。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平松文库传来，阴阳寮造历的传统在中世也没有断绝，每一日所记载的干支、纳音、日时·方位吉凶、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等是贵族们的行动指南之一。（京都大学贵重资料数字档案库公开）另一方的安倍氏则世传天文道。从辈分上来说，安倍氏还是贺茂氏的弟子。《今昔物语集》记载安倍晴明从小跟随贺茂保宪的父亲贺茂忠行学习阴阳道。《帝王编年记》也记载贺茂保宪将天文道知识秘传给了安倍晴明（235页）。安倍氏的家道繁荣自然离不开安倍晴明这位家喻户晓的阴阳师。晴明登场之后，安倍氏开始与贺茂氏分庭抗礼。在院政期，两家就经常围绕占卜时所使用占书的出典和版本优劣发生争论。《续古事谈》里也有相关轶闻讲到，安倍晴明与保宪之子贺茂家荣曾经争论谁才是贺茂保宪的嫡传弟子。大概与小说、漫画等作品塑造的青年美男子形象不符，安倍晴明其实是一个自我主张欲强烈的人（246页）。这一性格在灵剑铸造事件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天德四年（960年），村上天皇居住的内里发生了火灾，护身剑与破敌剑两柄灵剑被烧毁。翌年，贺茂保宪奉敕命举行五帝祭，铸造灵剑，当时的安倍晴明还是保宪的弟子，以助手身份参与了祭祀和铸造。可是到了晚年，安倍晴明确立地位之后却宣称自己接到敕命，承担了灵剑的铸造，并且将事件经过写成《大刀契之事》传给子孙（257页）。安倍氏的子孙也利用《大刀契之事》强调祖先安倍晴明的功绩，与贺茂氏相对抗。从平安时代末期以后，安倍晴明的人物形象逐渐被虚饰、创造，这一起点可以追溯到晴明自身。但如果将全部原因归结为晴明的个性或许有失偏颇，不如说，正是晴明的努力奠定了往后几百年安倍氏的地位，这种强烈的自我主张也是下级贵族的生存战略之一。

《占事略决》。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清家文库本，镰仓时代的古写本，该书一般认为是安倍晴明所作，现存最古的阴阳道相关文献之一。（京都大学贵重资料数字档案库公开）“感受的宗教”：阴阳道从最初的五行学说、天文历法知识传入日本，到渡来人占据重要地位，再到日本本土阴阳师官僚的出现，最后变为特定家系世袭。日本带有“道”的文化、艺术似乎都逃不过这条路径。明治三年（1870年），政府停止向土御门家（安倍氏嫡流，也就是晴明子孙的家名）颁发阴阳师资格认证标志着阴阳道被正式废除。在此之后，阴阳道逐渐从社会上销声匿迹（第4页）。但是与阴阳道相关的知识，例如选择日期与方位的吉凶却无形地融入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

《东北院职人歌合》中的阴阳师形象。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本，14世纪前半期完成的最古职人歌合类绘卷，阴阳师作为一种特殊职业，常在这一类绘卷中登场。和神道一样，阴阳道是以现世利益为目的的宗教，缺少对死后世界和来世的认知，也无法解决精神层面的问题，在历史上曾经受到来自儒教和佛教的理论批判。但是阴阳道的形成与日本传统的万物有灵论这一宗教观密不可分，后者又是在日本独有的风土，相对优越的自然环境中产生的。与基督教等“信仰的宗教”不同，阴阳道是一种“感受的宗教”（304页）。无论它作为宗教成熟与否，都不可否认地构成了日本人宗教文化与心性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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