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西藏史（五十四）——镇了个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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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 藏史德云社的老布又来了。

今天是大年初二，还是先祝愿各位听友新年快乐，勤奋的老布又来白呼西藏史啦！

上期咱们辟了个谣，把禄东赞扒得够呛，今天咱们回来接着讲文成公主，禄东赞这大兄弟的事儿还多着呢，以后咱接着扒。

前面讲文成公主进藏的时候，咱们说到公主一行走到卧塘湖畔，拉等身像的车陷到泥里头了。然后大家就拽啦，死活拽不动，后来神仙都过来帮着拽，还是拽不动，就是把车头从朝西拽得朝东了。

公主一看，这是有事儿呀，马上掏出“五行算残卷”来了一卦。

这一算不要紧，立马发现了吐蕃这地底下躺着一个罗刹女呢！

陷车这个卧塘湖，正是罗刹女的心房位置，湖水就是心房涌动的血液，红山之上建的宫殿，正好在罗刹女的心尖儿上。

这还得了，罗刹女的心脏要是一蹦跶，红山宫还不得垮了？！

文成公主一看这卦象，马上就决定要在卧塘湖建寺镇妖。

关键是车上这不拉着等身像呢嘛，这尊重宝正好可以用来镇压妖怪。

定计以后，公主马上就开始安排人卸车，用车帐上的四根立柱，拉起白绫帷幔，临时搭了个帐篷。

文成公主这边叮咣一顿折腾，赤尊公主就得到消息了。

她派人过来一看，公主把佛像卸车了，就知道文成准备在这地方建佛堂。

赤尊公主心里就想了，“我早就听说，文成公主会算卦。她在卧塘湖畔卸了车，要是让她在这地方先建了佛堂，那可就显不出我了。我瞅卧塘湖这地方也挺带劲的，不行，我得想个辙把这地方抢过来！”

于是她就跑来见文成公主，对她说：“雪域之地有我在就够了，你还来干嘛呀？你看我的嫁妆里，带着等身像、绿度母像和各种佛经呢！这地方我老早就相中了，正准备建佛堂呢！”

文成公主一听，就说了，“你带着嫁妆，我也不是空手来的呀！得了，你既然准备在这地方建，那就紧着你先来，我另外找地方！”

文成公主退了一步，赤尊公主还不乐意了，觉得文成的态度不够好，就百般阻挠，不让文成见松赞干布。

这时候，禄东赞就出来劝她，“公主啊，建佛堂这个事儿吧，事关重大，需要用到文成的堪舆之术，还是请赞普与她会面之后再说吧。”

就这样，文成公主才算是跟松赞干布见了面。

关于文成公主见不着松赞干布的事儿，《贤者喜宴》里面写了另外一个说法。

据说禄东赞在唐朝一直挨收拾，心里很不爽，等文成到了卧塘湖以后，他故意没给公主提供所需之物，也没安排公主与松赞干布相会。

文成公主在地方等了一个多月以后，有点不愿意，就跟禄东赞说：“夫君老也不来见我，这是不喜欢我呀。这么着吧，我回长安得了。”

经过这个事儿以后，文成和松赞干布才算见上面。

于是有些人开始就拿这些记载说事儿，说文成公主不受宠，跟小老婆差不多。别的咱就不说了，您觉得就见不着松赞干布这事儿，符合基本逻辑吗？！

我觉得有些人就是事儿逼，见不得别人好！

然后赤尊公主就开始建佛堂，但她白天砌好的墙，晚上就没了，第二天白天再砌，晚上又没了。赤尊公主一合计，看来这地方不行，反正赞普也说过，让我随便选地方，那就换个地方建。

结果，在吐蕃尝试了一百零八个地方，效果都一样。

这下赤尊公主可没辙了，她想起来禄东赞说过，建佛堂需要仰仗文成的堪舆之术。但之前闹那么僵，亲自去说小话有点抹不开面子，就让女仆带着一升金沙去见文成，请她指点一处风水宝地，说：“等我的佛堂修好了，就让她建她的佛堂。”

可问题是赤尊公主没让人说，之前为啥没建起来。

文成公主就对女仆说：“吐蕃之地犹如罗刹女仰卧之状，若要建佛堂，必须先要镇妖。在各种镇妖伏魔之事做完了以后，再用山羊从澎波之地运土来填平卧塘湖，然后才能在上面修佛堂。”

结果这个女仆颠三倒四，把操作次序记错了，直接就让赤尊公主准备山羊拉土填湖。

结果填了七天七夜，只见湖面浊浪翻腾，没有任何效果。赤尊公主心里就不乐意了，认为是文成故意搞他，就跑到松赞干布面前去告状。

松赞干布听完了以后，对赤尊公主说：“这样吧，我给你指个地点。我把戒指抛入空中，落地的地方就是建佛堂的地址。”

说完了，他把戒指掷向天空，正好落在了卧塘湖中间。

赤尊公主一看，你们俩这是事先商量过呀，委屈的泪流满面。

松赞干布也没惯她这毛病，说道：“眼泪你先收着吧，我先帮你把佛堂建起来！”

我在第一次进藏的时候，说实话对西藏真是啥也不知道，就知道有个叫松赞干布的娶了文成公主。当时去大昭寺旅游，为了不白进去一趟，还特意斥巨资请了一个讲解员。

我到现在还记得，这藏族姐姐走到一幅壁画前面说：“这幅壁画是大昭寺最重要的壁画，画里讲的是大昭寺的建立过程”。

这么多年过去了，画的都是啥记忆已经有点模糊了，就记得有个人站在水边的架子上，把一枚戒指扔在水中央，旁边还画着好多山羊。

后来看了藏史记载，才知道壁画画的应该就是刚才说的这段故事。

按照《西藏王臣记》的记载，戒指落于湖内以后，水面上出现了一张光网。松赞干布见状马上命令尼泊尔工匠抛石填湖，很快堆起了一座石塔。

工匠们为了保证石塔不受水火损毁，还把金粉涂在木材上搭成平台，在上面铺上生铁做的砖块，铁块空隙再浇上铜水稳固。然后又再铺上粘土及火砖，就这样总算将卧塘湖填平了。

但地基填平了，不代表佛堂就能顺利地建起来，等开始砌墙的时候，之前的状况再次出现。

这下松赞干布也有点懵圈了，他仔细询问了两位公主，才发现女仆传话传得稀碎。

知道这事儿该咋办后，一切就都理顺了，松赞干布按照文成公主的指点，先在拉萨周边各个重要地点建镇压的建筑。先把罗刹女的心脏镇住，不能让它乱蹦跶。

然后松赞干布又变幻出五千化身，有的砌墙、有的做木工、有的盖屋顶，两天功夫就把赤尊公主的佛堂建起来了，这便是今天门朝西开的大昭寺。

建完这座以后，又在不远处建了一座门朝东开的，有汉地宫廷式屋顶佛堂，这就是小昭寺。

不过当时，这两座佛堂的名字不是大小昭寺，而是惹裟幻显殿和四喜幻化殿。

有一点我们要注意，昭寺的这个名字出现得很晚，虽然目前确实没有明确的证据，能说明昭寺出现在什么时候。但参考蒙古地区的寺院基本都以昭寺来命名，可以推测大小昭寺名字的出现，可能是源于蒙古势力进入西藏以后。

当然也有一个说法是宗喀巴大师在大昭寺门前的广场上举行了传召大法会，大昭寺由此得名。

不过，这场大法会举行于1409年，被当做是格鲁派创建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其实也没比蒙古势力进入西藏的时间早了多少。

等到两个佛堂建完了以后，罗刹女的心脏是镇住了，胳膊腿也不能乱动弹呀！于是又建了十二镇边寺，号称十二个不移之钉。[1]

关于十二镇边寺的具体名称和地址，我放在内容简介里了，具体的不就细讲了。

藏文史料在建寺镇妖的过程中，反复强调了堪舆之术的重要性，这其实可以理解成吐蕃对历算知识的重视。

吐蕃在这方面的知识储备一开始应该是比较弱的，可能从唐朝学了不少东西。大家就把这事儿和文成公主入藏联系上了，正好文成公主又建了小昭寺，结果就凑成一整套建寺镇妖的故事。

其实关于去唐朝学习历算知识的内容，藏文史料里是有记载的。

比如《汉藏史集》就有一段关于松赞干布派人去长安学习的内容，“大昭寺建成三年后，因为吐蕃臣民们不会计算岁时四季，不会区分吉凶祸福。松赞干布便挑选了四位聪明有识的蕃人，对他们说:‘吐蕃只有公主带来的历算书籍六十种，还有一些从印度翻译的书籍，但占卜历算未能发达。要学习测算生死、推算时节，须与汉人接触，你们要努力成为学者，我一定给予重赏。’

这些人到达汉地后，拜精于推算时节的嘉赤摩诃衍那为师，学习了一年零七个月。吐蕃四人学会测算生死、推算时节之后，便结伴返回吐蕃。其中的甲迦冬衮对汉地测算法的各个方面都很精通，他的儿子名甲迦嘉措，父子相继担任宫廷的卦师，这是汉地历算之学在吐蕃最初的传播。”[2]

最后我们来说说，该怎么看待文成公主的历史功绩，必须得说这位公主是汉藏文化交流的重要符号。

可能确实有很多东西是从文成公主的开始的，但我们心里也应该清楚，人类是个敬畏神，又喜欢造神的动物。

大家崇敬文成公主，很自然地就会把一些东西附会在他身上，就像我们习惯上认为，有巢氏这哥们教会了我们盖房子，仓颉这兄弟创造了汉字，神农氏帮我们尝了百草。

文成公主算是第一个以官方身份，长期住在西藏的汉族人，确实推动了一些东西的交融，但文化的交融是个很慢的过程，你说文成公主到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这还真的很难说。

我们只能说，她算是个发起点，但之后的延续，就和她没多大关系了。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说汉藏语言交流、建筑技术、农业技术、医学历算、编织技术、还有宗教、音乐和绘画。

这些东西，每一样都包罗万象，文成公主也不可能都明白呀！

再说了，任何一个文化现象都是兼容并蓄的产物，几乎就没有单一源头的文明。

就拿西藏的编织技术来说，文成公主可能确实带来了汉地的编织工艺，但我们也不能排除中亚、西亚技术的影响。

所以要说文成公主是西藏编织工艺的源头，肯定是不合适的，只能说她推动了技术的发展。

还有就是佛教的传入，就算文成公主带着等身像和佛经进入了西藏，那能说她启动了西藏的佛教信仰吗？

当然不能！

因为佛教传播的决定权不在文成公主手里，这事儿她定不了。

咱就拿建佛堂的传说做例子，那个什么白天砌墙，晚上就没了的桥段，与其说是妖鬼作祟，还不如直接说是被本教徒给拆了。

要知道，当时的吐蕃从上到下都弥漫着本教的影响力，突然来俩女的，带着一个叫佛教的东西来了，你想本教能愿意吗？

要不是松赞干布拳头硬，估计死都不知道咋死的！

不过就算松赞干布拳头硬，也不可能单挑所有人，于是我们就能看到，在《西藏王统记》里索南坚赞写到“在四个门上画坛城，让喇嘛们欢喜；在柱子上画金刚杵，让咒师们欢喜，在四角上画雍仲纹饰，让本教徒们欢喜；画上传统的方格图案，让蕃土臣民欢喜。”[3]

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说，要是没有松赞干布的妥协，佛堂能不能建起来都是个问题。

说到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啥西藏第一座寺院非得是桑耶寺呢？

公主佛堂明明比桑耶寺早了将近一百年呀。

有个说法是公主佛堂三宝不全，也就是佛法僧没凑齐。

可是如果你仔细想一下，等身像在呢，佛没问题了；经书公主带来了，法也没问题了；僧人也跟着公主一起来的，这不是凑齐了吗？

没缺项呀！

唯一差的，不就是没有吐蕃本地的出家人嘛！

这其实正好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一百年里，佛教在西藏的传播受阻，一直没啥影响力。

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松赞干布时期的佛经翻译。

在大量的教法史料里，几乎一口同声地说，松赞干布时期进行了大量的佛经翻译工作。

我看到的有类似记载的文献，至少包括《贤者喜宴》、《汉藏史集》、《雅隆尊者教法史》、《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和《布敦佛教史》。

这些史料说的基本一致，都是从拉脱脱日聂赞时期，那个从天而降的宝箱讲起。

据说，这箱子掉下来的时候，空中雷音滚滚，“五代以后就明白啦！”

从拉脱脱日聂赞到松赞干布正好五代，等吞米桑布扎从天竺学习回来，松赞干布让他打开宝箱一看，这不佛经嘛，咱懂梵文呀，于是便开始翻译。

各种史料里，对翻译完了的佛经名字有点差别，但其中全都提到了《宝云经》和《宝箧[qiè]经》。

吕澂[chéng]先生在《西藏佛学原论》一书中认为，“松赞干布时期翻译宝云、宝箧等经，实为佛学传播之始”。

但是这两部重要经典是不是松赞干布时期翻译的，一直都有争论。

不认同的学者举出了几个反例：

首先就是松赞干布推行译经只见于史料记载，没有一部经书传世。

就拿《宝云经》和《宝箧经》来说，敦煌藏经洞的经卷里面就有，但这两部传世的经卷，都是9世纪初翻译的，比松赞干布晚了一百五十多年。[4]

所以，吕澂先生也承认，“诸译典今无一存，所传如何莫从知晓”。

其次是松赞干布翻译了佛经给谁用？

咱们刚说过，佛教传入吐蕃一百余年豪无声息，都没发展出本土的出家人，那松赞干布大规模译经，是给谁看的呢？

所以现在公认的吐蕃第一次大规模译经的时间，是在赤松德赞时期，这位赞普在位的时间是755---797年，也就是桑耶寺建成了以后。

这段时间里，随着寂护、莲师的入藏，不但建成了桑耶寺，首批本土僧人也出现了，吐蕃还对藏文与梵文对译的规范进行了明确。

从这些证据可以看出来，文化的传播堪称是筚路蓝缕、薪火相传，指望一位神级人物一挥而就，实在是有点不现实。

好啦，文成公主的事儿算是讲的差不多了，下期咱们做个总结！

参考书目：

[1]、《浅谈吐蕃时期的历史古迹文化资源及其价值》_次旺；

关于十二镇边寺《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上)第98页记载“根据文成公主的卜算，在雅隆修建昌珠慈氏不变佛殿(乃东县境内)，用来镇压罗刹女左肩头;在卫茹建噶蔡寺(在今墨竹工卡县境内)镇压罗刹女右肩头;在约茹建藏章寺(在今南木林县境内)镇压罗刹女的右胯骨;在如拉克建仲巴江寺(在今拉孜县境内)镇压罗刹女的左胯骨。这四座寺是四大镇边寺。在工布建布曲寺(今林芝县内)镇压罗刹女右肘;在洛扎建科塘寺镇压罗刹女左肘;在芒域建强真格结寺(在今吉隆县境内)镇压罗刹女右膝;在绛建扎顿孜寺(今仲巴县境内)镇压罗刹女左膝;这四座是四大重镇寺。在康区建隆塘卓玛寺(今四川德格县境内)镇压罗刹女右手掌;在门域建杰曲寺(在不丹境内)镇压罗刹女左手掌;在蔡仁建卓玛拉康镇压罗刹女右足掌;在绛仓巴建伦努寺镇压罗刹女左足掌。这四座是四大镇肢寺。

[2]、《从文成公主形象看中原风水、占卜知识在西藏的传播》_石硕、刘欢；

《汉藏史集》记文成公主入藏时携带物品有“占卜历算之书六十种。同书还记载了松赞干布派遣吐蕃子弟赴唐朝学习占卜一事:“拉萨大昭寺建成三年后，因吐蕃臣民们不会计算岁时四季，不会区分吉凶祸福，法王松赞干布心想:‘我已按教法制定了世间法，能够使吐蕃臣民走上善业之道，但是，作为世人消除疑惑愚昧的办法，若能将印度和汉地的历算法在吐蕃推广，对社稷必多有益。”于是挑选了蕃人中聪明有识之察达丹、朗措多勒、甲迦冬衮、达米达卡等四人，……对他们说:“以前吐蕃只有公主带来的占卜历算书籍六十种，还有从印度翻译的十二缘起、六日转轮等，占卜历算未能发达。要学习测算生死、推算四季时节，须与汉人接触，你们要努力成为学者，我一定给与重赏。”……他们到汉地后，分别拜见了汉地的四名学者，向其中精于推算四季时节的嘉赤摩诃衍那学习了一年零七个月，除推算时节之外，其他的几大学问没有全面系统教给，只是分别教了《明灯论》,《封书》、《天地寻心》、《纸绳封术》等测算法。吐蕃四人学会测算生死、推算时节之后，结伴返回吐蕃。

此时，为向国王说明他们学到何种知识，如何推算，命他们在国王驾幸伍如时举行盟会的地方，将他们学会的占卜历算之法全部译成藏文。……甲迦冬衮对于汉地测算法的各个方面都很精通，他的儿子名甲迦嘉措，父子相继担任国王宫廷的卦师是汉地的历算之学在吐蕃最初的传播。

[3]、《西藏王统记》（《吐蕃王朝世系明鉴正法源流史》）_索南坚赞（著） 刘立迁（译注）；

[4]、《藏传佛教佛经翻译史研究》_扎西卓玛；

各史籍中对松赞千布时期所译经籍名称记载虽异，但各书都普遍提到且出现频率最高的无疑要算《宝云经》、《宝箧经》(即《大乘庄严宝王经》)。

这表明，在当时所译佛经中，《宝云经》、《宝箧经》乃是最主要的经典。吕澂先生在其《西藏佛学原论》一书中认为，松赞干布时“译宝云、宝箧等经，此实为佛学传播之始”。

这些松赞干布时期翻译的经典，虽然在各个史书中都有记载，但现在都不传于世。关于《宝云经》，《丹噶目录》中有载，敦煌写卷P. T. 77, P. T. I6I-I62等卷子中也保存了此经。但据公元814年编成的《语合二章》记述，此经乃是赤松德赞时翻译，译文模仿了新(钦)定译语所规定的标准。日本学者原田觉认为，今藏文大藏经中所存译本与敦煌写卷P. T. 161所记《宝云经》是两个不同的译本，前者时代更晚，是在9世纪初翻译的。《宝箧经》(又译《庄严宝王经脚在敦煌写卷中未见其经名，《佛教史大宝藏论》布顿大师所编纂的大藏经目录中，记载此经是由仁钦措所翻译的，仁钦措是8世纪末、9世纪初著名的翻译家。他生活的年代己经距松赞干布之世相去将近两个世纪了。

《般若经十万颂》也是于仁钦措同时代的益西德、毗卢遮那等人译出的。至于“观音菩萨经续二十一种”中的经典也都是后人所译的，甚至有几部还是桂·法成从汉文译成藏文的，比如:《十一面观音陀罗尼》、《观自在如意轮心要陀罗尼》、《千手千眼观世音陀罗尼》等。

故吕澂先生从实物角度认为:松赞干布时“诸译典今无一存，所传如何莫从知晓。”

松赞干布时代所译佛经不传，暗示了两种可能性:

一、这些佛经是在藏文初创时所译，其文字的不成熟当可想见。加之当时对佛教和佛经所知十分有限，因此从佛经翻译的角度而言这些译本可能是不成功的。因此从佛经翻译角度而言这些译本可能是不成功的。它们或许是在推行文字方面发挥了作用，但认为佛经因不能为吐蕃后期的人所读而终致不传。

二、松赞干布时所译佛经可能在吐蕃后期经人进行了改译。虽然这一点目前尚无直接证据，但从吐蕃后期翻译佛经之盛，多次厘定文字并出现《翻译名义大集》等一批专用于译经的梵藏佛教术语对照工具书来看，这种可能性显然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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