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那些有意思的小地方（十五）——小寺院的大神巫

故宫博物院藏——拉穆吹忠唐卡

格鲁派的祖庭甘丹寺，是很多人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但绝大多数的游客，都不知道在甘丹寺东北不远处，有一座小小的神殿，里面坐着一位威名赫赫的大神巫。

这座不断见诸史端的大神巫，就是格鲁派四大护法神巫之一，拉穆吹忠。

“拉穆”是地名；“吹忠”意为“护法神”，据《清代藏事辑要》记载：“作法降神，俟神附身，则可指明呼毕勒罕（转世灵童）所在。”

说起拉穆吹忠的主寺——拉穆寺，还真是有段很久远的掌故。

公元9世纪下半叶，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因灭佛被刺，藏地佛教因此进入了一段漫长的黑暗期。

978年，从安多学成归来的鲁梅大师，开了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大幕。他回到卫藏地区后，开坛传法广授门徒，并在拉穆地方创建了一座小型寺院，这便是拉穆寺。

鲁梅大师看中拉穆地方建寺，并非没有来由。

据说拉穆以东不远处的“尊木采”（意为“王室女性的林园”）地方，原是松赞干布王妃游乐之所，归属于吐蕃王室直属。这被很多人认为是处有灵气的地方，适于建寺修行，另外此地毗邻粮食产区，物产丰富也便于对僧人的供养。

以这座寺院为依托，鲁梅大师培养出了号称为“四柱、八梁，三十二椽”的诸多弟子。作为鲁梅派的主寺，拉穆寺按道理应该大红大紫才对，但可惜鲁梅大师圆寂后，他那些著名的弟子们，纷纷开枝散叶，创建自己的寺院体系，导致拉穆寺反倒名声不显。

这状况有点像塔波噶举派分出了“四大八小”的教派体系，各个声名赫赫，塔波噶举的主寺岗波寺，反倒默默无闻了。

如果没有一段神奇的机缘，拉穆寺可能会像很多寺院一样，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所幸一个从天而降的转机出现了。

大约在明朝时期，有一位途径拉穆地方的行者，突然抽搐在地，嘴里发出古怪的声音，做出很多诡异的动作，引得附近人的都来围观。

这位自称梵天附体的修行者，在众目睽睽之下，用短刀在崖壁上刻下一尊“赛朗天王”像（即多闻天王），并称“只要赛朗天王在此，我拉穆神巫的传承不断！”

后来，大家便在他首次神灵附体之处，建了一座小小的神殿，由于距拉穆寺不远，便归属了拉穆寺。

由此，拉穆寺摇身一变，成了西藏梵天信仰的几个重要支撑点之一，而拉穆吹忠则成了梵天护法在人间的代言者。

等到宗喀巴大师创建甘丹寺时，两个寺院已有了很深的渊源，拉穆吹忠是否在筹建寺院期间降下过神谕，我们不太清楚，但甘丹寺两大札仓中的“夏孜札仓”，便奉梵天神的怒相为护法神。寺内每年都举行祭祀梵天的活动，遇到疑难大事也都请拉穆降神。

尤其在格鲁派掌控的西藏的政教大权后，拉穆吹忠屡屡在重大事件的决策中现身，甚至是否入京觐见大皇帝，都由拉穆降神卜问吉凶。

当时新疆的蒙古准噶尔部，积极筹划染指西藏。但明火执仗的进军，容易引起警觉。

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心生一计，他给拉藏汗送信，提出两家结成儿女亲家。拉藏汗的儿子，早就暗恋策妄阿拉布坦的女儿，一心想促成婚事。但作为和硕特部的首领，拉藏汗对准噶尔却心存警惕。

父子争执不下间，便请拉穆降神定夺。

神谕给出了一个很模糊的意见，“池塘布满杂草，池水全被覆盖，双脚伸进池塘，小心没顶之灾。”

父亲认为神谕大凶，儿子认为大吉。如此截然相反地解读，只能第二次恭请神谕。

再次降下的神谕变得更加含糊，“强迫无济于事，当知珍惜之理”。

这下彻底没法解读了，拉藏汗在儿子寻死觅活的要求下，迫于无奈答应了派他去新疆迎亲。

早有预谋的准噶尔首领，以送新人回藏为理由，派六千精锐取道阿里飞速进军。阿里总督发现异状后，急忙向拉萨汇报，拉藏汗又一次找拉穆吹忠降神，这次神谕倒是给出明确的意见，“茫茫之中起旋涡，边境之地有凶险”。

可拉藏汗对神谕并未在意，直到准噶尔兵至纳木错，才匆忙准备抵抗，结果兵败被杀。

经此一事，拉藏汗死了，拉穆吹忠的反倒了声明更重。

除了问卜吉凶外，格鲁派活佛圆寂后，转世灵童的寻访过程中，拉穆忠吹也拥有极大的话语权。

五世班禅圆寂后，拉穆吹忠降神称：“扎什伦布寺之主，已降生于扎西孜”。

随后寻访人员，果然在南木林县的扎西孜村，找到了一个候选人，再经过拉穆吹忠降神确认（此时尚无金瓶掣签制度），认定是转世灵童。这便是在北京西黄寺，身染天花圆寂的六世班禅。

有了这份香火情谊，六世班禅及其家族与拉穆吹忠关系甚佳，不但定期邀请至扎什伦布寺做客，还赠予了“达尔汗额尔德尼”的尊号。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二月，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圆寂。灵童寻访小组找到了两个候选的孩子，一位来自理塘，另一位则生于后藏。

但格鲁派的四大神巫，在确定是哪个孩子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乃琼、桑耶、嘎东三位神巫认定了理塘的孩子，但拉穆吹忠坚定的支持后藏幼子。

当时主持灵童寻访的是乾隆最信任的章嘉活佛，他在反复征求了六世班禅和拉穆的意见后，给乾隆上奏道：“经班禅额尔德尼几次验看，称后藏幼子系达赖喇嘛。且拉穆吹忠言称，日后倘若有错，我可承担全部责任，故将后藏幼子认定为达赖喇嘛转世。”

可见，章嘉活佛认定灵童的依据，除了六世班禅的威望，就是拉穆吹忠的名气。

拉穆吹忠献给清朝皇帝的贡物

八世达赖喇嘛寻访虽未出什么大乱子，但从乾隆心里来说，却未必真正满意。因为据说这个后藏孩子出自六世班禅的亲戚家族，而此时西藏活佛转世的家族化特征已非常明显。

例如，六世班禅的哥哥是时任扎什伦布寺总管的仲巴活佛、弟弟则是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夏玛巴），妹妹是羊卓桑顶寺的女活佛。这次七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也与六世班禅是亲戚关系。

此后，外蒙的哲布尊丹巴活佛转世在八世达赖喇嘛的亲戚家，而青海佑宁寺的章嘉活佛、却藏活佛，又与塔尔寺的拉科活佛是兄弟关系。

活佛转世本来是为了摆脱家族传承而出现，结果却有了重新回归家族化的征兆，这让远在北京的皇帝都有点难以接受。乾隆在《御制喇嘛说》里便有点恼火得写道：“大喇嘛皆出一家，几与封爵世职无异！”

虽然乾隆心里不满意，但转世规则由来已久，不好直接硬来。他默默咽下不满，暗中筹划改变“活佛悉出一门”现状。

乾隆四十年，六世班禅入京参加乾隆皇帝70大寿，不幸染天花圆寂于西黄寺。随后因分润财物不均，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夏马巴，引喀尔喀兵入藏抢劫。

惨遭打了脸的“十全老人”，令福安康、海兰察带兵进藏，教训不开眼的廓尔喀人。

驱逐廓尔喀后，福康安在拉萨制定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身在北京的乾隆皇帝，亲自设计了金奔巴瓶，用以推行金瓶掣签制度。

说白了金瓶掣签制度的推行，就是为了规避灵童认定中的暗箱操作，顺便打压神巫们的话语权。

而对于跳得最欢的拉穆吹忠，乾隆皇帝干脆指名道姓的下旨斥责，“拉穆吹忠或受贿恣意舞弊，或偏庇亲戚妄指，此等皆有之事，朕悉之知……而此辈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拉罕，又系拉穆吹中之外孙。”

可拉穆吹忠居然“顶风作案”，在寻访外蒙喀尔喀部活佛灵童的过程中，先是说“要到东方的人家寻找”，但收下厚礼后，又改了神谕，直接指认了喀尔喀部土谢图登汗的儿子。

乾隆获悉此事后极为愤怒，下旨革去了车登多尔济的汗爵，再次指名道姓的斥责，“吹忠不过如汉地的巫师之类，活佛转世之类，永远不许吹忠指认”。

没了话语权的拉穆吹忠一落千丈，地位渐渐被乃琼和桑耶神巫代替。但您别以为拉穆神巫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作为多神崇拜的衍生品，神巫在西藏社会里有很强的根基。

即便受到了清朝皇帝的连番斥责，但拉穆吹忠却依旧获得了十二世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信任，等到西藏民主制度改革前，拉穆吹忠所在的家族，拥有两座神殿、三座寺院、十六个大小庄园、一座巨大的神宫府邸，管辖着两千农奴，俨然一副大贵族的模样。

上世纪50年代解放军入藏时，父子相袭的拉穆吹忠已传至第14代。这位神巫因在拉穆寺内受过音乐熏陶，参军后成了西藏军区文工团的竹笛和黑管演员。不过，后来他悄悄潜出国境，在印度又开始重操旧业了。

现在拉穆家族的石砌神宫，早已成了断壁残垣，再无傲人的气势，庄园所属的田地，也早就分给了人民。只有拉穆寺依旧香火安宁，静静地矗立在甘丹寺山下的小村落里。

只有主殿门上那块乾隆三十五年，由理藩院主事敬献的“威灵显化”匾额，在默默诉说着寺院的显赫过往。

寺内供奉的鲁梅大师、宗喀巴大师和白梵天塑像，则表示出拉穆寺深厚的历史渊源，而经堂内存放的那套拉穆吹忠的降神服，虽早已失去了指点迷津、问卜吉凶的意义，但却见证了拉穆神巫的起起落落，成了一段风云岁月的鉴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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