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木竹巴的辉煌与落寞13：风云变幻的盛世（下）

帕竹政权的第二任“第悉”（释迦坚赞）自从和明朝拉上关系后，日子过得挺太平。也算是他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卫藏地区敢于挑战帕竹的势力都被叔叔（绛曲坚赞）打服了，叔叔又事无巨细地制定了游戏规则，政权里面真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他费心。

虽然萨迦派依旧贼心不死，抢在他前面和朱元璋建立关系。不过萨迦早就不是八思巴那个时代的萨迦了，就算是朱皇帝有心扶持，用以平衡前后藏的政治势力，但一时也难以威胁到帕竹的控制区域。

心情舒畅的释迦坚赞开始倾心研究佛法，他甚至还有闲暇召集并主持了帕竹政权历史上著名的“乃东大法会”。

不过，帝国的缰绳是在渐渐收紧的。公元1373年（洪武六年）明朝设置了乌斯藏卫，这是已经在多康地区推广的卫所制度，第一次进入为藏地区。第二年，又将乌斯藏卫升格为乌斯藏行都指挥司，从此它成了明朝管理乌斯藏的最高行政机构。

随着明朝行政机构的不断完善，帕竹政权出现了一个两套官吏体系并行的局面，一方面帕竹政权拥有自己的一整套官职，如第悉、宗本、御膳官、侍寝官。他们由帕竹地方政权自己任命，不需要明朝的册封和委任。另外，帕竹政权首脑及其手下许多官员，一方面在帕竹政权里是第悉和宗本，另一方面又同时受到明朝皇帝的委任，是中央的命官。[9]

不过这已经不用释迦坚赞再费心思了，他在洪武六年便因病去世了。

他去世后，侄子札巴强曲(1356-1386)继任“第悉”，因为他同时兼任丹萨替寺“京俄”，在明朝的召谕中特别尊称其为“辇卜闍”。

这是一位学者型的领袖，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曾向其求教，对其“对他生起不可夺移的无量信仰”。

他在位八年，1381年辞去“第悉”职务，退任丹萨替寺“京俄”。接任“第悉”的是札巴强曲的弟弟索南扎巴(1359-1408)，他自幼出家，十岁便任泽当寺座主，二十三岁(公元1381年)退位，成为帕竹行政领袖。他执政时间更短，四年后（公元1385年）便上表称病， “帕木竹巴灌顶国师锁南札思巴噫监藏（索南扎巴）上表称病，举弟吉刺思巴监藏巴藏卜代职。许之”。吉刺思巴监藏巴藏卜便是帕竹第五位“第悉”扎巴坚赞。

帕竹第二、三、四位“第悉”在位期间，实在没什么可记述的事件发生。唯一能够算是和整个藏区有点关系的事情，就算西部地区成了明朝战马的主要供应地，不过这也主要是以多、康藏区为主。一开始明朝采取设置茶盐都转运司和茶马司控制茶马贸易的方式来搜集良马，但效果并不明显。这导致北部草原上，徐达和李文忠连遭败绩。

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朱元璋直接开始向藏族地区按户征马作为“土赋”。

很短时间内，这一政策迅速获得成效，《明实录·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八年）正月，四川、贵州二都司送所市马一万一千六百匹至京师”。十二月，“西番僧人参旦藏卜输马七百八十二匹于河州卫”，“秦州、河州茶马司及叙南、贵州乌撒、宁川、毕节等卫，市马六千七百二十九匹”。

明朝不但从西部大量征集马匹，就连自幼在马背上长大的西部骑兵也一起划拉走了。

（洪武二十年）正月，河州、巩昌、岷州、临洮四卫，土著铁甲马军二千九百余人至京听操，人赐钞八锭”。这些主要由藏族组成的骑兵，很有可能跟随蓝玉参加了洪武二十一年的捕鱼儿海(贝尔湖)之战，在这场远征中，明朝骑兵远渡大漠，彻底歼灭了北元政权。[10]

之后明帝国的政坛上，连番上演“拔刺”、“靖难”大戏，没什么闲暇顾及西南边疆。帕竹政权在第五任“第悉”扎巴坚赞上台后，也开启了盛世模式。虽然期间，雅隆的十名俗官发起了动乱，史称“十人集团之乱”，但很快便被平息，帕竹地区在绛曲坚赞制定的政令治理下，政治清廉、民生富庶。

从这一时期，历史上记载的大量翻建佛寺、造像、写经等情况也可以看出帕竹的富庶，甚至帕竹家臣们都可以穿戴珠宝装饰的富丽服饰，并用宝石耳饰的品级来区分贵贱。

当明朝皇帝换成了朱棣，情况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就是他对佛教比其父可要推崇许多，大概是因为皇位是怎么弄来的心里一直存有阴影，所以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的也是“受命于天”。

永乐四年三月(1406年3月)，他便遣使入藏诏封帕木竹巴吉剌思巴监藏巴里藏卜(即扎巴坚赞第悉)为灌顶国师阐化王，赐玉印、浩命，仍赐白金五百两、绮衣三袭、锦绮五十匹、彩绢五匹，茶二百斤”。

这是明朝在藏区封王的开端，阐化王是明成祖所封的第一个王，此后世代沿袭，终明一世，再未变动。[11]

但和元朝不同，朱棣对于一家独大也很忌惮，他继承了父亲“多封众建”的策略，在藏区扶持不同的势力来进行平衡，这其中最主要的表现便是“三大法王”和“五大教王”之封。

虽然，帕竹政权在为藏地区极度强势，但从教派传承和信众基础上来说，帕竹噶举只能算个小兄弟。不论是日落西山的萨迦派，还是群龙无首的噶当派，都比帕竹噶举的信众资源广泛。就是在噶举派内部，曾遭受重创的止贡噶举派也比帕竹噶举教众多。而另一个噶举派分支噶玛噶举，虽然因为得罪了忽必烈，有元一代屡受打压，一直入不得庙堂，但噶玛噶举却在民间深受信众追捧，成了多康地区举足轻重的大教。

当元朝被撵到草原上去牧马，属于噶玛噶举的春天终于到来了。

永乐元年(1403)二月，朱棣即“遣司礼监少监侯显赉书、币往乌思藏，征尚师哈立麻。盖上在藩邸时，素闻其道行卓异，至是遣人征之”。[12]

《明实录》中的哈立麻，即噶玛噶举派五世活佛噶玛·德银协巴（藏文意为“如来”）。

当十九岁的德银协巴奉召亲来南京，朱棣显得极为高兴，不但用隆重的礼节接待了他，据说还给他那顶蒙哥汗赐予的帽上镶了一条金边。

永乐五年三月，他“封尚师哈立麻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

好长的一个尊号，但有营养的只有三段，“佑国演教”、“大宝法王”、“领天下释教”。

其中“大宝法王”是最值得重视的，这可是当年元朝册封萨迦帝师的封号，现在朱棣直接将这个封号赐予了噶玛噶举派，这足以说明其教派在传播的广泛性上全面超越了萨迦派。另外，虽然朱棣给了噶玛噶举“领天下释教”的名头，但却只有“佑国演教”之实，也就是说元朝时期的“辅治国政”就不用想了。

永乐帝随后又连续册封了“大乘法王”、辅教王、赞善王、阐教王和护教王，宣德九年（公元1434）明宣宗又册封大慈法王。至此，有明一朝的“三大法王”和地方“五大教王”，全部到位。

从这些法王的教派分布可以看出，噶玛噶举派获赐一个法王（大宝法王）、一个教王（护教王）；萨迦派拥有一个法王（大乘法王）、两个教王（辅教王、赞善王）；格鲁派拥有一个法王（大慈法王）；止贡派拥有一个教王（阐教王）；而在卫藏风光一时无两的帕竹噶举却只获得了一个教王（阐化王）。

按照佐藤长先生的分析，明初朝廷熟知教派影响力，因此“三大法王”之设，恰好涵盖了西藏的东部、中、西三个部分，在这三大教权片区之间，又设置了五大“地方教王”，对于明成祖这种妥当的设置，实在令人感叹不已。[13]

从原则上说，“三大法王”的地位要高于“地方教王”，但说话声音大小是靠拳头决定的。相比于法王，五大教王可是有封地的，自己封地上作威作福就是教王也没法插手。从地方教王的封地区域来看，除了康多地区的教王和帕竹噶举没什么关系，前后藏可是各有一个萨迦派和止贡派夹着帕竹的封地，这就足以看出明朝政府对于帕木竹巴政权的限制。

但即便如此，前后藏区的萨迦、止贡依旧难以抗衡帕竹，毕竟绛曲坚赞可是个不世出的英才，在他生前就将敢于挑战他的萨迦、止贡全部打残。为此，朱棣干脆以皇帝召命的形式，命令扎巴坚赞放弃萨迦大殿的控制权。

萨迦大殿作为后藏地区政治中心的地位在八思巴时代便已确立，但在1358年（元，至正十八年）萨迦派发生内乱，绛曲坚赞借机夺取了萨迦大殿的控制权。其后几十年中，位于前藏的帕竹政权一直不顾山高地远，持续保持着对萨迦大殿的管控。

为了扶持萨迦派在后藏的势力，永乐十一年（1413年，藏历水蛇年），朱棣派遣侯显、宋成为首的500人使团，远赴前藏将诏命送达扎巴坚赞手中。随后又经过了长时间的讨价还价和妥协，终于在公元1418 (永乐十六年，藏历阳土狗年)二月，在萨迦寺举行了空前隆重的“前藏人把萨迦大殿交还”的盛大庆典。为了庆祝自己家的大殿终于回到手中，萨迦派满面红光的对宾客们宣称:“为让前藏的人们看到对萨迦拉钦佛殿的重视，显示萨迦巴请来的强有力的贵宾的威风，请你们在萨迦停留和献礼布施八天”。[14]

萨迦大殿的丧失代表着帕竹政权在后藏地区的控制能力的下降，虽然衰弱的萨迦派，暂时依旧没有能力挑战帕竹的权威，但连续获赐一个法王、一个教王后，又重新取得了后藏萨迦地区，至少可以平衡一下前后的权利分布。

明朝的“多封众建”、“政教剥离”政策是建立在仔细甄别基础上的，并不是来个宗教领袖便随意分封，其所分封的法王、教王都有着很深的政治考量，要么是因为教众广泛需要拉拢，要么是因为位置重要需要控制，这是因为这种政策的推行，导致各个教派都只能匍匐在明朝皇权的脚下，不敢稍有异动。这也是终明一代，270余年间，卫藏地区没有出现任何一次挑战中央政权的叛乱发生的原因。

即便是推行了“多封众建”的政策，明朝皇帝依旧对西藏地方政权充满了戒心。

朱元璋便曾向藏区发布一道令人瞠目结舌的白话诏书，大概他认为诏书写的文绉绉的，担心藏区的喇嘛们看不懂，干脆改用大白话直接喷了。

这道名为《谕西番罕都必喇等诏》的诏书中，朱皇帝是这么说的，“奉天承运的皇帝，教说与西番地面里应有的土官每知道者。俺将一切强歹的人都拿了，俺大位里坐地有。为这般上头诸处里人都来，我行见了。俺与了赏赐名分，教他依旧本地面里快活去了。似这般呵，己自十年了也。止有西番罕都必喇拜桑他每这伙人，为什么不将差发来?又不与俺马匹牛羊。今使差人将俺的言语去，开与西番每知道，若将合纳的差发认了，送将来时，便不征他;若不差人将差发来呵，俺着人马往那里行也者。教西番每知道。俺听得说你每释迦佛根前、和尚每根前好生多写布施。么道那的是十分好的勾当，你每做了者，那的便是修那再生的福有。俺如今掌管着眼前的祸福哩，你西番每怕也那不怕?你若怕时节呵，俺每礼拜着将差发敬将来者，俺便教你每快活者，不着军马到你地面里来，你众西番每知道者。”[15]

朱皇帝的大白话，不知道说的是不是安徽凤阳土语，反正我们这些说普通话长大的人，看着还真有点费劲。

简单翻译过来就是这么个意思：”不服我的歹人都被我弄死了，现在是老子说了算，凡事听话的都有赏赐，回家过的都挺快活（俺与了赏赐名分，教他依旧本地面里快活去了）。

只有西番你们这些人，为什么不给俺交保护费，也不给俺送马匹牛羊？看不起俺是不是？！

现在俺跟你这些西番说清楚，识相的赶紧送来，不识相的我带人去收，你们的小命都在俺手里捏着呢，你们怕不怕？（俺如今掌管着眼前的祸福哩，你西番每怕也那不怕?）

你们要是怕了，赶紧把保护费送来，俺就让你们快活，不派小弟去砸你家玻璃。（你若怕时节呵，俺每礼拜着将差发敬将来者，俺便教你每快活者，不着军马到你地面里来，你众西番每知道者。）

这说话的口吻那像是个当朝皇帝，说是黑社会大哥，似乎更靠谱些。

强硬的朱皇帝确实说到做到，对洪武年间发生在甘、川、青三地的骚乱，真是没有手软过，一例血腥镇压。

等到改朝永乐，朱棣毕竟是受过教育的，让他写出这么赤裸裸威胁，还真有点难为情。所以他用了一个更有心机的策略，这就是恢复驿路。

西藏连接中原的驿路元初便已形成，它不但保证的信使和商旅的畅通，沿途各个重要的节点还是驻军的场所。但在元末的乱世中，这条被五世达赖喇嘛称为“汉藏金桥”的驿路几乎全部废黜，驿站无人搭理，道路无人维护，沿途盗匪横行，几成野生动物的天堂。

为了恢复这条汉藏通道的交通，顺便驻军布控各个战略要点，永乐皇帝在其登基之初便开始进行布置，

永乐五年，他便开始大规模恢复驿路，并在重要节点驻军，为此他发下召谕：“谕帕木竹巴灌一顶国师阐化王吉刺思巴监藏巴里藏卜同护教王、赞善王、必力工瓦国师、川卜千户所，必里、朵甘、陇三卫、川藏等簇，复置骚站，以通西域之使”，“都指挥司刘昭、何铭等往西番、朵甘、乌思藏等处设立站赤，抚安军民”。

随后，永乐七年、十二年，又分别遣使至乌斯藏各地谕阐化王等，“令所辖地方驿站有未复旧者，悉如旧设置，以通使命”。

这项浩大工程，历时七年方得以完成，《明史》载：“自是道路毕通，使臣往还数万里，无虞寇盗矣”。

驿路就像一条隐形的纽带，再次将汉藏地区联系在一起，交通的顺畅除了便利货物贸易，各处节点的驻军还成为稳定地方的屏障。相比于朱元璋赤裸裸的威胁，朱棣这个堂堂正正的阳谋更令人难以抵挡。从恢复驿路过程中明朝颁布的召谕看，地方教王阐化王、阐教王、护教王、赞善王都参与了建设。在众多教王中，大概帕竹第悉（阐化王）功劳甚大，朱棣特意遣使入藏表彰，“复命三保赉佛像、法器、袈裟、禅衣及绒锦、珠币往劳之。已，又命中官戴兴往赐珠币。”

随后的岁月中，帕竹政权和明朝保持了极佳的热度，不断遣使朝见，朱棣也从不吝惜赏赐。双方似乎心照不宣地达成了默契，明朝默认了帕竹在乌斯藏的强势地位，虽然制衡的心思不断，但始终没有换个人管理的预案。

不过说实话，换了别人来做，也真不见得能比扎巴坚赞干得更好。而帕竹则小心翼翼地奉明朝正朔为荣，虽然后来因为交还萨迦大殿之事，帕竹曾经小小地挣扎过一下，但看到朱棣马上就要翻脸，帕竹政权立刻就服了。

有意识的是，朱棣从不吝惜对帕竹的赏赐，但对其政权和其他宗王发展关系却极为敏感，《明实录藏族史料》中记载，晋王（朱济熹）曾赠送礼物给扎巴坚赞，朱棣马上就不乐意了。我赏赐你是皇恩浩荡，你和我侄子眉来眼去，你想干吗？他马上就以违背“人臣无外交”惯例而斥责了晋王。

总体来说，扎巴坚赞时期是帕木竹巴政权的盛世，不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都在此时达到了巅峰。

内政方面，几代“第悉”都忠实的执行了绛曲坚赞的政策，“谿卡”内的农奴因为有了属于自己的份地，劳动热情迅速被激发起来，即便是绛曲坚赞制定的税赋很低，也让帕竹政权收获了大量的农牧产品。外交方面，在明朝承认了帕竹的管理权，以及汉藏驿路疏通后，大量的赏赐和贸易货物流通，都给帕竹带了巨量的财富。

因此，《汉藏史集》中如此赞誉扎巴坚赞，“从他(指扎巴坚赞)登上王位起，全世界无有饥荒瘟疫等灾，一切财物，如愿满足，俨然成为财神宝库，随欲受用。”

显然这种赞誉有过于溢美之嫌，但帕竹政权当时的富庶却是不争的事实。

例如，公元1409年（永乐七年），宗喀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拉萨祈愿大会，这次佛教史上的盛会是由扎巴坚赞作为总施主资助的。为保证法会顺利举行，帕竹第悉一次性的资助了，“黄金九百二十一淆(淆相当于内地的一钱)，相当于五百五十钱金子的白银，三万七千零六十克酥油，青棵和糌粑一万八千二百一十一克，白茶四百一十六淆，黑茶一百六十三块，于肉二千一百七十二只(谓整只牛羊之只)，牛羊等牲畜折价共二千零七十三淆金子，以及其他各种大量物质。”

这种巨量的资助充分显示了帕竹的富有，而这没有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作为基础是很难做到的。

从帕木竹巴政权建立时起，到扎巴坚赞（公元1432年去世，在位47年）去世的七十多年间，帕竹政权一直都运行在上升通道内，并在扎巴坚赞在位期间达到了盛极。

但随着他的去世，帕竹政权迅速衰落，政权内部的动乱不断爆发，帕竹政权从此走上了下坡路。

参考文献：

[1]、《朗氏家族史》__大司徒·绛曲坚赞；

[2][3][5]、《明实录·太祖实录》；

[4][8][10][14]、明朝在西藏的主权地位_罗炤；

[6]、《西藏通史》__陈庆英；

[9]、西藏帕竹地方政权的组织形式研究_达瓦玉珍；

[11]、帕木竹巴政权与明王朝的关系_帕木竹巴政权研究之四；

[12]、《明实录·太祖实录》；

[13]、《明代西藏八大教王考》__佐藤长；

[15]、《高皇帝(明太祖)御制文集》；

[16]、帕木竹巴政权对乌斯藏的统治_帕木竹巴政权研究之二_王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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