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西藏史（四十三）——吐蕃宰相制度和国家战略

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您的老朋友——藏史德云社的老布。

上面两期咱们聊了吐蕃的政治制度改革，这期咱们来聊聊吐蕃王朝的国家大战略。

自从松赞干布坐上了赞普的王座，应该说把他忙得够呛。

在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之前，松赞干布平定了叛乱、迁都到了拉萨、兴建了红山宫、打击了贵族集团、创立推广了藏文、统一了度量衡，划分了行政区，调整了吐蕃的官僚体系，完成了这一大堆的工作，他用了多长时间呢，满打满算一共8年。

想想这些事情的工作量，就能知道松赞干布几乎忙得飞起。

这些事情里面的大多数内容咱们前面都讲过了，就剩下调整官僚体系这部分还没讲，今天在讲松赞干布的国家战略之前，先简单讲讲吐蕃的宰相制度。

在藏文文献里，有关吐蕃大相的记载出现得非常早，按日本学者山口瑞凤先生的考证，茹拉杰是吐蕃历史上的首位大相。

听过前面节目的小伙伴，对茹拉杰的名字应该不会陌生，在藏文教法史料里，他是第八任赞普止贡的遗腹子，在王位被篡的大环境下，帮助自己的哥哥复国，也就是第九任赞普布德贡杰。

立下此等拨乱反正之功，茹拉杰位列众臣之上也算实至名归。但由于藏史记载的缺失，我们并不清楚之后的吐蕃大相都是哪些牛人，也不太清楚是不是还有可以与他等量齐观的大臣。

不过可以论定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滋味，未必都那么甜美。

李方桂先生结合敦煌文献的记载，整理了吐蕃王朝前期有记载的大相名录，发现在不到一百年里的七位大相，有五位死于非命，要么是被迫自杀，要么干脆就是被人干掉。

由此可见，吐蕃大相是个风险性极高的职务，能安全活到死都属于侥幸。

可能是因为忌惮大相的权利太大，吐蕃王室开始对中央权利结构进行了平衡。这种权利平衡的结果，就是藏史中广泛记载的“九大尚论”制度。

按照《贤者喜宴》的记载，吐蕃宰相分作三类，分别是贡论、囊论、喻寒波，每个部分又分为大、中、小三等，这九位金字塔尖上的大臣，就是所谓“政务九大臣”。[1]

其中的“贡论”类似于外相，大贡论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大相，为吐蕃百官之首，负责制定法律法规、招抚外部邦国、求亲、会盟，以及指挥军事行动。

“囊论”相当于内相，按照《贤者喜宴》的描述：“囊论执掌全部内部事务，犹如贤明的主妇操持家务。”

这个职责权限类似于汉代的“内朝官”，负责撰写诏书、供应王室日常生活、国家财税的收支。

但从藏史的资料上看，吐蕃的地方官给中央上报的文书，都是发给囊论的，这说明囊论还负责国家的行政事务。

喻寒波系统相当于御史台，主要的职责是监察和司法。

台湾学者林冠群先生认为，“九大尚论”类似于现代的三权分立体系，也就是说，贡论为立法，囊论为行政，喻寒波为司法。[2]

由于有了这个分权结构，很多学者都认为吐蕃的官僚制度效仿了唐朝的三省六部制，也就是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分别负责制定政策、审议政策和执行政策。

但实际上，吐蕃的官僚机构和唐朝的三省制还是很多的区别。

比如说，唐朝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是平行机构，而吐蕃的贡论、囊论、喻寒波系统是个从上到下的塔式结构。[3]

这一点，从吐蕃官僚的告身系统就能看得出来。

吐蕃的告身是一种佩戴在胳膊上的徽章，根据官职的高低不同，告身的材质也从高到低分别为大小玉(瑟瑟)、大小金、大小金间银(颇罗弥)、大小银、大小黄铜、大小红铜和铁等几种。

在《贤者喜宴》的记载中，大贡论，也就是贡论系统的首领，佩戴大玉字告身。

这个地方的“玉”，在藏文里写成“瑟瑟”，有人认为瑟瑟就是天珠，可能唐朝人不知道瑟瑟是啥东西，就把它翻译成了玉。

贡论系统的次级官员（次贡论）、囊论系统的首领大内相，授予小玉文字告身。小贡论、次内相、喻寒波系统的首脑佩戴大金文字告身。这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贡论、囊论、喻寒波三个系统，有明显的高低差。[4]

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清楚，吐蕃的宰相制度是个长期变化的过程，并不是在松赞干布手里一挥而就成型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吐蕃王朝的大相权限也不断地变化。

比如“九大尚论”系统，一般来说被认为是成型于赤德祖赞时期，也就是公元8世纪初期，比松赞干布所处的时代，晚了五十多年。

之所以设置这种分权结构是因为禄东赞父子连续执掌大相之位，王室混得实在没有存在感，都干出心理阴影来了。

为了瓦解相权对王权的威胁，赤德祖赞一口气任命了三位大相，又把与王室联姻的外戚大臣提高了地位，这就是吐蕃官僚系统中的“尚”。

但到了赤德松赞时期，佛教成了吐蕃贵族中的流行元素，王室为了扶持佛教信仰，在已有多相制的基础上，将僧人大相的地位放在了众多宰相之上，结果吐蕃又回到了独相制。

也就是说，吐蕃的宰相制度有一个从独相制到多相制，再到独相制的轮回。

但僧人做大相的独相制，其实是在多相制基础上的独相制，完全基于吐蕃赞普的信任和支持。

那我们把这个问题往前推一下，禄东赞父子弄权时期的独相制，是不是也有可能，本来是有个多相制的结构？

我个人觉得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以松赞干布的性格来说，估计很难接受一个总览国家军政大权的人存在，说不定在他的制度设计里本来就是多相制，只不过他去世后，禄东赞父子太能打，硬生生的把多相制玩成了独相制！

关于吐蕃宰相制度变化的内容，大家记不住也不要紧，后面在讲到具体的历史事件时，我会结合具体内容仔细地讲，现在大家只要知道有这么一个变化就行了。

其实现在我们并不十分清楚，松赞干布在官僚体系调整的过程中，具体做了哪些设置，虽然在藏史的记载中，几乎把所有的功劳都放在了他的身上。

但我们应该清楚，人类是个需要神，又喜欢造神的物种，很多事情未必都是他一手完成的。

虽然松赞干布执政二十一年，时间到不算太短，但考虑到他要干的事实在是太多了，可能很多事情松赞干布只来得及建个框架，补充细节的任务都是后代赞普逐步完成的。

不过，在松赞干布构建框架的同时，还有一件事情也应该在他考虑之列，这就是如何给吐蕃争取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

我们先来看看西藏地区的环境禀赋，毫不夸张地说，西藏是地球上环境最严苛的地区之一。平均海拔四千米的高度，让任何人在这里生活都显得极为艰难。

在这块高入云端的土地上，适合农耕的地点非常的少，只有在河滩冲击的平谷上具备种植农作物的可能性，这也就意味着西藏的农耕区域大都零散、狭窄，缺乏连片辽阔的耕种区，再加上高原的寒冷气候、短暂的无霜期，让西藏大多数的地区，只能种植耐寒、耐旱的农作物。

另外，受制于地形的限制，能够有效进行灌溉的区域很少，大量地区只能靠天吃饭，尤其到八、九月份收割季节，一场冰雹，就会使一年的辛苦，化为乌有。

这些天然形成的环境限制，就是号称天神后裔的吐蕃王室也无能为力。

农业虽然是吐蕃王朝的立国之本，但不稳定的农业产量是制约其吐蕃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再来说国家经济的另一个支柱产业——畜牧业，西藏的草原面积有13.34亿亩，占自治区总面积的70%以上，是全国草原面积最大的省区。这一切看起来似乎很美，但别忘了西藏的草场，大多分布在海拔三四千米的区域。这种草场的牧草蓄积量极低和内蒙草原、中亚草原，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环境，完全没有可比性。

而海拔高度一旦超过四千米，严格意义上说，就不应该再称之为草原，而应叫高寒草甸或荒漠苔原。

在这种环境下，能够生活的动物多为耐寒的耗牛、藏绵羊，甚至马匹的质量都算不得好。

要知道，虽然马是种喜欢凉爽的动物，但并不十分耐寒。所以气候湿热的江南不出名马，高寒地区也一样不出名马。

因此，吐蕃虽然拥有大量的草场，但畜牧业依旧十分脆弱，成不了支撑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柱。

这也是吐蕃对外输出的产品，主要是以食盐、羊绒和毛纺品的原因，而需要大量进口的商品则是粮食和茶叶。

一旦高原上形成了统一的政权，整合了内部势力、社会趋于稳定、人口开始增长，必然会走上对外扩张，以战养战的道路。因为以高原的自然环境和劳动生产力限制，能承载的人口数量，估计也就在二百万人左右。

按照2020年的统计数据，现在西藏自治区常住人口也就360万人，这可是在现代科技支撑下的人口数量，一千多年前打个五折不算过分吧，可当时估算的吐蕃人口也差不多有两百万人了。

也就是说，吐蕃的人口基数已经达到了人口数量的上限，整个社会出现对外扩张的动能，一点也不奇怪。

所以，摆在松赞干布面前的选项只有两个：

要不就在高原上忍着，反正别人也打不上来；

要不就是找一条通道走下高原，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

很显然松赞干布选择了后者，他找到了走向王朝的最后一块拼版，这就是吐谷浑。

那为啥非得是吐谷浑，而不是山那边的印度三哥呢？

关于吐蕃为啥不揍三哥的问题，很多人都问过我。

吐蕃不是没揍过三哥，揍过，而且揍了不止一回，每次都把三哥揍得满地找牙。

所以，三哥不是问题，是三哥那地方有问题。

我们看一下吐蕃王朝疆域最大时的版图，你就能发现吐蕃疆域的海拔都在一千米以上。也就是说，海拔再低吐蕃人就有点受不了了。

而喜马拉雅山的南北坡根本就是两个世界，北坡海拔高地势平缓，可南坡地势陡降，在一百多公里的范围里，海拔就从四五千米降到了只有几百米。

所以，三哥的战斗力可以忽略不计，但湿热气候这个核武器，吐蕃人实在受不了，吐蕃就算把地方打下来，也占不住。

向南发展基本没戏了，那向东出剑南杀奔四川行不行呢？

答案也是不行！

因为，横亘在康区的横断山脉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的区域之一了。还别说依靠牲畜运输的古代，就是现在川藏公路还年年断路呢。

在唐蕃争霸的过程中，吐蕃也曾取道康区进攻过剑南，但实际战例已经告诉我们了，多山地貌让双方都打得非常挣扎。

那向西北跨越昆仑山，进攻于阗争夺西域行不行呢？

答案也是不行！

先不说穿越昆仑山的道路问题，就是南疆沙漠夹杂绿洲的地貌，就对大兵团作战有天然的制约。

唐蕃在南疆的战争，全都依赖周边种族的支援，甚至可以说周边种族的支持与否足以决定战争的走向。

而且，就算获得了战争的胜利，长期驻军的消耗也是个天文数字。武周时期唐军在重创吐蕃之后，在安西四镇驻军两万人，结果是朝中大臣炒成了一锅粥，就是因为花钱太多。甚至狄仁杰这样的名相，都上书要求裁撤安西四镇。

以吐蕃的国家经济，根本无力支持长期驻军的消耗。

只有向北，攻吐谷浑染指河陇，虽然路上也有巴颜喀拉山的阻隔。

但巴彦喀拉山的山势比较平缓，而且山口的海拔只有4800米，对吐蕃军队来说形不成阻碍。别忘了文成公主进藏，也选择翻越巴彦喀拉山口的道路，可见这在当时是一条非常成熟的通道。

而在巴彦喀拉山北面的布青山、阿尼玛卿、鄂拉山形行不成严密的道路闭锁，再加上从那曲开始就是绵绵无尽的草原，既可以保证吐蕃军队的后勤供应，也适合吐蕃出击时，男子前线作战，妇孺老幼在后放牧的作战方式。

所以，向北发展干掉当地小霸王吐谷浑，才是吐蕃最后一块帝国拼版。

向北发展的方向没有问题了，但吐蕃的北面又不是只有吐谷浑，还有白兰羌、党项、附国，为啥非得是吐谷浑挨揍呢？

现在一说到吐谷浑，大家脑子里想的就是青海湖周边，也确实吐谷浑王城确实在那边，但吐谷浑的疆域可不仅限于青海湖周边。

这个国家的形状有点像驴肉火烧，是个东西长南北短的长条形。西部边境都已经伸进新疆了，鄯善、且末都在它的版图内，东边的边境紧紧顶着湟水河谷，这条河谷是青海最重要的粮食产区。

吐蕃最缺啥呀？

粮食呀！

占领了吐谷浑就能从湟水河谷抢粮食，进而实现以战养战。

另外，占领了吐谷浑，向西可争霸西域，东可攻击陇右，北可威胁河西走廊。这就是吐谷浑的战略十字路口地位，吐蕃占住了这地方，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所以它才是吐蕃的帝国拼版。也正是在占领了吐谷浑之后，吐蕃才掀起了一波进攻狂潮，把长安宫殿里的唐高宗愁得一把一把掉头发。

还记得这期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咱们说过一个时间节点，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吗？

这时间节点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就是在这一年，松赞干布的板砖拍在吐谷浑的脑袋上。

那松赞干布对吐谷浑的进攻是不是成功了呢，后面又造成什么影响呢？

咱们下期再说！

参考书目：

[1]、《新唐书》_宋祁、欧阳修;

其习俗称强雄者为“赞”，称男子汉为“普”，所以称君长为“赞普”，赞普的妻子称“末蒙”。其官员大相称“论茞”，副相称“论茞扈莽”，各设一人，或叫“大论”、“小论”；设都护一人，称“悉编掣逋”；又有内大相称“曩论掣逋”(亦称“论莽热”)，副相称“曩论觅零逋”，小相称“曩论充”，各一人；还有整事大相称“喻寒波掣逋”，副整事称“喻寒觅零逋”，小整事称“喻寒波充”。他们都担任国家政事，总称呼为“尚论掣逋突瞿”。

[2]、《唐代吐蕃史论集》_林冠群；

《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中央官制的总号为“尚论掣道突瞿”，即藏语之“zhang blon ched po dgu\"，意为九大尚论。

此九位官员的官称及职务，新唐书载为：论茞(大相)、论茞息莽(副相)、悉编掣道(都护) ,囊论掣速(内大相) ,囊论觅零道(副内相) ,囊论充(小内相)、喻寒波掣道(整事大相 )、喻寒觅零道、喻寒波充。

按《新唐书》之记载，似可分成四个系统，其一为大相系统，其二为都护，其三为内相系统，其四为整事系统。《贤者喜宴》则记载有贡论、囊论、喻寒波等三种，各有大、中、小三者，合计九人，是为九大臣。比较二书，除《新唐书》的悉编掣通外，余均雷同。

另外《贤者喜宴》所著录二件墀松德赞父子诏救中，亦均有完整的吐蕃官员署名。墀松德赞兴佛证盟第一诏敕所署的官称及人数，依排名顺序为:外甥吐谷浑王一人，大尚论同平章事九人，内臣十人，外臣十三人，上下部的总督及将军十八人。墀德松赞的诏敦署名者则为:王妃三人，小王三人，参议大诏命沙门二人，宰相同平章事六人，内臣十五人，悉南纰波十八人，总督、将军、外臣参议诏命三十五人。

唐蕃会盟碑碑铭所录之官称，除前已述及之钦命兼领内外政同平章事沙门，及宰相同平章事外，另有所谓“大蕃诸寮采”，即中央次级官员，有囊论、纰论伽罗笃波（即外臣参议诏命）、悉南纰波、岸奔槛苏户属劫罗、给事中、资悉波折通、纰论(外臣)、刑部尚书等。

由以上所载录的史料，吾人可得一演进之梗概:初始，中央官员分成:贡论、囊论、喻寒波等三个系统，此三个系统有类似近代三权分立之功能，按照此三系统之职司，约略可判别贡论为立法，囊论为行政，喻寒波为司法。此三系统长官各有三人，合组为九人，是为九大臣或九大尚论。其中贡论长官即为大相，后因王室感大相权限过大，而设法分散过度膨胀的相权，乃设置“众相”，由众相组成“内阁会议”，有二至九人不等。这些众相头衔为drab srid kyi blon po chen po bka\' chenpo 1a gtogs pa，并未实际负责任何行政业务，类似今天的不管部部长或行政院政务委员，依实际需要临时派付任务，或召开内阁会议，商议大事，形成具立法功能的议政系统。

可知恭论(dgung blon)即外相，负责议政、判事、军事、外交等军、国大事;内相囊论(nangblon)主管税收、统计人口、财产等事务;而整事之相(决断大事之官)则负监察奖惩之责。

[3]、《论吐蕃制度与突厥的关系》_陆庆夫，陆离；

《藏族史要》及《中国民族史》对此亦有评论:“这些职官的设置，显然受到唐朝官制的影响。

陈楠先生认为:吐蕃仿效唐朝，中央职官系统亦分为三个部分，但又不同于唐朝的三省制，唐朝的三省具有同等地位的职权和级别，只是分工职掌划分明确。部司及省属职官层次分明。而吐蕃的贡论、囊论、喻寒波三个系统则形成上、中、下三个层次的塔式结构。

据《新唐书·百官志》等记载:唐朝中书省负责发布诏令，长官中书令、中书侍郎担任相职，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下有中书舍人及谏官等;门下省负责对诏令的审议与封驳，长官侍中和门下侍郎通常兼任宰相之职，也设有谏官;尚书省则为全国最高行政机构，唐初尚书都省长官左右仆射为正宰相，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主管各项行政事务。

笔者以为吐蕃的中央职官系统贡论、囊论、喻寒波与唐朝三省除去数目相等外，职官设置和职能并不相同，亦远不如唐制复杂完备。而数目相等则存在着巧合的可能性，并不能据此证明吐蕃职官制度仿效了唐朝。

[4]、《关于吐蕃告身制度的几个问题》_陆离、陆庆夫；

吐蕃告身制度是吐蕃王朝授予本部及被征服地区各级官吏和平民百姓的写有文字的饰章，有大小玉(瑟瑟)、大小金、大小金间银(颇罗弥)、大小银、大小黄铜、大小红铜、铁等种类，用以标明身份，区分贵贱，而且可以世袭。

藏族史籍《贤者喜宴》对松赞干布时期制定的告身制度有详细记述，提供了珍贵史料。

据该书记载，吐蕃社会各级成员分别被授不同等级的文字告身，其具体情况为:大贡论，大玉文字告身;次贡论、大内相，小玉文字告身;低级贡论、次内相、决断大事等三者，大金文字告身;低级内相、次噶论，小金文字告身;低级噶论，颇罗弥告身;寺院阿阁梨、持咒者及高低级权臣，大银文字告身;保护王臣身体的苯教徒、侍寝官员、管理坐骑人员、堪舆家、保卫边疆哨卡者及守卫宫廷最高处者，小银文字告身;父民六族，青铜告身；如本，铜文字告身;作战勇士，铁文字告身;一般属民，灰白色硬木并画以水纹的文字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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