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起信论》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大乘起信论》简论之三

《大乘起信论》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大乘起信论》简论之三

作者：傅教石

《大乘起信论》究竟是否梁真谛所译，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在陈、隋之际，此论即开始流传，这一点已为中外大多数学者所承认。日本学者望月信亨与村上专精均认为此书在中国的出现，最早不能早于陈天嘉（563），最晚不能晚于隋开皇十二年（592）。梁启超认为此论在晋、宋间已开始流行。王恩洋等则认为此论是梁、陈间人所作。吕澂认为此书的成书年代是梁、隋之间，其最上限不能早于梁天监十二年（513），最下限暂定为隋开皇十二年（592）。

《起信论》问世后，由于内容丰富，条理清晰，结构严密，文字通畅，很快就得到广泛流行，被看成是大乘学说的入门概论之书，竞相研习，并影响到各宗各派，对当时中国佛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促进《起信论》的广泛流行并对一些宗派的形成起影响作用的，是一些佛教学者对《起信论》竞作注疏。相传梁真谛撰有《起信论玄文》二十卷和《起信论疏》二卷，其弟子智恺作有《起信论一心二门大意》一卷。因为他们二人的注疏均已不传，因而有人对其事实持怀疑态度。但在隋代，不仅有关《起信论》的注疏迭有出现，而且其思想逐渐影响到各家各派。隋昙延（516～588）相传曾撰有《起信论疏》上卷（有人疑为伪托）。而慧远（523～592）也撰有《起信论义疏》四卷（此书因内有“慧远法师云”等语，有人亦疑为伪托）。他还运用《起信论》思想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根据可信的资料，他的《大乘义章》一书，是中国佛教学者的着述中最早运用到《起信论》思想的（见吕澂《起信与禅——对于<大乘起信论>来历的探讨》，《学术月刊》1962年第四期）。他的《十地经论疏》等，也吸收了不少《起信论》的思想。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智顗（538～597）和三论宗创始人吉藏（549 ～623），都对《起信论》的思想有所吸取。在他们的着述中，都曾引用此论，并以此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特别是天台宗，直到九祖湛然（711～782）作《金刚錍论》，还引用了不少《起信论》的思想。

到了唐代，《起信论》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影响更大。特别是华严宗和禅宗，在它们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到处都受到《起信论》的影响。

华严宗的创始人法藏（643～712），不仅撰有《大乘起信论义记》七卷（收入“大藏经”内作五卷，是经过宗密改订过的本子）和《大乘起信论别记》一卷（有人疑为伪托，不可信），而且吸取了《起信论》中许多重要思想，用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他的重要著作如《华严经探玄记》、《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又名《五教章》）等，可说是到处都渗透着《起信论》的思想。在他的影响下，华严宗的一些宗匠，都为《起信论》作注疏。如四祖澄观（738～839）曾着《起信论玄谈》；五祖宗密（780～841）曾删补、注解法藏的《大乘起信论义记》，名为《大乘起信论疏注》，共四卷。

禅宗的南宗创始人慧能，用《起信论》思想组织其理论体系，由门人结集的《坛经》，处处体现了《起信论》思想，这在前面已有所论及。禅宗的其他禅师，从宋延寿（904～975）的《宗镜录》开始，以后所有禅师的着述，不汲取《起信论》思想的很少。于此可见《起信论》对禅宗思想的影响之大。为什么禅宗思想和《起信论》思想的关系如此密切？有些学者认为，这与《楞伽经》有很大关系。《起信论》是以《楞伽经》思想为基础并有所发挥而成的，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禅宗也曾经特别重视《楞伽经》。相传禅宗始祖菩提达磨（？～528）曾以《楞伽经》四卷授慧可，作为传法的印证。《起信论》和禅宗都重视《楞伽经》，所以在思想上会有互相融通的地方。

此外，在敦煌卷子中，尚发现有唐县旷的《起信论广释》五卷和《起信论略述》二卷。

宋明之际，佛教学者撰写《起信论》注疏的热情有增无已，从而出现了不少新的注疏。在宋代，有子璿（？～1038）的《起信论疏笔削记》二十卷。在明代，有真界的《起信论纂注》，正远的《起信论捷要》二卷，通润（1565～1624）的《起信论续疏》，德清（1546～1623）的《起信论直解》二卷，智旭（1599～1655）的《起信论裂网疏》六卷（注释唐实叉难陀译本），续法的《起信论疏记会阅》十卷等。

近代以来，由于杨仁山居士的大力提倡，《起信论》在数十年间风靡全国，因此论而起信佛之心者不计其数。因此，《起信论》在佛教中仍然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许多佛教院校都以《起信论》作为基本教材，一些佛教僧人和居士，仍然把《起信论》看作是大乘佛学的入门书而勤加研习。一些佛教界知名人士也常为之作注疏。其中比较着名的有倓虚的《大乘起信论讲义》，慈舟的《大乘起信论述记》，桂伯华的《大乘起信论科注》，徐文蔚的《大乘起信论科会》，圆瑛的《大乘起信论讲义》等。

《起信论》早在唐代就流传到新罗（今朝鲜）和日本，并对它们的佛教发生深远的影响。一些佛教学者也作有许多注疏。在新罗，元晓撰有《起信论疏》二卷和《起信论别记》二卷，太贤撰有《起信论内义略探记》（即《古迹记》）一卷，见澄撰有《起信论同异略集》二卷。在日本，《起信论》流传亦甚广。从最澄以来，各宗学匠无不钻研此论，并作注疏。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湛睿的《起信论决疑钞》一卷，圆应的《起信论五重科注》一卷，亮典的《起信论专释钞》五卷，即中的《起信论科解》二卷，贯空的《起信论注疏讲述》一卷，昙空的《起信论要解》三卷，尊辨的《起信论钞》二卷，因静的《起信论义成》六卷等。此外，法藏的《大乘起信论义记》、宗密的《大乘起信论疏注》和子璿的《起信论疏笔削记》在日本也十分流行，并有许多疏钞。其中主要有：湛睿的《起信论义记教理钞》十九卷（今合为十卷），性通的《起信论义记私钞》十二卷，教山的《笔削记私钞》，竹乘的《助寥钞》八卷，昙寂的《起信论义记私记》十五卷，作者未详的《起信论义记筌蹄》九卷和《起信论义记统录》三卷等。此后有凤潭着《起信论义记幻虎录》五卷，驳斥《笔削记》和《教理钞》。当即有显慧作《幻虎录辨伪》三卷，会释凤潭的难破。凤潭又作《解谤》一卷作为回答，显慧则作《破邪决》一卷进行反驳。凤潭尚有《非详略》一卷、《讲义斥谬》一卷等。此外，尚有月筌的《起信论启曜钞》，普寂的《起信论义记要决》三卷，秀存的《起信论义记显正录》五卷，良恭的《起信论义记讲义》三卷等。

到了近代，日本尚有藤井玄珠的《起信论校注》和《起信论讲述》各一卷，村上专精的《起信论达意》、《起信论科注》和《起信论讲义》各一卷，望月信亨的《起信论研究》和《起信论讲述》各一卷，织田德能的《起信论义记讲义》四卷，隈部慈明的《大乘起信论精义》一卷等。1900年，铃木大拙还曾把唐译《大乘起信论》译为英文。于此可以窥见《大乘起信论》在国外的流传情况和影响作用。

关于《大乘起信论》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近代学者曾有精到的论述。如梁启超在他的《大乘起信论考证》一文中就明确指出，《起信论》是印度佛教文化和中国佛教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佛教发展到最高阶段的表现。他说：“《起信论》盖取佛教千余年间，在印度、中国两地次第发展之大乘教理，会通其矛盾，撷取其菁英，以建设一圆融博大之新系统。譬如七级浮屠，此其顶也。”又说：“《起信论》者，消化印度的佛教而创成中国的佛教一大产物也。”他还认为，“此书实人类最高智慧之产物，实中国、印度两种文化结合之晶体。”他的最后结论是：“本论是否吻合佛意且勿论，是否能阐宇宙唯一的真理更勿论，要之在各派佛学中能撷其菁英而调和之，以完成佛教教理最高的发展；在过去全人类之宗教及哲学学说中，确能自出一头地，有其颠扑不破之壁垒；此万人所同认也。”关于《起信论》在各国佛教中的影响，梁启超认为：“本论自出世以来，注释者百七十余家，为书不下千卷，其影响于我国民思想之深厚，可以概见。朝鲜、日本千年诵习无论矣，逮近世而英译且有三本，巍然成为世界学术界之一重镇。”（见***《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三十五册，《大乘起信论与楞严经考辨》）现代佛教学者吕澂，也认为《起信论》是一部对中国佛学的创立和发展有很大关系的书。他在《起信与禅——对于<大乘起信论>来历的探讨》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说：“在佛典里，千余年来题着马鸣所造、真谛所译的《大乘起信论》，是一部和隋唐佛学关系密切的书（隋唐时代的禅、天台、贤首等宗思想的结构及其发展，都受到《起信》的真心本觉说的影响）。”（同上）印顺法师对《大乘起信论》有其自己的独特看法。他在《起信评议》一文中认为，“在佛教思想上，《起信论》有它自己的价值”。“即使考证得非马鸣作、非真谛译，《起信论》的价值，还得从长讨论。”他把大乘佛教学派从义理上分别为三系，即虚妄唯识论、性空唯名论和真常唯心论（相当于太虚所说的法相唯识宗、法性空慧宗和法界圆觉宗）。认为《大乘起信论》，是属于“真常唯心论”一系，“是绝对的唯心论”。他的结论是“无论是中国或是印度造的，它所代表的思想，在佛教思想中，有它的独到价值，值得我们深长的研究”（同上）。至于广大佛教徒，直至现在，他们仍然把《大乘起信论》看作是大乘佛学入门的第一部教科书，信受奉行，勤加研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