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法法师：如何构建中国自主佛教教育体系｜2024南海佛教圆桌会教育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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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4年12月6日，第九届南海佛教圆桌会启动仪式在泰国曼谷金山寺举行，当天下午，教育分论坛在泰国摩诃朱拉隆功大学顺利举行。中泰双方教育界、佛教界近20名专家学者，以“观往知今、返本开新——新时代中泰佛教教育交流互鉴”为主题，就当代佛教教育、中泰佛教交流、南北传佛教互动等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讨论。南海佛学院释隆法在论坛上发表了题为“构建自主的中国佛教教育体系刍议”的学术演讲，隆法法师在论文演讲中阐述了构建自主的中国佛教教育体系的时代价值和意义。凤凰网佛教文化摘录编发隆法法师论文如下：
构建自主的中国佛教教育体系，既是中国佛教教育在新时代、新机缘之下的时代担当，也是近年来中国佛教的发展和对外交流的迫切需要。
一、爱国爱教，坚持佛教中国化的教育方向
爱国爱教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在中国佛教史上，历代高僧大德往往自觉将佛教的发展与兴衰与国家的发展与兴衰联系起来，东晋（317-420）时期的道安法师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他将佛法自觉地纳入到王道教化当中去。
抗战时期，高僧大德们更是挺身而出，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弘一大师说：“念佛不忘爱国，救国必须念佛。”八指头陀说：“豺虎未平空有恨，国仇未报老僧羞。”圆瑛大师说：“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巨赞法师说：“身在佛门，愿不惹人间是非;国有大难，今显出炎黄本色。” 曾在五台山为抗日立功的本焕长老说：“我是人民的一分子，党的事，政府的事，人民的事，都有我一份。”
太虚大师曾专门探讨佛教与国家命运的关系。他说，“有一种人以为现在是国际竞争激烈时代，须使人民富于国家思想，然后能谋民族之自卫；见佛教发生之印度沦于异族，往往以为佛法虽有广大之教义，高深之理论，而不能振兴民族，保卫国家”。他认为恰恰相反，“从佛法真精神言，大乘菩萨行，所谓庄严国土，守护国土，即以建立国家、保卫人民、为菩萨行之一，亦即是爱国思想，民族精神”。“若此种大乘精神能实现，正可以建立进步的国家，良好的社会。所以、佛法不但非灭亡国家的，而正是发扬民族精神，促进国家兴盛的”。太虚大师忧国忧民，抗战时期，主动承担起救亡图存的使命，组织僧兵抗日。
历史上爱国爱教的佛教高僧不胜枚举。当代中国佛教界克绍箕裘，更是将自身的建设发展与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紧密结合，在发生地震、水灾等的时候，积极行动起来，救苦救难。中国佛教协会长演觉法师指出，爱国是佛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报效国家、遵守国法、自觉履行公民义务是佛教的戒律要求，是佛教徒实地修学佛法的功课之一。于佛教教育而言，爱国爱教、坚持佛教中国化的佛教教育方向，不仅仅是佛教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构建中国佛教自主教育体系的重要前提和鲜明特色。
爱国爱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在佛教教育的各个环节进行落实和体现，如教学大纲的制定、课程的设置、教材的编写、教学活动的具体开展等等，以此来将爱国主义的理论和知识，及时传达给佛弟子，使其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增强其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并将爱国与爱教结合起来，并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信仰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追求个人信仰与承担社会责任的关系，努力成长为“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宗教教职人员。
坚持中国化方向，既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客观规律的必然结果，也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对中国佛教整体发展的要求。对于佛教教育来说，坚持中国化方向就是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要贯穿于佛教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中，特别是要加强对马克主义宗教观的学习和深刻领会，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做好佛教教义的中国化诠释和传播。在保持佛教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宗教经典和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阐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佛教思想体系。
二、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充实中国佛教教育的内涵
众所周知，佛教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绍隆佛种，续佛慧命，培育僧才，自度度人。中国佛教教育的内涵是建立信仰基础上的，就像吃药治病要信任药一样。龙树菩萨说：“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度。……若人心中有信清净，是人能入佛法；若无信，是人不能入佛法。”可见信仰教育是佛教教育的本质，也是佛教教育的立足点。正所谓“本立而道生”，无论何时，佛教信仰决不能丢、不能倒。否则，佛教教育就会迷失自我，会误导整个佛教的发展方向，换句话说，佛教教育是需要一定的边界意识和底线思维的。
这个边界意识和底线思维，既有变通中的坚持，又有坚持中的变通。明代藕益智旭大师在《大乘起信论裂网疏》中说：“真如不变随缘，举体而为众生现前介尔之心。此心随缘不变，仍即真如法界全体。”众生之心如一朝风月，真如自性似万古长空，是一是异，非一非异。落实到佛教教育上，我们既不能置佛教戒律、教理、仪轨、组织制度等传统于不顾，也不能因循守旧、闭门造车，反而应该在坚持核心教义和信仰的前提下，把社会上尤其是社会教育中一些行之有效、被反复验证的好经验、好做法吸纳进来，消化吸收，为所所用，比如说，佛教教理中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心理学内容，但由于缺乏大众能懂的表达，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而科学层面的心理学探索却日益深入和广泛，几乎触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在新冠疫情期间，由于疫情的反复及次生问题的出现，对人们心灵也造成了强烈的冲击甚至心理危机。作为向来以抚慰心灵见长的佛教，如何面对广大人民现实心理需要？这个问题佛教界必须面对和思考。就此而言，“非正常环境下人们的心理建设”及“如何应对突发事件的心理建设”等议题，理应及时补充进佛教教育体系之中，成为佛教教育的新内容，甚至可以以心理学为助缘，丰富佛教在慰藉心灵时的话语内容和表达方式。再如，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各种关于佛教的短视屏也常见于各平台。这些内容往往良莠不齐，甚至有一些误解、丑化佛教的内容。如何第一时间对这些内容做出反应，向公众如法地传达佛教，这些内容也应该成为新时代佛教教育的主要内容。
除了教育内容本身之外，构建中国佛教自主的教育体系，与时俱进的教育方式和手段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历史地看，从佛教教育的组织者来说，中国佛教教育主要有丛林教育、译场教育、佛学院教育；从受教育的对象来说，主要有僧教育和居士教育。就前者而言，译场教育在今天的佛教界已经消失，而在丛林教育与佛学院教育中，无论是在资源配置、组织形式和系统性方面，佛学院教育明显占有优势，故而已经成为当代佛教教育的主要形式。就后者来说，尽管僧教育仍然是佛教教育的首要任务，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僧源的萎缩，僧教育的规模始终有限，因此居士教育逐渐也成为佛教教育的重中之重。目前佛学院教育一般采取的都是传统的讲授方式，而居士教育大多采取都是短期集中培训的形式，其中又以线下培训为主。在新冠疫情期间与社会大学教育一样，佛学院的教育，特别是授课形式被迫形成了线上线下教育相结合的形式。尽管这一方式转变是一种被动行为，其中也存有一些弊端和局限，如课堂管理、师生互动效果不如线下等等，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它的优势，如线上教学打破了空间、时间等对佛教教育所带来的限制，理论上学生可以在任何地方（网络信号能够覆盖得到）、任何时间（可以收看回放）来完成学习等等。因此构建中国自主的佛教体系，需要将这种“非常态”的教学模式转化为“常态”，以积极开放的心态来面对新技术所带来的教育组织实施方式的转变，加强资源共享与优质网络课程的课程的开发等，最大限度地对技术加以吸收利用，使其真正地服务于佛学院教育，特别是居士教育。
三、输血与造血相结合，构建完整的师资培养体系
毋庸讳言，就目前中国佛教教育的整体师资而言，还是比较薄弱的。就已有的师资来看，在家师资相对充足一些，但由于种种现实的原因，在家师资队伍一般不太稳定。所以目前佛教教育的主力还是出家法师，他们是构成佛学院师资的主要部分。就目前的情形来看，法师师资整体数量并不是很充足，他们之中少部分人有国外留学的经历，接受过系统的佛教教育和学术训练，大多数都是国内各大佛学院自己培养的，这些法师在道心方面非常坚定，但相对来说，佛教学术研究的训练不太充分。因此，大多佛学院都会采取临时输血的方式，即聘请一定数量的在家老师兼任佛学院的课程，而在家师资如前文所言，稳定性较差，如此一来，使得佛教教育整体师资队伍的稳定性及专业性程度相当有限，整体上限制了佛教教育发展速度。
其次，就我了解到的情况来看，目前各大佛学院普遍存在着师资短缺的情况，特别出家众师资这一块，普遍比较缺。所以我想佛学院有没有可能举办佛教界的师范教育，专门培养一批能够从事教学和科研的法师，解决目前佛学院出家众师资不足和专业程度不够的问题。
构建中国佛教自主的教育体系，没有一支高素质的专业程度较高的师资队伍，无异于痴人说梦。那么，如何解决一佛教教育的瓶颈问题呢？我认为应该走僧俗结合、输血与造血相结合的路子，开办“佛教师范教育”。具体来说，可以采取本硕连读甚至是本硕博连读的培养模式，来选择一定道心坚定、基本素质好的僧人及一定数量的在家居士（如通过佛学院招生考试的在家学生），组成师范班或师资班，充分借鉴国民师范教育培养体系和课程体系，结合佛教教育的实际需要，来逐渐培养自己的师资队伍。此外，在师资队伍的管理上，可以适度借鉴社会高校的师资管理及考评制度，助力师资队伍的培养和建设。
余言
构建中国自主佛教教育体系，任重而道远，是一项牵涉到诸多层面的系统工程，其中既有世间法也有出世间法，既需要我们继承佛教教育的优良传统，也需要我们大胆探索。未来的佛教教育，也许只有在不断的探索和尝试中，才能找到既契合佛教信仰本身、又能更好地顺应时代因缘，最大限度地利益众生的菩提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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