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树一帜的唐代蜀僧：对禅宗发展影响巨大｜巴蜀禅宗与佛教中国化研讨会
本文共计3662个文字，预计阅读时间需要15分钟。
编者按：2024年10月24日-26日，由四川省佛教协会、成都市佛教协会主办，成都巴蜀禅文化研究交流中心协办的巴蜀禅宗与佛教中国化研讨会在四川成都举行。唐代巴蜀禅宗的兴盛，不仅推动了当地佛教文化的繁荣，也对周边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四川省社科院民宗所副教授、硕师生导师向世山，四川省社科院民宗所助理研究员唐希鹏向研讨会提交了《禅宗入传巴蜀与衍化论》主题论文，凤凰网佛教文化摘录主要观点如下：
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发展的黄金时期就是唐朝。从印度、西域传来的思想被充分咀嚼，又经过本土化的融摄，诞生了杰出人物、显赫教派、伟大思想。虽然与本土传统思想与势力时有诤论与冲突，但是佛教所展现出的创造力、包容力、渗透力是前所未有的。其中，禅宗的出现与崛起是中国佛教史的大事，对历史影响之深远、对艺术影响之深刻、对文化影响之多元、对世界影响之广大，是其他教派难以望其项背的。四川僧人对禅宗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蜀僧与禅宗的关系历来为教内外关注。
禅宗的发祥地是湖北黄梅，而传播区却在巴蜀
放眼人类思想史，回顾五千年文明，不得不承认，一种思想是否流行来自于萌芽、壮大与调适。禅宗亦不例外。
按诸史实，禅宗的发祥地应该视为湖北黄梅，而四川（巴蜀）是禅宗的传播地区。正是因为有这个差别，才产生了蜀僧出省求学禅法的现象。马祖道一、德山宣鉴便是唐朝的典型例子。当然，历史上经常出现，同样一种思想会在不同地方几乎同时产生，但是否问世、是否流行，受制于各种条件或因素。
从中国禅宗的发展全景图看，巴蜀属于次中心和边缘地区
思想在传播过程中会产生许多不同的现象。从长程来看，会产生递增或衰微的差异。从不同地区来看，会产生兴旺或平缓的差异。从程度来看，会产生中心或次中心的差异。从趋势来看，会产生主流或边缘的差异。从中国禅宗的发展全景图来观察，巴蜀地区属于次中心和边缘地区。唐代马祖道一的感伤：“学道不还乡，还乡道不香”，就是一个例证。蜀僧出省求学禅法成为宗匠不回到家乡，如马祖道一、德山宣鉴，又是一类例证。
为什么要区分主流和边缘呢？就在于思想是否具有创新性，就在于新思想是不是一个接一个地迸发出来。活跃于中后唐时期的圭峰宗密评价禅师在全国星罗棋布，“数以千数”，但是，他在梳理、提炼各“宗”时，仅提三宗，四宗或十宗，显然是以创新性、独特性作为评价指标的。换言之，这三宗或十宗，能够傲视群雄、独领风骚，是以创新性、独特性而获得时誉的。无论是从见解归类的“宗”，如直显心性宗等，还是单标某家的“宗”，如菏泽宗、洪州宗等，圭峰宗密都是紧紧抓住创新性、独特性来勾画诸“宗”内涵和风貌的。而这些冒出来的“宗”就代表了主流趋势，所在山头（寺院）就是中心或次中心。而天下学者在“江”“湖”之间来来往往，此时的“江”“湖”就是主流、就是中心。
唐朝的资州（今四川资中）德纯寺（今宁国寺）可以称得上禅宗在巴蜀的中心。因为住持是禅宗五祖弘忍的十大弟子之一智诜禅师，驻寺30余年，扬名遐迩，连新罗三王子无相都被吸引入川，投在已经智诜的弟子处寂门下。当时，智诜已经圆寂了。
当然，思想进化史有盛衰或沉浮现象，这正是思想市场“百家争鸣”的魅力所在。优胜劣汰，文化选择，高光时刻，逆袭，巅峰，坠落，消亡，……此起彼伏，史不绝书。单就唐朝而言大浪淘沙，“数以千数”到最后两条线：南岳怀让、青原行思，硕果仅存。这可能会让北伐的神会落寞，调和诸宗争执的圭峰宗密惆怅？“名不见经经传”的怀让、行思二系反而成为滚滚洪流。
禅宗在巴蜀知名度很高，但普及程度和认可规模未达到全覆盖
思想的产生在于不拘常规，思想的发展来自人才流动。在唐朝，僧人入蜀与出蜀是耐人寻味的。
入蜀最著名的僧人是来自朝鲜半岛的新罗王子无相（金和尚）。他后来成为四川第一个禅宗派别的创立者，即净众-保唐派。出蜀最著名者当属船子德诚、马祖道一、德山宣鉴。智诜属于本土人，他建功立业也在家乡。对于无相来说，四川是其流寓地。对于船子德诚，上海华亭是其流寓地。对于马祖道一来说，江西洪州（今南昌）是其流寓地。对于德山宣鉴来说，湖南常德是其流寓地。后面这四僧均是在流寓地建功立业、彪炳千秋的。
考察一时一地的禅宗发展态势与水平，本土与流寓，是两个必须要用到的概念，而且具有很好的效力。从唐朝来看，巴蜀本土的禅宗态势与水平难以与具有“宗”的声誉的山头或寺院相抗衡。虽然有德纯寺、净众寺、保唐寺一系的推进，在巴蜀地区也有很高的知名度，但是，禅宗的普及程度、僧俗两众认可的规模，并未达到全覆盖的程度，与发达地区是有差距的。因此，蜀僧出省的动力机制便是显而易见了。
禅宗衍化“数以千数”，呈现了诸宗诸师的差异类型
禅宗衍化“数以千数”，诸宗诸师的差异类型便呈现出来了。即以成名蜀僧而论，智诜以禅宗掌门人门生的身份在蜀弘禅。船子德诚以诗僧而出名，以入水而逝而惊世。德山宣鉴从“周金刚”蜕变为“德山棒”。马祖道一从一心枯坐成佛升级成洪州宗的开山者。
若从实践上看，马祖道一门下139人转化无穷，把禅宗推向全国各地，蔚成大观。之所以创下如此功勋，就在于马祖道一将禅进一步中国化了：以“举体即真”阐释禅，消融本体论于存在论中；以“作用是性”高扬宗风，令精英与平民亲切感受禅意无处不在；以“平常心是道”扩展禅，摒除玄学化与理论化，令大众身心灵在日常生活中禅化。
若从创建风格来说，德山宣鉴以“棒打”耸动禅林，在行动上破除思维固化、概念僵化、着相执念等方面用力最多，从而与“临济喝、赵州茶、云门饼”并驾齐驱。与德山宣鉴一样，船子德诚也是独立特行之人。其所作诗作开辟了禅化意境的表现力与境界的空灵度，弃世行为揭示生死一体、万物同化的意义，成为后世的一个讨论话题。
若从理论创构上看，宗密进一步深化了“禅教一致”论，弥合了佛教分裂与思想混乱的局面。对于禅阐释的短板，接续澄观之成果，宗密继续细化“华严禅”内容，以致成为佛教的大趋势。
智诜、净众无相、保唐无住开宗立派，不仅是巴蜀地区第一个禅宗教派，还对周边地区有所影响。
但是，还存在另外一个类型，即亮座主。一个极其会讲经、自信对佛教大小乘经论都掌握的义解僧，在与马祖道一的交锋中，被“虚空可以讲经”的断论难住，从此遁入深山失去踪影。
解悟与证悟，宗门经常用的一对术语
之所以说禅宗是佛教内的“革命派”，就看他们对教律的轻蔑态度就知道了。以德山宣鉴为例，在充满张力的戏剧性场景中不断的进行脱胎换骨：第一幕：“周金刚”崇经学经；第二幕：对禅宗的冲天怒火；第三幕：被卖饼婆以其人之道“羞辱”；第四幕：在无龙无潭的黑夜中被一点烛火的明灭中当下惊觉；第五幕：火焚《青龙疏钞》；……从德山宣鉴的个人经历来看，可以清楚地看到“个体革命”的完成。而从佛教集体来看，禅宗对往昔佛教的“整体革命”在唐朝不断上演。
这里，有个探讨的维度，即从思维方式来观察上述“革命”的内容，即宗门经常用的一对术语：解悟与证悟。德山宣鉴完成这对术语内涵的彻悟，就在那一夜那一点烛火的明灭。圭峰宗密完成于偶遇禅师的一席话（针芥相投）。马祖道一完成于怀让对他的循循善诱（磨砖成镜）。
从教下与宗门的分野来说，其中一个维度也是这对术语。笼统来说，教下的路子是解悟，是学经启智识理辨义的进步，一点点的日积月累。宗门的路子是证悟，是个体领悟“物”“事”“理”“体”“身”“心”本质的瞬间体验，刹那，极限，全体。
顿悟与渐悟，更为人熟悉的一对概念
悟，还有更为人熟悉的一对概念，即顿悟与渐悟。
从领悟的速度来说，有渐悟与顿悟之分。
从领悟的幅度来说，有大悟与小悟之分。
但是，这里隐藏了一个“陷阱”，还牵涉更多难题的讨论，其中有理与事的区别。它们与顿渐挂钩，即“理须顿悟，事须渐修”。理是意义的呈现，事是事物的堆积；理是全体，事可分割；理与本质相联，事与现象不分；理与宇宙意识相通，事与物质世界相关。理与精神境界成正比关系，事与精神境界成反比关系。
当认识开始发生作用时，禅法追求的是：悟的理是全理，才不亏欠整体；修的事是单个，有助心性德行。全理导向智慧，心量光明；单事迈向磨练，了了分明。
因此，用存在论来解释佛法，比用本体论更为合理。
禅宗的衍化过程既有中国本土思想的融摄，还有地方文化土壤的调适
自禅宗诞生，与教下的争论就没停止。从圭峰宗密的描述来看，佛教陷入了分歧混乱。这就是当时普遍存在的质问：祖意与教意是一是二？祖意指禅宗，教意指天台、华严、唯识等教派。德山宣鉴从一个经论崇拜者转变为一个贬斥经论者。
对经论的蔑视，是对顽固传统的痛击，德山宣鉴为了唤醒当时禅者故作急切之语。但是，这种行为语言也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伤害信仰，伤害经教，伤害传统。所以，圭峰宗密苦口婆心呼吁：“教禅一致”，并做了大量整合工作，在“华严禅”沟通上做了卓越的工作，影响了以后几个世纪。
禅宗衍化过程中，不仅有中国化的一面，还有地方化的一面。既有中国本土思想的融摄，又有民族心理结构的投射，还有地方文化土壤的调适。禅宗从唐朝传入巴蜀地区，蜀僧以各自的特长做了建设性工作。但里面蕴含的复杂问题，还需要继续挖掘和解读。
★《布宫号》提醒您：民俗信仰仅供参考，请勿过度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