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公元:华亭船子德诚禅师到底是何方神圣 | 巴蜀禅宗与佛教中国化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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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4年10月24日-26日,由四川省佛教协会、成都市佛教协会主办,成都巴蜀禅文化研究交流中心协办的巴蜀禅宗与佛教中国化研讨会在四川成都举行。唐代巴蜀禅宗的兴盛,不仅推动了当地佛教文化的繁荣,也对周边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杭州师范大学黄公元教授在研讨会上发表了《泛舟华亭特立独行的蜀僧船子德诚禅师及其深远影响》的主题演讲,凤凰网佛教文化摘录部分主要观点如下:
杭州师范大学黄公元教授发表主题演讲
唐代川僧华亭船子德诚禅师,灯录和僧传中多有记载,这里主要引录《锦江禅灯》及《祖堂集》中的记载,并结合其他相关资料,通过比较分析,以便更全面地把握船子和尚的生平行迹及其行化特色。
清初川僧丈雪通醉《锦江禅灯》中的华亭船子德诚禅师
船子德诚禅师,当属《锦江灯录》“凡例”中所谓“产于蜀而阐扬宗教于异地”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此文生动记录了如下四方面的主要内容:
一是德诚在惟俨座下印心,恩师寂后离开药山,临行前与同参道友道吾、云岩相约,请他们指点一灵利座主来,以传授平生所得,报先师之恩;遂至秀州华亭水网地带,潇洒地泛舟度日,随缘化导。
二是船子和尚泛舟江河游戏人生时,棹拨清波,词兴大发,多有深蕴禅意的诗偈渔歌,此录六首,以见一斑。
三是道吾在京口道场,通过善巧勘验,发现善会禅师是可造之禅门英材,按先前与德诚的约定,无私地指引善会去华亭参访船子和尚。
四是善会直造华亭拜访船子德诚,两人在船上有一番别具一格的精彩机锋往来,船子和尚以桡竿几次将善会击落水中的特殊作略,终于使善会悟彻本来,船子和尚得此法门“金鳞”之后,毅然覆船入水而逝。
船子和尚如此放下一切的洒脱之举和特立独行的传灯方式,真可谓宗门之千古绝唱。而其唯一法嗣善会,敬遵师命遁入深山,在距澧州药山数十里的石门夹山,农禅并重,开出富有特色的夹山境禅风,善会之名非虚也。
夹山与药山二大禅窟,均在湖南常德境内,相距不远,两刹互相呼应,船子欲报先师惟俨深恩之心,终于如愿以偿矣。
丈雪通醉《锦江灯录》之“华亭船子德诚禅师”,基本上录自(宋)普济《五灯会元》之“船子德诚禅师”,仅个别文字有异,如易“食”为“饵”、易“这”为“者”、易“既”为“已”,其义未变。
在普济《五灯会元》之前,关于船子和尚的记载,主要有(南唐)静、筠二禅德《祖堂集》之“华亭和尚”、(宋)道原《景德传灯录》之“华亭船子”及(宋)宗杲《正法眼藏》之“船子和尚”,道原“华亭船子”与宗杲“船子和尚”的基本内容,同普济之“船子德诚禅师”相似,但文字较为简略,道原所记最简,不到二百字:“华亭船子和尚,名德诚,嗣药山。尝于华亭吴江泛一小舟,时谓之船子和尚。师尝谓同参道吾曰:他后有灵利座主指一个来。道吾后激励京口和尚善会参礼师。师问曰:座主住甚寺?会曰:寺即不住。师曰:不似又不似个什么?会曰:目前无相似。师曰:何处学得来?曰:非耳目之所到。师笑曰:一句合头话,万劫系驴橛。垂丝千尺,意在深潭;离钩三寸,速道速道!会拟开口,师便以篙撞在水中。因而大悟。师当下弃舟而逝,莫知所终。”船子之最后一着,道原表述为“当下弃舟而逝,莫知所终”,与宗杲、普济的文本及后来其他文本普遍使用的“覆船入水而逝”略有不同,“覆船入水而逝”,情节上更富有戏剧性。
南唐静、筠二禅德《祖堂集》中的“华亭和尚”及若干比较分析
有关船子和尚行迹,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文本,是(南唐)静、筠二禅德《祖堂集》之“华亭和尚”,内容较普济《五灯会元》之“船子德诚禅师”、《锦江禅灯》之“华亭船子德诚禅师”更为详细丰富,且某些情节略有不同。
德诚、道吾、云岩三人在恩师惟俨去世后,离开药山前商议去向的细节此文更为具体,先是商定隐于澧源深邃绝人烟处避世养道,次晨即出发;然在中夜时分,道吾考虑到如此避世虽利于养道过生,却会埋没石头一宗,故具三衣郑重向二位师兄提出这一问题,德诚尊重师弟的志向,表示三人可随缘各自分去,自己将去苏州华亭泛舟游戏,请师弟见有灵利者来华亭接法。由此可知,德诚东行华亭泛舟游戏,也是早有打算的。
这里还提到“三人之中,花亭处长,道吾居末。”有人认为这是指年岁大小,并据此而推断华亭“生年约在大历元年(766)前后”,未必妥当2。其实这是指披剃或受戒时间的先后,因华亭船子的生年虽不详,但道吾生于大历四年(769)、云岩生于建中二年(781)是有明确记载的,显然若是指年龄大小的话,“道吾居末”就说不通。道吾披剃或受戒迟于华亭与云岩,故称“二位师兄”,而华亭之腊居长,故当仁不让称二位为“师弟”。所以,据此很难推定华亭船子的生年是早于还是迟于道吾。
道吾答应为德诚师兄寻一灵利者,一诺千金,时时在心。一日他同从天门山来的新参交谈中心生欢喜,遂连夜出发,悄悄赶去天门山,请主人速开堂升座,听其说法与对答,道吾闻对答而掩耳。京口下堂,遂屈迎道吾来房,问过在何处而掩耳出去?道吾既肯定其说得精彩,甚是其器,又点明其缘不遇高人未得实证,指引其去华亭见德诚长老。这里谈到天门山和京口,且是道吾特地赶往天门山请主人速开堂升座,闻法堂上的对答而掩耳出去,《五灯会元》《锦江禅灯》则未言及天门山,仅曰“道吾后到京口,遇夹山上堂”,闻对答而“不觉失笑”。两相比较,一是地点不同,一说在天门山(天门山当在湖南,文中所言“京口”,似指说法者,而非地名),一说在京口(是地名)。二是机缘有别,一说道吾主动请天门山座主开堂说法,伺机勘验,积极引导;一说则是“道吾后到京口,遇夹山上堂”,似带偶遇性质,而非刻意安排;闻对答后“不觉失笑”与“掩耳出去”的反应,亦似有无意与有意之异;显然,《祖堂集》的记载与描述,更能体现道吾为华亭和尚主动寻访接法者的高风亮节,这样一心兑现当初承诺的深厚法谊也更为感人。
《祖堂集》正文部分未出现善会这一法名,也未出现夹山这一地名,亦无华亭和尚弃船或覆船入水而逝的情节。道吾为德诚所指引的灵利者,编者以“天门”或“京口”称之,却未提及“善会”或“夹山”,仅在正文后附录的三则机缘与偈颂中,提到“夹山”;对德诚只称之为“华亭”(“花亭”),未见“船子”之称号,连附录中也没出现“船子”之号。这似乎表明,“船子”之称号在宋代才出现。
《五灯会元》《锦江禅灯》引录《拨棹歌》中的六首诗歌,《祖堂集》中未见;而《祖堂集》附录花严、择禅师及夹山的三则机缘与偈颂,《五灯会元》《锦江禅灯》却未录。《五灯会元》《锦江禅灯》引录的船子和尚六首歌,依次是共39首《拨棹歌》中的第39首、第2首、第38首、第1首、第5首、第35首,其中第39、38首的文字,与《拨棹歌》影印本1稍有不同,第39首第一句中的“三十年来”,影印本中为“三十余年”,略有差异,而第38首的第一句,影印本是“二十年来江上游”,《五灯会元》《锦江禅灯》中变成“三十年来海上游”,出入较大,一是时间相差十年,二是江与海的不同,江较合理,船子驾船驶入吴淞江的可能很大,甚至驶入长江或钱江也有可能,但一叶小舟入海的可能性不大。船子和尚在江浙(或曰吴越)结合部的水网地带泛舟度日行化前后达三十余年,直到钓到“金鳞”善会后才覆船寂灭,实是唐代禅僧中一位特立独行的奇僧。
上引诸种资料,均未给出德诚禅师籍贯与生卒年的明确信息。但其籍贯还是有蛛丝马迹可寻的。《锦江禅灯》收录德诚,其是川僧无疑,但籍贯具体在川地何处?亦未明确。倘若放宽视野,还是可以发现一些相关线索。诸如,宋代川僧北磵居简(通泉县人,1164—1246)在《西亭兰若记》中曰“诚禅师号船子,蜀东武信人。”武信,即今四川遂宁,通泉县旧址如今也在遂宁境内。川僧痴绝道冲(长江县人,1169—1250)有赞船子的诗偈,首句即是“与师同为遂宁人”。因此,后来的相关文献,皆视德诚禅师为遂宁人,如元代的《释氏稽古略》、明代的《蜀中广记》、清修《四川通志》与《遂宁县志》、民国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等,无不如是说,现在遂宁更将船子德诚禅师作为地方先贤古德,高度重视,发掘彰扬这一宝贵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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