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逆转1919:希特勒反犹背后的欧洲史>>~从历史而非意识形态的角度
如果任何将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与历史中或者现代的一些现象作比较的尝试都被视做试图理解那个政权及其所犯下的罪行的话,那么历史学家只能保持沉默了。——弗朗索瓦·傅雷,1998引言:从历史而非意识形态的角度德国哲学家彼得·斯劳特戴克说,国家社会主义党对犹太人进行的大屠杀和斯大林的“清洗运动”并列为19世纪的不仁行为。对幸存者以及他们的后代而言,那是一个巨大的伤害。
而德国人民也同样受到了伤害,因为那是一场假借他们的名义进行的屠杀。
德国纳粹令人难以置信地如同流水线作业般消灭了数百万人,奥斯维辛也从此成了恐怖集中营的代名词。
因此,这么多年来任何试图解释那段历史的尝试都会受到批判和阻止,到头来都不得不以失败告终。
《希特勒传》的作者约阿希姆·C·费斯特将这种行为称为“邪恶的排挤”,因为如此这般就将希特勒排除在了历史之外。
人们将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抛诸脑后,即针对每个历史时期提出问题,在此基础上实现对那段历史的深层理解。
其中,论述的客观性是必须遵守的。
禁忌、国民教育、仪式化只会将历史变成神话和传说,是历史研究的错误方向。
“只有一个客观纯粹的、超越道德评价的历史记录才是衡量评价国家社会主义所犯罪行的基础。
”埃克哈德·耶瑟、乌维·巴克斯和莱纳·齐特曼在他们合著的《过往的阴影》中如是写道。
他们要求将国家社会主义“历史化”,如同马丁·布洛查特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所提出的那样。
这个来自慕尼黑的历史学家曾警告不能将国家社会主义及其罪行只是定义为“异常”,看做“德国当代史上的孤立现象”而是应该像对待其他历史时期一样去剖析这段历史。
如果将屠杀犹太人的行为放到德国历史和欧洲历史的大背景中去看,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得更加充分。
然而布洛查特的观点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同。
因为如果谁在今时今日去研究那段大屠杀或者是大屠杀前传的话,就会被扣上冷血无情的帽子。
他的行为还会被人说成是想为德国减轻对其战争罪行所应负的责任甚至是为德国开脱罪责。
但是,这样的观点可能比较符合作家马丁·瓦尔泽的想法。
他因为1998年在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前的讲演而被称为“精神纵火犯”。
2002年,他曾和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在一个于柏林举行的关于二战的讨论中一起讨论“民族、爱国主义和民主文化”这个话题。
他说,一战战胜国主导的、野蛮的《凡尔赛合约》无疑是希特勒上台和奥斯维辛屠犹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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