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谈师友（典藏本）>>~西谛先生（3）

但是时间只是不停地逝去，转瞬过了四年，大学要毕业了。清华大学毕业以后，我回到故乡去，教了一年高中。我学的是西洋文学，教的却是国文，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结合专业”，因此心情并不很愉快。

在这期间，我还同西谛先生通过信。

他当时在上海，主编《文学》。

我寄过一篇散文给他，他立即刊登了。

他还写信给我，说他编了一个什么丛书，要给我出一本散文集，我没有去搞，所以也没有出成。

过了一年，我得到一份奖学金，到很远的一个国家里去住了十年。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这正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

在国内，有外敌入侵，大半个祖国变了颜色。

在国外，正在进行着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在国外，挨饿先不必说，光是每天躲警报，就真够呛。

杜甫的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我的处境是“烽火连十年，家书无从得”。

同西谛先生当然失去了联系。

一直到了1946年的夏天，我才从国外回到上海。

去国十年，漂洋万里，到了那繁华的上海，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我曾在克家的榻榻米上睡过许多夜。

这时候，西谛先生也正在上海。

我同克家和辛笛去看过他几次，他还曾请我们吃过饭。

他的老母亲亲自下厨房做福建菜，我们都非常感动，至今难以忘怀。

当时上海反动势力极为猖獗，郑先生是他们的对立面。

他主编一个争取民主的刊物，推动民主运动。

反动派把他也看做眼中钉，据说是列入了黑名单。

有一次，我同他谈到这个问题。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的面孔一下子红了起来，怒气冲冲，声震屋瓦，流露出极大的义愤与轻蔑。

几十年来他给我的印象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光风霁月，菩萨慈眉。

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还有另一面：疾恶如仇，横眉冷对，疾风迅雷，金刚怒目。

原来我只是认识了西谛先生的一面，对另一面我连想都没有想过。

现在总算比较完整地认识西谛先生了。

有一件事情，我还要在这里提一下。

我在上海时曾告诉郑先生，我已应北京大学之聘，担任梵文讲座。

他听了以后，喜形于色，他认为，在北京大学教梵文简直是理想的职业。

他对梵文文学的重视和喜爱溢于言表。

1948年，他在他主编的《文艺复兴?中国文学专号》的《题辞》中写道：“关于梵文学和中国文学的血脉相通之处，新近的研究呈现了空前的辉煌。

北京大学成立了东方语文学系，季羡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几位都是对梵文学有深刻研究的……在这个‘专号’里，我们邀约了王重民先生、季羡林先生、傅斯年先生、戈宝权先生和其他几位先生们写这个‘专题’。

我们相信，这个工作一定会给国内许多的做研究工作者们以相当的感奋的。

”西谛先生对后学的鼓励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西谛先生就从上海绕道香港到了北京。

我们都熬过了寒冬，迎来了春天，又在这文化古都见了面，分外高兴。

又过了不久，他同我都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后派出去的第一个大型文化代表团，到印度和缅甸去访问。

在国内筹备工作进行了半年多，在国外和旅途中又用了四五个月。

我认识西谛先生已经几十年了，这一次是我们相聚最长的一次，我认识他也更清楚了，他那些优点也表露得更明显了。

我更觉得他像一个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大孩子，胸怀坦荡，耿直率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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