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谈师友（典藏本）>>~西谛先生（1）

西谛先生不幸逝世，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听到飞机失事的消息时，我正在莫斯科。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我是震惊多于哀悼，惋惜胜过忆念，而且还有点惴惴不安。

当我登上飞机回国时，同一架飞机中就放着西谛先生等六人的骨灰盒。

当时我的心情之错综复杂可想而知。

从那以后，在这样漫长的时间内，我不时想到西谛先生。

每一想到，都不禁悲从中来。

到了今天，震惊、惋惜之情已逝，而哀悼之意弥增。

这哀悼，像烈酒，像火焰，燃烧着我的灵魂。

倘若论资排辈的话，西谛先生是我的老师。

30年代初期，我在清华大学读西洋文学系。

但是从小学起，我对中国文学就有浓厚的兴趣。

西谛先生是燕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教授，在清华兼课。

在课堂上，西谛先生是一个渊博的学者，掌握大量的资料，讲起课来，口若悬河泻水，滔滔不绝。

他那透过高度的近视眼镜从讲台上向下看挤满了教室的学生的神态，至今仍宛然如在目前。

当时的教授一般都有一点所谓“教授架子”。

在中国话里，“架子”这个词儿同“面子”一样，是难以捉摸，难以形容描绘的，好像非常虚无缥缈，但它又确实存在。

有极少数教授自命清高，但精神和物质待遇却非常优厚。

在他们心里，在别人眼中，他们好像是高人一等，不食人间烟火，而实则饱餍粱肉，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其中有人确实也是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成了羡慕的对象。

存在决定意识，因此就产生了架子。

这些教授的对立面就是我们学生。

我们的经济情况有好有坏，但是不富裕的占大多数，然而也不至于挨饿。

我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学生。

处境相同，容易引起类似同病相怜的感情；爱好相同，又容易同声相求。

因此，我就有了几个都是爱好文学的伙伴，经常在一起，其中有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等等。

虽然我们所在的系不同，但却常常会面，有时在工字厅大厅中，有时在大礼堂里，有时又在荷花池旁“水木清华”的匾下。

我们当时差不多都才二十岁左右，阅世未深，尚无世故，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

我们经常高谈阔论，臧否天下人物，特别是古今文学家，直抒胸臆，全无顾忌。

幼稚恐怕是难免的，但是没有一点框框，却也有可爱之处。

我们好像是《世说新语》中的人物，任性纵情，毫不矫饰。

我们谈论《红楼梦》，我们谈论《水浒》，我们谈论《儒林外史》，每个人都努力发一些怪论，“语不惊人死不休”。

记得茅盾的《子夜》出版时，我们间曾掀起一场颇为热烈的大辩论，我们辩论的声音在工字厅大厅中回荡。

但事过之后，谁也不再介意。

我们有时候也把自己写的东西，什么诗歌之类，拿给大家看，而且自己夸耀哪句是神来之笔，一点也不脸红。

现在想来，好像是别人干的事，然而确实是自己干的事，这样的率真只在那时候能有，以后只能追忆珍惜了。

在当时的社会上，封建思想弥漫，论资排辈好像是天经地义。

一个青年要想出头，那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没有奥援，不走门子，除了极个别的奇才异能之士外，谁也别想往上爬。

那些少数出身于名门贵阀的子弟，他们丝毫也不担心，毕业后爷老子有的是钱，可以送他出洋镀金，回国后优缺美差在等待着他们。

而绝大多数的青年经常为所谓“饭碗问题”担忧，我们也曾为“毕业即失业”这一句话吓得发抖。

我们的一线希望就寄托在教授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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