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学历的五大师>>~梁漱溟的父教 3

其次是言传身教。梁漱溟对此作了多次阐述：“吾人幼小时，心胸中空空洞洞，势不免于先入为主，况加我之性格脾气既同于先父。于是先父的思想，乃成为我的思想；先父为一实用主义者，我亦随之而成为一实用主义者。

”（梁漱溟：《自述》）“先父虽读儒书，服膺孔孟，实际上其思想和为人却有极像墨家之处。

他相信中国积弱全为念书人专务虚文，与事实隔得太远之所误，因此，平素最看不起做诗词做文章的人，而标出‘务实’二字为讨论任何问题之一贯的主张。

务实之‘实’，自然不免要以‘实用’、‘实利’为其主要涵义。

而专讲实用实利之结果，当然流归到墨家思想。

不论大事小事，这种思想在他一言一行之间到处流露贯彻。

其大大影响到我，是不待言的。

”（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愚生于1893年，即甲午中日战争前一年。

国难于此，既日亟矣，先父忧国之心于此弥切。

寻中国所以积弱不振，父谓是文人之所误。

……反观西人所以致富强者，岂有他哉，亦唯讲实学，办实事而已。

……此种实用主义或实利主义，恒随时见于吾父一言一行之间，而在我绕膝趋庭日夕感染中。

”（梁漱溟：《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梁济的主要言行，就是事功，即做事和爱国。

即便他后来的思想远远超越了他的父亲。

但是，做事与爱国，在梁漱溟一生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

特别是，梁济与彭翼仲为启发民智而不惜毁家办报的高尚人格，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梁漱溟，使他幼稚的心灵“隐然萌露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而鄙视那般世俗谋衣食求利禄底‘自了汉’生活”（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

因此，他从小就有大志，有自己的人生理想，自负要救国救世，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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